台湾地区和加拿大的政治经济交流合作越来越频密，继鸿海宣布在加拿大展开量子研究计划后，多位加拿大参众议员23日举行年度晚会进一步表达支持台湾，期望未来全方面深化与台湾关系。

 23日，“加台国会议员友好协会”在渥太华国会山庄举办年度晚会，驻加拿大代表处代表曾厚仁应邀出席。众议院国贸委员会主席史葛洛（Judy Sgro）、自由党众议员拉穆勒（Kevin Lamoureux）、艾莉亚（Chandra Arya）、蒋振宇（Paul Chiang）；保守党众议员基钦（Robert Kitchen）、巴雷特（Michael Barrett）；魁人政团党众议员伯杰龙（Stephane Bergeron）；参议员麦菲兰（Marilou McPhedran）等政要共20余人与会，场面热络欢欣。

史葛洛表示，台加是基于信任与共同价值的伙伴，双方近年合作热度升高。她同时分享10月与其他4位跨党派众议员一同访问台湾地区的感受，见证台湾地区的发展潜力，充分感受台湾地区人民真挚友谊，也看到加拿大企业在台湾地区的蓬勃发展，期盼“双边关系”在新的一年持续提升，“加台国会友好协会”的规模持续扩大。

曾厚仁感谢史葛洛致力凝聚国会友台力量，即使面对中国“施压”，5位参众议员仍坚持出访台湾地区，彰显对台湾地区的深切情谊。

他并列举近期台加双边重要进展，例如加拿大众议院卫生、交通、外交3委员会接连通过动议支持台湾地区；其他委员会亦举行与台湾议题相关听证；渥太华的印太战略也强调台海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种种进展都显示台湾地区已经在加拿大全球战略占有一席之地。

鸿海研究院与加拿大非营利组织Mitacs日前签署合作备忘录，鸿海布局加拿大，先推动量子研究，接着将设立软件研发中心。应邀观礼的曾厚仁以此案例向加国参众议员强调台加在科技研发和供应链合作的重要性。

他说：“加拿大副总理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力倡‘友岸外包’，当极权国家将国际贸易变为恫吓威胁他国的工具时，台加更应携手相互扶持，为全球民主阵营打造坚韧供应链。”

10月27日，美国国防部首次公布了《国防战略》、《核态势评估报告》和《导弹防御评估报告》三份战略文件的公开版本，此前这三份文件均处于机密状态。

《2022年国防战略》(NDS)明确了美国国防部的战略方向及优先事项，以及实现优先事项的方式。NDS将重点放在维持和加强美国对中国威慑的必要性上，并通过推动与美国扩大盟友间的网络合作范畴，以实现共同目标。NDS指出，除应对中国及其伙伴关系以外，还考虑到俄罗斯方面带来的挑战——特别是考虑到俄乌冲突，以及朝鲜、伊朗和暴力极端组织带来的威胁。另外，NDS还特别关注对安全挑战，如流行病和气候变化。

10月26日，美国在台协会（AIT）、台湾外事部门（MOFA）、海洋委员会（OAC）、日本台湾交流协会（JTEA）和澳大利亚驻台湾办事处共同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基于法治的永续海洋”的CGTF*研讨会。本次会议的重点是与太平洋岛国和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分享海上执法、海洋资源开发、管理和利用以及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和最佳实践经验。会中，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孙晓雅重申，加强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在海上安全和海洋保护方面的合作，对于确保海洋的永续性至关重要。

*“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GCTF）系由美国在台协会、台湾外事部门、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和澳洲驻台办事处共同主持，以作为台湾与世界各地合作伙伴分享专业知识，以解决共同关注之全球问题的一个能力打造平台。

10月5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三世(Lloyd J. Austin III)与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希沙姆丁·侯赛因(Hishammuddin Hussein)举行会谈，双方就地区安全问题展开讨论。两位领导人指出，乌克兰冲突持续、台湾海峡和中国南海争端存在潜在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安全局势日益复杂，双方两国应当继续在印太地区进行密切协作，并倡导东盟在地区安全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基于建立更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双方还讨论了美国和马来西亚进一步结盟的机会。两位领导人列举了美国与马来西亚在国防合作领域的几个重要里程碑，还承诺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新协议的签订。奥斯汀强调，美国时刻准备深化与马来西亚的合作，帮助马来西亚提升信息共享与发展能力，保护其主权和独立。

近日，美国国防部根据《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第1260H条的法定要求，公布了直接或间接在美国经营的中国军方公司的名称。美国防部认为，此举有利于美国对抗中国的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即“借助中国的公司和大学获取专业知识、研发先进技术，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目标。”在未来，美国国防部将持续更新该清单，并保留根据第1260H条以外的授权机构对清单上的实体采取额外行动的权利。

8月30日，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Daniel Kritenbrink）欢迎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阮明武（Nguyen Minh Vu）来到华盛顿参加第九次美国-越南亚太对话（U.S.-Vietnam Asia-Pacific Dialogue）。在反思美越关系的要点时，克里滕布林克和阮明武讨论了与两国在促进整个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方面的共同利益问题。对话中，双方还重申了美国与越南之间持续高层接触的重要性，并期待在2023年庆祝美越南全面伙伴关系10周年。双方同意下一年的亚太对话在越南举行。

8月25日至27日，美国联邦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访问台湾。此访问行程为美国国会议员出访印太地区的一环。期间，布莱克本与蔡英文、吴钊燮、顾立雄进行了会面，布莱克还发表了演说。会晤中，布莱克本与台湾相关人士就美国与台湾之间的重要议题交换意见。

11月14日，美国总统乔·拜登（Joseph R. Biden）与中国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了会晤。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性问题以及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面对中美关系，拜登表示美国将与世界各地的盟友一道，继续同中国展开激烈竞争。但拜登认为这场竞争不应演变成冲突，美国和中国必须负责任地管理竞争，并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面对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拜登首先强调美国和中国必须在国际社会的期望下共同努力应对跨国挑战，例如气候变化、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卫生安全和全球粮食安全。其次，拜登也提出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破坏台海地区稳定及全球繁荣的行为。

另外，拜登还谈及俄乌冲突和朝核问题，指出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希望朝鲜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也强调了美国将捍卫印太盟友的承诺。双方重申了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共识。最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布林肯国务卿将在未来访华，继续推进中美会谈。

11月17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于曼谷会见了越南外交部长裴清山（Bui Thanh Son）。双方强调了美越关系的力量以及两国对继续深化关系的期望，并着重讨论了美国和越南在促进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方面的合作，包括维护南海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印太经济框架。此外，双方还探讨了共同努力加强尊重人权的重要性。最后，布林肯还对2023年美越全面伙伴关系10周年的到来表示期待。

唐·里特（Don Ritte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必须解除俄罗斯的能源武器》（America Must Disarm Russia’ s Energy Weapon）的文章，作者认为美国的气候政策不利于削弱处于俄乌冲突背景中的俄罗斯。

作者认为，能源是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冲突中的主要武器，其能源为其军事武器买单。全球能源稀缺、美国能源停滞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产量限制导致油价大幅上涨，俄罗斯因此从中获利。作者评估了在该背景下美国的气候政策：当俄罗斯通过生产和销售大量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为其在乌克兰的行动提供资金时，拜登政府取消了管道，限制了新的租约以及许可，并利用内政部和环境保护局的过度规定来提高石油和天然气的成本并限制其供应。并利用环境、社会和治理规则（即EGS）来压制对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的投资。

作者认为，这些气候政策使得美国比大流行前的石油产量水平每天低100 万桶。作者指出这样的目的是推进拜登的绿色新政气候议程，但忽略了消费者的成本以及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风险。

作者最后指出，美国拥有扩大生产并在世界各地替代俄罗斯的能源储备和技术能力，但气候政策不利于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支持乌克兰。作者最后发出疑问，呼吁美国调整气候政策，旨在削弱俄罗斯从能源中获得的好处。

10月25日，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太平洋地区已成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加剧权力斗争的战场，并且由于习近平的连任，这种情况似乎将升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连任后，太平洋地区可能会在经济上受益，但其国内民主制度也将面临“危险”。

一位驻中国前外交官杨先生表示，中国的总体战略外交政策倡议将自己确立为一个全球大国，建立起所谓“全球南方”以对抗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地位。中国和美国都试图在太平洋战略上占据上风，杨先生强调了所罗门群岛的例子，所罗门群岛总理马纳西·索加瓦雷试图利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获得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太平洋国家在与中国互动方面也存在风险，因为中国与他们的政治制度不同。中国对太平洋的许多援助计划都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透明。洛伊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表示，习近平上周强调，中国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包括实现祖国统一，这意味中国将再次对太平洋国家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重新考虑其外交关系。

澳大利亚也一直在寻求对抗中国的影响力，澳政府承诺在未来四年内将发展支出增加近14亿美元。这笔资金承诺是在澳大利亚和斐济达成协议以加强防务合作，并就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澳大利亚之间安全条约进行谈判之后做出的。阿德莱德大学国际安全教授乔安妮·沃利斯（Joanne Wallis）表示，增加支出并不是澳大利亚改善与太平洋地区国家关系的“唯一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增加的资金如何使用”。

10月21日报道，澳大利亚政府将在下周出台的预算案中拨款4600万澳元（约2亿人民币）用于在所罗门群岛部署警察。报道声称，这是澳大利亚增加在太平洋地区开支的一环，此举旨在加强其在该地区的地位，以应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报道称，4月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订中所政府间安全合作框架协议，这引起美国和其盟友澳大利亚的担忧，因为这些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将太平洋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21日在一场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宣称：“我们的援助将帮助区域伙伴的经济更具弹性……并为他们提供自身的安保，这样他们就能减少需要求助于他人的情况”。黄英贤在演讲中指责前总理莫里森领导的澳政府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下降，她还声称，“如果没有这些投资，其他人将继续填补空缺”，“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报道称，就在20日，澳大利亚与斐济签署了一项安全协定，此外，澳大利亚还希望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也达成一项安全条约。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竞选期间曾承诺，在四年内将向太平洋地区的资助增加5.25亿澳元。在10月21日，这个数字被提高至9亿澳元，其中包括向所罗门群岛部署澳大利亚警察的4600万澳元。

10月22日，在澳大利亚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签署了一项新的双边安全协议，涵盖国防军事、情报共享和网络安全合作，以应对因中国日益强硬而不断恶化的地区安全环境，这份协议是2007年双边安全协议的升级版，并且基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月与时任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签署的互惠准入协议。根据新协议，两国的国防部队将在澳大利亚北部联合训练。

阿尔巴尼斯对协议的签署表示欢迎，他说：“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宣言向亚太地区发出了我们战略结盟的强烈信号”。岸田表示该协议是对 “日益严峻的战略环境”的回应，他指出这份协议将指明双方未来10年安全和防务合作的方向。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新的协议是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础。

10月10日，《南华早报》官网刊载一篇题为《尽管明显解冻，澳大利亚的核心对华政策仍然强硬》的评论文章，作者是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埃琳娜·科林森（Elena Collinson），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近几个月来，中澳高层官员之间的会晤被视为中澳关系解冻的迹象，双方还重新使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来描述双边关系。还有传言称，在下个月即将举行的G20峰会上，澳大利亚总理与中国国家主席可能会举行会晤，阿尔巴尼斯对此可能性表示欢迎。这种“解冻”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澳大利亚政府重新调整的言论和外交政策，而中国也意识到它自2020年以来采取的措施并没有带来任何实际成果。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在此前的公开发言中概述了她的目标，即让之前被边缘化的外交和贸易部重新回到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最前沿，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也强调，政府致力于改变对中国的态度，放弃挑衅，转向温和和克制。澳大利亚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的演讲和发言不再像以前那样强硬，但是他们并没有克服对中国实力的恐惧，因此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强硬核心还是没有改变。本届政府的真正目的在于强调其对美国同盟的忠诚，履行对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和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承诺。政府还认为澳中关系将在一段时间内出现问题，因此新任政府的政策没有偏离其前任政府的路线。上个月，阿尔巴尼斯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列为其上任后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黄英贤在与中国外长王毅的会晤中指出，澳大利亚政府已经改变，但澳大利亚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的决心没有改变。国际发展和太平洋部长帕特康罗伊证实，阿尔巴尼亚政府对中国的看法与莫里森政府的“基本相同”。马勒斯将中国称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安全焦虑”，并将采购核潜艇描述为国防部的首要任务。在台湾问题上，澳大利亚坚持保持现状。在经济方面，尽管贸易部长唐·法雷尔（Don Farrell）表示，优先考虑重振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但他同样承认，澳大利亚放了太多的鸡蛋在中国的篮子里。

这并不是要否认澳大利亚转变策略的重要性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但这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澳大利亚政治文化中对中国根深蒂固的怀疑。澳大利亚正在重复一个新周期，即谨慎地稳定与中国的关系。早在1980年，澳大利亚政府一份关于中国时任副总理李先念即将访问的内阁会议纪要中提到，澳大利亚欢迎进一步同中国发展“密切合作的双边关系”，但澳大利亚“担心中国的长期意图”和“担心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可能会损害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和我们的战略利益”。这一模式在1980年代末、1990年中期以及2008年都经历了一定的调整，但是总体上一直延续至今。

10月11日，《外交学者》官网刊载一篇题为《印澳关系：评估印度外长的澳大利亚之行》的评论文章，作者是新德里观察员研究基金会安全、策略与技术中心主任拉杰斯瓦里·皮莱·拉贾戈帕兰（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于10月5日至11日前往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进行访问。期间，苏杰生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Richard Marles）举行会晤。

印度和澳大利亚都是“四方安全对话”集团成员，中国的崛起已成为双边关系乃至四方关系的焦点。苏杰生在澳大利亚-印度领导人对话中发表讲话指出，在政治和战略领域，两国在遵循国际法和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黄英贤则表示，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建立与印度的伙伴关系是澳大利亚区域目标的关键部分。在谈到印太地区的新兴战略秩序时，苏杰生表示，两国日益稳固的双边关系使两国能够在区域和全球层面作出更大的贡献，他还提出双边关系的多面性和全面性。

目前双方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期举行各层级和各部门对话。两国日益趋同的战略利益使得两国在多边机制中互相支持。尽管俄罗斯和中国强烈反对，印度在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中对澳大利亚的核潜艇计划给予了支持，这被视作对澳大利亚在印度核供应国集团（NSG）成员资格以及反恐问题上给予支持的回应。近年来，两国军队多次参与双边和多边演习，加强了防务合作。2022年6月，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上任后不久就对印度进行访问，反映出印度在澳大利亚战略中的重要性，中国的武力威胁和贸易制裁措施也使得印度和澳大利亚决心加强合作以应对共同威胁。

印度与澳大利亚及其他“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深化安全伙伴关系的一个棘手问题是俄罗斯，尽管目前为止该问题还未影响“四方安全对话”集团的运作，但是印度国防军火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俄罗斯，其他三个成员国对印度的微妙处境也表示出理解。在印澳外长会晤后举行的联合媒体简报会上，黄英贤表示“四方安全对话”集团运作地非常良好，各国之间的战略信任和一致性是深刻且坚定的，苏杰生也表示四方的利益高度趋同。

10月5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表一份题为《压制真相，散布谎言》的报告，报告称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实施一项战略，试图通过协调信息行动来影响所罗门群岛的公共信息，旨在传播虚假叙述并压制有关主题的信息，并破坏所罗门群岛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伙伴关系。报告称，中国除了通过例行的外交接触来传递相关信息外，还通过广泛的信息渠道来协调努力以影响民众认识，渠道范围包括中国官方声明、中国官方媒体和在当地及社交媒体上发行的出版物，以及通过脸书群组向目标人群宣传特定个人和亲中内容。还有证据表明，中国官员试图通过胁迫当地记者和媒体机构来压制与其叙述不一致的信息。

报告针对上述问题分析出影响因素并提出解决方案：

首先，许多太平洋岛国媒体面临财务困难，难以培养和留住高素质的记者，这些机构容易受到来自该地区中国官员的虚假信息和压力的影响。澳大利亚政府应与包括美国、日本和欧盟在内的所罗门群岛其他外国伙伴进行协调，以增强太平洋岛国媒体的应变能力，并协助招聘、培训和留住高素质的专业记者。

其次，社交媒体公司需要以太平洋国家语言提供有关错误信息的上下文信息，并在来源是受国家控制的实体的消息上注明隶属关系。社交媒体公司应鼓励民间社会组织自主报告与国家的关系并提供证据以帮助公司执行相关政策。

第三，太平洋岛国政府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支持对影响太平洋岛国信息环境的行为者和活动的公共研究，包括外国影响和以气候变化、政治选举等为主题的虚假信息的扩散。各国政府应资助开展有利于在太平洋岛国建立媒体复原力的研究，为媒体专业人员提供信息和有针对性的培训，以提升识别虚假信息和协调信息操作各个方面的能力，与该地区的民间社会团体分享这些信息也有助于提高地区媒体素养。

第四，澳大利亚和美国政府应提供更多资金，以提升本国媒体对太平洋岛国的了解，保障有关太平洋岛国信息的准确性，例如，可以资助记者去到当地长期驻守，这将加深两国国内对该地区的了解，并提高太平洋岛国媒体共享的、来自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内容的质量、相关性和可信度。

第五，随着该地区大国竞争的加剧，太平洋岛国需要支持。建立印度-太平洋混合威胁中心（ Indo-Pacific hybrid threats centre ，简称“HTC”）将帮助地区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了解威胁形势，提升应对在线威胁和打击恶意活动的能力。该中心将采取有关措施以促进互信，包括信息共享、能力建设机制以及与现有机构开展合作，促进区域稳定。

最后，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国家可以通过在该地区提供的援助和支持中更加透明地揭穿中国的一些虚假言论，展示通过长期援助举措为所罗门群岛和其他太平洋岛国带来的合法利益，利用网络评论和在线内容更好地了解太平洋岛国的需求。

在9月26日至30日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上，中国试图通过一项反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的决议，并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递交了立场文件，文件称AUKUS这一做法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NPT）有关规定，还指出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该问题上的违规和渎职行为。

消息人士称，印度驻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对AUKUS集团的倡议持客观态度，承认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评估的合理性。由于印度在这方面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许多成员国关系密切，在印度的影响下，许多小国对中国的提议明确了立场。消息人士还称，中国意识到其决议不会获得多数支持，因此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撤回关于反对AUKUS集团寻求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的决议草案。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尤其是AUKUS集团的合作伙伴，对印度的有影响力的外交深表赞赏。

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于纽约举行期间，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Penny Wong）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一对一的会谈。这是两国外长在今年七月G20外长峰会后的再度会面。

会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黄英贤说双方举行了建设性会谈，内容涵盖贸易、外交和俄乌战争等一系列问题。不过，她也坦诚两国关系的修复“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双方必须采取许多步骤才能建立更稳定的关系。” 她说：“澳大利亚的利益是不变的，政府将继续就我们认为必要的问题发表意见，并继续与中国接触，以便稳定双方持续接触和善意的关系。” 黄英贤外长重申了澳大利亚政府的观点，即继续走稳定关系的道路符合双方利益。“澳大利亚在互利和尊重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与中国建立富有成效和稳定的关系。”她指出澳大利亚将寻求在互惠互利的领域进行合作。“我们仍然愿意与中国进行对话和接触，包括应对共同挑战。”

在谈及台湾问题时，黄英贤外长说澳大利亚的立场是“我们敦促各方克制，敦促缓和局势，我们重申澳大利亚自1972年以来采取的两党立场以及 ‘一个中国’政策，这包括与台湾的经济与民间接触。”

 近期，澳大利亚总理在出席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期间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要改善两国关系，中国需要接受澳大利亚的观点。他说：“澳大利亚必须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但这不意味着不能与中国建立经济关系，所以我希望看到，澳大利亚在可能的情形下与中国合作，但在必要的时候坚定捍卫澳大利亚的价值观，这是中国需要接受的。”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理事会会议近日召开，中国与AUKUS成员国就向澳大利亚供应核动力潜艇的计划发生了冲突。

根据AUKUS的安排，澳大利亚计划收购至少八艘核潜艇，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拉斐尔·格罗西（Rafael Grossi）表示，核潜艇将使用“高浓缩铀”作为燃料，可能达到武器级或接近武器级。迄今为止，除了《核不扩散条约》认可的五个核国家外，没有其他缔约国拥有核潜艇。

中国在发送给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立场文件中表示，AUKUS借着合作与转让核潜艇技术的幌子，向澳大利亚提供武器级浓缩铀，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核扩散行为。澳大利亚对此回应称，澳大利亚不能也不会将其中的核燃料用于制造核武器，因为这些潜艇将配备“焊接动力装置”，其中放置着需要化学处理才能用于制造原子弹的核材料，而澳大利亚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设施。

AUKUS国家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只要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作出必要的安排，《核不扩散条约》允许该海上项目的推进。

中国对此表示反对，因为在AUKUS安排下，核燃料是被转移到澳大利亚，而不是由澳大利亚生产。同时中国还指责，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正在超越其职责范围，该问题应该由国际 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审查。在立场文件中，中国还指责AUKUS“胁迫”国际原子能机构，以粉饰其核扩散的真实行径。格罗西表示，迄今为止，他对AUKUS国家的透明度感到满意。

本周的冲突几乎没有改变国际原子能机构处理潜艇计划的方式，该计划仍在制定中。但中国继续公开表达其立场，甚至冒着损害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关系的风险。

AUKUS周五向理事会发表的一份声明称：“中国质疑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法性和完整性，令人深感担忧。”声明还强调：“AUKUS合作伙伴对IAEA总干事和秘书处执行机构使命和任务的能力充满信心。”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普京称赞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的“平衡”立场，同时表示其理解中国的“问题和担忧”。

澳大利亚自由党国防部发言人安德鲁·哈斯蒂（Andrew Hastie）在华盛顿的一次讲话中，说道：“在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推动下，威权主义势力正在行动。”他还呼吁美国在印太地区表现出领导力。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Richard Marles）表示，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使得澳大利亚面临的战略环境日益复杂。围绕南海地区关于航行自由原则的争论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研究教授保罗·迪布（Paul Dibb）表示，澳大利亚必须关注两国结盟可能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对世界其他地区局势的影响。迪布教授表示，他的主要担忧的是两国之间日益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例如越来越频繁的联合军事演习，俄罗斯也在向中国出口一些高科技武器。中国和俄罗斯在军事领域以及贸易投资领域都在试图推翻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

9月6日至11日，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应邀对澳大利亚进行访问，奥尔塔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呼吁澳大利亚为东帝汶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帮助。奥尔塔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东帝汶将不会允许任何敌对势力或被认为具有潜在敌意的国家建立军事基地。

9月7日，奥尔塔与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签署了《国防合作协议》（DCA），该协议规定了两国将给予对方军事人员在其领土上的对等保护、责任和权利。两国将在该协议框架下加强国防和安全合作，特别是在海洋领域。

有学者表示，该协议签订的背景是中国加剧了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上周，所罗门群岛宣布，暂时禁止所有外国军舰进入所罗门群岛港口，因为该国正在制定军舰入港的新程序，但随后，该国又宣布放宽禁令，允许提供国际援助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舰入港。

据报道，奥尔塔启程访问澳大利亚前表示，东帝汶在战略上比所罗门群岛更重要，位于一条非常重要的战略水道上。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Richard Marles）表示，《国防合作协议》预示着澳大利亚与东帝汶间的密切关系将翻开新的篇章，并期待着澳大利亚与东帝汶之间早日开展联合海上巡逻。

近期，巴布亚新几内亚宣布希望与澳大利亚达成一项安全协议，这一声明反映了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访问太平洋群岛初见成效。

2019年，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了《全面战略和经济伙伴关系》（CSEP），其中包括承诺“制定双边安全条约以进一步促进我们共同的安全利益”。

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以来，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的安全协议有良好的基础。澳大利亚国防军一直是其军队的主要合作伙伴。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是通过澳大利亚的国防合作计划开展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军队的结构和理论深受澳大利亚军队的影响。

巴布亚新几内亚新任外交部长贾斯汀·特卡琴科（Justin Tkatchenko）表示，与澳大利亚的安全条约自2019年已经启动制定，受到所罗门群岛与中国之间安全协议的影响而加快了进程。拟议中的新协议将“填补该地区当前安全局势造成的漏洞”，并补充两国已经达成的地区安全协议。目前讨论还处于早期阶段，预期今年年底前达成协议。

但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和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Richard Marles）对此持谨慎态度。黄英贤确认谈判出于非常早期的阶段，马勒斯则强调该项提议由巴布亚新几内提出并推动而非澳大利亚。

有学者指出，巴布亚新几内亚发布的公告体现了其对所罗门群岛和中国之间安全协议的担忧。巴布亚新几内亚宣布其安全利益与美国、澳大利亚一致，意图通过此举拉拢澳大利亚。

两国高层官员的支持对这项新安全协议的成功至关重要，同时，所罗门群岛与中国之间安全协议的宣布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太平洋岛国正在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中选择立场，巴布亚新几内亚已经发声，毫无疑问会有更多的太平洋岛国效仿。

8月29日，《东亚论坛》刊载了一篇题为《阿尔巴尼亚政府制定新的外交政策方向》的文章，作者是亚太发展、外交与发展对话咨询小组（AP4D）梅丽莎·康利·泰勒（Melissa Conley Tyler）。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在5月大选中，有这样一个说法，投票给工党（现任执政党）就是投票给中国。而为了规避风险，工党一再表示，其对华政策的实质没有改变。工党领导人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现任总理）明确指出，新的执政党将继续维护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外交冷冻期于2022年6月结束，两国国防部长在新加坡举行会晤，接着两国外交部长也在印度尼西亚举行对话。可以看出，新政府在对待与中国关系时更加谨慎，这种变化重新打开了沟通渠道。

另一个更具实质性变化的是澳大利亚的气候政策，新政府的选举承诺中包括了具体的减排目标和措施，选举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澳大利亚就将其修订后的减排目标通知了联合国。气候政策的变化改变了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明显的改变体现在2019年和2022年举行的太平洋岛屿论坛领导人峰会。2019年，澳大利亚因淡化会议联合公报中有关气候问题的措辞遭到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严厉批评。图瓦卢总理埃内莱·索波阿加（Enele Sopoaga）表示，“澳大利亚的‘太平洋升级倡议’没有任何意义……除非我们处理气候变化问题”。2022年的首脑会议上，澳大利亚对“气候紧急情况”采取了更强有力的措辞，并支持瓦努阿图就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害向国际法院寻求法律意见。太平洋地区领导人对澳大利亚新的减排目标表示欢迎，并支持澳大利亚关于共同主办联合国缔约方大会的提议。评论员指出，澳大利亚对论坛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太平洋岛国感受到澳大利亚的立场与他们保持一致。

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另一个关键地区——东南亚，变化更多的是基调而不是实质，外交部长黄英贤在近期的访问中，不再强调东南亚是“大国竞争的舞台”，并致力于回应东南亚的优先事项。她谈到了一种战略平衡，在这种平衡中，“各国不必被迫选择，而是可以做出自己的主权选择，包括他们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她还将澳大利亚和东南亚描绘成构建共同未来的伙伴。这种变化是否会增加澳大利亚对该地区的吸引力，或者是否需要实质上的改变，还有待观察。

在贸易方面，预计澳大利亚现任政府将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政策连续性，如促进澳大利亚国家利益、支持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

这些行动表明，新政府明确关注澳大利亚的周边地区，也对更广泛的全球事务保持积极态势，并利用多边论坛来推进其议程。

除了气候政策之外，新的阿尔巴尼亚政府在基调上的变化多于实质上的变化。但基调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带来实质上的变化。尽管阿尔巴尼亚政府上任仅100天，但他对外交的承诺将成为新政府议程的核心。

9月2日，英文新闻网站《亚洲时报》刊载了一篇题为《美国向澳大利亚的核潜艇开火》的文章，作者是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学者加布里埃尔·洪拉达（Gabriel Honrada）。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在最近的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研讨会（Mitchell Institute for Aerospace Studies seminar）上，美国海军少将斯科特·帕帕诺（Scott Pappano）被问到，AUKUS向澳大利亚供应核潜艇的安排是否会加重美国负担或从美国自己的潜艇建造计划中抽走关键资源。帕帕诺表示：“如果没有充分的投资来增加产能，我们很难在现有的任务上增加额外的潜艇建设工作。”他还强调英国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他的声明与澳大利亚反前[璐1] 国防部长彼得·达顿今年6月发表的言论形成鲜明对比，彼得表示美国可以在2030年之前提供前两艘核潜艇，他相信美国会全力以赴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然而，帕帕诺似乎否定了此种可能性。

帕帕诺提到劳动力问题是一个阻碍因素，他指出，随着许多工人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要找到熟练的造船工人变得越来越困难。兰德公司2017年的一项研究指出了这一问题，该研究还表示，美国核潜艇的老化导致维护周期内的工作量激增，技术工人的工作效率和项目执行效率都有所降低。

此外，美国国会研究局（CRS） 2022年8月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正在努力满足自己的核潜艇需求。根据帕帕诺的说法，美国2025年的潜艇产量预计将是2020年的五倍。此外，美国正在以哥伦比亚级（Columbia-class）潜艇逐步淘汰其他老化的俄亥俄级（Ohio-class）弹道导弹潜艇。小谷哲夫（Tetsuo Kotani）教授在日经新闻报道中说，当前美国核潜艇在2020年代大规模退役，潜艇总数将下降，因为产量可能无法赶上，这将拉开水下作战能力的差距。因此，澳大利亚购买核潜艇的计划可能会使美国自己的核潜艇计划面临风险，而美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以威胁到自身的国防需求。

尽管如此，除了延长现有舰队的服役期限，澳大利亚仍然可以选择更换其长期服役的柯林斯级船舰，高级国防分析师布伦特萨德勒在日经指数报告中指出，澳大利亚增加投资将有助于增强美国为AUKUS供应核潜艇的能力，同时不会危及美国自身的潜艇计划。

迈克尔·科尔（J. Michael Cole）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为自由秩序提供了可怕的替代方案》（China Offers a Terrible Alternative to the Liberal Order）的文章，其中通过对比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坚持称，自由主义能够给21世纪国际社会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

科尔首先回顾了民主主义走到尽头的原因，同时分析中国在“世界南方”影响力逐渐增强的原因。他指出，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英国脱欧再到2020年新冠疫情肺炎的影响，人们认为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并未能处理好突发社会事件，让人逐渐绝望。相反，中国方案让人们看到抗击疫情时中国的“独特模式”。同时，中国通过宣传能够帮助广大民众摆脱贫困，使得“世界南方”国家更加信赖该模式。

然而，科尔认为，中国模式的影响力并非通过内生影响力而扩张，而是采取不断宣传与监督的模式得以发扬。他还提到，中国模式还得益于其借款模式，相较于西方繁琐的流程，中国的借贷更加便利，但是从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IRI）《胁迫、捕获和审查：中共寻求全球影响力的案例研究》（Coercion, Capture, and Censorship: Case Studies on the CCP’s Quest for Global Influence）的文章可以看到，目前中国在宣传威权主义的同时，有一定的失衡效果，一些国家开始轻视中国模式或者对此产生不安情绪。

接着，科尔对比了威权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特点及社会适应性。民主主义坚持问责制、公开透明原则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然而威权主义持悲观态度，侵犯人权、存在腐败现象。威权主义与中国政党制度的结合，只能是构建虚无主义的乌托邦社会，然而，自由主义在民主制度下能够包容人的缺点，引导向善。

同时，科尔还分析了威权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成本效益问题。前者缺乏创造性和可塑性，没有自我反思的能力，一旦走偏重新构建成本高，困难大。后者在走到尽头时能够重新调整，焕发新活力，有反弹的能力，获得重生。因此，选择民主主义更加可行，中国的替代方案不尽如人意。

9月28日发布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offers-terrible-alternative-liberal-order-205054

马克斯·普罗旺特（Max J. Prowant）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绝对不能将沙特阿拉伯让给中国》（America Must Not Lose Saudi Arabia to China）的文章，其中指出，虽然近年来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维持良好的双边往来关系，但是美国不能因此丢掉与沙特的紧密联系，否则将是一场灾难。

普罗旺特首先明确，美国在沙特的外交关系中处于必不可少的地位，这是因为美国的“保障人权”概念需要在中东大地切实落地。接着，他提到，中国与沙特的外交关系进一步发展，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中国与沙特有经济上的贸易往来；其二，就国家安全与地区局势而言，沙特与美国的关系趋于紧张，加上拜登政府称利雅得政府为“贱民”，恶化了沙美之间的关系。

在承认上述变化的同时，普罗旺特还指出，沙特并不会在短期之内与美国彻底断绝关系，这基于美国长期对沙特进行军事武器售卖的事实，不仅在军事上，美国也是其主要留学意向国。

从核武器的援助而言，普罗旺特表示，有消息称，中国对沙特进行核基础设施建设的援助，但是中国并不会因此取代美国成为沙特的最密切联系国，仅仅只是削弱了美国在沙特心目中的地位。当然，普罗旺特也承认，中国和美国在沙特地区有部分一致的利益诉求，譬如共同追求地区稳定、促进红海、波斯湾等重要海域的自由流动等。

从宗教多元化的发展而言，普罗旺特认为美国是第一助推力。《亚伯拉罕协议》（The Abraham Accords）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见证，在美国拜登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开始尝试商业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普罗旺特指出，在排他主义氛围浓厚的沙特，美国需要让沙特“安心”地进行宗教包容改革，他建议，美国政策制定者可以对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进行赞扬，比如在社会、文化、政治领域的变革，譬如对宗教警察（vice police）以及瓦哈比派（Wahhabists）的改革。再者，美国需要采用温和的外交方式缓解与沙特的关系，切不可一味地谴责“人权”问题。

最后，普罗旺特总结，美国仍然可以在军事上售卖杀伤性武器给沙特，从而稳固沙特宗教包容改革的想法。美国切不可将沙特拱手让给中国，否则将会是一场空前的灾难。

9月22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middle-east-watch/america-must-not-lose-saudi-arabia-china-204936

列克星敦研究所(Lexington Institute)的丹古尔(Dan Goure)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需要利用科技巨头与中国相竞争》（The U.S. Needs to Harness Big Tech to Compete With China）的文章，其中指出，美国国会需要对反垄断法的提案三思而后行，因为这有可能会阻碍美国科技巨头，从而不利于美国先进技术的发展。

丹古尔开篇指出，中国真正的威胁来源于科技的力量，美国需要对症下药，通过科技方面的抗衡制约中国。同时，他还认为，从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Th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来看，“中国是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映证了中国威胁论，而中国在军事、外交、经济、政治以及科技方面的全方位发展，会对当今稳定而开放的世界秩序形成威胁。

基于上述论断，美国国防部也将震慑中国定位成目前的主要目标。丹古尔表示，中国的全面升级有可能会改变亚太地区的平衡。在他看来，中国的“2050全面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目标实则就是希望成为2050世界先进技术的领导者。中国的威胁不仅会对军事有所影响，通过科技还能够传输自身的价值观影响西方的政治制度。

丹古尔表示，为应对中国的威胁，美国目前正在谋求推动名为“联合作战云能力”的企业云项目（Joint Warfighting Cloud Computing program），该项目由甲骨文、微软、亚马逊和谷歌四家企业竞标。该项目力求提升美军云系统的安全性、数据灵活性、可拓展性、互操作性、集成性与兼容性。

但是，丹古尔也明确了中国和美国在技术开发上最大的不同点。美国依赖商业技术部门提供手段，譬如苹果、Alphabet、微软、亚马逊以及Facebook五家公司, 在技术、资金、资源以及人才方面都具有天然的优势。他警惕到，如果美国国会执意推进反垄断法，有可能会阻碍这些科技巨头的发展，反而会对中国在美国的企业有益处，因为他们有可能进行侵犯知识产权的相关活动。

最后，丹古尔总结道，正因为这些科技巨头代表的是美国的先进技术水平，它们能够维护美国国内安全和世界稳定，美国国会需要考虑反垄断法会给美国科技巨头带来的伤害和阻碍。否则，将会给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带来极大的威胁。

9月14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techland-when-great-power-competition-meets-digital-world/us-needs-harness-big-tech-comp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