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会见了七国集团领导人。本次会见旨在加强七国集团在经济发展、网络空间和量子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也包括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七国集团(G7)占有着份额超过50%的世界经济，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合作体之一。会上，七国集团承诺以共同的方式解决问题。 

第一，统一应对中国“非市场的政策和行为”。制定协同一致的方法，确保为企业和工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第二，提高供应链弹性。促进透明、可持续的关键矿物供应链发展，采取具有前瞻性的加工、提炼和回收战略。第三，加强网络和量子技术合作。通过问责制、部署量子抗加密技术，增强网络空间的稳定与安全，促进数字经济的增长。第四，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贸易标准。致力于优化技术、贸易和创新方面的标准，改善国内公民的生活。第五，改善多边债务重组框架。敦促所有相关债权人，依规为必要的债务处理做出建设性贡献。第六，致力于维护人权。谴责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一系列侵犯人权行为，例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缅甸军事政变以及伊朗持续镇压国内武装。第七，重申民主恢复力的重要性。强调在世界各地应对专制威胁的重要性，扩大七国集团国家民主价值观的影响力。

8月9日，拜登（Joseph Biden）总统签署了《2022年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该法案旨在加强美国的制造业，保证供应链安全和国家安全。法案通过对科学研发、技术以及未来劳动力进行投资，保持美国在纳米技术、清洁能源、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行业的领先地位。同时，用于本法案的资金还配备了强有力的保护措施，以确保接收方不会在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建设某些设施。布林肯（Antony Blinken）国务卿指出，这项立法将使更有利于美国迎接21世纪的威胁和机遇，同时也是加强包括TTC（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理事会）, IPEF（印太经济框架协议）和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在内的美国区域供应链外交的重要一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澳洲外长黄英贤（Penny Wong）及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Hayashi Yoshimasa）于金边出席第55届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举行了场边会晤。

国务卿与两位外长表达了将致力深化澳、日、美三方伙伴关系，力求推进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愿景，并强调此种伙伴关系，是建立在共享利益和价值的不可撼动的基础之上的，具体包括三方对自由、法治、人权、主权与领土完整、在不诉诸威胁或使用武力之情况下和平解决争端、维护航行与飞越自由之承诺。三方还了重申支持东盟中心性（ASEAN centrality）的决心，提及了太平洋岛国作为本区域伙伴的重要性。

国务卿与两位外长重申对维护台海和平及稳定之承诺，并肯定东盟发表声明，强调降低台海紧张局势的重要意义。三方皆盼望能透过外交途径，避免误判的风险。国务卿与两位外长对于中国近日“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稳定之举动——大规模军演”的行为表达关切。三方亦谴责中国发射弹道飞弹的行动。对此，日本政府表示，其中的五枚便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破坏本区域的稳定。国务卿与两位外长呼吁中国立即停止军事演习。在可适用的情况下，澳、日、美三方的一中政策并无改变，对台基本立场亦无改变。

8月14日至18日，美国印太司令部第33届军事行动和法律会议(MILOPS 22)于泰国曼谷举行。会议汇集了来自印太及其他地区的20多个伙伴国家的高级军事领导人、政府官员、法律顾问和学者，与会者围绕印太地区有关国际法、军事合作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问题展开讨论。会议中，美军印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John Aquilino）强调了印太地区对维系全球稳定繁荣的重要性，指出捍卫基于国际规则的国际秩序对于维护所有人的利益有着绝对的必要性。阿奎利诺司令认为，盟友间对彼此的承诺、对促进印太地区法治的承诺十分重要，因此与会各国对国际法形成共识是有必要的。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Daniel Kritenbrink）将于8月22日至27日访问蒙古乌兰巴托和韩国首尔。在乌兰巴托，克里滕布林克计划参与美国和蒙古的年度双边磋商，讨论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和持续合作的方式。美国对于成为蒙古的战略伙伴和“第三个邻国”而感到自豪，将继续支持蒙古巩固主权与民主制度，实现经济多样化；在首尔，克里滕布林克将与韩国政府官员举行会谈，讨论如何加强美韩联盟以及美国、韩国和日本三方合作，以应对地区和全球问题。

7月28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反对佩洛西台湾之行的战略》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可以而且应该利用与中国的危机为自己谋取利益。如果精心策划这场危机，美国可以在国际和国内建立支持。但是，佩洛西此行在三个方面违反了战略逻辑。

报告认为，首先，佩洛西此行的时机很差。因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中国对此种挑衅行为会采取强硬的回应。当佩洛西第一次计划在4月访问台湾时，情况会有所不同。当时，中国准备应对方案的时间较少。乔·拜登（Joe Biden）还没有暗示美国承诺“保卫”台湾，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 ）和前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也还没有前往台湾并建议取消“一个中国”政策。所以这次访问的时机让美国处于一个艰难的战略位置。其次，佩洛西此行旨在增强威慑力，但实际上可能会削弱威慑力。为了威慑中国，美国需要表现出承诺并加强其军事能力以及台湾的军事能力。佩洛西的访问对美国或台湾的军事能力没有影响，但反而会削弱威慑力。最后，佩洛西之行可能会使美国与主要盟国和合作伙伴分道扬镳。如果危机能够激发更大的国际合作并相应地推动资源，那么危机可能是有用的。但迄今为止，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对佩洛西的访问保持沉默。尽管最近亚洲和欧洲的盟友有公开支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的趋势。事实上，与外国官员和专家的非正式对话表明，很少有人支持佩洛西的访问，大多数人倾向于指责美国引发了一场危机。他们认为美国近期多位领导人的行动模式破坏了台海的现状。

报告认为，现在不是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合适时机。佩洛西之行有很大的下行风险。中国对她访问的反应可能会引发“第四次台海危机”。而这不仅会破坏台海稳定，而且会破坏美国国内外围绕挑战中国和支持台湾的日益增长的“共识”。但是鉴于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言论越来越激烈，佩洛西不太可能退缩。但美国领导人很可能会后悔让这场危机出现。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各方都必须努力工作，以防止冲突的爆发。

7月28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美国芯片法案：远非完美，但仍然非常好》的报告。报告指出，如果美国要实现供应链安全，美国将需要在半导体行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美国芯片法案》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最近，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促进美国半导体制造业的计划，众议院对该法案进行投票。保守派反对该法案。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通过一份备忘录表达了其对法案的反对意见。此外，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政治行动机构希望其支持的保守派对该法案投反对票。但是报告认为，《美国芯片法案》有意义地促进了美国的利益并支持该项法案。

报告认为，《美国芯片法案》核心的三项规定包括：527亿美元的赠款用于支持国内半导体研究、制造和生产，其中20亿美元用于对美国汽车和国防工业至关重要的芯片组；240亿美元用于投资美国半导体制造的估计税收抵免；2000亿美元用于芯片相关的科学研究。 由于如此多的半导体供应链贯穿亚洲，人们担心被投资者可能会利用这些资金来扩大或改善他们在中国的业务，从而与原目的完全相反。但是美国国会一直在讨论一系列保护措施，使这种支持能够在不提高主要地缘政治竞争对手能力的情况下为美国芯片行业注入活力。

报告同时认为，该法案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该法案忽略了更广泛的半导体供应链安全，如果要达到长期需要的目标，这个问题最终必须得到解决。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要实现这种供应链安全，美国将需要对全球芯片行业产生更大的影响，而这项法案是扩大这种影响的良好开端。《美国芯片法案》可以帮助美国逐步提高塑造整个行业并限制中国半导体制造的能力，迫使其接受者开始与中国脱钩。数十名美国国家安全领导人呼吁国会通过这项法案。

7月21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改善供应链的第一步》的报告。报告指出，面对美国供应链对中国材料的依赖，改善供应链的第一步是确定美国在哪些方面面临当前或未来的生产材料短缺。

报告认为，关于供应链的讨论很多，但是美国政府做得却很少。虽然不采取行动有充分的理由：转移供应链成本高昂，需要考虑的供应链很多，而且每条供应链都涉及拥有自己供应链的设备。但是，报告认为，几十年来，为美国服务的全球供应链一直不透明，这是一个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同时，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冲突表明了对弹性供应链的迫切需求。而建立供应链弹性的一个必要的步骤是透明度，决策者必须掌握有关供需平衡以及谁参与供应链的信息。但是，美国相关部门在发布供应链文件之时承认仍有大量数据缺失。这些部门本应确定哪些数据缺失并强调政府需要帮助的地方，但这些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完成这些任务，导致美国将容易受到供应链冲击的影响。

报告认为，最有价值的缺失信息涉及美国不能自给自足的领域，而这恰恰是需求超过可靠供应的领域。如果不知道哪里存在供应短缺，就不可能真正改善供应链。因此，加强供应链的第一步是确定美国在哪些方面面临当前或未来的生产材料短缺。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此类材料，则其他计划都是建立在浮云之上的。由于材料既可以以原材料的形式进口，也可以以加工产品的形式进口，所以政策制定者必须了解美国对他们的依赖程度。但是，目前美国政府不知道半导体硅金属和晶圆、最近指定的基本药物的关键原材料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设备中使用的构成材料的过剩需求。在衡量这些材料需求短缺之前，供应链后期增加产量并不能提供安全保障，甚至会加深供应链的依赖。

因此，报告认为，关键点在于，其一，最终产品产量的增加并不能提高供应链的弹性。使用相同的供应链制造更多产品甚至可能造成更多漏洞。新政策必须针对整个供应链，而不仅仅是最后阶段。其二，在美国销售的公司应该负责了解他们整个供应链的供应商。对于被视为关键的产品，中国在供应链中任何环节的参与都应受到限制。其三，许多供应链中最薄弱的环节是构成材料，因为这些材料可以进行下一阶段的生产，并且通常从海外采购。美国必须迅速确定预计材料需求超过可靠供应的地方。

7月11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国会必须做好自己的工作：提供和维持海军》的报告。报告指出，面对中国的竞争，美国应该提供和维持海军。

最近，美国五角大楼提出退役仅3年的海军舰艇（一艘现代化的宙斯盾巡洋舰和一些最近采购的濒海战斗舰）的提议。报告认为，虽然有很多对濒海战斗舰的批评，但是美国军方不能失去这些舰艇所覆盖和威慑的空间范围。作为美国与中国竞争的一部分，海军军舰的存在是一种威慑。太平洋地区的局势使美国无法简单地抛弃仍然有用的军舰。而在印太冲突中，濒海战斗舰将满足持久的低端要求，例如执行商船护航或猎雷任务。如果战争像乌克兰冲突那样以高损耗率拖延下去，这将是非常有价值的。美国众议院在本周讨论国防政策法案时，濒海战斗舰很可能成为各种修正案和重要讨论的避雷针。但是报告认为，在激烈的竞争中，让海军军舰过早退役是不必要的浪费。

在中菲南海仲裁案作出裁决六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作出如下声明：

美国及印太盟友致力于维护一个商品、人员和思想都能够在陆地、天空、网络和公海上自由流动的体系，这一体系将惠及印太地区各个国家。依据《海洋法公约》的规定，维护自由开放的南海是这一共同愿景的组成部分。

六年前，依据《海洋法公约》组成的仲裁庭做出的裁决对于菲律宾和中国具有约束力。在这份裁决中，仲裁庭拒绝支持中国在南海主张的广泛的海洋权利，指出其没有国际法依据。今年，美国国务院发布了《海洋界限:中国南海海洋主张》，这是一份关于沿海国海洋权利主张及其国际法依据的最新研究报告，该报告研究了中国在南海仲裁案裁决发布后，对其南海海洋权利主张的重新表述。报告得出结论，这些改正后的海洋权利主张仍然不符合国际法。对此，美国重申其于2020年7月13日作出的关于南海海洋主权主张的政策，并强调将对在南海发生的，对菲律宾武装力量、公共船只或飞机的武力攻击援引《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共同防御承诺。

在此，美国再次呼吁中国履行国际法义务，停止挑衅行为。美国将继续与盟友伙伴，以及东盟等地区组织进行合作，以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7月9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巴厘岛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后，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会晤。会晤前，布林肯国务卿表示中美关系复杂而重要，双方进行面对面的谈话是十分有必要的，期待双方进行有成效的、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对话。王毅部长则指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大国，保持正常交流是必要的。双方需要共同付出努力，确保中美关系将继续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最重要的是要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原则——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该原则符合中美及中美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

6月末，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研究安全：一个新的前沿》的报告。报告指出，对他国科技创新的系统性利用构成了典型的“灰色地带侵略”。中国对西方科技研究的利用对西方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竞争优势构成了巨大的风险，西方国家应该确定科技研究合作的界限；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科学家以及科技初创企业开设国家安全课程；加强对美国现代化风险投资的资金监管。

报告认为，科技创新是经济进步的动力，所以确保科技创新不被战略竞争对手利用对于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然而，中国通过资助学生、科学家在西方学校、学术机构进行学习，开展研究；招募外国科学家在中国从事高科技工作；收购、投资和融资外国科技初创公司，系统地利用西方科技来推动超越西方的战略计划，给西方国家带来难题。例如，什么是全球化时代的传统学术合作和投资？什么是威胁目标国家经济繁荣甚至国家安全的不公平创新利用？对此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因此，报告认为，这些形成了对西方国家的“灰色地带侵略”。应该对什么样的科技创新开放进行限制，西方并没有达成共识。其他国家也可能效仿中国系统地利用西方的科技创新，而这种利用也涉及到军事用途的技术。

报告认为，西方政府可以采取几个步骤来加强研究安全。首先，应该定义哪些外国学术机构不能利用西方科技创新，或者可以创建一份白名单，列出哪些研究人员和投资者能够充分利用西方科技创新，并制定相应的审查措施。另外，可以引入关于研究和创新更严格的一般规则，包括审查大学研究人员和博士生的国籍，大学在进行国际科技合作之前必须进行尽职调查，大学与政府共享保护科学研究的信息，聘请研究安全专家进行监督，扩大技术出口管制的范围，加强对外国风险投资的监管。其次，为学者、初创企业创始人和员工开展国家安全课程。第三，鉴于科技创新给公司和国家带来的巨大优势，应该加强初创企业接受外国风险投资的监管。

6月24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拜登的亚洲之行为美国与印太地区的交往划定了基线》的报告。报告指出，当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俄乌冲突之时，美国总统拜登的首次亚洲之行通过投资美国与其他国家新领导人的关系，继续优先考虑美日印澳四方关系，以及为该地区推出新的经济和安全计划，为美国参与印太地区活动划定了基线。美国的区域伙伴关系是否最终能够超越该基线还有待观察。

报告指出，拜登的第一次亚洲之行的主题是全球互联。针对乌克兰危机和疫情等问题，拜登政府正在国外寻找解决方案。美国政府正在加深与其盟友和合作伙伴之间的供应链弹性并试图消除对乌克兰危机可能会分散美国对亚洲注意力的担忧。

报告认为，拜登亚洲之行的谈话突出美国对台湾的担忧。美国、日本、韩国领导人将印太地区描述为对全球和平、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的地区并重申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美日印澳四方机制也在其联合声明中间接提及台湾海峡。

报告指出，拜登亚洲之行推出了两项新的经济和安全计划。在经济计划方面，由于该地区缺乏任何积极的经济议程，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从制定数字经济的规则到确保安全和有弹性的供应链，再到推动清洁能源转型，提高透明度，公平税收和反腐败的标准，该框架旨在应对21世纪的经济挑战。但是报告认为，该经济框架并不能满足区域对自由贸易安排的需求，也不能确保美国出口商在亚洲获得更大的市场准入。在安全计划方面，由于该地区许多国家无法有效监测自己的水域以及领土管辖范围外的水域，美日印澳四方机制宣布新的印太海洋领域意识伙伴关系。在构建从印度洋、东南亚到太平洋岛屿的共同作战图时，印太海洋领域意识伙伴关系将允许国家在海洋跟踪“黑暗航运”和其他战术层面的活动，以及提高合作伙伴应对气候问题，人道主义事件以及保护其渔业的能力。此外，拜登政府希望与四方合作伙伴一起帮助该地区各国根据他们现在可以获得的新信息采取行动，并依靠商业上的可用数据构建合作。

报告总结，拜登总统的亚洲之行明确表明，该地区仍然是当下美国的优先事项。美国政府推出了两项有意义且雄心勃勃的经济和安全举措，并为其确保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承诺设定了新的期望。但是美国能否在应对乌克兰危机、国内经济挑战以及国内分裂，选民分化的同时对上述计划投入所需的时间和资源有待观望。

6月17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十年亚洲战略模拟的六个教训》的报告。报告指出了美国及其盟友如何在印太地区取得成功并更好地为该地区的长期竞争做准备的六条经验。

青年战略家论坛聚集了来自亚洲、欧洲和美国的政府官员、著名学者、从业者和商人来讨论印太地区战略，旨在模拟未来20年的区域互动。参与者被分成五个队伍，每队有三到六名队员。这些团队通常代表中国、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和美国。每个模拟通常经历七个阶段：（1）国家团队开会规划模拟战略；（2）团队必须解决未来五年发生的危机；（3）团队为未来十年重新平衡他们的资源分配；（4）团队必须解决未来十五年发生的危机；（5）团队重新平衡未来十年的资源分配；（6）团队必须解决未来二十五年发生的危机；（7）参与者开会讨论从模拟中获得的经验教训。模拟的危机包括：越南和中国船只在帕拉塞尔群岛发生的事件；菲律宾和中国船只在南沙群岛发生的事件；印度尼西亚和中国船只在纳土纳群岛附近发生的事件；中国和日本飞机在东海发生的事件；越南和中国船只在帕拉塞尔群岛发生的事件；菲律宾和中国船只在南沙群岛发生的事件；印度和中国军队在实际控制线的冲突等。

报告认为，过去十年的青年战略家论坛模拟提出了关于印太地区长期有效战略的六个经验。首先，试图维持现状既不现实，也不具有战略意义。老牌强权倾向于用维持现状来描述他们的目标。这一目标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往往剥夺了他们以潜在有益方式调整现有秩序的能力。美国领导人必须提出以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来定义未来愿景。其次，美国需要调整其对近期危机的反应，着眼于长期动员最大可能的平衡联盟。第三，中国实力增强为美国和其他领导人创造并扩大对抗联盟的机会。第四，承认印太地区即将出现多极化的现实可以使美国受益。通过支持新的权力中心的崛起，美国可以建立一个广泛支持其利益但较少依赖美国保证的地区秩序。第五，美国应该关注那些决心“摇摆不定”的国家。虽然这些参与者不太可能快速获胜，但今天的持续参与可以为明天的重新调整奠定基础。最后，建立强大的联盟需要美国的领导。美国经常将其各种盟友称为该地区的“关键”或“基石”，但事实仍然是，最有效的地区集团仍然依赖于其协调作用。

6月17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十年亚洲战略模拟的六个教训》的报告。报告指出了美国及其盟友如何在印太地区取得成功并更好地为该地区的长期竞争做准备的六条经验。

青年战略家论坛聚集了来自亚洲、欧洲和美国的政府官员、著名学者、从业者和商人来讨论印太地区战略，旨在模拟未来20年的区域互动。参与者被分成五个队伍，每队有三到六名队员。这些团队通常代表中国、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和美国。每个模拟通常经历七个阶段：（1）国家团队开会规划模拟战略；（2）团队必须解决未来五年发生的危机；（3）团队为未来十年重新平衡他们的资源分配；（4）团队必须解决未来十五年发生的危机；（5）团队重新平衡未来十年的资源分配；（6）团队必须解决未来二十五年发生的危机；（7）参与者开会讨论从模拟中获得的经验教训。模拟的危机包括：越南和中国船只在帕拉塞尔群岛发生的事件；菲律宾和中国船只在南沙群岛发生的事件；印度尼西亚和中国船只在纳土纳群岛附近发生的事件；中国和日本飞机在东海发生的事件；越南和中国船只在帕拉塞尔群岛发生的事件；菲律宾和中国船只在南沙群岛发生的事件；印度和中国军队在实际控制线的冲突等。

报告认为，过去十年的青年战略家论坛模拟提出了关于印太地区长期有效战略的六个经验。首先，试图维持现状既不现实，也不具有战略意义。老牌强权倾向于用维持现状来描述他们的目标。这一目标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往往剥夺了他们以潜在有益方式调整现有秩序的能力。美国领导人必须提出以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来定义未来愿景。其次，美国需要调整其对近期危机的反应，着眼于长期动员最大可能的平衡联盟。第三，中国实力增强为美国和其他领导人创造并扩大对抗联盟的机会。第四，承认印太地区即将出现多极化的现实可以使美国受益。通过支持新的权力中心的崛起，美国可以建立一个广泛支持其利益但较少依赖美国保证的地区秩序。第五，美国应该关注那些决心“摇摆不定”的国家。虽然这些参与者不太可能快速获胜，但今天的持续参与可以为明天的重新调整奠定基础。最后，建立强大的联盟需要美国的领导。美国经常将其各种盟友称为该地区的“关键”或“基石”，但事实仍然是，最有效的地区集团仍然依赖于其协调作用。

6月16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美国企业会再次破坏对华政策吗？》的报告。报告指出，面对供应链问题，美国应该采取立法对抗中国，维护国家关键能力。

报告认为，美国今天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是俄乌冲突造成的供应链中断。如果美国与中国对抗，可能会产生更加糟糕的影响。为了维护美国国家关键能力，去年，美国议员提出了提高美国经济能力的立法，尤其针对中国。该立法旨在通过限制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来加强美国供应链。但是最初的立法没有在参议院通过，后来经过两党被引入众议院，成为综合中国法案的一部分。本周对原始版本进行了修订，以回应来自企业的批评。但是修订版也受到了批评。一方面，被指定监督审查的委员会由谁来主持并不明确。因为美国商务部拒绝实施出口管制法而失去了国会中许多人的信任，国防部可能是最佳选择，但是也不理想。另一方面，修订后的立法豁免“普通”交易，但是中国可能从此中获益。报告认为，对外投资审查范围应该先确定什么是真正关键的，然后确定适合这种形式的政府行动。所有规模较大的交易都值得被评估。其次，执法是核心问题。报告认为，美国财政部执法记录很差，没有提供美国在中国的总投资的准确数据。而政策反对者有一年多的时间提出替代方案，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替代方案。

报告认为，事实上美国对供应链问题没有什么措施和成果。从2016年底到2020年底的最新数据来看，美国对中国债券和股票的投资从3680亿美元增加到1.15万亿美元。但是部分商界人士表示，美国应该向半导体公司提供数十亿美元，让这些公司继续帮助中国提升这一关键能力。对他们来说，从中国获利比从其他国家利益加起来更重要。

报告认为，关于综合中国法案，美国参众两院会议面临多重障碍。如果更大的一揽子计划无法通过，则应单独考虑解决境外投资转移供应链的立法。

6月3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用核武器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的报告。报告指出，随着美国竞争对手核武器的发展，美国应该加强自身及其盟国的核能力现代化。

报告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在阿富汗的撤军，拜登政府无意中重新提出了美国盟友是否应该在印太地区发展自己核武器的问题。美国国务院称中国的核建设令人担忧，中国很快就会超过俄罗斯的核武器库。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朝鲜重启了宁边核反应堆。伊朗在核武器方面继续取得进展。鉴于国际社会无法阻止各国发展核武器的选择，美国的利益实际上可能在于扩大其盟国的威慑和自卫能力。

报告认为，从理论上讲，没有核武器，世界当然会更美好。但是大多数核国家没有放弃其武器计划的动机，因为原子弹创造了不可或缺的谈判筹码。例如，朝鲜不顾国际制裁而研制的核导弹可以威慑美国的军事行动，甚至威胁其他国家向其提供援助，并提供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机会。大国也没有任何理由放弃他们的核武器。如今，90%的核武器掌握在美国和俄罗斯手中。俄罗斯的庞大核武器库不仅可以作为对其他核武器国家的威慑，还有助于平衡北约的优势技术和经济实力，并保护其广阔的远东领土。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都为扩大其核能力付出了努力。此外，目前，只有历史上支持裁军或受害于核试验的国家才支持放弃核武器，而依靠自己或盟国核武器维护自身安全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明显保持沉默。

报告认为，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和中国崛起，太平洋地区最好的行动方案可能与核裁军正好相反。尤其是在美国在阿富汗撤军引发欧洲国家呼吁加强军事独立的情况下，美国应该鼓励可信赖的盟友进行核化，从而对抗中国和俄罗斯。迄今为止，美国对核武器的军事行动符合对此类武器在世界秩序中所起作用的战略理解。美国2022财年预算提案包括为美国陆地战略威慑增加12亿美元的现代化资金和为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增加资金。该预算提案表明拜登政府认识到核威慑，而不是一项国际条约，可以防止冷战期间发生灾难性的超级大国冲突。

报告认为，鉴于俄罗斯和中国将核能力视为其安全的关键，以及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利用核武器提升国力，没有人应该指望任何有核国家放弃其核能力。对此，美国应该更充分地将核威慑作为一种维和工具，并接受自身及其盟国的核能力的现代化。

6月1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美国在台湾问题过程中的政策会如何变化》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台湾问题中，美国的目标可能会以多种方式演变。美国最初的，相对有限的目标是维护其在亚洲同盟体系的地位和“台湾独立”。长期目标可能包括“扰乱中国政权”或“在全球范围内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

报告认为，在俄乌危机中，最初，美国的目标是支持一场注定失败的乌克兰生存之战，将使俄罗斯付出代价。当乌克兰可以让俄罗斯军队流血甚至击败他们时，目标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美国现在的目标是削弱俄罗斯，使其无法在未来对乌克兰或任何北约国家进行类似的行动。

报告认为，和乌克兰危机类似，中国军队的作战方式同样会影响美国的目标。报告预设中美就台湾问题发生冲突，美国一开始就决定进行军事干预，在不同阶段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目标。在战争初期，除非发生彻底的灾难，美国的目标可能是维持其在亚洲同盟体系的地位。这是一个有限的目标，因为它不需要对亚洲的秩序进行更广泛的改变。然而，实现这一目标可能代价高昂，因为这很可能需要在从印度洋到日本海及更远地区的战场上进行武力交锋。中等目标可能需要改变地区的安全秩序，使该秩序更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例如，如果中国在战斗中发挥作用使美国的行动复杂化，那么美国可能不仅会在战争期间寻求摧毁设施，而且还会在和谈期间寻求对抗中国的主张。此外，美国可能会寻求削弱中国在太平洋岛的影响力，并确保取消中国在该地区的任何安全协议。如果澳大利亚（或许还有新西兰）为美国侵入台湾做出贡献，那么由于盟国的压力，可能会使美国“将中国赶出太平洋岛”。同样，美国可能会选择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力量。也许最有可能的是，美国的目标是确保在台湾拥有永久的军队。更广泛地说，美国可能会在整个地区寻找新的准入安排，甚至是永久基地，甚至寻找新盟友。再进一步，如果一场战争使美国伤亡惨重且美国仍能取得胜利，那么可能导致美国战争目标显著升级。美国可能会在军事或者经济实力方面直接削弱中国，“扰乱中国政权”，“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

最后，报告认为，以上的目标并没有考虑中国可能会如何应对和适应不断变化的美国目标，也没有考虑对核升级的担忧将如何影响美国的目标。但是即便如此，美国领导人应该确保美国有足够的手段在可能是旷日持久的冲突中追求各种潜在的政治目标，并且美国可以灵活地使用这些手段。

7月上旬，兰德公司发布题为《尹锡悦是拜登完美的合作伙伴》的文章。文章认为，韩国保守派新总统尹锡悦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表明，他在外交政策上与美国总统拜登步调一致。首尔是拜登五月份首次印太之行的第一站，在峰会期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关键技术、全球健康以及经济和能源安全。双方关于安全领域的对话表明，在尹锡悦与拜登的任期重叠期内，美韩联盟的黄金时代将到来。

在朝鲜问题上，尹锡悦和拜登同意扩大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的范围和规模，以阻止潜在的侵略，而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其任期内取消了这些演习。他们还讨论了在韩国部署战略军事资产，包括战斗机、轰炸机和导弹，以加强威慑力。尽管对朝鲜采取强硬态度，但尹锡悦也同意拜登的观点，即有必要为未来与金正恩谈判敞开大门。

尹锡悦还热衷于纠正韩国与日本之间从历史上就陷入困境的关系。尹锡悦已经与日本联系以加强安全合作，目前，双方已经搁置了彼此间的绊脚石，尤其是二战时期的“慰安妇”问题。尹锡悦寻求与日本进行双边战略对话，并重新开启包括美国在内的三边讨论和演习。他进一步希望实现与日本的《军事信息总体安全协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正常化，这是三边安全合作的关键推动因素。

在对华问题上，尹锡悦和文在寅的态度相似，包括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以及通过尊重国际法以及南海及其他地区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来维持和平。可以肯定的是，尹锡悦不太可能成为对华鹰派，这也与拜登的政策吻合，拜登政府一直强调需要“护栏”来防止美中竞争失控。尹锡悦在激怒中国方面也有顾虑，他目前没有计划在韩国部署额外的“萨德”系统，尽管朝鲜最近进行了一连串的导弹试验。这是因为，在2017年部署“萨德”之后，中国以经济制裁进行报复，削弱了韩国的部分经济。

尹锡悦也许比他之前的任何韩国领导人都更能展现出全球视野，他希望韩国成为一个“全球关键国家”，拜登似乎意在利用这些野心。尹锡悦同意了加入拜登政府新的印太经济框架，他还希望韩国能加入四方安全对话（Quad），而文在寅则对此持谨慎态度。尹锡悦希望将首尔的外交扩展到印太地区之外，包括欧洲。上周，他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出席北约峰会的韩国领导人。

6月下旬，威尔逊中心发布题为《韩国在北约峰会上的重要成就》的文章。文章指出，6月29日至30日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代表了韩国新总统尹锡悦在世界舞台上的胜利。这是韩国总统首次被邀请参加北约峰会，表明由于担心俄罗斯和中国的实力，韩国和其他亚洲民主国家正而向欧洲民主国家靠拢。

在马德里期间，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自2017年以来的首次美日韩领导人三边峰会。继决定恢复自2017年12月以来中断的三边军事演习以及6月初举行的美日韩国防部长三边会议之后，这标志着日韩关系的显著升温。如果日本和韩国同意加强情报共享，两国关系可能会更进一步。

美国的欧洲和亚洲盟友之间发展日益密切的关系，而尹锡悦则在他的既定目标上取得进展，即将韩国变成一个“全球关键国家”。尹锡悦宣布，韩国将在北约的布鲁塞尔总部设立外交使团（韩国是受邀参加北约峰会的四个亚洲国家中唯一一个尚未设立代表团的国家）。通过设立外交使团，韩国承诺与大西洋联盟进行更一致的对话。

韩国明确表示，它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有着广泛的价值观，并将与它们合作，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韩国没有向乌克兰运送武器，但加入了对俄罗斯的国际制裁，并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马德里会议更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北约发布了一份公报，称中国对北约和其他国家构成“系统性挑战”。比起将俄罗斯视为“直接威胁”，这一表述没那么直白，但强硬的语言仍表明北约一致认为中国对自由世界构成威胁。这与过去不同，过去联盟成员无法就对中国采取共同做法达成一致。

鉴于北约对中国的态度日益强硬，韩国无疑对中国如何看待尹锡悦参加这次峰会感到不安。尹锡悦政府一直试图公开表示韩国的参与并不意味着它将加入国际反华联盟或将成为北约成员，以减轻中国的担忧。但韩国也表示，韩国对中国实力增长、中国不愿像以前那样对朝鲜实施制裁以及中俄关系深表关切。韩国的下一个问题是，它是否会加入四方安全对话（QUAD）。

同样关注日韩出席北约峰会的还有俄罗斯。芬兰和瑞典这两个以前保持中立的国家已经加入北约，现在，日本和韩国虽然没有加入，但与北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俄罗斯已经将韩国列为“不友好的国家”，因为它加入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制度。

从韩国的角度来看，韩国的担忧是，它与日本和北约日益密切的关系可能导致中国和俄罗斯更积极地支持朝鲜。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在联合国阻止对朝鲜的进一步制裁。朝鲜很可能成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大赢家之一。但是，通过扩大与日本和北约的关系，尹锡悦正向朝鲜表明，韩国在世界上拥有强大的朋友。

总体而言，尹锡悦在他当选总统后的首次出国访问中取得了良好的开端。韩国正在世界舞台上赢得新的尊重，这是将美韩联盟扩展到半岛之外的重要一步。

6月下旬，传统基金会发布题为《“印台关系”缓慢而平静的发展》的文章。文章指出，乍一看，中国台湾的“外交”空间似乎在缩小——给予台湾“外交承认”的国家数量一直在减少，如今只有13个国家和梵蒂冈城仍然承认台湾。但另一方面，许多不承认台湾的国家正在寻找新的方式来加强与台湾的“外交”和经济联系，例如印度。“印台关系”的发展由来已久。1995年，印度和台湾在台北和新德里设立了“代表处”。在随后的十五年中，双方开始逐步加强接触。近年来，印度和台湾已经悄悄地发展了稳固的经济关系，同时“政治互动”也在不断扩大。

文章认为，未来几年“印台关系”能否进一步扩大，将取决于莫迪政府以及中国大陆与印度关系的未来走向。台湾“扩大接触”的愿望显然是存在的，印度在蔡英文近年来倡导的“新南向政策”中占有突出地位。文章指出，如果莫迪政府寻求进一步提升关系，它可能采取一系列选择，包括联合军事演习、Track 1.5“防务对话”、海岸警卫队训练、扩大“议会”互动和清洁能源合作倡议。其他选择包括建立影响力操作联合融合中心，或邀请印度加入“全球合作与培训框架”（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这是一个由美国、中国台湾和日本共同管理的平台，旨在“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从业者了解台湾提供的服务并加强专家之间的联系”。印度和美国也可能就台湾问题开始各自的Track 1.5对话，或者在四方对话（Quad）常会中增加关于台湾的讨论。

6月中旬，传统基金会发布题为《迎接中国的太空挑战》的报告。报告指出，自太空时代开始以来，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太空竞争对手。中国一直致力于使自己成为太空强国，最新的中国太空白皮书《2021中国的航天》（China’s Space Program: A 2021 Perspective）列出了中国未来五年的太空计划。为了确保美国在陆地和太空领域的利益，美国需要从政府和商业层面采取措施。

第一，支持空间能力的商业发展。过去十年，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等美国企业家帮助振兴了整个全球航天事业。如今航天事业的启动成本已经下降，并且新服务也可以获得使用。例如，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中，基于卫星的互联网具有的潜在战略影响已展示出来。但商业发展的前提是政府减少准入壁垒，例如减少过度监管和禁止性税收政策。

第二，提高计划和资金的稳定性。过去，美国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了研究并启动了太空计划，但随后都被主管部门取消或修改。国会也没有为这些计划提供稳定的财政支持。如果美国要保持其在太空领域的领导地位，就必须在太空资金方面提供持续、持久的支持，而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第三，深化美国太空部队（U.S. Space Force）的战略思想。《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23）大幅增加了美国太空部队的资金，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大部分资金将用于扩大研发职能。但美国太空部队仍然不确定如何从战略上思考太空问题。特别是，目前美国已经认识到对防御性和进攻性太空能力的需求，但美国太空部队的战略作用尚不清晰。国会应考虑保留额外的资金，以支持传统和非传统的思想家在太空领域中的研究。

6月上旬，传统基金会发布题为《是时候在南海“温水煮青蛙”了？》的文章。文章指出，自1992年美军撤离菲律宾基地以来，中国在南海的行动不断增加。文章将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比喻为“温水煮青蛙”，认为中国架起了南海这口“锅”，而“青蛙”则是美国。文章指出，现在有机会颠倒角色，通过海军存在和外交手段，“煮”中国的“青蛙”了。美国可以通过在南海的四个关键地点部署海军存在来扭转局面。通过与外交手段相结合，这种部署行动可以凝聚区域合作伙伴，并告知全世界，美国及其盟友不会退缩。

三个事件标志着美国及其盟国努力向中国施加压力：一是是菲律宾在2016年南海仲裁案中的胜利，二是2020年，时任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威廉·默兹（William Merz）和时任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的声明表明美国支持南海国家（例如马来西亚）有权在其自己的海上“专属经济区”进行捕鱼和石油勘探。三是国务院于2022年1月发布的关于中国南海海洋主张的《海洋界限报告》（Limits in the Sea report）明确了美国对南海各国“专属经济区”和“领海”范围的法律立场。

考虑到这一点，在四个关键地点建立明显的美国海军存在可以强化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这一秩序对美国在南海的利益至关重要。文章指出，美国应在越南南部“专属经济区”维持其海军存在。第二个海军存在应该部署在黄岩岛附近。第三个海军存在应该部署在仁爱礁附近。此外，美国应在曾母暗沙、北康暗沙、南康暗沙附近维持第四个海军存在。

以这种方式在南海保持海军持续存在需要权衡舰队数量有限的事实，然而鉴于南海的战略重要性，这是一项值得进行的投资。2016年《海军部队结构评估》的执行摘要显示，要满足所有和平时期和战争计划的作战要求，海军将需要 459 艘舰艇。如今的需求量将更大。文章指出，联合参谋部（The Joint Staff）必须全球部队管理（global force management）来实现新的政治优先目标。当下，全球部队管理流程是通过各区域作战司令部的风险计算来推动的，每个司令部确保在自己负责的区域有足够的兵力来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和近期军事目标。这可能影响到军事力量分配，不利于实现长期的全球竞争战略。全球部队管理流程需要进行调整，因为我们处于大国竞争的时代，而不仅仅是面临分散的区域挑战。只有通过政治指挥和提高联合参谋部的反应速度，才能维持在南海所需的海军存在。

5月下旬，传统基金会发布题为《拜登“多元宇宙”中的布林肯——对华篇》的文章。文章提到，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周四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就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发表演讲。演讲指出了几个现实：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长期挑战是中国。中国和俄罗斯在包括军事活动在内的各个领域公开合作。人权是与中国打交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问题。中国在与他国打交道时不会扩大互惠的范围。中国经济体系非常不同，这使得处理对华关系区别于处理对其他国家，例如日本、德国的关系。

为了应对这一不同的、长期的、严峻的挑战，拜登政府奉行“投资、结盟、竞争”的政策，这一政策涉及到增强美国的竞争力和民主、与美国盟友戮力同心以及与中国竞争。但布林肯的演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拜登政府目前的政策。在增强美国竞争力方面，拜登政府显然认为，通过加强监管和打击扩大美国生产的行为，美国竞争力可以达到最强。布林肯谈到了投资教育作为提高美国竞争力的一种手段。然而，拜登却支持特里·麦考利夫（Terry McAuliffe）和其他民主党政客的想法，他们打算关闭或撤销一些致力于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最成功、最具吸引力的高中。布林肯演讲还提到，在这场竞争中，美国应与朋友和盟国保持一致。但拜登却取消了Keystone XL管道项目，而这一项目有助于加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济联系。在与中国的竞争方面，言辞和现实之间的分歧也十分之大。

5月下旬，威尔逊中心发布题为《拜登和尹锡悦有机会在21世纪重塑美韩联盟》的文章。文章指出，拜登总统将于5月20日至24日访问韩国和日本。这次访问比往常更重要，因为这将是他与韩国新总统尹锡悦以及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的首次会晤。个人的化学反应总是难以预测，但两人应该一拍即合，开始改变72年前用鲜血铸就的美韩联盟。

除了某些风格的相似之处之外，两人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致的：拜登来自中左翼，尹来自中右翼。近年来，美韩政策时常不能保证一致。现在，两国似乎终于紧密结盟了。

挑战在于，如何使两位领导人建立关系，以解决其他紧迫问题，而不仅仅是联盟一贯以来对朝鲜的关注。作者近日编辑的书籍《两个总统，一个议程》（Two Presidents, One Agenda）包括来自韩国和美国的19位杰出政策分析家为这两位领导人列出的待办事项清单。部分亮点在于： 

一是，韩国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促进民主和维护国际体系。韩国需要在反击俄罗斯和中国以及与欧洲和亚洲其他民主国家建立更紧密联系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韩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加入了对俄罗斯的国际制裁，但一直不愿与美国一起威慑中国。

二是，韩国应该加强促进自由贸易。一种方式是加入计划中的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美国和韩国也应该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三是，美韩联盟应扩大规模，重点关注技术（特别是保护高科技供应链）、全球变暖、网络安全和公共卫生等“新前沿”领域的合作。韩国在技术、能源和生物医学领域都可以发挥重大作用。

四是，美国、韩国和日本应加强三方在情报收集和导弹防御等领域的合作，以加强对朝鲜的威慑。主要障碍是，日本作为韩国殖民大国而造成的两国关系紧张一直挥之不去，但尹锡悦表示，他希望改善与东京的关系。拜登政府可以帮助促进开放。  

如果拜登和尹锡悦抓住这些机会，他们的峰会将不仅仅是一次合影，这可能是扩大和深化联盟以应对未来挑战的第一步。

5月上旬，兰德公司发布题为《菲律宾新总统小马科斯可能不会重蹈杜特尔特的外交政策错误》的文章。文章提到，小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 Jr.）正式当选菲律宾下一任总统，这将对马尼拉的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马科斯很可能受到他的父亲，独裁者老费迪南德·马科斯和其前任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的政策的影响，组成一个有兴趣与中国接触同时与美国保持接近的新政府。马科斯一直称赞他父亲能在存在双边摩擦的情况下与华盛顿保持强大的安全联盟，同时他在政治上与杜特尔特保持一致，后者试图从美国转向中国。因此，在马科斯六年的任期内，他可能成为一个对中国友好，又没有像杜特尔特那样明确表示要解散菲美联盟的领导人。

在最高层面，马科斯和每一位菲律宾领导人一样都力求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无论美中竞争如何加剧。在他今年参加的一次辩论中，他说：“无论超级大国试图做什么，我们都必须在菲律宾的利益范围内行事。我们不允许自己成为其他国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外交政策。”这一声明表明，他认为马尼拉既不执着于与华盛顿的联盟，也不与北京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相反，他想走一条中间道路，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相比之下，杜特尔特在当选后不久首次访问中国时，曾宣布是时候向华盛顿“说再见了”。尽管马科斯在政治上与杜特尔特一心，但他可能不会走杜特尔特的道路。

关于他希望在对华政策上取得的成就，马科斯在辩论中强调，菲律宾在地缘政治方面处于“热点”。然而，他也认为马尼拉“不会将任何一平方英寸割让给任何国家，特别是中国”。马科斯决心在南海捍卫菲律宾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与杜特尔特在上任初期对这些挑战毫不掩饰的亲华立场相比，这是引人注目的。这位新总统对中国在南海日益强硬的态度表示担忧，强调在争议地区需要加强“国家存在”，这表明他试图利用美菲联盟来威慑中国，因为任何对菲律宾“领土”的攻击都必然会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华盛顿在这一点上的政策多年来一直一贯。

在美国的联盟方面，马科斯同样将自己与杜特尔特区分开来。比起杜特尔特试图系统地解散美菲联盟的做法，马科斯称美菲联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盟”。这对华盛顿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可以肯定的是，马科斯和杜特尔特一样，可能仍然希望对联盟的某些方面重新进行谈判。菲律宾未来的国防部长有可能追随即将离任的国防部长德尔芬·洛伦扎纳（Delfin Lorenzana）的脚步，后者一再呼吁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进行“审查”。但是，就算马科斯政府真的启动了审查程序，它只可能会寻求改善菲律宾在联盟中的利益，而不是试图解散联盟。

马科斯可能主张马尼拉自己做更多的事情，华盛顿应该接受这一事实发展的可能性，因为这完全符合拜登政府的所谓综合威慑战略，即美国盟友和伙伴共同努力威慑中国和俄罗斯等其他对手。

5月上旬，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题为《中所安全协议对美国和南太平洋意味着什么》的文章。文章提到，4月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双边安全协议，该协议侧重于提高所罗门群岛的国家安全能力，还包括在人道主义援助、自然灾害应对和维持社会秩序等领域的合作。协议中的一项条款规定，中国可以“对所罗门群岛进行船舶访问，进行后勤补给，在所罗门群岛中途停留和过境”，并派遣中国军队前往该国“保护中国人员和重大项目的安全”。该协议反映了北京与南太平洋的长期接触，表明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这激起了美国及其在南太平洋地区盟友的担忧：中国可能会向所罗门群岛派遣军队，并建立一个永久性的、距离澳大利亚不到两千公里的军事基地。

美国在南太平洋享有重大利益。正如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4年宣布的，南太平洋一直被视为“美国湖泊”的一部分。美国在该地区拥有的商业和安全利益可以追溯到1825年。如今美国通过印太司令部在该地区拥有强大的军事存在，包括约375000名军事和文职人员、2460架飞机和200艘海军舰艇，以及5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国防部优先考虑在关岛和澳大利亚建立军事基地，以抵消中国的影响。与此同时，帕劳已提出在其领土上建立美国的基地。

所罗门群岛位于太平洋的战略位置，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担心中所安全协议允许中国海军舰艇在所罗门补给，这可能会为中国建立海军基地打开大门，大大增强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军事影响力。但所罗门群岛总理梅纳西·索加瓦雷（Manasseh Sogavare）表示，他无意允许中国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也表示，有关海军基地的报道是虚假的。

文章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应采取一项重新参与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在有关该协议的言论与其对美国利益的潜在威胁之间取得平衡。美国于1993年关闭了在所罗门群岛的大使馆，这表明近几十年来美国忽视了该地区，而中国却增强了影响力。美国应在所罗门群岛重新开放大使馆并邀请太平洋地区的领导人访问华盛顿。但这还不够，美国还应该与其地区盟友、伙伴和私营部门协调，在南太平洋地区重建可信的存在，并提供可替代中国经济援助的方案。

四月下旬，传统基金会发布题为《印度和美国应对分歧》的文章。文章指出，四月份，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和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Rajnath Singh）举行了第四届“2 + 2”国防和外交政策对话。在对话过程中，双方都就印美的健康关系和未来发表了崇高的言论。辛格表示，印度对近年来签署的众多“基础”军事协议感到满意，坚称双方将“在常规和新兴防御领域将能力提高一倍”。两国军队正在“所有领域密切合作”，并将“共同应对本世纪的挑战”。双方探索了利用印度造船厂维修和维护美国海上运输司令部（U.S. Maritime Sealift Command）船只的可能性，以便支持美国海军舰艇的航行中期维修。印度还宣布将加入巴林海上联合部队（Combined Maritime Forces Bahrain），这是一个多国海上联合部队，旨在打击公海上非法的非国家行为者，促进安全、稳定和繁荣，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最重要的结果是双方提高了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应对分歧的能力。当印度多次在联合国对批评俄罗斯的决议投弃权票时，一些美国评论员大喊犯规。当印度继续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时，他们质疑印度作为四方安全对话（Quad）成员的资格。然而，美国政府采取了更灵活的方法。美国认识到印度的大部分传统军事装备都来自俄罗斯。印度政府认为，在与中国的边界争端变得更加暴力和动荡之际，它不能疏远其最大的国防供应商。美国政府还认识到，在微妙的外交语言中，印度的立场已经从中立转向批评俄罗斯，尽管没有指名道姓。四月，白宫试图缓和气氛。当被问及美国总统拜登是否向印度总理莫迪施压，让印度减少俄罗斯石油进口时，白宫发言人指出，俄罗斯能源仅占印度能源进口总额的1%-2%，并补充说：“印度进口石油的行为没有违反任何制裁。是我们决定停止进口石油。不同的国家有自己的打算。”

与此同时，关于与俄罗斯的防务关系，布林肯解释说，印度是在美国无法成为其合作伙伴的时候发展了与俄罗斯的这些关系。但时代变了，现在美国能够并愿意成为印度在几乎每个领域的首选合作伙伴。

文章认为，在美国与印度利益攸关的范围内，印太地区、四方安全对话和中国的挑战超过了印度与俄罗斯的传统关系。就俄乌战争与印度产生裂痕没有多大价值。与其因为印度依赖俄罗斯军事装备就制裁它，不如让美国表明，美国才是一个更可靠、更优越的选择。“2+2”对话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4月中旬，传统基金会发布题为《拜登的印太战略：严峻时期的不严肃战略》的文章。文章指出，拜登政府新发布的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重复了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阐述的许多相同主题。文章认为，它的发布时间很奇怪，此外它还缺乏一个在印太地区加强军事威慑的切实计划。

时机上的奇怪之处在于，政府选择在公布其总体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之前发布这项地区战略。法律要求总统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全面说明美国的利益和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如何使用国家权力。国家安全战略是一个总括框架，该框架对区域战略（如印太战略）和职能战略（如抗击流行病）进行实施和说明。在国家安全战略之前发布印太战略，剥夺了它必要的背景。

该战略最令人失望的是，它对阻止中国将来行动的必要条件表现出天真的态度，只是对建立强大联盟和外交唱了一首赞歌。可以肯定的是，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其他伙伴的强大联盟为美国提供了巨大的军事和外交优势，应不遗余力地改善和扩大这些关系。但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未能跟上中国军队的增长步伐，尤其是其海军和空军。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美国不能再把战略上的成功视为理所当然。

在考虑摆在美国面前的任务时，前五角大楼战略家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在他的新书《否认战略》（The Strategy of Denial）中建议，美国最好的军事战略是否认防御（denial defense），即试图否认中国具备使用军事力量实现其政治目标的能力。但是，除了含糊地提到“综合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是政府方法的“基石”之外，该战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将致力于在印太地区建立足够可信的军事力量。例如，没有提到建立一支强大、有能力的海军，也没有提到提高美国的打击能力以劝阻中国采取进一步行动。

该战略并不能确保美国能在印太地区拥有必要的军事力量以威慑中国。在这个十分严峻的时期，这是一个不严肃的战略。

4月上旬，威尔逊中心发布题为《在印太经济框架中忽视台湾的高昂代价》的文章。文章指出，华盛顿寻求发展其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但美国外交政策与其经济议程之间一直存在脱节。虽然这个计划的细节尚未公布，但台湾似乎不太可能加入由美国领导的区域经济协议。这对华盛顿和台北来说都是一个损失。

拜登政府很清楚，它对印太地区缺乏经济远见，这与它在安全方面将该地区内外志同道合的国家团结在一起的努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美国更多地参与印太地区经济战线，不仅对其自身的业务和增长至关重要，而且在战略上也对其反击中国大陆至关重要。

全球切断俄罗斯与国际经济的联系以阻止莫斯科吞并乌克兰，这可能导致北京重新考虑针对台北采取的行动，但事实仍然是，中国大陆将解放台湾视为其核心国家利益之一。简言之，台湾的安全仍然更加危险。

此外，虽然可能无法预测乌克兰冲突何时以及如何结束，但显而易见的是，国际秩序现在正面临着对当前主权和身份边界的挑战。鉴于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模糊不清，它特别脆弱。台湾是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先进半导体制造商，因此邀请台北加入由美国领导的新经济框架，不仅在经济上是明智之举，更重要的是，这将是捍卫台湾“主权”和安全的战略举措。

许多美国立法者都认识到这一点。3月30日，200多名国会议员签署了一封信，敦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商务部让台湾至少部分参与印太经济框架，认为这可以使华盛顿明确与台北结盟。这反过来表明，美国准备对中国大陆采取立场，就像进一步与台湾建立伙伴关系一样。

不让台湾加入新框架的下行风险也很明显。首先，这将导致台北内部对美国不愿采取有利于台湾的立场越来越感到沮丧，并让人们担忧华盛顿捍卫台湾的承诺。更大的风险是，中国大陆会认为华盛顿促进和保护台湾的决心充其量是不温不火的。

在国际秩序的现行规则不断变化的时候，华盛顿承诺捍卫现状和法治的必要性从未如此之高。印太经济框架是华盛顿的机会，以表明其不仅愿意与盟友密切合作，而且还强调其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包括台湾）的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