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上旬，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芯片大战正在重塑全球政治局势》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意识到半导体技术是现代世界的一项基础技术，随着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芯片将成为两方竞争的核心。一直以来，中国需进口大量芯片，并依靠美国的软件和机床制造一小部分国内芯片。但现在，中国将半导体列为优先事项，并将通过国产化技术削减芯片进口。美国担心中国芯片产业的进步会推动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故而正拼命想与中国拉开差距。在过去的五年中，美国对中国获得芯片制造技术进行了重大限制，切断中国华为购买先进芯片的渠道，阻碍了其在全球扩张；禁止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从美国购买先进的芯片制造工具，并禁止向中国出售某些类型的芯片，特别是用于数据中心的人工智能应用的高级芯片。拜登最近签署的《芯片和科学法案》也是加强其在先进芯片生产中的地位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之一。报告认为，美国对中国芯片的限制能否成功遏制中国的现代化努力还有待观察。但无论是用于自主无人机还是先进的电子战，半导体将成为未来战争的关键部分。美国的《芯片和科学法案》 不仅仅关涉智能手机或科研，更将关涉半导体技术，从而塑造军事力量的平衡。

10月4日发布

8月29日，传统基金会发布题为《南亚新战略》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都享有重要利益。该地区已成为与中国竞争的重要战场，这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与繁荣构成了直接威胁。过去十年中，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加强了军事和经济影响力，此外中印对抗也在加剧。同时，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依然严峻。美军从阿富汗撤军带来了新的挑战，并为调整陷入困境的美巴关系和重新评估美国在该地区的反恐战略提供了机会。印巴核冲突和克什米尔紧张局势长期对地区稳定构成风险。积极的一面是，自世纪之交以来，美国与南亚地区的接触大幅增加。日趋成熟的美印关系正在重塑地区力量平衡，并为美国在该地区的更深入接触开辟了新机遇。

美国政府应为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制定一项连贯而协调的新战略。报告认为，美国应该将资源和精力分配给以下三方面重要的国家利益。同时，美国在该地区还有几方面重要而边缘的利益，包括促进经济自由和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机会，支持政治自由和人权，与该地区小国发展更紧密的关系。

首先，美国政府应防止中国对该地区施加影响。这需要进一步发展美印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印度崛起成为制衡中国的力量，美国不能为了尊重巴基斯坦而限制与印度接触。此外还需要推动四方对话（Quad）持续发展。第二个相关的重要利益是维护美国在南亚的军事准入和行动自由，主要是维持其在迪戈加西亚岛（Diego Garcia）的军事基地，这是美国在该地区唯一的军事基地。美国的第三个重要利益是保卫美国本土免受恐怖主义威胁。打击来自南亚的恐怖主义威胁需要改变对巴基斯坦的态度，开启美巴关系新篇章。

报告还提出美国应鼓励印度继续参与南海问题。近年来，印度越来越强烈地倡导航行自由，尤其是在南海。2019年，印度海军在南海变得更加活跃，与友好国家进行港口对话，与日本、菲律宾、美国在有争议的航道上进行联合航行。莫迪总理、拜登总统以及日本和印度领导人于 2021 年共同宣布，四国将“继续优先考虑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海洋中的作用，促进合作，包括在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以应对对东海和南海内基于国际规则的海洋秩序造成的挑战”。报告提出，美国应鼓励印度继续行使其在南海的自由航行权，开展合法的能源勘探活动。

8月29日发布

8月末，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正确处理台湾政策法》的报告。报告指出，《台湾政策法》将定于下个月由美国参议院进行审议。拟议的法案将深化美国和台湾的军事合作，加快武器交付。但是，美国向台湾运送急需的武器也需要数月或数年的时间，因此，美国国会中的一些人希望将这种对台湾的实质性支持与更直接的象征性行动结合起来。然而，报告认为，在美国和台湾为危机或冲突做好充分准备之前进行象征性行动是有风险的。因此，国会领导人应重新考虑《台湾政策法》中的几项条款，例如“将台湾列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要求参议院确认“美国驻台北代表”以及“给予台湾事实上的外交承认”。这些条款的作用可能适得其反。

报告认为，《台湾政策法》其中的一些步骤是不必要的。例如，美国国会已经授权将台湾视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而过分关注形式主义也可能破坏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持台湾的日益增长的共识。此外，该法案的这些部分突出了美国国会和白宫官员看待中国挑战问题的根本脱节。国会领导人认为，美国必须采用一切工具来支持台湾，认为行政部门过于谨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应该在形式上对台湾作出社会承诺。而这一逻辑为此前佩洛西的访问提供了依据。白宫的官员则认为对台湾的更多形式支持可能会引发冲突，因此支持悄悄加速军售。

报告认为，在2024年选举之前，美国和台湾的政客可能会采取各种象征性的行动。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领导人不能达成一致，那么他们会向各方传递相互矛盾的信号。

对此，报告认为，美国领导人应该接受《台湾政策法》中那些在经济或军事上有助于台湾的部分，加快采购水雷、反舰导弹和移动防空系统。美国还应与台湾更密切地合作，协调入侵、封锁、导弹轰炸或夺岛的计划。鉴于冲突风险日益增加，美国和台湾必须加强其军事态势，这些实质性的支持是《台湾政策法》的重中之重。毕竟，在实质行动之前采取形式主义会冒本末倒置的风险。

8月29日发布

10月18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题为《华盛顿在对中国技术的战争中提高了赌注》的文章。文章指出，尽管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5月表示美国不会阻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发挥作用，也不会阻止中国或任何国家发展经济或推进人民利益，但是美国如今对中国进行的技术封锁比以往更甚。

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做法越来越多地来自冷战时期的剧本。美国商务部表示，它将大幅提高拒绝向中国提供先进半导体和其他关键技术的力度。新的限制措施最快将于10月21日全面实施，它远远超出了以前的任何措施，试图将中国冻结在半导体发展的落后状态，并切断中国公司与美国行业专业知识的联系。新措施将阻止销售对发展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和其他关键技术至关重要的半导体，并进一步禁止向中国出售制造本国先进芯片所需的设备。这些芯片不仅对最新的武器装备至关重要，而且广泛应用于商业领域，包括医疗保健和自动驾驶汽车。而且，作为一项新举措，这些行动还禁止美国公司和公民与中国实体合作进行先进的半导体设计、研究或制造。

由于中国对全球电子供应链以及西方科技公司的利润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华盛顿一直试图在将北京作为经济伙伴和地缘政治对手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但美国现在已经做出了选择：这一代人第一次觉得打压中国比与中国合作更重要。

冷战的核心是一场经济斗争。美国及其盟国制定了一个全面的出口管制系统，旨在限制向苏联及其盟国出售先进技术，如计算机、电信设备和机床。彼时的机床对于20世纪的工业经济来说，就像半导体制造设备对于今天的工业经济一样重要。冷战的既定目标是限制苏联获得具有商业和军事用途的两用技术，但实际上，出口管制是一种更广泛的经济战形式。它们的目的不仅仅是阻止苏联发展其军事能力，而且是减缓其作为一个先进工业经济体的增长。如今，美国对中国的技术管制措施之背后逻辑也是如此。

尽管美国及其在欧洲和东亚的盟友在最先进的计算相关技术方面保持着巨大的优势，但跑得更快已经不足以保持领先。美国必须“重新审视在某些关键技术上保持对竞争对手的相对优势这一长期前提”。这种方法是一种“滑动尺度”，在这种尺度下，美国在芯片领域试图确保它比对手领先几代。这一目标催生了一项双管齐下的战略，即加大美国在科学研究和关键产品生产方面的投资——这也是最近通过的《芯片和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的目标——同时拒绝为中国提供其自身技术进步所需的西方技术。

随着21世纪的供应链更加一体化，美国更有能力来损害中国在最高端技术发展中的措施，削弱中国商业竞争力和军事能力。撇开布林肯关于不希望与中国发生冷战的外交辞令，美国现在的行动似乎很想阻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

10月18日发布

威廉·霍金斯（William R. Hawkins）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海军需要制造更多军舰来震慑中国》（Build to Deter: The Navy Needs More Ships to Take on China）的文章，其中揭露了美国海军造船工业严重萎缩的现状，他还提到建造一支现代化的庞大军舰刻不容缓。

霍金斯首先提到，美国两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Ticonderoga-class guided-missile cruisers）穿越台湾海峡，但是这一举动让人察觉出美国海军造船实力不足的现状。除此之外，美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Michael Gilday）也强调，维护、维修这些古老的军舰的成本和费用实则是雪上加霜，因为美国海军造船业的资金本就不堪一击。

霍金斯对比了中国和美国目前在海军造船业上的现状，前者在世界上造船技术一级，然而后者的真正弊端在于海军工业基地疲惫不堪，无法建造一支规模足够大的舰队执行全球任务。 

根据《海军导航计划2022》（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Naval Plan 2022），在当今美国通货膨胀的状态之下，美国海军造船业需要的资金维持在3%-5%的增长点。但美国又不希望因为这样的问题将海军实力的地位拱手让人，比如中国或者俄罗斯。虽然美国政党对于中国威胁论达成共识，但是在海军经费方面的立法却扑朔迷离，因为美国总统拜登才宣布了3万亿疫情复苏计划，海军经费问题变得不受关注。

霍金斯还指出，迈克尔·吉尔迪仍然强调海军造船工业流水线的年度计划，同时资金和熟练的劳动力必不可少，否则会危及国家安全。

而霍金斯注意到，美国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和弗吉尼亚半岛社区学院联手启动计划，培养专业化人才。他认为，类似的计划应该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最后，他总结，短期之内让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直接退役充满冒险的可能性，虽然它们不是现代化的产物，但是仍然具有相应的能力，而如果不及时更新换代，研制现代化的军舰，将会有可能让中国趁虚而入，从而影响美国的国防安全。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必须向中国的间谍活动开战》（The United States Must Go to War Against China’s Spies）的文章，文章指出拜登政府不应该仅在事后对中国的间谍活动表示不满，而应积极采取行动。

文章称，美国对中国特工的起诉越来越普遍，但肇事者却很少被绳之以法。10月下旬，美国检察官指控13名中国特工在美国进行非法活动，只有两名嫌疑人被拘留，其他11人仍然可以在中国活动。如果目标仅仅是禁止中国间谍进入美国，那么这样的案件将是有效的，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国特工伤害美国人，因为他们的大部分活动在中国远程进行。

文章称，美国政府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来保护本国和美国人的宪法权利不受中国威胁。首先，联邦机构需要更多的培训、资源和合作来对抗中国的间谍活动。第二，联邦特工应该更积极地拘押中国间谍。第三，美国有必要作出外交回应。

文章称，中国的活动窃取了美国企业的利益，剥夺了美国居民受宪法保障的权利。这些活动是对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严重威胁，实际上也是对美国主权的威胁，美国应认真对待这一威胁。

11月27日发布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united-states-must-go-war-against-china%E2%80%99s-spies-205935

11月23日，第九届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ADMM-Plus）开幕，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奥斯汀指出，美国致力于与东盟合作，以应对该地区的恐怖主义、核扩散、海上安全威胁等复杂挑战。奥斯汀对在南海的行动表示关切，并支持各与会国为解决朝鲜、缅甸和俄罗斯的威胁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行动而采取措施。

奥斯汀还会见了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班，并与中国、越南、印度和菲律宾国防部长进行了双边会晤。在整个访问期间，奥斯汀重申了美国坚定的承诺，即与盟国和伙伴合作，支持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J. Austin)于11月22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于柬埔寨暹粒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之际，进行了场边会晤。会晤中，双方讨论了中美防务关系，以及地区和全球安全议题。奥斯汀强调，需要负责任地管理竞争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

双方还讨论了就降低战略风险、改善危机沟通，以及加强行动安全开展实质性对话的重要性。奥斯汀就中国军机在印太地区的行为表示关切，并指出，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飞行、航行和行动。

奥斯汀讨论了俄罗斯无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并强调中美双方应当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奥斯汀还就近来朝鲜的行为表达了关切，并呼吁中国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朝鲜非法武器项目的现有决议。奥斯汀重申，美国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同时再次申明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11月30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称，美国政府将于日本政府合作，于2023年1月12日在日本东京举办第五届印太商业论坛（IPBF）。该活动将包含在东京举行的线下环节和一个线上环节，以使整个印太地区的与会者参与其中。来自美国、日本和整个印太地区的政府和商界领袖将参与论坛，就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议题交流意见。该论坛将为各方提供机会，以讨论他们对印太经济框架的期望，以及在美国担任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道主和日本担任七国集团（G7）主席国期间的各自优先事项。此外，与会者还将讨论地区政府、商业伙伴关系和商业机会问题。美国国务院表示，印太地区将决定21世纪全球经济的发展轨迹。美国将联合日本，加强对该地区的“持续承诺”，并强化在地区繁荣和相互联系中发挥作用的经济纽带。

11月21日至22日，美国会同澳大利亚政府在堪培拉举行了年度战略政策对话（SPD）。该对话机制建立于2019年，是澳大利亚和美国深化合作，应对包括威慑和地区不稳定问题在内的战略挑战的论坛。此次对话期间，澳大利亚和美国讨论了印太地区的安全环境以及加强多边合作的方式。双方就多个议题交换了战略观点，包括美国国防战略（NDS）、美国核态势评估（NPR）、美国导弹防御评估（MDR）以及澳大利亚的国防和外交政策战略。此外，两国还确定了在应对安全威胁和协调区域间信息传递方面的合作机会。此次对话是该论坛建立以来的第四次，两国重申，作为政策论坛，其可以加强双方“支持印太地区安全”的能力。最后，双方确认，战略政策对话将于2023年再次召开。

11月17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于曼谷会见了越南外交部长裴清山（Bui Thanh Son）。双方强调了美越关系的力量以及两国对继续深化关系的期望，并着重讨论了美国和越南在促进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方面的合作，包括维护南海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印太经济框架。此外，双方还探讨了共同努力加强尊重人权的重要性。最后，布林肯还对2023年美越全面伙伴关系10周年的到来表示期待。

11月14日，美国总统乔·拜登（Joseph R. Biden）与中国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了会晤。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性问题以及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面对中美关系，拜登表示美国将与世界各地的盟友一道，继续同中国展开激烈竞争。但拜登认为这场竞争不应演变成冲突，美国和中国必须负责任地管理竞争，并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面对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拜登首先强调美国和中国必须在国际社会的期望下共同努力应对跨国挑战，例如气候变化、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卫生安全和全球粮食安全。其次，拜登也提出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破坏台海地区稳定及全球繁荣的行为。

另外，拜登还谈及俄乌冲突和朝核问题，指出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希望朝鲜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也强调了美国将捍卫印太盟友的承诺。双方重申了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共识。最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布林肯国务卿将在未来访华，继续推进中美会谈。

11月21日，美国兰德公司发布了题为《海底采矿能否打破中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主导着几乎所有关键矿产资源的全球供应链。尤其重要的是镍、钴、锂、铜和稀土等元素。这些矿产资源为电池、电动机和涡轮机等低碳技术提供了物质基础。如今，对这些矿物的快速增长的需求，重燃了人们对从海底提取多金属结核的兴趣。

据文章统计，中国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掌握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稀有矿产资源的生产。标准普尔全球公司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生产硫酸镍这一资源的16家公司中有11家位于中国。

文章分析，中国的主导地位主要基于以下四个基础：一是长期确保对矿产资源的控制；二是建立全面的加工能力；三是以低于其竞争对手的价格提供产品；四是中国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和金融企业对相关产业的支持。

为了避免在关键矿产资源的供应上过分依赖于一个国家，文章建议美国应围绕开发海底多金属结核资源来采取一系列措施。

海底多金属结核是位于海面以下约 4000-5500 米处的土豆大小的结核。这些结核含有极其丰富的钴、镍、铜和锰，可以满足许多产业的需求。

大部分多金属结核资源位于公海，由国际海底管理局其使用进行监管。目前，大约20个国家赞助了对相关资源的勘探。随着这些承包商的业务从勘探过渡到商业采矿，全球关键矿产资源的来源将迅速增多。

文章提出，面对这一机遇，美国可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方法来确保其关键矿产资源的供应安全。一是对国内和国外能控制的矿产开发和加工设施建设提供支持，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赠款和贷款，修改对开发和加工设施的环境要求。二是鼓励使用国产材料和产品。三是对能够将供应链进行全球多元化的国内企业实施税收减免。四是与盟友签订协议，达成相关资源的生产与销售同盟，从而获得供应链安全。

综上所述，文章认为，虽然海底采矿对环境的影响仍在评估中，但是鉴于海底采矿是一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且对劳动力需求不高，相对应的环境负面影响也会较少。同时，基于海底多金属结核资源的丰富性，海底采矿可能是使关键矿产供应链多样化，并打破中国在开发和加工一些最重要自然资源方面的主导地位的一种方式。

2022年11月15日，美国兰德公司发布了题为《美国国内新兴电池供应链应警惕中国的行动》的文章。文章指出，虽然美国国内的锂电池供应链公司最近获得了美国政府的28亿美元拨款资助，但是这些公司仍应当注意中国将采取的行动。

文章认为，中国在生产锂离子电池方面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目前，91%和78%的电池阳极和阴极，以及70%的全球电池生产都在中国进行。并且，中国正在限制重要矿物如稀土的出口。而这一系列措施可能会扼杀美国经济中不断增长的电动汽车市场。自2021年中期以来，锂的价格已经飙升了500%，并正在推高电动汽车的价格。这对潜在的消费者来说已经是一大进入电动车市场的障碍。

基于以上分析，文章认为，建立美国国内的锂电池供应链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将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来绘制矿物储量图、获得许可、获得社区的支持和建造设施。

此外，针对以上观点，文章向美国国内的锂电池供应链公司提出了如下建议。首先，美国公司应与美国国内的印第安人部落达成协议，以勘探开采位于其保护区内的大量锂矿。其次，公司应与矿产开发地的居民处理好公共关系，签署相关协议，以避免当地居民的抵制。再次，相关公司应与美国的情报机关合作，以防止来自境外的虚假煽动信息阻碍锂电池产业发展。

11月4日，传统基金会发布题为《“美中间是否存在冷战？”是一个错误的问题》的文章。文章提出，不要把美中竞争称为“冷战”，这场持续的冲突应该有自己的名字。使用“冷战”这个词似乎表明，美国可以像应对苏联一样应对与中国的挑战，这是一个危险的想法，因为美国与中国的对峙不同于与苏联的对抗。苏联是一个巨大的军事机器，同时也是一个苦苦挣扎的经济强国，中国是一个强大的经济竞争对手，也是一个日益严峻的军事挑战，必须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两个威胁。

但文章认为，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新型的“战争”，既不热也不冷，但具有致命的严重性，美国应承认这是一场“战争”。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还没有承认，仿佛中国只是一个外交政策上的问题，可以通过“该竞争时竞争，该合作时合作”的方针来解决。这完全是一种误解，美国必须明白，美国现在正与中国进行生存斗争，双方利益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一致。

文章指出，为了生存和繁荣，在中国已经对美发动经济战的情况下，美国必须赢得针对中国的经济战争，保护美国经济免受中国的剥削和恶意行动需要攻守结合。美国必须保护美国人及其利益，避免其受到中国的破坏美国竞争力和繁荣的行为影响。美国还必须采取积极的威慑措施，降低中国威胁美国及其盟国的能力。美国必须制定一项计划，使北京无法承受经济侵略，同时允许美国经济增长和繁荣。

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美国必须保证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内实现美国经济的空前增长，这意味着取消对经济增长施加的不必要限制，重建美国的能源主导地位（包括化石燃料和核能），并遏制联邦支出和迅速增长的国债。

这也意味着强化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免中国认为自己可以在军事冲突中幸存下来。目前美国军队萎缩和空心化，这种趋势必须扭转。

10月18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题为《中国越来越多地试图影响美国政治》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似乎正通过一系列游说等活动，来越来越多地干预美国选举。针对上述情况，文章提出美国应对中国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以在政界、学术界和媒体界识别来自中国的渗透。

文章认为，近年来，中国已将影响他国政治的努力扩展到其近邻之外，并进入美国。美国司法部收到的报告提到，中国在过去六年中为影响美国政治所花费的资金（2.8亿美元）比任何其他外国国家都多。文章还认为中国正在逐步渗透进美国的地方政治系统，通过“地方包围中央”的方式来影响美国政治。此外文章提出，中国也大大加强了利用网上虚假信息干预美国选举的努力，有时只是为了制造混乱，有时则是为了促进一个政治家的地位。

最后，文章针对其所述的情况提出了几项美国应采取的措施。首先，美国对中国应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其次，对于许多能力不足、无法搜集到相关渗透证据的机构应予以裁撤。再次，应联合与美国有关的科技公司，对中国国家媒体发布的信息进行公开标注和针对性删除。最后，应加大对地方政治家的背景和财务审查，以避免来自中国的渗透。

10月18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题为《华盛顿在对中国技术的战争中提高了赌注》的文章。文章指出，尽管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5月表示美国不会阻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发挥作用，也不会阻止中国或任何国家发展经济或推进人民利益，但是美国如今对中国进行的技术封锁比以往更甚。

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做法越来越多地来自冷战时期的剧本。美国商务部表示，它将大幅提高拒绝向中国提供先进半导体和其他关键技术的力度。新的限制措施最快将于10月21日全面实施，它远远超出了以前的任何措施，试图将中国冻结在半导体发展的落后状态，并切断中国公司与美国行业专业知识的联系。新措施将阻止销售对发展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和其他关键技术至关重要的半导体，并进一步禁止向中国出售制造本国先进芯片所需的设备。这些芯片不仅对最新的武器装备至关重要，而且广泛应用于商业领域，包括医疗保健和自动驾驶汽车。而且，作为一项新举措，这些行动还禁止美国公司和公民与中国实体合作进行先进的半导体设计、研究或制造。

由于中国对全球电子供应链以及西方科技公司的利润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华盛顿一直试图在将北京作为经济伙伴和地缘政治对手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但美国现在已经做出了选择：这一代人第一次觉得打压中国比与中国合作更重要。

冷战的核心是一场经济斗争。美国及其盟国制定了一个全面的出口管制系统，旨在限制向苏联及其盟国出售先进技术，如计算机、电信设备和机床。彼时的机床对于20世纪的工业经济来说，就像半导体制造设备对于今天的工业经济一样重要。冷战的既定目标是限制苏联获得具有商业和军事用途的两用技术，但实际上，出口管制是一种更广泛的经济战形式。它们的目的不仅仅是阻止苏联发展其军事能力，而且是减缓其作为一个先进工业经济体的增长。如今，美国对中国的技术管制措施之背后逻辑也是如此。

尽管美国及其在欧洲和东亚的盟友在最先进的计算相关技术方面保持着巨大的优势，但跑得更快已经不足以保持领先。美国必须“重新审视在某些关键技术上保持对竞争对手的相对优势这一长期前提”。这种方法是一种“滑动尺度”，在这种尺度下，美国在芯片领域试图确保它比对手领先几代。这一目标催生了一项双管齐下的战略，即加大美国在科学研究和关键产品生产方面的投资——这也是最近通过的《芯片和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的目标——同时拒绝为中国提供其自身技术进步所需的西方技术。

随着21世纪的供应链更加一体化，美国更有能力来损害中国在最高端技术发展中的措施，削弱中国商业竞争力和军事能力。撇开布林肯关于不希望与中国发生冷战的外交辞令，美国现在的行动似乎很想阻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

       新泽西州拉马波学院政治学副教授迪安·P·陈（Dean P. Chen）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不要让步：美中领导人在巴厘岛会谈》的文章，文章指出美中领导人亲自出席的20国集团峰会中，两国并未就其国家的重大利益向对方屈服。

       文章指出，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之间会面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中国领导人在拜登当选总统后与其进行的首次线下会面，这次会面是在美中关系的关键时刻进行的。目前美中关系处于自1979年正常化以来的最糟糕状态。两国在军事、经济、贸易、技术、台湾和人权等方面的紧张关系全面加剧。佩洛西8月窜访台湾进一步削弱了双边关系。拜登政府在其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和《2022年国防战略》报告中指出，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挑战”。

       文章指出，在会议之前，华盛顿和北京都没有寄希望于取得突破或发表一份概述共同利益的联合声明。拜登强调他和中国领导人坦诚地“划出各自的红线”，以便双方能更好地理解各自的“关键国家利益”，在不做出根本性让步的情况下解决棘手的问题。

       文章指出，两国在某些领域达成了一致。两国总统同意保持定期和开放的沟通渠道，并通过联合工作小组解决与气候变化、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有关的跨国挑战。拜登在峰会后的讲话中称，“世界绝对不需要一场全新的冷战”。

       文章指出，两国在台湾和民主问题上的分歧才是最棘手的问题。拜登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及其“反对中国对台湾的胁迫性和日益咄咄逼人的行动”的立场。中国领导人断言：“任何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人都是在侵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人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中国领导人还驳斥了拜登对世界事务的“民主与专制”的描述，认为“中国实行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同于美国式民主，中国式民主基于国家的现实、历史和文化并反映了人民的意愿”。总之，本次会面的结果是两位领导人都没有在其本国的重大利益上向对方屈服。

11月15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on%E2%80%99t-give-inch-biden-and-xi-facedown-bali-205878 

海-苏厄德经济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Hay Seward Center for Economic Security）卡尔-德尔菲德（Carl Delfeld）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拜登总统亚洲外交的更大胆议程》（A Bolder Agenda for President Biden’s Asian Diplomacy）的文章，该文章称拜登总统的亚洲之行收获并不丰厚，作者称本应制定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议程，公开回击中国在南海的权力游戏，在21世纪建立一个开放、自由、和平的印太地区。

文章称，应在南海对中国进行反击。中国寻求执行其在南海85%，即140万平方英里范围内划定的未经承认的边界，这一水域每年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货物通过。中国最近变得更加挑衅，威胁并破坏了马来西亚和越南国际公认的专属经济区内的海上石油和天然气项目，这些专属经济区距离其海岸200海里。美国在南海没有领土要求，但在航行自由方面有持久的重要利益。美国海军在中国主张的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行动对此是有帮助的，但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文章称，应让印度尼西亚加入四国集团。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组成的四国集团结合了金融、技术优势和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消费者，促进了各国的稳定、安全和繁荣。这种合作精神需要在经济和金融方面加以扩大，印度尼西亚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已经是美国的两倍，在美中对抗的时代，美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文章称，虽然拜登总统对东南亚的关注值得称赞，但淡化经贸外交以及没有一个更雄心勃勃的议程对美国来说错失了一个遏制中国、重塑印太地区的机会。

11月24日发布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bolder-agenda-president-biden%E2%80%99s-asian-diplomacy-205939

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保罗·皮勒（Paul R. Pilla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乌克兰战争有缺陷的话语》（The Flawed Discourse Over the War in Ukraine）的文章，作者认为美国关于俄乌冲突的政策辩论在过去九个月中显示出若干反复的缺陷。

其一是对短期发展反应过度。作者指出一个例子是三十名进步国会议员一封敦促谈判结束战争的公开信。作者指出，它很快引起了负面反应，一些立法者早些时候签署了它，但在发布后却放弃了支持。作者认为，任何和平协议能否结束乌克兰战争，能否成功和稳定，将取决于它解决长期问题的程度，包括俄罗斯决定发动战争的根本问题。当俄罗斯最初的入侵将其部队带到基辅数英里内时，俄罗斯迅速占领乌克兰的假设很普遍，西方的一种反应是提供乌克兰总统府撤离的帮助。作者指出，对这些短期军事事态发展作出狭隘的反应肯定是一个错误。

其二是将所有内容简化为一个维度。作者指出，关于战争的许多讨论试图将问题归结为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即是否支持乌克兰。作者指出，针对乌克兰冲突的政策的各种政治、外交、金融和军事方面不能简化为单一的维度或立场。倡导旨在和平解决的积极外交，同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强有力的物质援助，并不矛盾。

其三是对俄罗斯利益关注不够。作者认为，拖延谈判以希望扩大军事成功是错误的。作者认为，和平谈判最有可能开始并取得成功，不是在战争对一方明显顺利的时候，而是在双方陷入相互伤害的僵局时。作者补充道，普京在很大程度上押注其政治未来的事业，军事挫折不会导致他温顺地削减目标。

其四是“胜利”的错觉。作者指出俄乌冲突不会以合法地被描述为一方胜利而结束。唯一的例外是一方被完全消灭或一方完全单方面撤出争议地区。而这一情况在两方斯都不会发生。作者指出，几乎所有的战争都以达成某种讨价还价而告终，有时是默契的，但往往通过明确的谈判更有用。即使是被描述为“胜利”的结果往往与此类似。

哈佛肯尼迪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和国际事务教授史蒂芬·M·沃尔特(Stephen M. Walt)近日撰文表示目前的大国竞争将推动国际秩序走向更加糟糕混乱方向，对此作者提出了理论框架指导大国关系。

作者开篇指出，全球秩序目前正在不断恶化。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和随之而来的中国崛起侵蚀了曾经由美国及其盟国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复出现的金融危机、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新保护主义、COVID-19 大流行以及对经济制裁的日益依赖已经结束了冷战后的超全球化时代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使北约重新焕发活力，但也加深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鸿沟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国内优先事项的转变和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阻碍了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形成于这些事态的国际秩序是无法预测的。展望未来世界国际秩序的特点是日益敌对的美国和中国、重新军事化的欧洲、区域经济集团、按地缘政治线划分的数字领域以及日益增长的经济武器化战略目的的关系。

对此，作者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由四部分组成的框架来指导大国关系。第一部分是禁止行为，其内容将借鉴已被美国、中国和其他大国广泛接受的规范。第二部分是国家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以换取其他国家类似让步的受益行动，比如双边贸易协定和军备控制协定。第三部分是该框架任何一方都可以自由地采取独立行动来推进特定的国家目标。各国可以在主权原则指导下采取行动，但受制于任何先前商定的禁令。第四部分是需要多个国家参与并采取有效行动的问题，比如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 COVID-19。该框架仅预先假定各国就核心原则达成最低限度的协议并承认在应该解决多少问题方面存在持久分歧。与其强加一套详细的规定性规则，该框架将作为“元制度”发挥作用：一种指导敌对国家甚至对手在一系列问题上寻求合作或妥协过程的理论。当他们存在分歧时仍然可以采用该框架加强他们之间的沟通，澄清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并在各国寻求自己利益时为他们提供避免伤害他人的激励。至关重要的是，这个框架可以由美国、中国和其他大国自己制定。这种框架可以提供大国竞争所不能提供的东西：让敌对大国甚至对手找到共识，以维持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推进经济繁荣，并尽量减少重大战争的风险，同时维护自己的安全。

对于这个框架，作者认为其潜在好处在中美关系中最为明显。迄今为止，美国未能阐明旨在维护美国重要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对华政策。美国不应通过破坏中国经济来恢复美国的主导地位，当前的做法远非让中国适应多极化的灵活规则体系，而是寻求遏制中国、降低其相对实力并缩小其战略选择。

与此同时，作者认为管理中美安全竞争有多方面内容。尽管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忧并希望得到美国的保护，但是他们不想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做出选择。因此，在华盛顿努力巩固其亚洲联盟的同时，它还应该支持缓解亚洲紧张局势的区域努力，并鼓励其盟友避免与中国或彼此之间不必要的争执。美国应当推动如印太经济繁荣框架的区域贸易协定，其政策应侧重于最大化经济利益，而不是试图孤立和排斥中国。

最后，作者总结道，未来很有可能产生一个比现在更糟糕、更危险的世界秩序。但这样的结果并非不可避免。国家及其领导人可以通过利用作者提出的四部分框架来建设一个更加繁荣和安全的世界。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发表文章认为，目前世界处于世界秩序急剧衰落的阶段，美国应当管理旧的地缘政治竞争与新挑战的碰撞，优先考虑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同时发展国内民主。

作者开篇指出，目前世界正处于世界秩序急剧衰落的十年之中。一方面，世界正在目睹传统地缘政治的一些最坏方面的复兴：大国竞争、帝国主义野心、资源争夺。中国已经开始寻求区域和潜在的全球主导地位，这可能导致中国与美国竞争加剧甚至走上对抗的道路。这些地缘政治风险与当代如气候变化、流行病和核扩散等新兴挑战相交叉。即便区域和国际合作符合各国国家利益，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大国几乎不可能合作应对区域和国际挑战。美国民主和政治凝聚力面临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从未见过的危险。这些条件引发了一个恶性循环：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产生新的全球问题使得合作变得更加困难，不断恶化的国际环境进一步加剧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全球挑战与世界应对措施之间的可怕差距，欧洲和印度洋-太平洋大国的大国战争可能性上升，以及伊朗在中东造成不稳定因素增加，这些都汇集在一起，产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危险的时刻。称之为一场完美的风暴，或者更准确地说，一场不完美的风暴。

这些地缘政治动荡和全球挑战肯定会决定这十年国际秩序的发展，但目前没有任何美国外交政策的总体理论或框架能够发挥冷战时期遏制政策的作用。因为当代世界有太多的不同类型的挑战，这些挑战并不在单一的结构内。当下的世界秩序不可能作为一个单一的现象来谈论：当下世界有反映权力平衡和规范共享程度的传统地缘政治秩序，也有反映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等挑战的全球化秩序。世界秩序（或缺乏秩序）越来越多地成为这两者的总和。

作者认为目前世界秩序的现状并不意味着美国应该使用一些原则和实践来指导其外交政策，并降低未来十年将产生灾难的风险。美国目前的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是阻止俄罗斯和中国侵略的联盟，并有选择的与志同道合者建立伙伴关系以应对美国不能忽视或独自应对的全球性挑战。对于中国，美国需要加强地区秩序的基础。这意味着要优先考虑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以及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AUKUS）的联盟。从欧洲与俄罗斯的尴尬中吸取教训，美国需要减少与中国的相互依存关系。这将意味着缩减经济关系，并将使美国更容易与中国对抗，甚至在必要时制裁中国。这不是经济脱钩，而是经济疏远。此外，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行动，华盛顿及其合作伙伴也需要做出强有力的回应。允许中国占领该岛将产生巨大影响：每个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都会重新考虑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并选择安抚中国或某种形式的战略自治，这可能涉及获得核武器。由于台湾在制造先进半导体方面占主导地位，台湾冲突也将导致严重的全球经济冲击。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以保护该岛，同时通过安全和经济手段来支持这一承诺。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不应该寻求改变俄罗斯或中国，不是因为这样做是不可取的，而是因为倡导政权更迭可能是无关紧要或适得其反的。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重点不应该是重塑他们的社会，而应该影响他们的外交政策选择。

最后，作者还提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限制中国在国际上取得成功并避免与他们对抗可能会在他们的政治制度中施加压力，这可能导致现实偏离美国的预想，就像四十年的遏制政策对苏联产生的影响一样。华盛顿不应该对中国或俄罗斯政府造成生存威胁。以免它加强中国或俄罗斯的力量，使他们会认为鲁莽行事不会失去任何东西，选择性地与美国合作也没有什么好处。

2022年9月/10月刊

8月11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2022年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的作用被夸大》的报告。报告指出，为应对与中国的竞争和美国半导体短缺的问题，美国在8月9日签署了《2022年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使其成为法律，试图通过大幅增加资金来促进美国科学和创新。但是报告认为，这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研发。

《2022年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规定在5年内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新技术理事会拨款1000亿美元,为地区技术中心计划的商业项目拨款200亿美元，并为其他科学和技术计划拨款数十亿美元。虽然与最初的提案相比，资金减少。但是，该新法案仍为美国研发提供了可观的资金支持。在这通货膨胀压低研究资金时，对美国科学的机构来说是大笔的资金。但从美国研发的大局来看，这并不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因为，该项法案增加的资金只是美国研发投资的一小部分，总计不到美国政府每年在研发支出的一半。

报告认为，这项法案也不会对公共和私营部门资助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目前，美国在应用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支出约为5500亿美元，约占美国研发总额的84%，而基础研究的支出为1080亿美元。与私营部门相比，政府在基础研究上的支出相对于其整个研发预算要高得多。尽管该法案确实将增加的200亿美元国家科学基金会资金指定用于技术研究，而不是基础研究，但它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联邦政府或整个美国研发系统内基础、应用和发展研究之间的资金分配。

报告认为，资金资助并不是改善联邦研究机构的唯一途径。该法案基本上没有触及联邦研究基金的现有架构，忽略了创新的关键障碍。美国研发体系的复制危机,研究生产率下降,研究官僚化等问题不能简单地通过增加资金来解决。美国国会错过了一个在《2022年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背后的两党势头下正面解决这些问题的机会。

报告指出，虽然存在上述的问题，但该法案同时也清楚地表明，振兴美国研发是当务之急。现在，有了新的资金，科学机构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在现有项目的基础上提高研究生产率，尝试分配和评估研究经费的新方法，收集更多有效方法的证据，并协调各机构解决共同的问题。此外，行政部门，包括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也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8月11日发布

8月中旬，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世界经济乌云笼罩》的报告。报告指出，世界经济面临较大问题。美联储在制定美国货币政策时，如果希望避免美国经济出现不必要的经济硬着陆，就应该考虑到世界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

报告认为，世界经济问题中较为系统性的问题来自中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但是受疫情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缓慢且中国房地产行业危机不断加深。另一方面，俄罗斯削减对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天然气出口，可能导致德国经济衰退，影响意大利偿还债务的能力。而为应对美联储加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回流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低迷情势，这可能会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引发一波债务违约浪潮。阿根廷、埃及、巴基斯坦、俄罗斯、斯里兰卡和乌克兰目前正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困难，突显了这种浪潮发生的可能性。

报告认为，对美国而言，这一切可能意味着在美元走强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的背景下，通胀压力将进一步下行。这也可能意味着出口市场恶化和风险偏好下降将导致总需求减弱。美联储需要考虑其在寻求控制通胀方面是否过于激进，以及是否增加了不必要的经济硬着陆的风险。

8月16日发布

8月21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国会可能会通过这两项法案削弱美国的竞争力》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参议院目前正在审议《美国创新与选择在线法案》和《开放应用市场法案》两项法案。如果通过并签署成为法律，将导致美国公司，例如Apple，Meta（Facebook 的所有者），Alphabet（Google的所有者）和 Amazon对技术平台进行重大新设计。微软也可能陷入困境。强制性的业务变革将在财务上削弱美国信息技术部门，严重限制这些公司的创新能力，并严重削弱它们对抗网络威胁和国家支持的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恶意信息的成效。同时，这两项法案将不会影响中国和俄罗斯的技术平台且一些平台正在美国市场取得重大进展。

《美国创新与选择在线法案》规定“覆盖平台”（即达到上述美国高水平的技术平台）比竞争对手提供更好的需求是非法的。该法案列举了十种可能的非法形式，包括：（一）不允许平台的商业用户访问或与提供商用于其自己产品的平台的操作系统、硬件或软件功能进行互操作；（二）利用商业用户或其产品在平台上产生的非公开数据与用户竞争：（三） 实质限制这些用户访问数据；（四）在处理影响平台自身产品和竞争对手产品的技术标准时，未做到中立、公平、无歧视。类似地，《开放应用市场法案》要求平台允许用户“通过应用商店以外的方式安装第三方应用或应用商店”。它还要求所有开发人员都拥有相同的“访问操作系统界面、开发信息、硬件和软件功能的权限”。但如果违规是“实现用户隐私、安全或数字安全所必需的”，则这些规定不适用。同时，该法案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平台。

报告认为，在技术驱动的世界中，国家安全部分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技术领先地位。这两项法案通过开放平台和客户系统让竞争对手入侵，限制上述公司继续成为世界技术创新领导者的能力，并削弱美国信息技术部门的财务能力，从而威胁到美国网络和国家安全。而美国参议院正在考虑的《平台竞争和机会法案》将加剧这种影响，该法案将限制企业家通过开发创新产品并将其出售给一家大型科技公司而获利的机会。

报告认为，这两项法案的提议者一直对国家安全问题不屑一顾。在与俄罗斯、中国和其他精通技术的国家关系日益紧张之时，不应该将美国的国家安全置于危险之中。

8月21日发布

9月7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修订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的报告。报告指出，如果美国的首要任务是与中国竞争，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必须得到修订。

报告认为，《芯片与科学法案》中的“芯片部分”没有重点，“科学部分”为中国获取美国技术突破敞开了大门 。

在芯片方面，虽然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将亲自确保向半导体公司进行更多拨款是合理的，但是该法案几乎没有说明目标是什么，即美国的芯片厂应该有多先进？只是补贴最终制造还是补贴整个供应链？该法案没有要求或者指导补贴确保可靠的芯片供应链，由此可能导致美国新的晶圆厂依赖中国新的供应链。对此，报告认为这些问题这取决于高管是否能够做出正确的分配决策，即应该给制造商分配较少的资金和给其他系统分配较多的资金，但是现在情况恰恰相反，不仅不仅芯片制造商抓住一切机会要求补贴，商务部还支持这些芯片制造商这样做。因此，报告认为私人利益高于公共利益是主要的产业政策风险，而美国国会未能明确其对半导体的需求，因此很容易忽视公共利益。

在科学方面，虽然避免了上述芯片问题，因为至少在实施之前，它不是产业政策，支持科学基础研究是政府的核心职能。但是，该法案没有纳入防止非法获取技术的研究安全条款，即该法案很难阻止受资助的研究帮助中国获得技术进步。

对此，报告认为，应该让美国的行政部门实施更好的法律或者让国会修订该法案。

9月7日发布

9月中旬，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控制中国在国际电信联盟中的主导地位》的报告。报告指出，国际电信联盟将于本月晚些时候举行全权代表会议，成员将在会议上投票选出新的秘书长和高级官员小组人员。如果中国青睐的候选人成功选举，那么中国将在俄罗斯等其他国家的支持下，继续围绕5G网络等新兴技术制定规则、标准和最佳实践。对此，报告认为需要支持美国候选人获选并寻求可靠的替代方案以反对中国和俄罗斯主导的国际电信联盟系统。

报告认为，国际电信联盟是一个为包括无线电频率、卫星轨道槽位、宽带、互联网通信和技术设备等许多不同领域制定标准的组织。一旦制定了这些标准，就可以让制定这些标准的国家的公司在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因为其他国家的公司会被激励在全球范围内采用这些标准。而目前，美国公司因为成本和预算问题在国际电信联盟中的参与度有所下降，中国在该领域具备优势。

报告认为，现任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已经是中国公民，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一位美国公民将与一名俄罗斯公民竞选秘书长职位。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电信联盟中具有一致针对美国的利益、政策和优先事项。如果俄罗斯人当选，可能继续推进中国优先事项，这将对美国不利。对此，报告认为，事关重大，美国政府应该支持美国人当选国际电信联盟的秘书长。除此之外，在拒绝由中国和俄罗斯主导的国际电信联盟系统的同时寻找可靠的替代方案。

9月15日发布

9月22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更重要的中美经济竞赛》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是否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上赶上美国备受关注，许多观察家最近发现了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问题，并意识到中国在经济方面可能永远赶不上美国。报告认为GDP是一个活动指标，可以通过国家财富来衡量。美国将继续在财富上与中国拉开差距。

报告认为，GDP被过度使用来衡量经济发展。人均GDP是一种奇怪的、往往不准确的个人收入指标，它可以直接衡量。购买力平价适用于国家GDP，特别是对中国来说，具有欺诈性。因为GDP本身相当好地代表了生产，但可能会因“浪费”而膨胀，特别是在一个尽管长期和大规模产能过剩的非市场经济中，它可能用于补贴“战略性”行业而膨胀。但是浪费的生产不会意味着财富。此外，财富也不能被持久地膨胀。瑞士信贷多年来一直在编制许多国家的家庭净财富数据。家庭净财富与国家净财富并不相同，但在美国这两者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且在大多数经济体中，这种相关性显然是有意义的。

瑞士信贷本周公布了2021年底的数据。中国家庭的净财富达到了85.1万亿美元。美国达到145.8万亿美元。在2011年，中国和美国的家庭净财富值分别为30.9万亿美元和65.8万亿美元。说明过去10年，美国家庭财富领先于中国的部分已经扩大了25万亿美元。虽然中国的财富占美国财富的比例有所上升。但各国并不利用财富比，而是利用财富差额来比较两国经济水平。此外，尽管疫情爆发，中国的财富在这两年里增加了15万亿美元，而美国的财富增加了31万亿美元。然而美国获得的收益几乎与美联储为家庭净资产提供的收益相同。因此，下一步是尝试将家庭财富转化为国家财富。美联储这样做，创造了136.2万亿美元的净国民财富。相比美国，中国的情况要困难得多，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其他政府资产更为突出，而且就其性质而言难以估值。当计算家庭财富之外的资产时，美国的绝对财富优势很可能会缩小。但是，如果将政府债务占比加入计算，美国将不断扩大领先优势。

报告总结认为，经济方面，美国的国家财富将持续保持领先地位且将得到加强。

9月22日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