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东亚中心主任贾甘纳特·潘达(Jagannath Panda)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佩洛西访台能否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Did Nancy Pelosi’s Taiwan Trip Close the Thucydides Trap?) 的文章。其中警惕到，在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访台后，印太地区各国需要致力于缓和中美双方关系，防止冲突升级、影响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潘达指出，佩洛西事件仍然处于发酵阶段，中美双方具体表态、举措值得关注。接着，潘达针对此次台海危机提出一连串问题，例如是否台湾会成为此次中美较量的牺牲品；美国当局是否会因为中国的应对措施而自我反省；长期来看印太局势会如何发展等等。

潘达回顾到，自从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积极通过AUKUS（澳英美联盟）联盟和QUAD（英、澳、日、印组成“围堵”中国的四国联盟）四方安全对话对中国采取一系列抵制措施，而中国则通过上海经合组织和金砖五国等组织寻求一席之地。在此次佩洛西访台后，中国及时、针对性地对台湾采取类似经济制裁的反制措施，同时宣布了针对美方恶劣挑衅行为的八项反制措。此外，七国集团外长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发表涉台声明，也遭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极力反驳。潘达认为，这种种的迹象表明，中国的“报复”计划才刚刚开始，这个国家的目的在于“吞噬”亚太地区。

潘达认为，尽管美国不承认“九二共识”，但是这并不妨碍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也不妨碍美国同中国维护台湾的稳定与和平。她谴责到，中国将对共识的否认与威胁台湾和平二者联系起来，实则毫无逻辑。她还扭曲事件，认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和佩洛西可谓新时代“独立女性”的代表，可以对抗中国执政党所体现的“父权制”。

潘达预测到，中国可能会在此次台海危机后变得更加“好战”，原因在于中国领导人趁此机会需要“提升公信力”，同时出于国际利益和领土主权考量。当然，这样的趋势可能会使得新的两级秩序变得非常脆弱，随时爆发战争，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潘达分析了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局势，日本针对中国解放军震慑“台独”事件发表言论；相较之下，韩国态度与之相反，韩国总统尹锡悦则是拒绝会见的态度。

潘达总结，目前中印较为稳定，譬如中印第十六轮军长级会谈近期刚刚达成“四点共识”。但是印度需要准确判断与中国的关系，一旦简单误判可能会引发危机，需要巧妙地与中国进行边境地区的合作。她还呼吁，不论对佩洛西之行的定义如何，当务之急，各国需要缓和中美双方关系，避免印太地区局势升级。

“布鲁金斯学会”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专家，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和蒙古主任何瑞恩（Ryan Hass）在《外交事务》撰文，称美国可以利用中国对于佩洛西窜访的过度反应进一步推进其在台湾地区的战略活动。

在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不合时宜地访问台湾后，中国利用这次危机进行了包括军事演习，发射弹道导弹，派遣战斗机和海军军舰越过台湾海峡中线在内的一系列活动。此外，中国还发布了关于台湾问题的第三份白皮书。

对此，作者认为，历史的经验表明，缓解台湾地区局势的时机尚未成熟。对于中国来说，佩洛西窜访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对于台湾问题进行干预的机会。而美国目前则迫切需要阻止中国改变台湾问题的现状。回顾中美外交的历史，中美外交需要国家领导人级别的直接外交以确保两国充分了解双方的担忧和要求。因此，中国领导人在其关切得到合理回应之前是不会采取措施化解紧张局势。

尽管如此，美国可以利用中国的强硬态度，中国对于佩洛西窜访的过度反应反而使美国更容易在台湾地区开展行动。比如，中国的军事行动为美国鼓励台湾两党合作加强台湾地区国防的财政和公共支持提供了机会。

此外，作者指出，中国对台湾问题的军事应对也为美国深化与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合作创造了动力。中国的军事应对为美国如何加强军事威慑提供了指导：美国和其盟友应共同努力，扩大军事准入、规划和应急准备措施，从而达到以提醒中国其自身弱点以促使中国领导人考虑过度军事行动的风险的目的。如果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做得更多，说得更少，他们将对中国的军事战略产生更大的影响。

最后，作者总结道，美国政府还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向中国政府解释美国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虽然这样做并不能让中方满意，但它能表明美国并没有完全转向支持台湾。此外，美国官员还应该强调，美国支持台湾的程度将受到中国对台湾军事压力的影响。如果中国真的想推进其和平统一的目标，它需要得到台湾的2300万人民的认同。美国官员应该向中国官员强调，军事恐吓只会促使台湾公众支持与和平统一背道而驰的领导人和政策。

弗吉尼亚大学政治系国际关系教授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发表文章指出，如果华盛顿和北京的领导人能够提高彼此对贸易和未来行为的期望，那么东亚未来几十年的和平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作者指出，贸易可能对战争起诱导而非威慑作用，并且使用军事力量甚至敌对性对抗并不总是与经济关系破裂相关。正如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经济实力是长期军事实力的基础，国际贸易对于建立经济实力基础至关重要。贸易可以产生两个主要影响。首先，通过提供廉价原材料和有利可图的市场，贸易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从而增强其资助常备军的能力。其次，对于一个依赖进口资源和出口贸易的大国而言，贸易使其更容易受到贸易制裁和禁运的影响。这种脆弱性可能促使国家领导人建立海军以保护贸易路线，甚至发动战争以确保获得重要商品和市场。然而，如果对未来贸易的预期下降并且领导人开始相信其他国家的贸易限制将开始减少他们获得关键资源和市场的机会，那么他们将预计长期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会下降。他们可能会开始相信，为了保护贸易路线、确保原材料供应和市场准入，需要采取更加果断和进取的政策。今天，中国领导人明白他们面临着类似的困境——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新兴国家的领导人也面临同样的困境。他们知道他们的外交政策需要足够温和，以维持支持贸易关系继续下去的基本信任。但他们也需要投入足够的军事力量来阻止其他国家切断这种贸易关系。商业如何影响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在过去一年中对某些事态发展特别是台湾问题上态度如此尖锐。

作者认为，消除中国在半导体问题上的疑虑可以降低中美战争的可能性。中国经济是由制成品出口驱动的，中国极度依赖原材料进口来维持经济发展——包括来自中东和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提供了世界上很大比例的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和 5G 通信系统。如果中国面临目前俄罗斯面临的全面制裁，其经济将被彻底摧毁。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否能在贸易上赶超美国取决于其是否能继续获得台湾的芯片，如果中国官员怀疑美国可能会采取措施切断中国获得台湾芯片的渠道，他们可能会确定有必要夺取台湾。因此，美国的政策直接影响了北京对未来商业环境的看法。通过向北京保证中国能够从台湾获得半导体，拜登政府可以缓和北京对未来贸易的担忧，并降低危机和战争的可能性。

最后，作者指出，当大国寻求利用经济相互依存来帮助维持和平时，它们面临着发展贸易使他国实力赶超自身和维护和平之间艰难的平衡。因此，更好的方法是推动中国等新兴大国通过终止汇率操纵、补贴和非法盗用外国技术等做法来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同时向这些国家保证，如果它们在外交政策中采取温和行动，他们将继续享受经济增长和国内稳定所需的资源和市场。大国领导人必须努力建立贸易关系使国家能够实现绝对增长，同时确保任何一方都不担心未来相对经济实力会大幅下降，从而使其容易受到外部威胁或内乱的影响。鉴于当前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再加上习近平与普京的持续结盟，建立这样的贸易关系可能会很困难。但随着大国外交回归平稳，华盛顿可以努力提醒中国，它需要美国和西方伙伴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华盛顿不会利用中国的依赖来破坏这些目标。拜登有能力向习近平保证，美国方面已经吸取了 1941 年的教训——摧毁一个国家对未来贸易的期望可能导致战争。

马修·加拉赫（Matthew Gallagher）在国家利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在“台湾之战”前应三思而后行》（America Should Think Twice Before Fighting a War Over Taiwan）的文章，其中指出，中国“征服”台湾并非能使中国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霸主，美国切忌不可过分夸张台湾的地理意义，但可以实施海上咽喉计划封锁中国经济。在频繁对中国污名化之后，他还建议美国应该从软实力赢得台湾甚至世界其他国家的信任。

加拉赫表示，如果将中国比作酒瓶，而台湾比作软木塞，不应过分夸大守卫台湾的重要性，而应审时度势，反思台湾被“侵占”后的地缘策略。而在他看来，美国本不应把台湾视为最后一道防线，虽然中国能够占领“第一岛链”，但是其他岛链的解锁还需和其他国家的配合，因此，中国欲“占领”台湾之举并未能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为应对中国的逐步扩张，加拉赫建议采取海上“咽喉”政策，封锁中国海上路线，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对外经济交流的能力，被迫只能进行国内贸易。

加拉赫预测中国在“吞并”台湾之后将迅速进行安定计划，原因有以下四点。

其一，中国目前的区域军事中心在于控制台湾，抵制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势力，但它的“专制”限制了中国结交盟友，建立海外基地的潜力；

其二，中国“侵略”台湾的做法不同于美国在印太地区与其他盟友的交流，这也能够让中国深刻理解美国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化信誉”（differentiated credibility）；

其三，随着中国“征服”台湾的事件发酵，中国对邻国的和平崛起保证也会大打折扣，反而激起这些国家建立起遏制中国的计划，这与中国的目标背道而驰；

其四，中国国内面临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经济衰退等结构性问题，因此征服台湾是打开日本和马六甲海峡海上咽喉的第一步。

加拉赫建议美国应更多发挥其软实力影响盟友，减少军事势力的展示，避免同中国一样陷入他人“阴谋多端”的评价。他表示，中国征服“台湾”更多的不是为了台湾人民的福祉，而是重视该区域的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但中国“征服”台湾之举只有在美国的干预下才能愈演愈热。

最后，加拉赫过于乐观地做出假设，美国或许可以利用其地理优势接受台湾的移民，延续台湾文化，不仅能够避免亚太地区爆发战争，同时从自身利益出发有利于软实力的发展。 

保罗.希尔（Paul Hee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中美合作仍然扑朔迷离？》（Wh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mains Elusive）的文章，其中针对“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中美国防部长双方的态度进行了简要评述，他表示，中美双方合作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仍有机会可以进一步磋商。

希尔认为，在此次的“香格里拉对话”当中，再次沿袭了中美之前的对话传统，将其定性为“聋子般”对话，互相指责，没有任何成效。美国奥斯汀国防长(Lloyd Austin)强调双方积极交流与沟通，但在涉华言论中，又频频挑战中国的底线，抹黑中国的虚假信息。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则敦促美国切忌挑战中国红线，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否定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动。

希尔表示，美国声张的“伙伴关系的力量”(the power of partnership)和“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并不真实，因为包括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希望美国不要和中国对抗到底，双方可以在印太地区追求一致的目标，共寻合作与竞争的关系。然而，美国并不采纳盟友和伙伴的关系，遵循零和博弈思维，打着“自由”和“开放”的旗号，“多边主义”的幌子排挤中国，并希望实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意识形态软着陆。

最后，希尔提出，中美双方诉求有相似之处，尽管从国际法的角度出发双方的解释各不相同，但是只要双方能够进行深度沟通与磋商，减少针锋相对，将会给双边合作带来重大的进展。

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吾之敌人的敌人》（Enemies of My Enemy）的文章，其中回顾了过去和现在的国际秩序，揭露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并渲染中国威胁论。

贝克利指出，国际秩序正在土崩瓦解，其修复方法众说纷纭，但共同点都在于通过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进行协商，实现双赢和多赢局面。但他揭露，国家间任何结盟的行为都是自身安全利益的副产品。而目前，由于中国的“好战”情结和追求霸主地位的欲望，中国邻国和其他同盟国家正在加紧贸易与投资，隐形地将中国区别化对待。贝克利预测，这有可能形成一种与中国竞争的国际秩序。

贝克利认为，历史上的国际秩序，都具有排他性，运用社会学家的“内群外群效应”（the in-group/out-group dynamic），哲学家的“萨卢斯特效应”（Sallust’s theorem），以及政治学家的“消极党派效应”（negative partisanship），揭露了唯我独尊，鄙视对手的态度。贝克利还通过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分化的例子来证明排他性。

贝克利强调，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试图推广自由秩序成为国际秩序，迎接全球化时代。尽管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自由秩序将会是国际秩序中的一个例外，因为它的门槛比较低，具有包容性，以至于自由贸易能够促进各国的深度交流，击败重要的对手，正如苏维埃的下场。

然而，自由秩序仍然具有排他性，助长民粹主义、宗教和独裁反对派，这些情绪在冷战后重新复燃。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并非带来了真正的自由，反而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气候变化，政治极端化，经济危机，金融海啸和难民危机等。虽然政治学家提出修复国际秩序的建议，寻找共同的敌人，将国家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下，但目前还缺乏一个共同的敌人。

贝克利笔锋一转，暗指中国有可能成为西方国家“共同的敌人”。他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外交已经从“温和”转向了“战狼式”外交。他还披露，不论是军事科技发展，还是经济运作，中国都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欲望”，“图谋”在亚太乃至世界获得霸主地位，还指控中国是反民主力量，控制民众的日常行为，侵犯隐私权和言论自由，对中国进行负面、消极方面的评价。

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吾之敌人的敌人》（Enemies of My Enemy）的文章，本次文章选取了关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部分进行汇编整理。在该部分，贝克利总结了反华秩序背后的根源，他指出，美国及其盟友并未真正从自由经济中获得好处，而中国却持续崛起，“制裁”西方国家，正是中国这样的“作用力”导致美国需要有“反作用力”，即需要通过联盟的方式抵制中国。 

贝克利认为，西方国家推崇的自由秩序与中国的“专制”制度互不兼容，这是直接导致西方国家结盟的原因。其次，冷战时期的世界秩序与现存的世界秩序有所不同。在过去，主要是资本主义至上，自由为后；然而现在，西方国家强调自由为先，资本主义为后。

贝克利指出，美国提出的自由秩序建立在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但这样的行为相当于“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给美国和其盟友增添负担，并抹黑中国，指责中国利用经济开放，大肆从经济、军事、思想政治上打压外国，保护本国产业，这些也是反华情绪助长的导火索。

贝克利还强调了美国拜登政府的态度，拜登在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美是专制与民主的较量，自由秩序无法包容“专制”，美国借此大肆宣传民主联盟，通过军事结盟等方式将中国排挤在外。

国际利益亚洲特约作者克里斯托弗·瓦萨洛（Christopher Vassallo）近日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鹰派经济学可以抵制中国的“胁迫”？》（On the Offensive: Why Hawkish Economics Can Deter Chinese Coercion）的文章，其中阐述了美国如何利用鹰派做法和中国做“金融切割”，用“金融战争”对中国进行“金融恐吓”，实现先发制人战略，同时还肯定了鹰派战略家在当下对美国的政治指导意义。

瓦萨洛首先回顾了中国的威慑性文化，从孙子兵法的“边打边谈”到毛泽东时期的“进攻式威慑”,如朝鲜战争、台湾海峡危机等等。目前而言，中国将这一战略从军事转化到经济领域，他认为，中国目前正在“进攻式脱钩”（offensive decoupling），目的在于构建稳定的能源供给和生产能力，以保证国家安全。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将这一举措定性为“双循环”（dual circulation），即让世界依赖中国，让中国减少对世界的依赖。

瓦萨洛进一步指出，中美经贸协议助推了中国的金融业发展。美国国会披露，中国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施行对外国企业而言会是一种束缚和制裁。

接着，瓦萨洛回顾到，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邀请苏联一起破坏中国核设施却被拒绝，而古巴导弹危机时期肯尼迪利用鹰派好战军事家莱梅传达威胁可信度、制衡苏联，上述的历史经验表明，肯尼迪的鹰派战略家利用先发制人战略帮助美国实现了创造性外交。而目前，美国没办法通过美国专家拉里·萨默斯 (Larry Summers) 提出的“金融恐怖平衡”威胁中国的胁迫，或许鹰派战略家可以为美国提供政治指导性建议。

保罗·希尔（Paul Hee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对华“接触”政策并未失败》（Engagement With China Has Not Failed）的文章，其中针对阿伦•佛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发表的新书《误解了中国》（Get China Wrong）进行了评注，他指出，美国对华“接触”政策虽然尚未成功，但不能直接定性为失败，仍然有机会成为修复中美关系的工具。

希尔认为，佛里德伯格的核心观点在于美国政治学家对于中国威胁程度的评估并未到位。佛里德伯格表示，中国想要在东亚地区建立起主导地位，排斥美国的影响力，但是这一结果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 “野心”。关于中国是否在发展同时排斥美国的问题，伊恩·伊斯顿（Ian Easton）在新书《最后的斗争：中国的全球战略内部》（The Final Struggle：Inside China's Global Strategy）中也进行了探讨，但是希尔指出，二位学者的观点并非完全具有说服力。

希尔提示，“接触”政策确实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但是，佛里德伯格夸大事实，认为美国领导者并未察觉到中国的意图，希尔反驳道，实际上并不是“接触”政策导致中美双方格局的变化，有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自身发展的瓶颈以及美国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

希尔同意佛里德伯格的说法，他指出，“接触”政策并未能达到美国最初希望的结果，中国离政治民主化越来越遥远，同时对美国产生了一定的威胁，美国不得已需要对此进行回应，但是这些举动却被认为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

佛里德伯格还就双方目前相同的四项战略进行了列举，分别是：长期对抗；经济部分“脱钩”；准备军事应对侵略；展开“话语斗争”，挑战对方意识形态。但是他揭露，双方领导人过度自信，风险在于可能忽视对方的决心。

最后，希尔提到，“接触”政策本身是一次赌注，但是还未成功未能定性为“失败”，因此，佛里德伯格的原因分析过于绝对。除了中国政权的原因，中美关系是错综复杂因素混合的结果，“接触”政策仍然有机会成为恢复双方关系的调节器。

玛丽亚·雷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软实力的平衡》（The Balance of Soft Power）的文章，她表示，中美双方通过软实力进行大国竞争，但是在其他国家看来，中美软实力并不互斥、实为包容，当然，中美双方的软实力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雷普尼科娃在开篇提到，自约瑟夫·奈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软实力”概念至今，软实力在美国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而中国发展软实力的时间滞后于美国。总体而言，任何能够提升国家影响力的因素均可定义为软实力，因此软实力很“强硬”。在发展路径上，美国致力于意识形态的输出，中国注重务实主义。在双方看来，软实力竞争是零和博弈，但是其他国家认为是双赢战略。

雷普尼科娃指出，中国在文化输出方面更加注重落实的政策，譬如通过留学基金吸引外国留学生，并提供良好的就业岗位，反之，美国通过名校光环来宣传软实力。她也披露，目前有人批评中国的做法并不是在发展软实力，而是经济诱惑。她反驳，经济发展诚然不是软实力，但是通过经济发展和支持可以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

雷普尼科娃在谈及中国时表示，中国的政党制度、“战狼”外交（“Wolf Warrior” diplomacy）使得中国在西方的影响甚微，然而，中国在全球南方大受好评，这源于中国对广大非洲地区和拉丁美洲地区在就业、基础设施及教育方面的支助。

目前，美国民主自由观念正在侵蚀，家庭生育权的剥夺和种族歧视让人们觉得美国言行不一，但美国政治学家也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强调会导致美国在中美竞争中出于劣势地位；而对于中国而言，软实力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负面声音，比如新冠疫情导致经济放缓、线下交流机会减少，中国疫苗在外国遭受置疑、教学质量有待提升，创作自由值得进一步开放等等。以上皆是雷普尼科娃在采访中收集到的观点。

最后雷普尼科娃总结到，中美双方在软实力的发展是共存模式，其他国家真正感兴趣的是具体国家提供的实质内容。

科罗拉多基督教大学教授莫凯歌（中文名，原名为Gregory J.Moore）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拜登是正确的：美国必须守卫台湾》的文章。其中表示，拜登政府在美国对台“模糊”战略的转变是正确的，有必要向中国传达“美国势必守卫台湾”的态度。

莫凯歌指出，虽然美国表面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但对台向来采取“模糊”战略。同时美国不明确支持台湾独立的想法，也是出于防止台湾独立势力抬头的因素。莫凯歌表示，虽然历史上台湾与中国有历史联系，但是情感联系不足，因此美国才会支持“台湾民族自决”。

莫凯歌称，目前美国对台政策有轻微的转变。拜登政府释放信号，大概意思是，如果台湾遭受“入侵和威胁”，美国将会守卫台湾。这一观点也在美国防长奥斯汀香格里拉对话的发言中得到验证。

莫凯歌总结了美国对台态度愈显明确的原因，分别如下：中国领导人外交政策的强硬态度，使中国对台军事“入侵”成为潜在威胁；中国加大国防支出，增强台湾海、陆、空实力，以实现脱敏“入侵”；中国势必收复“台湾”的决心。

莫凯歌还挑衅中国领导人的权威，认为加紧对台湾的军事策略是为了继续连任，不仅如此，也肆意将俄乌冲突与台湾问题相提并论，表示中国在看到俄罗斯受到制裁的情况后会有所收敛。他表示，美国需要注意中国解放军的士气，以及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可能带来的军事后勤供给的问题。

他还谈到，美国在历史上两次抵制“军事冒险主义”（military adventurism）的失败。一次是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朝鲜战争前的演讲，给人一种战略模棱两可和美国不作为的印象。另一次在伊拉克前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从美国驻伊拉克大使格拉斯皮（April Glaspie）口中试探，坚定美国不会为了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矛盾大动肝火，还会选择支持伊拉克。

为了避免历史的重演，莫凯歌提示，美国需要在台湾问题上明确自己的态度，避免中国理解错误，采取相类似的“军事冒进”措施，虽然美国无意让台湾真正实现独立，但是面对中国，美国对台“模糊政策”已经不适时，需要得到改变。

保罗·希尔（Paul Hee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新的台海危机已经来临》（The Next Taiwan Strait Crisis Has Arrived）的文章。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准备访台之前，希尔针对中美双方的态度和背后的政治较量进行了评述，认为新一轮的台海危机已经来临。

希尔指出，新的台海危机将会造成中美双方关系继续下降，这一危机本该阻止其发生。对于美国而言，佩洛西如果真正“访问”也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美国台湾问题专家谢利·瑞格(shelley rigger)也对此观点持相同态度。

希尔表示，此次危机的结果是中美双方互相指责和警告。他也列举了在此次危机中为佩洛西之举提供合理性解释的言论。比如，美国众议员罗·卡纳 （Ro Khanna）表示中国无权干涉美国政客的行程，实际上美国经常干涉中国的做法。其次，《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什·罗金（Josh Rogin）称，如果中国针对佩洛西“访问”台湾做出“侵略性”举措，则错方在中国而不在美国，他希望中国能够“冷静”思考问题。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John Kirby）则称，美方始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且美方与台湾的非正式交流并非无先例。

希尔分析，目前佩洛西自称使用“军用”飞机进行“官方”访问，因此上述滑稽的言论站不住脚，同时在台独势力猖狂的背景下，美国和中国所认为的“一个中国”政策理解各不相同。

希尔进一步指到，此次危机的原因之一在于中方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明确拒绝。正如李登辉以所谓私人名义窜访美国时，中国明确自身态度，此次危机中国也必须向美国明确其台湾“红线”。

最后，希尔建议，中美双方应该停止互相推诿，互相理解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美国不能推卸此次佩洛西窜访台湾引起的台海危机，中国也不能一味就佩洛西窜访台湾事件作无味地指责。

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东亚中心主任贾甘纳特·潘达(Jagannath Panda)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佩洛西访台能否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Did Nancy Pelosi’s Taiwan Trip Close the Thucydides Trap?) 的文章。其中警惕到，在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访台后，印太地区各国需要致力于缓和中美双方关系，防止冲突升级、影响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潘达指出，佩洛西事件仍然处于发酵阶段，中美双方具体表态、举措值得关注。接着，潘达针对此次台海危机提出一连串问题，例如是否台湾会成为此次中美较量的牺牲品；美国当局是否会因为中国的应对措施而自我反省；长期来看印太局势会如何发展等等。

潘达回顾到，自从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积极通过AUKUS（澳英美联盟）联盟和QUAD（英、澳、日、印组成“围堵”中国的四国联盟）四方安全对话对中国采取一系列抵制措施，而中国则通过上海经合组织和金砖五国等组织寻求一席之地。在此次佩洛西访台后，中国及时、针对性地对台湾采取类似经济制裁的反制措施，同时宣布了针对美方恶劣挑衅行为的八项反制措。此外，七国集团外长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发表涉台声明，也遭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极力反驳。潘达认为，这种种的迹象表明，中国的“报复”计划才刚刚开始，这个国家的目的在于“吞噬”亚太地区。

潘达认为，尽管美国不承认“九二共识”，但是这并不妨碍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也不妨碍美国同中国维护台湾的稳定与和平。她谴责到，中国将对共识的否认与威胁台湾和平二者联系起来，实则毫无逻辑。她还扭曲事件，认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和佩洛西可谓新时代“独立女性”的代表，可以对抗中国执政党所体现的“父权制”。

潘达预测到，中国可能会在此次台海危机后变得更加“好战”，原因在于中国领导人趁此机会需要“提升公信力”，同时出于国际利益和领土主权考量。当然，这样的趋势可能会使得新的两级秩序变得非常脆弱，随时爆发战争，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潘达分析了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局势，日本针对中国解放军震慑“台独”事件发表言论；相较之下，韩国态度与之相反，韩国总统尹锡悦则是拒绝会见的态度。

潘达总结，目前中印较为稳定，譬如中印第十六轮军长级会谈近期刚刚达成“四点共识”。但是印度需要准确判断与中国的关系，一旦简单误判可能会引发危机，需要巧妙地与中国进行边境地区的合作。她还呼吁，不论对佩洛西之行的定义如何，当务之急，各国需要缓和中美双方关系，避免印太地区局势升级。

卡尔·德菲尔德（Carl Delfeld）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是否虚弱到无法击退中国的“丝幕”？》（Is the U.S. Too Weak to Roll Back China’s ‘Silk Curtain’?）的文章，其中指出，中国正在实施“丝幕”（silk curtain）计划，和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铁幕演说中引用的“铁幕”(iron curtain)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也些许区别。

德菲尔德开篇通过“丝幕”这个新名词介绍中美博弈现状。他认为，目前中国希望通过“丝幕”建立欧亚大陆的帝国，并且通过支持俄罗斯使得“铁幕”深入东欧国家。当然，“丝幕”和“铁幕”的不同点在于，其更具灵活性，兼具渗透性。不仅如此，诸如台湾这样的导火索也会使得“丝幕”易燃。

德菲尔德强调，中国今非昔比，国防支出是1997年的20倍。而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目前半导体产业仍然是台湾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支柱。然而，德菲尔德警惕，曾经在台积电和三星有过多年半导体工作经验的梁孟松，如今也在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MIC）担任联合首席执行官。如果台湾失去了半导体领先地位，这对台湾而言是很大的一种打击。因此，德菲尔德指出，台湾需要增加更多国防支出应对中国大陆的遏制。

他分析，中国和俄罗斯试图通过分裂欧洲分散美国的注意力，削弱美国的势力，分别通过经济大国地位和军事大国地位统领亚欧大陆。然而，美国国内面临政治风波，加上外交危机，加剧了美国单极世界地位的不稳定性。他提出建议，修昔底德陷阱提醒美国需要警惕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通过震慑的方式避免新型冷战转化为武装冲突，比如美国可以向台湾加快军售的步伐；在必要时刻支持台湾抵御中国经济制裁；从战略上消除支持中国关键技术的供应链等等。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在即将出版的《外交事务》杂志9/10月百年刊号发表长文“中国陷阱：美国外交政策与零和竞争的危险逻辑”（The China Trap：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erilous Logic of Zero-Sum Competition），指出美国决策者出于恐惧而过度专注于对华战略竞争，已开始消耗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将带来大国冲突危险，还可能破坏美国在世界上领导地位的可持续性。

白洁曦评述，美国政客过度在乎抵制中国战略，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削弱美国国内民主的活力，影响美国的国际影响力，甚至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她分析到，美国政客此种反应的原因在于中国自身的“内政”危机，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新疆问题、香港港独问题以及领导人的任期问题。

白洁曦指出，如果美国继续按此做法，将会继续迷失方向，对于自身发展没有进行良好规划，最后两国之间的博弈遭罪的还是国内的民众。拜登政府也承认此处不足，认为需要加紧发展有替代性的国际方案，但就实际操作而言，更多还是出于抵制中国的目的，进一步加剧地缘政治冲突。

白洁曦分析两国新型冷战的“不可避免”性。虽然中美领导人都声明不希望新型冷战的发生，但是美国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立场的不同，仍然点燃了危机。危机不可避免却是尤为必要的，因为只有在冷战过后，双方才有可能遵守皆可接受的竞争规则。

白洁曦建议，美国切不可被动应对中国发展，应该有前瞻性眼光，致力于自身发展，同时关切人类命运问题，避免将每一步计划都用于与中国比较。当然，对于美国过去抵制中国的努力，也不可直接抛弃。美国可以建立在之前努力的基础上，和中国建立积极的沟通机制。她强调，遵循零和博弈思维只会带来恶行循环，不利于包容世界体系的发展。

8月14至15日，美国联邦参议员艾德·马基（Ed Markey），众议员约翰·加勒曼帝（John Garamendi）、艾伦·鲁文索（Alan Lowenthal）、唐·贝耶（Don Beyer）和阿沐阿·阿玛塔·科尔曼·罗德薇（Aumua Amata Coleman Radewagen）访台。该访问行程为美国国会议员出访印太地区的一环。期间，访问团与蔡英文、吴钊燮，及台湾立法院外交及防务委员会成员进行了会面。会晤中，访问团与台湾相关人士就美国与台湾之间的重要议题交换意见。

2022年8月8日至14日，美国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和韩国海军在夏威夷太平洋导弹靶场（PMRF）附近举行“太平洋龙”多国军事演习，联合进行了导弹预警和弹道导弹追踪演练。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参加者根据三边信息共享协议共享战术数据链信息。继6月11日美韩日三边部长级会议后，此次导弹预警和弹道导弹追踪演习进一步表明，美日韩共同致力于进一步推进三边合作，以应对朝鲜的挑战，保护共同的安全与繁荣，并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8月2日至3日，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外交委员会主席米克斯（Gregory Meeks），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野（Mark Takano），众议员戴尔本（Suzan Delbene）、克里什纳莫迪（Raja Krishnamoorthi）和安迪‧金（Andy Kim）访问台湾。该访问行程为美国国会议员出访印太地区的一环。期间，访问团与蔡英文、赖清德、苏贞昌、顾立雄等人会面，并参观了人权博物馆，与人权人士进行了圆桌讨论。会晤中，访问团与台湾相关人士就美国与台湾之间的重要议题交换意见，包括和平与安全、经济成长与贸易、新冠疫情、气候危机、人权和民主治理。

8月4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金边会见了柬埔寨首相洪森，双方讨论了美国对东盟和柬埔寨轮值主席国年的支持，以及加强双边关系的努力。布林肯对柬埔寨在卫生和卫生安全、执法合作、战俘/失踪人员核实等关键问题，以及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等区域倡议的努力表示赞赏。会晤中，布林肯要求洪森对中国在云壤海军基地的活动保持完全透明，布林肯表示，强调排他性的存在有可能损害柬埔寨的主权、地区安全和东盟团结。

8月3日至5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前往柬埔寨金边，参加东盟-美国部长级会议、第12届东亚峰会外长会和第29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中，布林肯将强调美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和印太展望的支持，并讨论COVID-19、经济合作、气候变化应对、海事问题，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美国期待在11月的美国-东盟峰会上建立美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于南海问题，美国支持南海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与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推动建立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使所有国家根据国际法尊重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权利。

8月3日，七国集团外长及欧盟高级代表就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发表声明。各方在声明中重申：致力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台湾海峡两岸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声明提到，各方对中国近期的行动表示关切，尤其是实弹演习和经济胁迫，这些举措或将导致不必要的（事态）升级。声明表示，没有理由以访问为借口在台湾海峡进行侵略性军事行动，七国集团议员出国访问是完全正常、例行公事的行为，中国所采取的过激反应可能会加剧紧张局势并破坏地区稳定。

声明呼吁，中国不要单方面以武力改变地区现状，应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海峡两岸分歧。七国集团成员各自的一个中国政策（如适用）和对台湾的基本立场并没有改变。

声明重申各方对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共同和坚定的承诺，鼓励各方保持冷静，保持克制，透明行事，并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免误解、误读、误判。

7月19日至20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与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共同主持了“2022年供应链部长级论坛”。会后，美国与17个伙伴经济体就全球供应链合作发布联合声明。

声明表示，各参与方将共同努力应对由于疫情、战争和冲突、极端气候影响以及自然灾害所引发的全球供应链冲击，力争缓解短期的运输、物流和供应链的中断及瓶颈问题，应对导致供应链脆弱并给各消费群体造成连带影响的长期复原力挑战。声明指出，基于国际伙伴关系建设集体的、具有长期复原力的供应链至关重要，各参与方将遵循透明度、多元化、安全和可持续性四项全球供应链原则。

7月4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L. Yellen）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举行线上会晤。谈话中，双方讨论了中美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发展，以及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粮食安全挑战中的全球经济前景。耶伦表示，美国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的部分经济行为等感到担忧，并指出，期待日后与中方进行进一步讨论。

国务卿布林肯将前往印度尼西亚巴厘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议（G20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届时将重申美国致力于同关键经济体合作增进美国的利益并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承诺。这些挑战包括：减轻粮食和能源不安全；抗击气候危机；解决新冠疫情问题并增强全球卫生安全；以及应对对抗俄罗斯继续侵略乌克兰的全球性影响。此外，布林肯将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蕾特诺·马尔苏迪（Retno Marsudi）举行会晤。另外，布林肯还将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讨论中美双边关系以及两国共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

6月21日，国务院部门发言人內德·普莱斯（Ned Price）在部门新闻发布会中就美国对台湾海峡的国际法定位答记者问。普莱斯表示，美国将台湾海峡视为一条国际水道。世界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有着持久的利益，美国认为这种定位对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作业，包括穿越台湾海峡。

6月21-22日，美日举行了双边延伸威慑对话（EDD）。此前，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于2022年5月举行的美日领导人峰会中强调了加强关于延伸威慑的双边讨论的重要性。在EDD期间，美日分享了对地区安全环境的评估，美方根据最近完成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介绍了美国核能力的现状，包括其核三位一体的态势和现代化计划，以及其宣言性政策。双方表示，延伸威慑是美日同盟的核心，并就军备控制、不扩散、常规部队和导弹防御如何有助于综合威慑以及可信和有弹性的延伸威慑进行了深入讨论。

近日，美国国防部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在国防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详细阐述了美国在印太地区基于伙伴关系而建立的战略规划。奥斯汀提及了美国国防部近期举行的两次三方会谈。第一次三方会谈与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Nobuo Kishi）和韩国国防部部长官李钟燮（Lee Jong-sup）举行。会上，三方都对朝鲜快速推进核试验的行为表示强烈担忧，谴责朝鲜的行为是危险的、破坏稳定的，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和国际法。三方还就朝鲜核试验问题发表了共同声明，提及保持三边团结，共同采取措施对于强化地区威慑力、维系地区稳定的重要意义。第二次三方会谈与澳大利亚新任国防部部长理查德·马尔斯（Richard Marles）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三国一致承认，印太地区仍然面临安全和秩序的挑战，尤其是大陆在台湾地区、东海南海地区的一系列行为。作为有着高度战略结盟关系的国家，三方承诺将基于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和共同决心，一起采取行动维护印太地区安全和稳定。

6月13日，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卢森堡会见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本次会议继双方5月18日的电话会议举行，围绕一系列地区和全球的安全问题展开。会上，双方就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坦诚的、实质性和富有成效的讨论。沙利文强调，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对于管理中美竞争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创立了一项两党合作的一揽子计划，意图加强美国在中美竞争中的优势。该计划将在南俄亥俄州、爱达荷州和美国其他州创造数十万个制造业就业机会，降低无数产品的成本，结束美国对进口的依赖。此前，多数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与民主党参议员曼钦（Joe Manchin）针对拜登经济方案接近达成框架协议。麦康奈尔指出，只要民主党人单方面通过该框架协议，他就将阻止旨在一揽子计划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