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众议员布拉德·温斯卓普（Brad Wenstrup）于10月11-13日访问台湾。此访问行程为温斯翠普众议员出访印太地区的一环。访台期间，温斯卓普众议员与蔡英文、吴钊燮，顾立雄，以及经贸谈判办公室会面。透过所有的会面，温斯卓普众议员与台湾相关人士，就美国与台湾之间至关重要的广泛议题交换了意见。

9月29日，国防部新闻办吉姆·加拉莫内（Jim Garamone）表示，有别于中方的指控，美国没有试图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类似北约”的组织，而是努力与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加强联系，构建关系网络。加拉莫内称，美国及其盟友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据此为导向，促进该秩序为印太地区乃至全球服务。国防部官员表示，印太地区没有单一的组织或原则进行管理，国防部长奥斯汀与菲律宾国防领导人等的会晤目的是在该地区盟友间建立一个网络，与更多国家为印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共同努力。

9月29日，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J. Austin）与菲律宾国防部高级副部长兼负责官员何塞·福斯蒂诺（Jose Faustino, Jr）举行会晤。期间，双方就如何加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承诺、强化海上合作、改善互操作性和信息共享进行了讨论。

会晤中，双方同意共同努力，重启南海的海上合作活动。双方承诺，加快执行《加强防务合作协议》（EDCA），完成现有EDCA站点的基础设施强化和维修项目，并探索建立更可信的共同防御态势的新地点。奥斯汀表示，美国支持菲律宾的自卫要求和军事现代化，并指出，美国国务院已将向菲律宾额外提供1亿美元外国军事援助的计划正式报告国会。最后，双方重申了对美菲联盟现代化的承诺，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并支持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

9月29日，美国在台协会（AIT）、台湾外事部门（MOFA）、日本台湾交流协会（JTEA）及澳大利亚驻台办事处共同举办2022年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研讨会（GCTF），旨在通过创新的合作机制寻找转型的解决方案(Finding Transformative Solutions through Innovative Partnership Mechanisms)。会议讨论了各主办方通过建立创新伙伴关系支持实现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方法。会中，各主办方分享了其对政府、私营部门及民间社会参与者共同合作减缓气候变化、减轻贫困和实现其他永续性目标的看法。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研讨会（GCTF）系由美国在台协会、台湾外事部门、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和澳大利亚驻台办事处共同主持，以作为台湾与世界各地合作伙伴分享专业知识，以解决共同关注之全球问题的一个能力打造平台。

8月14日至18日，美国印太司令部第33届军事行动和法律会议(MILOPS 22)于泰国曼谷举行。会议汇集了来自印太及其他地区的20多个伙伴国家的高级军事领导人、政府官员、法律顾问和学者，与会者围绕印太地区有关国际法、军事合作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问题展开讨论。会议中，美军印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John Aquilino）强调了印太地区对维系全球稳定繁荣的重要性，指出捍卫基于国际规则的国际秩序对于维护所有人的利益有着绝对的必要性。阿奎利诺司令认为，盟友间对彼此的承诺、对促进印太地区法治的承诺十分重要，因此与会各国对国际法形成共识是有必要的。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Daniel Kritenbrink）将于8月22日至27日访问蒙古乌兰巴托和韩国首尔。在乌兰巴托，克里滕布林克计划参与美国和蒙古的年度双边磋商，讨论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和持续合作的方式。美国对于成为蒙古的战略伙伴和“第三个邻国”而感到自豪，将继续支持蒙古巩固主权与民主制度，实现经济多样化；在首尔，克里滕布林克将与韩国政府官员举行会谈，讨论如何加强美韩联盟以及美国、韩国和日本三方合作，以应对地区和全球问题。

7月19日，传统基金会发布题为《中国成为席卷南美的“马克思主义飓风”的主要受益者》的文章。文章提到，上月，哥伦比亚选举左翼候选人古斯塔沃·佩特罗（Gustavo Petro）为新总统，他将于8月7日上任。佩特罗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曾是M-19游击组织的一员。文章认为，哥伦比亚一直是美国坚定的盟友和朋友，新总统当选对哥伦比亚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自由造成毁灭性的挫折，真正的受益者是中国，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大。

在最新一期“Heritage Explains”播客中，迈克·冈萨雷斯（Mike Gonzalez）讨论了席卷南美洲的“马克思主义飓风”如何影响智利、阿根廷、洪都拉斯、秘鲁和哥伦比亚，并认为厄瓜多尔和巴西可能会随之跟上。

文章提到，中国一直向哥伦比亚和其他南美国家提供财政援助，包括中标波哥大地铁建设项目。通过这些项目，中国在全球基础设施项目上投资了数十亿美元。这些项目提高了中国的影响力，为中国提供更多进入南美洲国家港口和获取自然资源的机会，并有助于塑造北京的全球形象。此外，中国与拉丁美洲地区的贸易关系继续加强。

文章指出，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在美国自己的“后院”造成军事威胁。根据最近的一份报告，委内瑞拉将于8月接待中国、伊朗和俄罗斯，开展一项名为“狙击前沿（Sniper Frontier）”的联合军事行动，目标是在拉丁美洲部署前沿军事资产。这将是这些大国首次在西半球开展军事行动。迈克·冈萨雷斯担心这些演习离美国很近，同时他更担心拜登政府反应不力，以及拜登政府是否有计划应对日益增长的“马克思主义威胁”。冈萨雷斯认为拜登不太可能采取任何行动。

文章最后指出，美国领导人应当找到勇气和力量，制定真正的计划来应对这一威胁。

8月4日，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题为《中国大陆因佩洛西访台而惩罚台湾，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的文章。文章指出，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成为二十五年来第一位访问台湾的发言人。佩洛西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解释了她此行的目的，认为“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因为中共继续威胁台湾和民主”。

中国大陆已经宣布实施一系列对台湾的惩罚措施，包括暂停从台湾进口柑橘类水果和鱼类、暂停对台湾出口天然砂。推测中国大陆还发起了网络攻击，暂时性摧毁了台湾的政府网站。到目前为止，最严重的措施是8月4日开始的重大军事演习，这些演习包围了台湾，有迹象表明导弹已经飞越台湾岛。部分演习区域与台湾领海重叠，在台湾主要港口附近举行，影响商业航运。这些演习远远超过1995-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的演习规模。中国大陆还派出27架军用飞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其中一些越过了中线，这是台湾海峡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双方军队都应该避免越过，以避免事故和误判。然而，这些步骤可能只是中国大陆应对措施的开始。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预计中国大陆将继续加大对台湾的压力。

在台湾为佩洛西的访问付出代价之际，美国将不得不努力减轻这种痛苦。美国可以与盟国一起购买目前在中国大陆被禁止的台湾商品，并与台湾合作，加强台湾与其“外交伙伴”的关系。在与蔡英文共同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洛西提到了一项贸易协定，她认为该协议将帮助台湾实现经济多元化。随着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增加，美国应加快提供鱼叉导弹、毒刺导弹和标枪导弹等关键武器，国会应以外国军事融资计划的形式向台湾提供安全援助。国会还应该举行听证会，讨论中国大陆哪些行动会触发《与台湾关系法》。

现在说我们已经进入第四次台海危机还为时过早，但这就是我们将面临的。与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不同，第四次危机的风险更大，因为中国大陆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更强大，对风险的容忍度更高，并且美中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美国需要采取巧妙的外交手段才能避免这样的结果。

8月10日，传统基金会发布题为《欧洲必须摆脱“16+1”模式的困境》的文章。文章提到，2012年，中国启动了“16+1合作”，在东欧和中欧16个国家扩大其商业和投资。中国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各方“合作共赢、发展共赢”的载体，优先投资基础设施、先进技术和绿色技术。文章认为，十年后，“双赢”的期望尚未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帮助中国积累了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但欧洲却收获甚微。现在欧洲应抛弃“16+1”合作，转向诸如三海倡议（Three Seas Initiative，3SI）之类的合作舞台，把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联系在一起，并促进私人投资转向能够产生持续回报的区域项目。

文章指出，6月有报道称捷克共和国正在考虑退出“16+1”合作，议会对此表示强烈支持。捷克共和国在今年剩余时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文章认为，捷克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退出“16+1”合作将向欧盟其他国家发出重要信号，“鼓励”更多国家退出。文章认为，欧洲国家不应继续“玩‘16+1’游戏”，而应接受三海倡议，这一倡议旨在促进亚得里亚海、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12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基础设施、能源和政治合作，加强跨大西洋商业、能源和地缘政治联系，鼓励商业基础上的私人投资流入。

文章指出，尽管拜登政府默示支持三海倡议，但仍拒绝提供它原本承诺的初始投资。如此缓慢的步伐是错误的。三海倡议不仅可以加强跨大西洋关系并促进区域发展，还可以遏制中国和俄罗斯扩大它们在欧洲的影响力。如果一些中欧和东欧国家无法吸引美元和欧元投资，它们将转向替代的投资来源，三海倡议可以为它们提供选择。

8月18日，威尔逊中心转载题为《尹锡悦在外交政策上的强势开端》的文章。文章提到，韩国总统尹锡悦上任已满100天，取得了一系列外交政策成就，这些成就强化了美韩同盟，提升了韩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是他在竞选期间的两个主要承诺。与韩国前任政府不同，尹锡悦政府表示，韩国与中国的关系需要以彼此间更多的尊重为基础，政府还承诺会拉近与美国的关系。

5 月 21 日，尹锡悦在首尔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会议宣布，韩国将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韩国还同意参加初步谈判，与美国、日本和台湾建立一个名为“Chip 4”的联盟，以确保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尹锡悦正将美韩联盟扩大到安全领域之外，进入经济领域。他寻求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数据计算、5G和航空航天等问题上扩大合作，这一“技术联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减少韩国对中国的依赖。6月，尹锡悦成为第一位出席北约峰会的韩国总统。北约领导人将俄罗斯称为“直接威胁”，将中国称为“系统性挑战”。尽管尹锡悦没有签署北约声明，但他的出席表明韩国正与西方结盟。

北约峰会期间，尹锡悦还与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会晤，以改善近年来一直处于低谷的日韩关系。北约峰会后，两国外长多次会晤。

虽然不知道韩国在对抗中国方面能走多远，毕竟中国仍然是韩国主要贸易伙伴，但尹锡悦已经表明，他不会遵守其前任的“三不”政策：不额外部署萨德（THAAD）系统、不参与美国导弹防御网络、不与美日建立三边军事联盟。尹锡悦认为萨德系统是一种自卫手段，对韩国安全至关重要，并且与中国“不可谈判”。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和朝鲜阻止美韩恢复两国间全面军事演习，尹锡悦并没有理会。近些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乙支自由之盾（Ulchi Freedom Shield）”将于 8 月 22 日在首尔及其周边地区开始。

文章认为，迄今为止，尹锡悦在外交事务上的一个失误是他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首尔期间冷落了她。即使尹锡悦无意冷落佩洛西，这仍是个错误的安排，他冒着惹恼美国政界最有权势人物之一的风险，让外界觉得，他在承诺对中国更加强硬之后又弯了腰，不打算冒犯中国。

抛开佩洛西事件不谈，尹锡悦正朝着加强韩国在印太地区的作用、深化韩美日三边关系的方向迈出步伐。尹锡悦执政的这100天可能在国内战线上经历了动荡，但他的外交政策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9月7日，传统基金会发布题为《国会准备强化对台政策》的文章。文章指出，长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观察者们都一直将外交视为行政部门的责任，国会对外交事务只表现出偶尔的兴趣，而且不怎么具有建设性。幸运的是，这种情况似乎正在改变，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访问”台湾就是其例。文章认为，这次“访问”是一次非常有力的“访问”。一是因为它在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两岸关系最紧张的时期表现出对台湾的支持。可能成为下任众议院议长的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表示，他也将前往台湾。二是因为它显示了美国的决心。拜登总统对佩洛西的“访问”并不满意，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克制着美国的对华政策。但国会不管这些，佩洛西无视政府要求，没有取消参议员埃德·马基（Ed Markey）和玛莎·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的后续“访问”，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除了具有象征意义之外，这些“访问”对于国会履行外交政策职责至关重要。控制官方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只有总统才拥有外交政策的专属控制权，外交政策职责应当共享。如今，国会进入了紧张的立法时期，在外交方面，国会不仅仅只发挥监督作用了。9月14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将对“台湾政策法案”（Taiwan Policy Act）进行审议，这是对台湾政策早就应该进行的“全面改革”。

文章认为，国会，尤其是参议院，应该成为就美国未来（包括外交政策）进行大规模辩论的场所。在“与台湾关系法”通过40多年后，国会需要证明自己有能力进行真正而重大的改革，以遏制中国。

9月14日，兰德公司发布题为《印度尼西亚寻求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安全支持》的文章。文章指出，自从1955年万隆会议举办以来，印度尼西亚一直因其在外交政策中严格遵守不结盟政策而闻名。11月，印度尼西亚将在20国集团会议上接待全球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然而，文章认为，印度尼西亚的不结盟政策在它自己的周边地区——印太地区内破裂。对于美中新的大国竞争，印度尼西亚并没有置若罔闻，而是悄悄地、坚定地支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近年来，由于中国和印尼在纳土纳群岛地区的争端，两国之间的双边外交和安全对话基本上陷入僵局。不过，两国经济关系依然牢固，但也只是“生意关系”。

相比之下，印尼与美国的关系更加多元化，两国一致认为有必要共同对抗中国。例如，上个月，两国联合参加了“加鲁达盾牌(Garuda Shield)”年度军事演习。其中一次海军演习是在包括纳土纳群岛在内的廖内群岛举行的，这显然是对中国发出的威慑信号。中国没有与印度尼西亚举行过类似的军事演习。尽管印尼可能不会经常用语言表达，但它与美国的目标相同，即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不容“胁迫”。

然而，也有人认为，美国与印尼接触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缺乏真正的经济战略，而这实际上是中国与印尼外交的最前沿。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印度尼西亚重视美国，因为它有助于威慑中国。如果美国能够弄清楚自己对于同印尼发展经济关系的态度，那么美国或许能够提供一个可行的替代接触渠道。

印尼与中国的关系纯粹是交易性的，因此停滞不前。但中国对印尼的影响不应被最小化。美国必须大力争夺印尼的青睐。

9月16日，威尔逊中心转载题为《被迫向东看？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北极治理的未来》的文章。文章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成为21世纪历史的转折点，其影响远远超出乌克兰边界。事实上，这场冲突已经影响到了北极合作。鉴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其余七个北极国家（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和美国）已将俄罗斯排除在北极理事会的活动之外。

亚洲国家在北极治理中的作用一直是一个紧迫的问题，自2013年被北极理事会接纳为观察员国以来，中国、印度、日本、新加坡和韩国都在争夺对北极地区事务更大的影响力。在过去十年中，它们都通过各种投资努力增加了在北极的商业存在。尽管北极国家一直接受资本流入，但事实证明，它们对亚洲国家参与设置议程和形成北极地区行为规则并不那么热情。相反，北极国家更愿意在决策权和特权方面保留高度的排他性，限制非北极国家在理事会中的作用。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北极理事会最初暂停了活动，现在在没有俄罗斯的情况下恢复了活动。随着西方制裁将俄罗斯与全球市场隔离开来，俄罗斯可能会倾向于与非北极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开展更多合作，以实现其区域发展目标。由于这三个国家对该地区丰富的资源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因此更有可能在北极发起联合倡议。

随着西方金融制裁开始生效，大多数西方公司要么离开了俄罗斯市场，要么暂停业务。这为中国和印度公司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充分利用普京关于开发俄罗斯北极地区的议程，更深入地研究北极。与此同时，北极国家寻求北极理事会的替代方案，或在没有俄罗斯的情况下恢复活动，这可能会促使俄罗斯与中印建立替代的区域管理机构。这可能会导致区域治理两极分化，阻碍对区域问题的有效决策，将北极较小的国家——丹麦、芬兰、挪威、冰岛和瑞典——挤出决策过程，并将北极暴露在中印、中美权力竞争面前。

最重要的是，由于俄罗斯在外交事务中越来越关注其亚洲身份，北极治理可能会变得更加亚洲化。俄罗斯一直是亚洲的一部分，但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战略决策更多地受到其欧洲国家认同的影响。由于西方制裁以及俄罗斯与全球经济和西方主导的全球组织脱钩，俄罗斯似乎别无选择，只能在制定外交政策举措时利用其亚洲身份。这可能进一步认可非北极国家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并最终引发美中、美俄竞争对北极的溢出效应。此外，这种话语权上的相互竞争很可能会加大其他七个北极国家（A7）与俄罗斯之间的信任差距，并可能导致北极理事会最终解体。

展望未来，最好的情况是表现出高度的务实精神，在A8全面参与的情况下恢复北极理事会的工作。然而，由于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信任度低，而且可能会加强东欧国家的敏感程度，这可能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鉴于缺乏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重点应该放在最不利的行动方案上。其中一种方案是先发制人：阻止俄罗斯与亚洲联系，孤立俄罗斯，激励亚洲国家与北极理事会的西方成员合作，同时警告它们，如果继续向俄罗斯的北极项目投入资金，将受到严厉制裁。为此，最近举行的第二届印度-北欧峰会讨论了北极合作，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这样做涉及艰难的战略权衡，因为这要求北极国家放弃排他的观念，减少与中印的战略竞争。这一方案提供了一条降低俄罗斯在北极影响力的道路，但它并不能阻止亚洲在北极的影响力上升。

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在今年太平洋诸岛领导人会议上重申了美国对太平洋诸岛的承诺；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将于九月底主持召开太平洋岛国峰会，以促进一个更健强的太平洋地区。

根据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美国将继续扩大与太平洋岛国合作应对其最紧迫挑战的努力，包括经济和环境复原力、水和粮食安全、卫生安全、海域意识以及加强民主体制和善政。作为印太战略的一部分，美国与太平洋诸岛的这种新援助和持续接触包括：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在区域内外建立联系、推动印太地区繁荣、增强印太地区安全、建立区域应对21世纪跨国威胁的复原力。

9月15日，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会见了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副部长）赵贤东，双方讨论了美韩在广泛而紧迫的双边、地区和全球挑战方面的合作。会晤中，双方肯定了美韩同盟和对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共同承诺。双方还讨论了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加强美日韩三边合作，以及国际社会继续努力使俄罗斯对俄乌战争负责。谢尔曼指出，韩国作为应对21世纪重大挑战的伙伴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双方还强调了两国在全球卫生和粮食安全方面的合作，以及扩大与太平洋岛屿合作的方法。

帝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洋战略系主任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发表评论认为，美国政府应当重新审视中国长期以来在外交上采取的“长城战略”。

作者指出，西方政治评论家认为中国实施“长城战略”，并且中国海军同时也将实施“长城战略”。长城是为了阻止对中国北部边境的入侵而修建的，显然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这种比喻暗示了西方政治评论家对于中国外交战略的看法：中国在外交上将满足于防御性的目的和手段。例如，在《长城与空城计》中，罗伯特·罗斯和安德鲁·内森认为，中国采取的“长城战略”来源于"通过包围领土来控制领土 "的观念。罗斯和内森说，中国的军事战略 "是一种持久的防御性抵抗"。《海上长城：中国海军进入21世纪》一书的作者伯纳德·科尔（Bernard Cole）也持相似观点，认为军事上的弱点将迫使中国处于防御状态。中国海军也不得不担心其军舰在中国领海之外的安全问题，中国海军的能力 "近岸防御的扩大化"，无法保卫中国周边地区以外的海上交通线。

对此，作者认为，参考当代中国独特的战略观，西方一直以来对于中国海洋战略中被动性的预测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在一系列政治和军事事务的著作中反映了当代中国独特的战略观。毛泽东蔑视消极防御的概念，认为消极防御是"一种虚假的防御"，而是坚持 "唯一真正的防御是积极防御"。罗斯和内森所设想的 "持久的防御性抵抗"，最多只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中国国家军事战略的核心。这既适用于海上作战，也适用于陆地作战。从毛泽东那里得到启发，中国的战略家们经常谈论 "近海主动防御"，这一战略的前提是要从美国海军手中夺取对 "第一岛链 "内水域的控制权--简单地说，就是与中国海岸线平行的一系列岛屿，从琉球经台湾到菲律宾北部。而且他们打算通过进攻手段来做到这一点。

作者指出，中国外来海上战略的目标可能是海上拒止（sea denial）。一支有意进行海上封锁的海军试图创造条件，阻止或防止对手在某一特定海区内长期活动。海上封锁通常是劣势海军国家采取的一种战略防御姿态。但所涉及的行动和战术往往是以进攻为导向的。这种方法在哲学上与毛泽东是一致的，他的著名文章《论持久战》建议使用进攻手段来实现防御目的。中国军队已经拥有或计划获得执行海防战略所需的能力。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开始了从俄罗斯购买武器的狂潮，同时大力推进自己的本土项目。其结果是：进攻性战斗力的飞跃。今天，中国的战斗序列拥有非常适合海上封锁的平台，包括先进的驱逐舰、潜艇、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海军战斗机/攻击机。如果他们明智地包装这些资产并发展必要的战术熟练度，中国人将获得信心，相信他们有能力至少让任何考虑敌对进入其沿岸水域的外国势力暂停。

作者认为，中国实施海上拒止的理由植根于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的统治取决于安全的海上通道。中国的经济福祉越来越依赖于中东石油和天然气的船运，而美国对公海自由的主张对于海上交通安全有着潜在的威胁。如果有能力自保，哪个大国会把自己的重要利益托付给外国？鉴于中美关系的反复无常，没有哪个头脑清醒的中国政治家会无限期地指望美国的善意。

最后，作者提醒美国重视中国海军实力发展。像罗斯、内森和科尔一样，美国军事官员习惯性地贬低中国的海军实力。对他们来说，美国将继续无限期地统治海洋，这几乎是一种信仰。中国战略思想和能力中令人担忧的趋势应该打消这种近乎狂妄的信心。现在是时候重新思考美国将毫不费力地支配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附近海域的假设了。中国并非注定要在海上保持防守，就像它在毛泽东时代注定要在岸上保持防守一样。如果对中国掉以轻心，美国可能有一天会发现自己被挡在东亚航道之外。

《国家利益》的国家安全记者马克·埃皮斯科波斯(Mark Episkopos)发表评论认为，在整个2020年选举周期中，中国将对特朗普前官员的制裁与对拜登的友好姿态无缝交织在一起，意图促进中美关系和解。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对外话语实践的高潮，但是事实上，中国这些行为在适得其反。

作者指出，在2020年中国正式向拜登发出贺电祝贺拜登当选之后，中国持续向拜登表达善意。“的确，我们有过一段艰难的时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谈到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的中美关系时说，“我认为两国人民在经历了这样的困难之后应该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我注意到美国媒体说这是美国历史上的新一天。我们也祝愿拜登总统在治理国家方面取得成功。拜登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多次强调团结。我想这也是中美关系现在所需的。”但与此同时，在拜登就职典礼的当天，中国外交部推出了对特朗普政府二十八名官员的定向制裁，包括即将离任的国务卿蓬佩奥和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第二天，中国主要的国家新闻机构之一的《环球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赞扬了这位新任总统。环球时报断言，拜登的 “愿景更接近美国的现实”，他比他的前任“更加理性”。它还指出，拜登继承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但仍有希望他将成功实施其政治方案。“拜登总统展示了他的勇气，尽管（团结很困难），但他仍然正视这个问题......如果美国和中国都专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停止相互争斗，两国将在现有基础上向前发展。” 对于拜登的政策，环球时报发出这样的建议。“特朗普的中国政策一直是失败的。这一点从他周三下台时对两国发展状况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中美合作的重启，更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

作者认为，这些最近的事态发展再次证实了关于美中关系长期以来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对美国政治有一个细致入微的把握。在华盛顿出现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之际，中国正在利用特朗普和特朗普时代作为陪衬，不断尝试与拜登政府实现外交重置。通过敦促拜登政府在制定其对华政策时以特朗普的失败为鉴，中国政府希望使中美和解在政治上对新政府来说更容易接受。中国国家支持的媒体不断提到 “保守势力”试图以其 “种族主义言论”和 “民粹主义”毒害中美关系，将拜登的中国政策纳入一个狭隘的党派框架，以越来越微妙的方式吸引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尖锐裂痕。其背后的信息很清楚：如果拜登想有意义地将自己与特朗普和其他“保守势力”区分开来，那么他必须放弃其前任旨在遏制和对抗中国的政策。  

尽管拜登政府缺乏为即将卸任的特朗普政府辩护的动机，但他们还是以直观的语言谴责了中国的反特朗普制裁。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米莉·霍恩（Emily Horne）说：“在就职日实施这些制裁，似乎是在试图利用党派分歧。”她补充说：“拜登总统期待着与两党领导人合作，使美国在竞争中胜过中国。 

作者指出，拜登政府仍然视中国为主要竞争者。拜登的主要国家安全人选并没有回避给中国贴上危险的军事和地缘政治竞争者的标签。退役陆军中将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此前曾因缺乏与中国有关的问题而受到批评，他在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上特别强调了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他说：“我们必须有能力使我们能够在未来对中国构成一个实质性威胁，一个实质性的威慑。”在列举了一些继续军事投资的领域之后他强调，“因此，我相信我们仍然拥有质量上的优势和对中国的竞争优势。我认为这一差距已经大大缩小，我们的目标将是确保我们在未来扩大这一差距。”奥斯汀暗示，来自中国的威胁可能超过俄罗斯的威胁，这与拜登在竞选过程中把俄罗斯作为美国的主要对手的做法有细微但明确的区别。“显然，战略将针对威胁进行排列，中国是未来最重要的威胁，因为中国正在崛起。俄罗斯也是一个威胁，但它正在衰退。正如我们最近几天在这里看到的，它仍然可以造成很大的破坏。它是一个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关注的国家，但中国是步调一致的威胁。”

最后作者强调，现在有一些早期迹象表明，中国长期寻求的与美国的外交重启可能不会出现。这对华盛顿更广泛的欧亚大战略意味着什么，特别是考虑到正在进行的朝鲜冲突和与俄罗斯迅速恶化的关系，还有待观察。

 美国国际事务、军事安全专题记者塞巴斯蒂安·罗布林（Sebastien Roblin）发表评论认为，2021年中国核力量的大幅度扩张激发了人们对中国核力量的猜测和焦虑。

作者指出，中国和扩张速度正在加快。2021年末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和安全发展》和马特·科尔达和汉斯·克里斯滕森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中《2021年中国核力量》对中国的核理论和能力进行了调查。国防部的报告中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扩张速度加快，可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27年之前拥有多达700枚可交付的核弹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打算在2030年之前拥有至少1000枚弹头，超过国防部在2020年预测的速度和规模。”同时《公报》列举了中国可能在寻求扩大其核力量的多种原因，包括“保护针对第一次打击的报复能力”，“克服对手导弹防御系统的潜在影响”，以及“在移动导弹和发射井导弹之间更好地平衡洲际弹道导弹（ICBM）力量”。此外，中国希望提高其“核准备和整体核打击能力，以应对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核武库的改进；并加强国家威望感” 

作者强调，与美国一样，中国已经签署但没有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进一步声称遵守该条约。然而，在中国罗布泊核试验场观察到的高层活动表明正在进行“零当量”试验。

这引发了对中国的“不首先使用”的核政策的怀疑，因为这种承诺当然可以被投机取巧地打破。对此，作者认为尽管目前中国的核力量在扩大，但“不首先使用”仍然指导着中国核力量的训练和组织方式：导弹和弹头分开储存，使得在短时间内（或意外）大规模发射核武器变得困难。

最后，作者总结，中国的核力量似乎将在未来十年内大大扩展。数量和质量上的增长反过来又会扩大中国在使用核威慑方面的选择，但不是每一种核威慑政策的选择都会在理论上被接受。

国际共和政体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 Institute）全球影响中心的项目助理的吉布斯·麦金利（Gibbs McKinley）在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和欧盟应当加强跨大西洋合作关系，并为以与中国竞争为目标的进一步合作进行更多投资。

作者指出，近日立陶宛展示了中国对和其有分歧的国家的“经济胁迫”。5月，立陶宛退出中国中东欧“17+1”合作。之后，立陶宛又寻求加强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最终导致北京停止进口立陶宛的商品。中国坚持，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无权获得外交承认。立陶宛打破外交惯例，允许其台湾办事处使用台湾而不是中国台北的名称，这激怒了中国政府。中国政府随后要求跨国公司切断与立陶宛的关系，否则就有可能失去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它还阻止了从欧盟进口使用立陶宛零部件的产品。作为欧盟的成员，立陶宛比它的一些邻国，特别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更有机会抵制中国的胁迫性经济政策。然而，就其本身而言，欧盟对抗中国和俄罗斯的恶性影响的能力是有限的，特别是在涉及经济工具时。欧盟通常依靠保障措施和反倾销措施作为贸易防御手段，但这些措施 "不包括中国针对立陶宛的灰色经济区"。欧盟也缺乏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协定，并且在如何最好地与中国市场打交道方面面临着内部紧张。

对此，作者认为跨大西洋共同体必须利用手头的工具共同面对这些挑战。美国和欧洲应该首先利用现有的渠道，支持立陶宛作为北约的正式盟友和一个抵制专制行为者的胁迫性政策的民主伙伴。这可以通过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来实现。该委员会成立于2021年9月，旨在“促进美国和欧盟的竞争力和繁荣以及民主、市场导向价值观的传播”。

美国已经表示愿意这样做。在美国贸易代表1月7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戴琪（Katherine Tai）大使“强调了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合作的重要性，通过各种途径，包括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解决胁迫性外交和经济行为”。然而，欧盟要对下一步负责，因为它有时会抵制将TTC作为对抗中国经济胁迫的工具的想法。中国对自己的一个成员国采取的行动应该激励欧盟撤销其早先的断言，即“《贸易协定》不是关于中国的对话”，并承认《贸易协定》是跨大西洋联盟与中国竞争的一个有效和现成的工具。

企业高管国家安全竞争力委员会（BENS）罗伯特·斯波尔丁（Robert Spalding）、约瑟夫·沃特尔（Joseph Votel）、拉蒙·马克斯（Ramon Marks）发布评论指出，企业必须停止向中国投资以防止中国控制商业大数据。

列宁曾说过：“资本家会把吊死他们的绳子卖给我们。” 无论他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这句话都恰好符合中国的情况。据报道，自2016年以来，仅苹果公司就在中国投资了2750亿美元。世界上所有的苹果手机都是中国制造的。除了1万名直接员工外，苹果公司制造产品的延伸供应链还聘用了100多万名中国工人。

作者指出，中国已经从热门投资目的地变成了危险的对手，中国对数据的控制极大威胁了西方企业。苹果和其他外国公司必须将产生于中国的数据保存在中国境内的中心，同时这些数据被禁止转移出中国。中国政府同时保留了强制将这些数据转移到国家控制的实体的法律权利。这意味着西方投资者在中国创造和汇总的数据随时可能落入中国控制之下。数据对于人工智能创造新的尖端技术至关重要。与民族国家边界内的自然资源和人口不同，数据不容易受到传统军队的保护。数据在本质上是无国界和无形的，它存储在云端和设备中，有可能从世界的任何地方被访问和操纵。通过信息的自由交流，获取数据对民主国家和市场的繁荣至关重要。中国对大数据的控制不仅能使意识形态主导技术创新，而且最终能主导人们的阅读、思考和信仰。

对此，作者进一步指出，在大数据的武装下，中国将有可能操纵、歪曲和控制互联网上任何地方的事实和现实。网络的出现加速了民主和市场的问题。区分构成现实的东西和发明的网络数据空间的能力将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混乱。中国可以影响和操纵互联网上的公众舆论，破坏民主价值和合法性。对西方的最终考验将是信息战争，而不是传统的甚至是网络战争。这种较量不能用战斗机、战斗舰和步兵来进行。民主可能在一枪不发的情况下受到损害。美国宪法第四条第4款要求联邦政府保护民主。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詹姆斯·麦迪逊强调，联邦政府的核心责任是保证五十个州的共和政体。正如在外国干涉美国选举等争议中看到的那样，对数据的控制和操纵会对民主进程构成生存威胁。为了保护民主，联邦政府将不得不建立远远超出传统军事的新型防御。保护美国免受他国基于数据的颠覆，必须是整个政府的努力。

最后作者指出，为了保护自由市场价值和治理，西方企业仅仅遵守本国可能不时实施的限制与中国做生意的法律是不够的。企业高管国家安全竞争力委员会（BENS）呼吁西方企业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如果在中国投资，要提高对知识产权风险的认识；只接受来自可信来源的资本，以避免知识产权资本和技术的风险；建立不依赖中国的弹性供应链；优先考虑与中国以外的合作伙伴进行贸易；以及认识到在中国这样的专制社会投资对品牌声誉的风险。

托马斯·麦肯（Thomas G. Mahnken）在美国海军研究所(US Naval Institute)网站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应当利用中国周边的海洋地理环境并结合使用内部和外部力量的战略来应对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威胁。

作者开篇指出，今天的美国在对当今时代最重要的挑战是美国对于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和其他地区的利益构成的威胁进行战略思考存在严重不足。战略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对于有限的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合理安排。制定战略是为了对付一个特定的对手。因此，战略的基本要素是理性和与持有不同战略目标的竞争对手的互动。根据战略的定义，任何在西太平洋和其他地区与中国竞争的战略都将是一种海洋战略，在海上采取的行动将发挥核心作用。

作者进一步指出，根据布拉德福德·李（Bradford A. Lee）四类战略理论，如果中国接受现状，对外战略的制定侧重维护中国国内和亚洲大陆的稳定，那么中国就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或国际秩序。因此，美国战略家应当思考美国的军事力量如何影响中国处理对外事务的方法、中国地缘政治取向、中国对于国际现状的态度、中国国内政治制度四个方面以达到改变中国对外战略的目标。

具体来说，美国海上战略应寻求将地理因素转化为美国的优势，利用西太平洋的地理因素来限制中国进入公海。一旦发生战争，美国的内部力量，即西太平洋部署的美军陆军和远征军部队，将利用西太平洋的海洋地理环境形成一个可以立即挑战中国军事行动的初始防御屏障。这些部队将与中国的空中优势、海上控制权和信息主导权相抗衡；延迟和拒绝中国力量投射部队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如夺取美国盟友或合作伙伴的领土，同时阻止中国将力量投射到第一岛链之外。

与此同时，美国还将动用外部力量，即空军和海军水上部队，来支持第一岛链上的内部力量。美国战斗力的压倒性优势将体现在这些外部力量中。空军和海军部队将可以自由地利用他们最大的战略属性之一—机动性，在他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挑战中国军队，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效力。在和平时期，外部力量可以通过在西太平洋的额外存在来增强内部力量。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空军和海军部队将带来增援内部部队所需的持续火力。他们也将拥有从多个方面威胁中国的能力。例如，他们将支持内部部队建立的防御屏障，并在第二岛链提供纵深防御。

此外，成功的战略必须针对中国领导人的信念。具体而言，海上施压战略将试图剥夺中国领导人认为对军事胜利至关重要的条件，包括制海权、空中优势和信息主导权。不仅如此，海上施压战略还将通过降低中国政府对其控制冲突进程和结果的能力的信心来攻击中国的战略，从而增强威慑力。海上施压战略将剥夺解放军领导人几十年来所计划的战争类型，迫使他们要么加倍投资于反介入能力，要么寻求另一种方法，如规避地面上的美国部队和武器，这将需要更多的时间，需要更远的平台，并导致一路的损失。无论哪种方式，改变解放军的理论将使中国付出金钱和时间，并使美国在与中国的持续竞争中获得动力。

灯塔全球战略公司（Beacon Global Strategies）副总裁，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指挥官特别助理埃里克·赛尔斯（Eric Sayers）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主任和亚洲事务副高级主任伊万·卡纳帕斯（Ivan Kanapathy）发表分析文章指出，美国一系列的新措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关系。

近年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迅速扩展到电信、半导体、数据安全和金融服务等技术领域。美国政府对北京经济上行动和其意图日益增长的担忧推动了对华政策的扩展，特朗普和拜登政府之间、白宫和国会之间几乎没有分歧。

对华政策扩展的结果是美国对中国施加的一系列新的限制，包括对出口、进口、直接投资和金融证券的限制。这些限制从根本上重塑了美中经济关系。过去两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跨境商务旅行因COVID-19大流行病而基本停止。由于中美两国都更加谨慎和怀疑，跨境商务旅行不太可能完全恢复到过去的水平。

在这种对与中国的经济和技术竞争采取更多防御性方法的同时，美国国会也开始进攻。体现在美国开始向对保持美国在技术、制造和国防方面的竞争优势至关重要的领域拨出新的资金。美国对华的限制与对优势领域的拨款行动的深度和广度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企业部门除了在与中国做生意方面面临越来越多的政府行动外，还必须应对不断变化的公众舆论和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审查。例如，公司在中国的供应线上的人权问题。展望未来，2022年有望延续这些趋势，这将对多个商业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全球数字政策孵化器的访问学者查尔斯·莫克（Charles Mok）发表文章，他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监控和审查模式威胁着自由、开放和安全的未来互联网。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随着冬奥会在北京拉开帷幕，中国和俄罗斯总统习近平和普京团结一致，相互支持，挑战美国和欧洲的主导地位。在他们重新建立的密切伙伴关系中，有比北约扩张和乌克兰危机，或从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更重要的利益。两国在北京发表的联合声明宣布，他们支持“互联网治理的国际化”和“各国在监管全球网络方面的平等权利”。他们承诺“深化国际信息安全方面的双边合作”，宣布支持“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技术的国际公约”，并主张更多地参与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信息和电信技术的专门机构），以解决这些问题。

在北京冬奥会上，运动员和记者不得不利用官方在指定酒店和场馆提供的Wi-Fi，以访问Twitter、YouTube或Facebook等服务，这些服务在中国都被禁止。在俄罗斯，俄罗斯当局成功地要求从苹果和谷歌的应用程序商店中删除由知名持不同政见者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创建的投票应用程序，称其包含“非法内容”。该国还进一步加强了审查工作，在2021年阻止通过Tor浏览器和其他一些虚拟私人网络服务使用加密技术，这一年被人权观察组织称为 “互联网审查制度加倍的一年”。

作者指出，这些审查和监视行为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和俄罗斯心中的互联网治理愿景更侧重于他们政权的安全，而不是他们国家内部或外部用户的安全和隐私。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已经投入巨资参与和影响全球技术标准机构。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阐明了“中国标准2035”的目标和行动。这些“中国标准”无论如何都是要成为全球标准的。同时，欧盟对中国的雄心一直保持高度警惕，最近概述了制定全球标准的“更积极的方法”，以确保其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等发展领域的领先地位。对欧洲人来说，很明显，中国在国际层面的标准制定工作是为了给中国及其公司提供竞争优势。

作者认为，国际技术标准制定和互联网治理框架是复杂而多样的。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传统上的标准制定是由私营部门和研究界主导的，而不是由国家行为者主导的。

为了应对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欧盟已经透露，他们将寻求与美国当局合作，监测新出现的标准，并通过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定期会议统一大西洋两岸的立场。显然，专制竞争的紧迫性意味着双方必须在更高的行政层面进行协调。然而，目前西方“大科技”公司与其政府之间的敌意，可能会威胁到西方政府的注意力，使其忽视在全球标准和治理舞台上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以及在各国之间合作的必要性

最后，作者认为，仅仅把欧洲和美国聚集在一起可能还不够，因为来自亚洲、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参与者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必须参与制定标准和治理，这将塑造未来的互联网及其下一代使能技术。只有这样，世界才能筑起一道堤坝，抵御来自新兴专制国家联盟的审查和监控的浪潮。西方世界必须这样做，以捍卫和确保一个自由、开放、安全和可信的未来互联网，通过更加开放和包容来支持民主和人权的原则，并将这一愿景与中国和俄罗斯提倡的治理模式区别开来，这种模式旨在以安全为幌子进行审查和监控。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地区研究所的国际关系硕士和研究员赛义德（Syed Fraz Hussain Naqvi）发表评论认为，必须在世界多级框架下分析美国“冷战 2.0”战略，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国家的视角。

 “冷战2.0”一词是在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中美竞争的背景下流行起来的，而这种观点已因中国经济崛起而被淘汰。美国冷战2.0战略认为，通过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正在挑战以美国为首的经济体系，并为其成为超级大国奠定基础。因此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威胁，因此，中美之间新的全球霸权地位竞争已经开始。

冷战2.0的功能主义

尽管与第一次冷战有相似之处，但美国冷战 2.0战略是否可行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冷战竞争是基于意识形态差异。共产主义在非殖民化国家的传播被视为对西方以自由秩序为本质资本主义的威胁。同样，西方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集团视为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各自的意识形态引发了不满情绪和恐惧，因此导致了游击队的形成和集团联盟的产生。例如，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中国的毛泽东的游击运动深受苏联共产主义理想的影响，建立了“共产主义阵营”。同样地，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加之对审查制度、篡夺自由权利和经济失灵的相同看法，形成了为美国领导与共产主义敌对的“资本主义阵营”。这是两极和新的力量平衡的开始。

然而，目前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较少。中国对外开放，从资本主义中受益匪浅。在经济方面，中国现在已经通过公私合营重组其经济结构，也没有在外交政策前景中呼应对共产主义派系的支持。美国还认为中国更像是一个地缘政治竞争对手，而不是意识形态威胁。这种非意识形态的竞争与第一次冷战的明显集团形成对比。与之相辅相成的是，中国不声称自己是任何集团的领导者，也没有文化影响力来激励其他国家加入它。同样地，由于冷战后的优先事项，形成的集团的可能性也降低了。全球焦点已从军事联盟转向经济相互依存。这使中国得以与其他国家建立经济联系。因此，很多较小的国家虽然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启发，但更多地将中国视为经济机会而不是对其安全的威胁。

其次，与苏联不同，中国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在武装冲突中主动或被动地与美国对抗。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但对美国的各种安全伙伴关系没有任何威胁相应的，中国在扩展与多个地区的经济联系时依赖某些国家。例如，在东欧，中国一直由于与俄罗斯的关系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因为前者在该地区具有历史影响力。同样在中东，由于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密切合作，中国正在获得伊拉克的石油合同和叙利亚的重建项目。

重新评估未来

上述讨论评估了冷战2.0概念中的模糊性。显然，在中美竞争之后发生第二次冷战的可能性很小。相反，冷战2.0更恰当的定义是在不同领域的“反美关系”（anti-U.S. nexus）。例如，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而俄罗斯强大的核和常规军事力量可能会给美国的军事力量带来问题。然而，由于工业基础不发达，俄罗斯经济面临挑战，使该国依赖能源和武器出口。这样一来，俄罗斯和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就有了明确的分工。

总而言之，潜在的冷战 2.0 与最初的冷战不同之处在于，集团政治已被节点政治（nexus politics）所取代，在这种政治中，中等强国正在寻求与现有大国的平等距离。例如，欧盟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并没有阻止它与中国接触。其次，中美竞争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在对抗美国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哈萨克斯坦 2022 年的动乱以及俄罗斯对此的军事反应是俄美竞争仍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的另一个反映。因此，冷战 2.0 必须在多极框架中进行分析，而不是通过关注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在多个方面面临挑战，这些方面联合起来制衡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地位。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地区研究所的国际关系硕士和研究员赛义德（Syed Fraz Hussain Naqvi）发表评论认为，必须在世界多级框架下分析美国“冷战 2.0”战略，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国家的视角。

 “冷战2.0”一词是在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中美竞争的背景下流行起来的，而这种观点已因中国经济崛起而被淘汰。美国冷战2.0战略认为，通过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正在挑战以美国为首的经济体系，并为其成为超级大国奠定基础。因此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威胁，因此，中美之间新的全球霸权地位竞争已经开始。

冷战2.0的功能主义

尽管与第一次冷战有相似之处，但美国冷战 2.0战略是否可行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冷战竞争是基于意识形态差异。共产主义在非殖民化国家的传播被视为对西方以自由秩序为本质资本主义的威胁。同样，西方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集团视为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各自的意识形态引发了不满情绪和恐惧，因此导致了游击队的形成和集团联盟的产生。例如，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中国的毛泽东的游击运动深受苏联共产主义理想的影响，建立了“共产主义阵营”。同样地，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加之对审查制度、篡夺自由权利和经济失灵的相同看法，形成了为美国领导与共产主义敌对的“资本主义阵营”。这是两极和新的力量平衡的开始。

然而，目前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较少。中国对外开放，从资本主义中受益匪浅。在经济方面，中国现在已经通过公私合营重组其经济结构，也没有在外交政策前景中呼应对共产主义派系的支持。美国还认为中国更像是一个地缘政治竞争对手，而不是意识形态威胁。这种非意识形态的竞争与第一次冷战的明显集团形成对比。与之相辅相成的是，中国不声称自己是任何集团的领导者，也没有文化影响力来激励其他国家加入它。同样地，由于冷战后的优先事项，形成的集团的可能性也降低了。全球焦点已从军事联盟转向经济相互依存。这使中国得以与其他国家建立经济联系。因此，很多较小的国家虽然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启发，但更多地将中国视为经济机会而不是对其安全的威胁。

其次，与苏联不同，中国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在武装冲突中主动或被动地与美国对抗。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但对美国的各种安全伙伴关系没有任何威胁相应的，中国在扩展与多个地区的经济联系时依赖某些国家。例如，在东欧，中国一直由于与俄罗斯的关系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因为前者在该地区具有历史影响力。同样在中东，由于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密切合作，中国正在获得伊拉克的石油合同和叙利亚的重建项目。

重新评估未来

上述讨论评估了冷战2.0概念中的模糊性。显然，在中美竞争之后发生第二次冷战的可能性很小。相反，冷战2.0更恰当的定义是在不同领域的“反美关系”（anti-U.S. nexus）。例如，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而俄罗斯强大的核和常规军事力量可能会给美国的军事力量带来问题。然而，由于工业基础不发达，俄罗斯经济面临挑战，使该国依赖能源和武器出口。这样一来，俄罗斯和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就有了明确的分工。

总而言之，潜在的冷战 2.0 与最初的冷战不同之处在于，集团政治已被节点政治（nexus politics）所取代，在这种政治中，中等强国正在寻求与现有大国的平等距离。例如，欧盟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并没有阻止它与中国接触。其次，中美竞争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在对抗美国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哈萨克斯坦 2022 年的动乱以及俄罗斯对此的军事反应是俄美竞争仍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的另一个反映。因此，冷战 2.0 必须在多极框架中进行分析，而不是通过关注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在多个方面面临挑战，这些方面联合起来制衡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地位。

美国南方司令部作战司令劳拉·理查德森将军的特别助理利兰·拉扎勒斯（Leland Lazarus）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洲项目的高级研究员瑞安·伯格（Ryan C. Berg）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应当妥善处理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军事存在。

在当下这个关键时刻，哥伦比亚被指定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后果继续在世界各地回荡，包括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上周与哥伦比亚总统伊万·杜克的会晤中，美国总统拜登赞扬了哥伦比亚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行动，并宣布美国将指定哥伦比亚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这意味着在对抗俄罗斯全球影响力的斗争中又多了一个拉美伙伴。

对此，作者指出，中国在拉美地区越来越多的活动构成对于美国和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伙伴的长期的战略威胁。拉美专家经常讨论中国在该拉美的贸易和投资，特别是在其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下运行的项目。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数据，目前已有21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包括最近签署加入，也是该集团中最大的经济体的阿根廷。

作者认为，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是利用看似无害的商业利益达到军事目的。近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在加强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军方关系。自21世纪初以来，解放军高级领导人已对该地区进行了200多次访问，与他们的同行会面。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建立了高级别防务论坛，并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军事人员提供专业军事教育。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派遣自己的军事人员到该地区接受丛林战的特殊训练。中国向包括委内瑞拉、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在内的几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出售武器、飞机、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并帮助那里的合作伙伴开发太空卫星和地面控制架构。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讲师和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前北约副秘书长罗斯·戈特莫（Rose·Gottemoeller）发表评论指出，随着俄罗斯的流氓化，美国必须与中国合作。

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几天后，俄罗斯前总统和总理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令人心寒的信息。他怒斥西方对他的国家的制裁，并暗示俄罗斯可能会撕毁它与西方的一些最重要的条约。他提到了新的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即十多年前与美国签署的核武器削减协议。他还以切断与西方国家所有外交关系为威胁，他写道："现在是在大使馆上挂上巨大挂锁的时候了。“

作者认为，世界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激怒了俄罗斯，俄罗斯可能会放弃其一贯控制和限制核武器的立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当时的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在防止核扩散、停止核试验和减少核库存方面发挥了普遍积极的作用。即使在俄罗斯的坦克辗转于乌克兰的此时，经验丰富的俄罗斯谈判代表一直在维也纳与美国和其他伙伴合作，以恢复伊朗核协议。

但是梅德韦杰夫的帖子预示着一个危险的转变。而目前普京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阻止其他人加入他与乌克兰的斗争。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采取措施调动其核力量，这让使用核武器这种不可想象的事情变得更有可能。如果普京决定使用哪怕是一件核武器，世界将进入自1945年美国轰炸广岛和长崎以来从未涉足的领域。人们只能希望，俄罗斯不会走上这条道路，而是从核边缘走回来，再次致力于围绕不扩散开展外交。然而，这将是一次缓慢的回归。当务之急是重建谈判者之间的信任。普京似乎执意要将俄罗斯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使俄罗斯进一步陷入自给自足的状态。如果普京继续执政，俄罗斯将很难回到任何谈判桌上，更不用说关于核武器的谈判了。鉴于目前的局势，俄罗斯和美国的双边谈判中恢复信心需要时间。俄罗斯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核国家，美国必须不仅用军事力量，而且要用合理的政策和思想的力量来威慑它。但总的来说，世界将不会把俄罗斯作为一个可信赖的角色来看待。

作者进一步指出，美国应当对俄罗斯的行为保持警惕，并考虑求助中国以维护核不扩散制度。乌克兰的入侵可能会结束美俄之间关于核武器的谈判。俄罗斯可能不再扮演任何负责任的国际角色，正如梅德韦杰夫威胁要退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New START）并关闭驻莫斯科的大使馆所表明的那样。就美国而言，它应该尽其所能让俄罗斯参与到军备控制的外交活动中并保持建设性贡献。但是，美国有充分的理由对俄罗斯日益无赖的行为保持警惕。由于俄罗斯充其量只是一个不太可靠的伙伴，中国在国际军控体系中的作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多年来，中国一直认为中国核俄罗斯更大的战略核武库需要它们在核不扩散和裁军讨论中起主导作用。中国自己的核武库现在也在增长，至少在NPT（《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的背景下，中国似乎倾向于发挥一些领导作用。

如果俄罗斯不参与核外交，美国和中国将不得不考虑它们这些新晋超级大国的对手如何发展更大的伙伴关系来解决全球军备控制制度中的问题。美国和中国在近期内合作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密切合作，以巩固NPT（《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制度，确保即将召开的审议大会不会失败，并与其他签署NPT（《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家合作，加强该制度。两国还应该努力维护其他军控机制，如执行全球化学武器禁令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以及监督暂停核试验并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CTBT) 生效做准备的全面禁止核试验组织。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和美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推动新的核查程序，并加快这些组织内的决策。中国和美国也可以考虑在双方能力相对相当的地方努力限制武器系统，比如在中导导弹和直接升空的反卫星武器方面。

如果中国和美国能在这些领域展示成功的合作，这将有助于其他大国感到放心，世界不会进入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自由竞争。乌克兰危机可以成为一种冲击，促使全球社会加倍努力限制此类武器。如果各国不抓住这个机会，他们就有可能迎来一场新的、可怕的军备竞赛。

美国南方司令部作战司令劳拉·理查德森将军的特别助理利兰·拉扎勒斯（Leland Lazarus）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洲项目的高级研究员瑞安·伯格（Ryan C. Berg）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应当妥善处理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军事存在。

在当下这个关键时刻，哥伦比亚被指定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后果继续在世界各地回荡，包括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上周与哥伦比亚总统伊万·杜克的会晤中，美国总统拜登赞扬了哥伦比亚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行动，并宣布美国将指定哥伦比亚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这意味着在对抗俄罗斯全球影响力的斗争中又多了一个拉美伙伴。

对此，作者指出，中国在拉美地区越来越多的活动构成对于美国和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伙伴的长期的战略威胁。拉美专家经常讨论中国在该拉美的贸易和投资，特别是在其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下运行的项目。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数据，目前已有21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包括最近签署加入，也是该集团中最大的经济体的阿根廷。

作者认为，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是利用看似无害的商业利益达到军事目的。近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在加强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军方关系。自21世纪初以来，解放军高级领导人已对该地区进行了200多次访问，与他们的同行会面。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建立了高级别防务论坛，并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军事人员提供专业军事教育。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派遣自己的军事人员到该地区接受丛林战的特殊训练。中国向包括委内瑞拉、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在内的几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出售武器、飞机、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并帮助那里的合作伙伴开发太空卫星和地面控制架构。

《危险中的共和国：美国帝国和自由主义传统》的作者大卫·亨德里克森（David C. Hendrickson）发表评论认为，中国会以另一项制裁回应美国对其实施的每一项制裁，因此美国政府应当谨慎对待对中国采取制裁的问题。

3月13日星期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出现在谈话节目中，明确表示“我们正在直接、私下地与北京沟通关于大规模逃避制裁的努力或支持俄罗斯回填制裁的行为的后果，”沙利文说“我们将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不允许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的人从这些经济制裁中为俄罗斯提供帮助。”

沙利文与中国高级特使杨洁篪会面七小时后的行动的报告称，谈话堪称“激烈”。在中方宣读的 3 月 18 日电话中，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走上正轨，重申共同原则，否认双方存在敌对意图，但交流的重要部分不和谐。拜登强调了“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的影响和后果”，并警告，他不想遭受与普京一样的制裁。习近平用一句中国古话回答说：“解铃还须系铃人。” 美国的计划是让全世界参与对俄罗斯的全面经济战争（TEWAR），不参加的人将受到制裁。这使得中国不得不假设中国会受制裁，因为中国最有能力向俄罗斯提供援助。

二十年来，华盛顿一直被“现实主义者和克制者”警告，俄罗斯和中国重新签订契约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不利。在地缘政治学中的主要观点是是防止你的对手联合起来反对你。但是美国官方拒绝了这一建议，推行了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政策，使双方都相信美国将它们视为永远的敌人。由于未能阻止他们成为永久盟友，现在美国试图将他们分开。

作者认为对于美国分离中俄的政策，让中国在俄罗斯遭遇困境时无动于衷这是最不可能的结果。中国不希望在俄乌冲突中选边站队。其官方政策是中立。作为调停者，它会承认俄罗斯的一些主张，但不一定是全部。但是中国不太可能很大程度发挥作为调停者的作用，因为它根本不受西方的信任。如果美国实施大规模制裁，中国将如何应对是无法预测的。但作者认为中国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做出相应的反应，尽管不一定是美国人认为相称的方式。在经济战的舞台上，没有确定的 “红线”。对一个人来说是适度的、相称的，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是残酷的、不寻常的

此外，在即将到来的关于制裁的“拳击比赛”中，一个角落里站着中国，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三十多年来，中国建造了一台强大的生产机器。它在亚洲及其他地区拥有与其供应链相关的商业卫星。它使美国不能没有的东西。另一个角落是美国，它拥有强大的金融实力，在过去的十年里，它在世界金融领域的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俄罗斯一直是大宗商品贸易多个领域的重要参与者，特别是在能源、金属和粮食领域。仅针对俄罗斯的全面经济战争（TEWAR）造成的破坏就足以使世界经济陷入混乱。然而，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俄罗斯是次要参与者，中国是主要参与者。它在这方面的优势比俄罗斯强大得多。它不一定会把所有的牌都摆在桌面上。它的一些旨在成为制裁的行动可能不会被这样描述，例如一家生产重要部件的工厂出于预期的强制效果以外的原因而突然关闭。然而，可以公平地打赌，对于美国实施的每一项制裁，中国都会反过来实施另一项制裁。

作者指出全面经济战争（TEWAR）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本质上不能仅限于一个国家和一个部门。它的本性是贪婪的，就像新冠疫情一样，它将扩展到所有国家和所有部门。这是美国既定政策的必然结果。没有更多的中立国，每个国家都必须选择，你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目前的态势也不会因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而停止。西方不会接受任何可以被视为认同普京使用武力的解决方案，普京也不会接受比战前现状更糟糕的结果。在新冷战的这个火热阶段，模糊不清的只是未来对抗的路线，而不是它的存在。这意味着，就所有实际目的而言，制裁都是永久性的。

作者进一步指出，拜登政府的政治顾问必须非常担心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战争有关的与中国的贸易战。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对乌克兰的承诺有哪些限制（如果有的话）。拜登政府既希望避免与俄罗斯发生战争，又希望对战争的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拜登政府会前进还是后退？很难说，因为它想做这两件事。在选举方面，拜登的团队必须对与中国全面制裁战争的后果感到不寒而栗。在外交上，它致力于做到这一点。由于目的如此混乱，可能是局势发展而不是人决定在其政策下一步走向。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大学东亚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卢金 ( Alexander Lukin)发表文章指出，美国无法通过反华制裁来恐吓中国改变对俄罗斯的立场。

作者认为中国当局在当前的俄乌局势中正面临一些问题。一方面，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密切程度达到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就北京而言，俄罗斯的重要性源于其作为原材料供应商的角色，以及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在与美国对抗的关系中，它作为地缘政治盟友的价值。王毅外长在2021年1月用著名公式表达了形势，他说中俄战略合作没有限制、没有禁区、没有上限。一年后，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声明中强调了这一政治路线。普京总统访问中国期间，北京首次明确表示支持俄罗斯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停止扩张的主张，并呼吁该组织与莫斯科一道，“摒弃意识形态化的冷战方式，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尊重其文明、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多样性，对其他国家的和平发展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

关于这场冲突如何结束以及中国应该采取的立场，专家们的意见千差万别。

从中国外交部、外交官，当然还有国家领导层的官方声明中的阐述中，中国的官方立场可以表述如下：1）中国反对军事冲突，不希望发生军事冲突，主张早日和平解决，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2）中国认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由美国的挑衅政策引发的，首先是北约的扩张；3）莫斯科的反应过度，中国不应该走这样的路；4）俄罗斯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任何解决问题的手段路线都应该考虑到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的合理关切。总体而言，北京似乎还没有形成最终立场，可能会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发生变化；然而，它的主要特征是明确的。一方面，中国维护各国领土完整的原则性做法没有改变。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分裂问题，也因为中国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者，对于其中许多国家来说，维护其领土完整问题也是他们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北京经常表示乌克兰和台湾的局势没有相似之处并非巧合因为前者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后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俄罗斯是中国在与美国对抗中非常重要的伙伴，近年来美国做了很多工作，让北京明白这场对抗是严重的，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

与美国之外的对象进行对话时，中国官员发表的言论中对于华盛顿的批评色彩则要浓厚得多。例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7日表示，美国政府决定将北约东扩，与当前乌克兰危机直接相关，解决局势的关键掌握在美国和北约手中。两天前，他曾致电要求美国审视其在乌克兰危机发展中的影响，并为缓和局势作出切实努力。3月19日，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发表类似言论，严厉批评苏联解体后北约的集团心态和存在，以及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俄罗斯实施单边制裁，他将其描述为“利用全球化作为武器”的尝试。3月14日，中国代表张军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发言，实际上同意俄罗斯的说法，强调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重要性，并呼吁在乌克兰危机中摒弃冷战思维.

因此，目前美国呼吁中国协助扼杀莫斯科的企图在北京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他们很清楚，一旦美国和北约对付完俄罗斯，他们将变本加厉地遏制孤立无援的中国。美国无法通过反华制裁来恐吓北京改变对俄罗斯的立场，因为中国认为采取反俄政策会弄巧成拙。或许，当前美国提议的精髓最好由中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刘欣在推特上所写的那样：“你能帮我打你的朋友吗，这样我以后就可以专心对付你？”

中国不会从俄罗斯的式微中获益。北京更有可能向俄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同时努力避免美国制裁的次要影响，为此它可以在银行业等更敏感的领域做出某些让步，同时说服俄罗斯尽快解决问题。然而，未来与俄罗斯的密切合作将更多地取决于纯粹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不是对世界秩序的共同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