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外交事务专栏作家，国防优先网站研究员丹尼尔·德佩特里斯（Daniel R. DePetris）发表评论，认为拜登-习近平峰会为中美关系的稳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美国总统拜登上一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面对面交流，是在2015年拜登任美国副总统时。近日，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此时的中美关系可以描述为比六年前更加激烈。这次视频会晤是在一个最重要的时刻举行的，因为当前中美在网络安全、贸易到战略稳定和台湾等问题上都存在竞争。在过去的几年里，中美关系停滞不前，仅仅是在一个问题上的合作迹象都会被夸大为一个重大的突破。

作者接着分析了当下中美关系紧张的原因。中美间的摩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从国际体系中的一个相对的默默无闻者转变为一个严肃的、有实力的参与者。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变得更加富有，自本世纪初以来，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2倍。过去，中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没有能力有力地追求其利益。但今时不同往日，中国当前有能力将这种财富转化为军事力量，维护其利益。

作者强调，中国是地球上第二大经济体，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是亚洲内外许多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仅在去年，日本就向中国出口了20%的商品，超过美国成为东京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现在是美国外交政策讨论的中心，并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一直处于这种地位。美国政府十分重视中国必然的崛起。拜登一贯认为，中国不仅正在追赶美国，而且如果美国政府不把国内事务处理好，中国很快就会超过美国。

作者指出，美国官员需要保持冷静，在制定政策时应当审时度势。夸大中国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不仅对美国政府充分管理美中关系没有任何帮助——事实上，还会使问题恶化，并降低世界两大经济强国之间建立有效双边关系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中国也不能幸免于外部冲击、经济萎靡或战略过度。北京正在继续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进行大量投资，并在联合国加强其外交影响力。但是，中国也面临着一些困难，所谓的 “战狼”外交和对新冠疫情援助捐款的政治化并没有让很多人喜欢上中国。在欧洲，近三分之二的欧洲人认为北京对全球事务有消极影响。

最后，作者认为在拜登与习近平会谈时，所有这些事态发展应该给他带来一定程度的信心。中国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但它并不与不断变化的世界的现实隔绝。如果美国政府不考虑当下世界形势，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

国家利益中心的国家安全研究员苏曼特拉·麦特（Sumantra Maitra）发表评论，他认为美国目前对华战略与不符合当下中国现实发展情况，美国在与中国进行对抗之前应当结合目前中国发展情况重新考虑其对华战略。

作者就美国近日对华态度发表了看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最近与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的谈话中主张缓和与中国的关系。沙利文认为，美国认识到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因此应该与中国进行有效和健康的竞争。同时美国还要开展与中国的合作，因为这样做不仅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而且符合世界的利益。然而，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表示，如果中国以武力收复台湾，美国和盟国将 “采取行动”。路透社随后报道指出：“布林肯没有说他将采取的什么样的行动，他这些言论也背离了美国长期以来的“策略模糊”政策。对此，作者指出，美国目前对于中国边界问题的呈现一种混乱的态度，这种混乱并不是美国一直主张的“策略模糊”政策，而是无知的产物。

作者紧接着指出，美国目前的对华战略与当下中国发展现状脱节。因此，美国在制定其对华政策时需要考虑以下四个关键问题。首先，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者还是“维持现状的大国”？美国制定对华战略时是否掌握了足够的信息？中国目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这意味着中国将极力维护现有国际秩序，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中起更重要的作用。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军事力量随着经济发展而增长，但是中国仍然倾向于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除非美国决心与中国进行战略对抗。然而，美国这么做的风险是，美国从“维持现状的大国”变成寻求向整个亚洲输出其意识形态的革命大国。这不仅可能疏远潜在的合作伙伴，而且还会与中国产生更大的冲突。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如果美国的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取得世界第一的地位，中美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有共存的机会。因为哪怕是中国力量最小的增长都是对目前平衡的威胁，美国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对此加以纠正。这就意味着如果有必要的话，美国会“摧毁中国的力量”。

第三个问题是美国所说的“摧毁中国在亚洲的力量”意味着什么？这是否意味着要努力使中国政府垮台？还是说通过美国在中国周围的盟友来遏制和扼杀中国的力量，而不做任何努力削弱中国力量？前者最重要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台湾地位问题，因为台湾是实现遏制中国的这一最终目标的工具。后者认为，即使台湾崩溃，亚洲更广泛的力量平衡也不会改变。因为中国仍然被日本、印度、越南和澳大利亚所包围，而且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有意愿或能力在亚洲进行扩张主义的征服战争。

最后一个问题是，美国人是否知道在台湾地区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的全部代价是什么。大多数美国人没有意识到，即使是一场小规模的核战争也会对文明造成巨大的破坏。举个例子，二十年来反恐战争的总伤亡人数，包括9/11袭击，大约是12000人死亡，几千人受伤。如果一个航母编队在全面战斗的第一个小时内被击沉，死亡人数会更多。更不用说在一个特定领域进行导弹攻击，或是核战争。美国人是否愿意冒着巨大的伤亡风险为台湾开战？

作者最后指出，目前大多数大国都知道核战争的危险，因此，正在为低于战争门槛的前现代冲突做准备。鉴于目前美国的趋势，美国并没有做好在中间地带进行冲突的准备

前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现任阿瓦盛国际（Avascent International）的高级顾问、国家利益中心中国和太平洋地区高级主任华莱士·C·格雷格森（Wallace C. Gregson）发表评论指出，目前中美重要利益在台湾地区存在重叠，因此美国应当加强对台政策明确性。美国正在进行的国防政策和战略审查也需要注意到这一点。

10月下旬，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市民大会（CNN Town Hall）中被问到，如果中国发动战争，美国军队是否会“保卫”台湾。拜登说，“正如我们的承诺，美国会保卫台湾。” 在拜登发言后不久，一位白宫官员试图澄清拜登对台湾问题的观点。他宣称总统 “没有宣布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有任何改变，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也没有改变”。对此，作者认为，白宫工作人员的发言似乎是对美国对台问题态度过时观点的无奈与妥协。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不变”被认为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事实并非如此。有消息称，美国武装部队人员在台湾协助台湾进行军事训练。这条消息造成了更多的混乱，并加深了美国对于其在台湾问题上的参与有所隐瞒的印象。这使美国的政策变得模糊不清，而这种模糊给虚假信息的传播带来可乘之机。

作者指出，如果美国要在与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战略竞争中取得胜利，并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合作，美国必须有一个清晰、简明和易于理解的政策。美国需要在战略上明确美国的立场承诺，同时说明在何种的情况下，美国将做什么来履行其义务

作者认为，美国对于台湾问题的态度依据是美国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在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宣布，美国决定承认北京政府，但这种承认“是以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种期望为基础的；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 中国目前针对台湾的政治和军事行动符合《与台湾关系法》中的 “非和平手段”。因此依据该法案，“美国将向台湾提供必要数量的国防物品和国防服务，使台湾能够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

最后，作者补充到，战略清晰并不意味着应该透露作战计划或意图。但是它意味着美国可以清楚地表明，美国为台湾提供国防服务的法律义务中包含了确保台湾地区和平的道德义务。

前国防和外交记者杰弗里·巴克（Geoffrey Barker）发表文章，分析了澳大利亚面对中美台湾紧张局势的中战略选择，认为澳大利亚应当保持和美国的联盟以震慑中国。

作者认为，前澳大利亚国防部战略与情报部副部长休·怀特在他关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和澳大利亚面临的战略选择的评估中表达出了焦虑。怀特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战争的风险“相当高”。与此同时，美中战争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代价高昂且无结果的僵局”，战争转化成核战争的可能性“相当高”，而美国获胜的可能性“非常低”。怀特论点的核心是，一场战争可能会摧毁基于规则的自由秩序。战争的代价将是“几乎无法想象的巨大”，并且可能远远高于生活在中国领导的地区新秩序下。

作者认为，怀特的分析和论证中忽略了一些基本问题，而且其他问题也含糊不清。

首先，与怀特的断言相反，澳大利亚在和美国联盟、中国政策和台湾问题辩论的关键点是平衡、避免战争和支持民主的必要性。

其次，怀特自己的立场是非常模糊的。他认为发生核战争可能性很高，美国胜利的可能性很低，战争的代价可能高于生活在中国领导的新秩序下。这些结论，与避免战争与支持民主的平衡性辩论并不相关。怀特的立场趋向于相信游戏结束了，中国赢了。因此我们都必须投降，在让出台湾并将美国的海上力量赶出该地区后，安顿下来，生活在中国领导的秩序下。

这样的逻辑出现了两个问题。这样的结果会使该地区恢复安宁、友好与和平吗？在中国主导的地区秩序下，澳大利亚及其民主邻国的生活是否可以接受，甚至可以忍受？

对此，作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非但不会感到满意，反而更有可能对外进行扩张。中国正在通过将美国的力量赶出该地区的方式来追求地区霸权。澳大利亚和它的民主邻国也会受到影响，澳大利亚的独立、主权和自由民主政治文化将被摧毁。

作者认为，避免战争需要志同道合的大国结成联盟，使冲突的成本高于侵略者愿意支付的成本，来平衡和威慑潜在的侵略者。澳大利亚与美国的联盟在避免战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联盟使澳大利亚有机会获得美国优越的军事技术。如果中国成功地在该地区取代了美国，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联盟将不可避免地崩溃。这将对澳大利亚的重要安全利益造成潜在的致命打击，使澳大利亚在面对侵略者时更加脆弱，同时还要面对可能是劣质装备的更高国防开支。

最后，作者指出，中国是一个日益强大的、拥有核武器的美国竞争者，其军事力量令人印象深刻且不断增长。但美国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方面的拥有更大的军事上的优势。因此，面对中国崛起的挑战，澳大利亚应当如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说的“轻言细语，手持大棒”，将与维持美国联盟作为管理中国挑战的政策基础。

斯科特·麦克唐纳（Scott McDonald）在《国际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之战”是中美的分水岭》的文章，他强调，美国切忌直接参与抵抗中国对于台湾的“入侵”行动，这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不相称，同时还提到，美国可以通过售卖军火和相关服务的行为协助台湾抵抗“侵略”。

麦克唐纳将矛头指向中国，将中国的相关军事行动曲解为“入侵”台湾，以此引诱美国加入这场战场，消耗美国的军事实力，吞噬美国在世界的霸主地位。由此，他警示美国不能在台湾问题上出兵，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奠定了全文的基调。

麦克唐纳预测战争的危害性，还指责中国限制民众自由，不允许台湾人民为自由而声讨“权利”。他生硬地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与俄乌战争相提并论，他表示，俄乌的前车之鉴旨在说明经济制裁会引发民愤。但麦克唐纳低估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储备和实力，认为中国如若“入侵”台湾且实施经济制裁，将会在经济上遭受巨大损失。

在中国“入侵”台湾问题上，麦克唐纳建议美国采取“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态度，他指出，虽然美国国会有声音支持美国出兵帮助台湾，但是这毫无根据，因为中国并未直接“入侵”美国，伤害美国公民利益。

麦克唐纳分别从物价短期上涨、主权自治以及地理军事扩张的角度分析美国不能出兵的理由，总结美国出兵只会毫无意义地损失美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

麦克唐纳表态，虽然美国不直接武力出兵帮助台湾，但是可以协助台湾进行抵抗“侵略”的准备工作，同时要发展好印太战略，以便于与印太地区的国家发展自由贸易，和平解决相应的争端。

麦克唐纳还抹黑中国执政党的形象，批评中国“入侵”台湾的行为，并强调美国需要抓紧时机，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促进与印太地区国家的贸易开放自由程度，并鼓吹美国政府向台湾售卖军事武器，提供军事训练服务等。

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与国家安全项目的兼职研究员瑞安·费达修克（ Ryan Fedasiuk）发布文章指出，中美两国需要合作采取AI风控措施。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戴维·萨克斯（David Sacks）发表评论认为，乌克兰战争的为中国、台湾和美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哪一方更灵活地适应新出现的情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场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冲突是否到来。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暨国际关系系主任朱志群教授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应该“支持”台湾重返世卫大会》（China Should Support Taiwan’s Return to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其中指出，中国应该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支持”台湾重返世界卫生大会。

朱志群首先回顾了台湾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以“中国台北”身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历史背景，并分析到，美国在近些年来频繁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借世卫大会炒作涉台问题。由此，中美矛盾和海峡两岸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愈演愈热。

朱志群强调，中国不能因为民进党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而以台湾不能加入世卫大会作惩罚，这样会危害台湾人民的利益。他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考量：其一，中国如果能够支持台湾重返世卫大会，此举有望改善中国在国际舞台形象，消除世界其他经济大国对中国的“恶霸”定义；其二，能够缓和海峡两岸紧张局势；其三，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中美矛盾。

朱志群指出，中国“支持”台湾重返世卫组织是一种政治策略，能够让台湾人民看到中国的诚恳态度，且能够鉴别出民进党当局是否真心为台湾人民考虑，因为如果民进党执意以“台湾”作为主权国家身份参加世卫大会，这会导致支持率有所下跌。

因此，朱志群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支持”台湾重返世卫大会的做法，实现一举三得。

5月12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越界投资：一些美国投资者如何帮助中国军队》的报告。报告指出，一些美国投资者正在对中国科技和军工企业进行投资，涉及美国国家安全问题，对此，报告认为企业应当自我监督。

报告认为，技术在美国对抗中国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像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红杉资本，它的一些投资帮助中国军方开发和部署。许多美国银行和科技公司都有专门的投资基金进行类似的投资。对此，美国虽然禁止对未核实名单的外国企业进行投资，但是这样的禁止名单无法扩大执法规模。应对这一挑战的最快、最有效的方法是让美国投资实体进行自我监督。此外，国会正在考虑几项立法提案，包括《国家关键能力防御法案》，来建立对外投资审查。但是报告认为政府对此存在分歧，情况并不乐观。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等国家安全官员几个月来一直在推动一项行政命令，以限制或阻止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但商务部和财政部的高级领导人正在反对，称这将损害美国企业的利益，并且促使亚洲和欧洲投资者转向中国市场。 

报告认为，即使美国确实建立了某种对外投资审查委员会，美国仍将面临扩大执法规模的挑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仅需要投资界的合规，还需要其合作。理想的情况是政府和行业共享有关外国政府和公司的信息。归根结底，美国政府应该要求美国投资者拒绝向中国投资。

5月6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一旦有替代方案就不应对中国征收关税》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拜登政府正在审查对中国征收的第一批进口产品关税。据报道，第一季度中美商品贸易逆差创下历史新高：1000亿美元。然而对中国征收关税并没有缩小美国财政赤字，也没有导致美国通货膨胀，这个无关紧要的政策一直持续至今。报告认为，美国国会现在本应讨论一项中国法案，采用更好的方案取代关税，但是却在空洞的调查结果、报告任务和不相关的行动中浪费大量时间。对此，国会议程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减少并最终消除美国在关键供应链中对中国的依赖，例如在关键的原始材料和药品中的其他成分方面。这将略微减少中美双边贸易逆差。

5月上旬，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通过向台湾出售武器来威慑中国》的报告。报告指出，俄乌危机告诉美国及其盟国，经济制裁并不能有效阻止俄罗斯的行动。而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六分之一，是俄罗斯的十倍，想要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美国将付出巨大的成本并可能将其拉入与中国的战争。因此，报告认为，美国几乎不可能对中国采取有效的经济制裁，而是应该向台湾加速出售武器来威慑中国。

报告认为，俄乌危机中，乌克兰使用美国及其盟国提供的高科技防御武器可以有效应对俄罗斯的行动。类似地，如果美国及其盟国愿意低价加速出售军事力量倍增武器，台湾可以通过增加预算来购买这些武器从而现代化升级和加强其军事力量，基于这些武器，报告认为，台湾应该把重点放在新武器系统的训练上，让军队更好地适应基于现代技术的防御系统。美国和台湾可以通过这些举措来威慑中国。

4月22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太平洋威慑倡议”只是抗衡中国的军费开支的一部分》的报告。报告指出，为了对抗中国，美国五角大楼划出了一笔名为“太平洋威慑倡议”的资金，但是该笔资金充其量代表了与中国相关支出的不完整图景，并警告其可能会误导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为了对有关中国挑战的必要讨论和决策提供信息，美国应该放弃“太平洋威慑倡议”，而对国防投资和未来项目的计划进行更全面和更深入的评估。

“太平洋威慑倡议”是美国国会在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创建的，目的是让合作伙伴放心并优先考虑印太地区的活动。2022财年立法要求国防部长与美国印太司令部指挥官协商，提交对计划和资源活动的独立评估，以维持或恢复美国对中国的比较军事优势。今年 3月底提交的题为“抓住主动权”的“太平洋威慑倡议”评估是机密的。非机密摘要表明，与去年印太司令部估计的47亿美元相比，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威慑中国的成本达到了90亿美元，几乎翻了一番。此外，未来五年，该成本将增加近两倍。但提交的2023财年国防预算中要求的“太平洋威慑倡议”资金仅为61亿美元，仅占国防预算的一小部分。国防部仅在其三个国防机构的运作上的花费就超过了整个“太平洋威慑倡议”的资金请求。随着美国商务部发布详细的预算理由，将看到 “太平洋威慑倡议” 的拨款和计划细节。但似乎可以肯定地说，该倡议并未捕捉到美国商务部在针对中国挑战的活动中的实际投资水平。

报告认为，美国国会不应将国防部的预算纳入“太平洋威慑倡议”之类的计划中，而应查看整个国防预算，并在必要时考虑要求国防部提供一份全面的预算展示。这将为决策者提供透明度，让他们清楚地评估针对中国的预算。

4月21日，传统基金会发布题为《拜登即将面临最大的乌克兰挑战》的报告。报告指出，面对俄乌危机，遏制普京，美国的拜登总统必须发挥非凡的领导作用。首先，西方必须确保乌克兰有未来。在短期内，这可能意味着确保乌克兰有必要的手段来保护自己免受另一次“入侵”。美国必须合作帮助建立一支持久的乌克兰军队和后勤基地，并帮助乌克兰恢复长期可靠的国内生产能力。其次，确保普京不能威胁欧洲其他国家。在军事方面，美国需要加强其核威慑和导弹防御，同时推动北约部署强大的前沿部队，从而真正保卫北约的前线。在能源方面，美国需要恢复在全球能源生产中的领导地位。这意味着不仅要满足美国自己的能源需求，还要与其他国家合作，为盟友投资可靠的能源解决方案。这也将有助于美国遏制中国。

4月上旬，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中国经济的脆弱性》的报告。报告指出，纵观中国经济的国内外形势，美国有机会发挥影响力。

报告认为，中国规模经济存在不可避免的脆弱性。其一，商品进口较多。中国人口数量庞大，自然资源基础在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不足。此外，长期的政策选择造成了额外的不足，进口的石油能源量较大。2021年，石油和天然气是中国第二大进口商品，占进口总额的15%；中国不能避免食品进口。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是全球玉米和小麦的五个最大进口国之一，也是牛肉、猪肉和大米的最大进口国。而美国是世界领先的食品出口国（在排除欧盟内部贸易的情况下占据主导地位）；中国进口金属矿石较多。中国的铜进口占世界铜贸易的近一半。此外，中国的集成电路的进口超过了前述的商品进口量，几乎相当于原油和铁矿石的总和。中国减少对芯片依赖的巨大努力尚未奏效。台湾是主要出口来源地。其二，2021 年中国与美国的双边商品和服务失衡约占中国报告的总顺差的一半。从2007年到2021年，这种不平衡超过了中国的外汇总持有量，导致中国的外部财政依赖美国。其三，截至2020年底，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中国的未偿信贷负担与2020 年年中的美国相当，但是中国的人均收入约为美国的十分之一。并且，美国占中国的投资额较大，影响着中国的股票和债券。

对此，报告认为，美国几乎不可能阻止其他国家向中国出口商品，因此，货币胁迫会稍微容易一些。如果美国愿意在一段时间内大幅减少对中国商品的进口（包括通过第三方进口的商品），美国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迫使中国改变对外经济政策，从而对中国的国际收支和货币价值造成压力。当然，美国国内会对此表示反对，但是也有相当的支持。在中国内部金融方面，美国不能强加任何危机，但是美国可以通过停止自2016年以来发生的资本流动来形成一些支出权衡。如果日本和欧盟较富裕的国家也加入对中国的投资限制，那么可以威胁到中国原本可用于军事和部队安全、工业补贴、技术开发和老年人护理的资金。

3月29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国会的竞争力立法应解决移民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十多年来，美国国会首次考虑立法，通过加强国内研发和制造能力来加强美国在科学和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以建立供应链弹性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国会应该利用这个机会通过互补的移民政策改革，使美国能够应对21世纪的挑战。

报告认为，首先，移民在加强美国科技领先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移民占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STEM）领域博士毕业生的40%以上。他们获得了美国39%的诺贝尔科学奖，并发明了全国28%的专利。从1976年到2012年，移民帮助产生了多达30%的国家总体创新项目。亚马逊、苹果和谷歌等科技行业巨头都是由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创立的。最近，移民在研制COVID-19 疫苗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二，签证和绿卡的限制性和复杂性授予程序削弱了美国的竞争力，增强了中国的竞争力。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培养了来自中国的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但美国移民系统并不欢迎这些毕业生并让他们为美国公司工作。他们回国之后建立中国的创新能力。第三，为应对俄乌冲突而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导致大量技术人才逃离该国。美国应该为这些人才来到美国创造安全、灵活的途径。这不仅会为美国公司带来技术工人，而且还会对俄罗斯的创新能力构成额外的制裁。第四，移民对于应对日益恶化的国内人口趋势至关重要。明智的移民改革可以帮助应对可能削弱美国经济增长的趋势。

报告认为，美国国会可以利用即将举行的关于两党创新法案（众议院和参议院联合竞争法案的新名称）来推进移民改革，以吸引和留住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特别是在STEM领域。住房一揽子计划包括一个新的W签证类别，适用于外国企业家和初创公司创始人、他们的重要雇员以及他们的配偶和子女。如果他们的初创公司是成功的，将允许他们申请合法的永久居民身份。此外，报告认为，值得考虑将外国人豁免范围扩大到拥有STEM硕士学位的个人。美国国会还应考虑其他方式，以加快来自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技术工人获得永久居留权。美国国会还应考虑经济创新集团的中心地带签证问题，为技术移民创造一条灵活的途径，让他们在面临人口或经济停滞的社区定居。

最后，报告认为，美国当前的高技能移民制度的基础政策与其经济、创新和外交政策利益不一致。美国国会应该利用通过竞争力方案来更好地调整移民系统，以吸引和留住来自世界各地的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并让他们为美国公司工作。

3月24日，美国胡佛研究所发布题为《中国与俄罗斯交好引发美国国会反击》的报告。报告指出，拜登政府争取中国政府支持以孤立和惩罚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努力遇到了障碍。报告认为，中国与俄罗斯在外交、经济和措辞上“保持一致”，引起了美国公众的不满，这促使美国国会推出一些举措，以阻止中国对俄罗斯的“战争”提供经济或物质支持，并在中国提供此类援助的情况下实施严厉惩罚。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领导下的国家安全顾问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周一在胡佛研究所举行的媒体圆桌会议上称, “美国对付俄罗斯的政策中有些因素必须触及中国”。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和瑞克·斯科特（RICK SCOTT）以及印第安纳州的托德·扬（TODD YOUNG）提出“击垮俄罗斯疯狂好战行为及中国参与普京阴谋的法案”来阻止中国向俄罗斯提供金融系统以规避西方制裁，包括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美国及其盟友本月早些时候阻止一些俄罗斯银行进入的中国国内版本的SWIFT银行间转账系统，以及俄罗斯的金融信息传输系统。“击垮俄罗斯疯狂好战行为及中国参与普京阴谋的法案”将冻结或终止任何与中国金融机构相关的美国账户，或冻结此类机构在美国的财产。这些机构使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或金融电文传输系统与俄罗斯金融机构进行交易。

此外，“中国可能为‘入侵’乌克兰提供经济或物质支持”，这促使众议员斯科特·佩里（SCOTT PERRY）再次推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支持他的H.R.5286保护美国人免受企业侵犯人权法案。该法案将限制中国国有企业进入美国资本市场。斯科特·佩里（SCOTT PERRY）在一份声明中说：“必须彻底解决中国与俄罗斯的持续结盟问题，而这项法案为政府提供了方法。我正在制定更多的法案，侧重于对中国实施资本市场制裁……如果政府不继续对在俄罗斯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实施二级制裁，我和我的同事将非常乐意填补空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成员弗伦奇·希尔（French Hill）正将批准他的特别提款权监督法案作为阻止俄罗斯获取中国货币人民币的一种手段。他在本月早些时候提出了该法案，以限制美国财政部批准可能使敌对政权受益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的能力。报告认为，此类法案将进一步恶化本已因持续紧张的中美贸易局势、人权分歧和台湾问题。

3月中旬，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在乌克兰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强硬外交》的报告。报告指出，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交好局面，美国应该在外交上向中国施加压力。面对中俄合作，美国国内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俄两国在价值观上有着基本的共识。根据这种观点，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代即将来临。欧洲对集体防御和威慑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由于美国认为它与中国之间的断层线已经无法弥合，因此最好的政策是展开一场对中国施加高昂经济和声誉成本的压力运动。在俄乌问题上，美国及其盟国认为，其他国家要么反对俄罗斯，要么支持俄罗斯。由此，认为中国“支持”俄罗斯。相比之下，第二种观点基于中国没有预料到全面战争并且没有预料到乌克兰的抵抗的可能性，认为中国的结盟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中国的长期国家利益在很多方面与俄罗斯的利益不一致。而美国外交或许仍然能够找到缓和中俄结盟的方法。

报告认为，美国的的正确举措是：寻求与中国进行外交接触；向中国传达美国及其盟国在经济上孤立俄罗斯的坚定决心；告诉中国采取行动减轻对俄罗斯制裁将导致中国经济惨遭损失，并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和排斥；强调与俄罗斯合作不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

3月7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反制中国在国际电信联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报告。报告指出，国际电信联盟（ITU）通过建议从手机到卫星轨道的通信和数字技术的标准和实践来影响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美国不应该允许中国通过制定全球采用的规则、标准和实践来主导包括5G技术等新兴技术，而应该支持美国公司加入国际电信联盟，努力确保其保持独立性并采用健全的标准，以避免互联网治理受到中国的影响。

国际电信联盟、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采用的国际标准对世界各地采用的标准虽然没有约束力，但是具有很大影响力，能够为持有这些标准所必需的技术专利的公司提供巨大的经济优势。在过去20年中，中国在这些标准制定机构中的影响力和存在已经从微不足道的增长到可以与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相媲美的程度。这种扩大的影响力在国际电信联盟中表现得很明显。具体来说，国际联盟秘书长赵厚霖深化了国际电信联盟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并使之制度化，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并增加了中国人在该组织的就业机会。中国还向国际电信联盟的研究小组派出了最大的代表团并作出了大量的贡献。中国的目标是使中国的标准成为全球标准，从而使中国公司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并在下一代技术方面处于有利地位。

对此，报告提出建议，认为美国应该扭转赵厚霖在任期间对国际电信联盟作出贡献的局势，保持国际电信联盟的独立性；支持重视国际电信联盟的独立性和使命的领导层；把互联网治理排除在国际电信联盟范围之外；反制中国提出的标准，确保标准制定基于实用性、可靠性和互操作性；降低美国公司参与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和类似标准制定机构的成本，例如减免参与费用和会员税；指导美国发展金融公司更多地关注与中国的竞争，并与美国科技公司合作，提供可行的替代品，以取代“一带一路”倡议和数字丝绸之路带来的影响。

3月3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大陆及台湾将密切关注乌克兰》的报告。报告指出，面对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新的密切关系，台湾方面感到焦虑，美国将无法有效应对乌克兰危机。报告从中俄关系、美国民主观的意义、集体防御安排、欧洲对台湾的看法、美国对军事力量的平衡以及美国的领导力方面阐述台湾对乌克兰危机密切关注的原因。报告认为，台湾关注乌克兰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因为大陆对俄罗斯的反映预示着收复台湾，也不仅仅意味着评估美国信誉，而是关注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趋势对台湾的影响。

具体来讲，其一，中俄在最近交往中互相传达合作意愿，俄罗斯公开声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这使美国和台湾担忧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台海战争中向大陆提供援助，并使美国、日本和其他潜在利益相关方介入这种冲突的努力大大复杂化。但台湾的一些人认为，如果美国有效应对，中俄关系恶化或者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失败，大陆可能会在国际事务方面选择更加克制的方法。

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中有六段是关于民主的主题。中俄倡导的民主与与美国领导的民主联盟存在一种意识形态竞争。尽管决策界的许多美国人都同意台湾对美国的利益很重要，但他们可能并不同意为什么很重要。然而，总的来说，除了台湾地理战略作用、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以及在全球技术供应链中占据的中心节点位置，台湾“民主”是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拜登政府支持台湾“民主”，但是台湾担心，如果美国不能确保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民主国家的生存，捍卫台湾“民主”将是没有说服力的。

其三，欧洲有一个以北约形式存在的大型集体安全安排，但是亚洲没有。如果北约不能有效应对乌克兰危机，美国没有什么希望动员更不同的盟友在亚洲应对“台湾问题”。如果美国要成功地在亚洲建立一个联盟，美国就有必要证明它能够成功地领导欧洲现存的联盟。

其四，之前，欧洲的一些国家与台湾联系密切，例如，立陶宛与其交换了“代表处”，斯洛文尼亚和台湾也互相开设了贸易办事处，捷克共和国近年来也与台湾走得越来越近。此外，英国、法国将台湾视为印太地区的关键合作伙伴和民主盟友，越来越以怀疑的态度对待实力日益增长的大陆。但是现在，乌克兰事件可能标志着欧洲大陆安全动态的根本性转变，这使欧洲各国的目光聚集在俄罗斯身上，而不是大陆或者台湾。然而理论上来讲，欧洲的一个内向的转变可以让美国自由地关注印太地区。但这可能只是台湾一厢情愿的想法，美国仍将关注欧洲。

其五，报告认为，美国向欧洲提供更多资源并不是分散资源分配。亚洲的军事平衡非常重要，但这并不完全重要。美国对欧洲的态度，而不是对亚洲的态度将影响中国的看法。

其六，报告认为，美国和台湾担忧，未来几个月美国将注意力转向欧洲，可能会为大陆提供机会。但更大的担忧是，美国将无法领导欧洲有效应对俄罗斯的行动，普京的努力最终将取得成功。这一结果将标志着一个新的世界——一个远远不利于台湾的世界。

2月22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欧盟和美国是否需要在俄罗斯和中国威胁问题上更加团结一致？》的报告。报告指出，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升级的反应非常复杂。报告认为，除了英国，中欧和东欧的大多数政府都充分意识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未来和北约在其东侧的威慑力量具有严峻性。但是，它们的观点并没有在整个欧盟得到普遍认同。最重要的是，欧盟最强大的参与者德国也不认同，并且反对将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天然气工程“北溪2号”拖进冲突，甚至停止了爱沙尼亚对乌克兰旧军事装备的再出口。此外，立陶宛加深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令美国担忧。

报告认为，这些信号表明中欧和东欧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美国做出的决定，而不是德国和法国政府的决定。由此，他们可能会怀疑欧盟的“战略自主”策略，这些策略正使他们受到西方大陆国家的摆布。

报告认为，在中美两国分歧不断加深、美国日益关注中国的局面之际，培养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绝非易事。美国将需要更多地依赖于其与在俄罗斯和中国问题上意见一致的国家之间的非正式、临时伙伴关系。例如，东欧国家，英国，北欧国家组成的可变联盟。同时，美国也不应放弃与欧盟国家的合作，例如，欧盟项下的“永久框架合作防务协议”有益于促进联合投资国防能力。然而，美国和欧盟国家未来更多的是政府间的合作，而不是和整个欧盟的合作。

1月19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跨大西洋国家关键供应链安全合作》的报告。报告指出，面对中国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力，美国应当降低将中国排除在美国供应链外的成本并且将欧洲视为紧密的供应链伙伴。

报告认为，美国供应链的挑战主要与中国有关。稀土、钴和锂这两个领域对美国和欧洲行业的重要性可能会越来越大。如果发现有必要将中国从供应链中剔除，中国和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生产必须被美国法律彻底禁止。

最初的新冠疫情表明，即使是友好国家也会在危机中争夺供应。这对美国的准备工作很重要——美国需要在几个月内尽可能地自力更生，并考虑是否应该发展过剩的能力来帮助盟友。即使今年的供应链永久摆脱新冠疫情的干扰，随着世界经济和中国政策的演变，中国供应链仍然非常强大。但是美国禁止中国进入关键供应链成本高昂。因为，全球连锁店的创建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而改变它们会提高成本。

报告认为，如果美国让其条约盟友和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如北约成员国、日本和以色列）充分参与美国供应链，就可以降低将中国排除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某些供应链之外的成本。尤其将目光放到欧洲，欧盟加上英国是美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但是，由于美国和欧洲在依赖中国供应方面面临不同程度的风险且两者不会将同一供应链视为关键供应链，跨大西洋合作非常困难。不过，如果美国不努力将欧洲纳入供应链改革，各国更有可能忽视美国限制与中国分享技术的要求，或者，欧盟可能在尝试建立自己的自给自足供应链，从而将美国排除在外。如果美国愿意将欧洲视为紧密的供应链伙伴，它将鼓励合作。虽然成本高昂，但将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也将带来好处。例如太阳能是一个跨大西洋合作有望的领域。

报告认为，目前美国供应链政策存在缺陷。对此，建议美国：第一，立即确定最重要的供应链，例如涉及原料药物的供应链；第二，对于这些供应链，应该立即开始分阶段取消所有中国参与的进程；第三，邀请条约盟友和自由贸易伙伴参与为美国服务的供应链，以降低过渡成本并鼓励合作；第四，全面实施2018年国会通过的出口管制改革；第五，确定美国投资支持的中国产业，并将这些信息纳入遏制中国参与关键产业链的努力中；第六，向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理事会介绍这些倡议，分阶段寻求欧洲的合作。

2月7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美军准备好介入台湾了吗？》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国会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21年11月发布的最新年度国会报告显示，中国军队数十年来的改善从根本上改变了战略环境，削弱了台湾海峡军事威慑力量，也削弱了美国的地位。有迹象表明，留给美国时间不多了。然而，台湾对于美国具有重要的军事和经济战略意义，对此，美军介入台湾的计划必须解决四个障碍才能成功。

报告认为，美军目前有四个关键的障碍。首先，美国的设备正在迅速老化，运维成本飙升，国防开支在实际增长，但是国防不是本届政府的优先事项，2022财年的预算请求就证明了这一点。拜登政府提出的7150亿美元的国防部预算不能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其次，国会决议授权年度拨款的延迟降低了购买力，阻碍了准备工作，削弱美国相对于中国的军事优势，进一步抑制了执行国家战略或介入台湾所需的军事能力。第三，国防的定义已经扩大，资源和管理注意力转移到非国防优先事项上，国防预算中的非国防支出继续增长。例如，国防部在国防健康计划上的支出超过了在新舰船上的支出。第四，现有政策和法律规则与流程不能提高测试、采购和集成现代能力的速度和灵活性。例如，存在官僚作风，多层业务系统无法沟通以及反对创造性变革。整合和操作新技术的能力将可能决定未来战场上的成败，但是，科技公司发现很难与国防部合作。

报告认为，第一个障碍的解决方案是美国政府应该支持国防战略委员会的建议，为国防开支提供3-5%的实际增长，这将支持准备工作和提高现代化的军事能力。第二个障碍的解决方案是国会应当开始认真履行其职责，按时通过年度拨款，而不是依赖于持续的决议。第三个障碍的解决方案是重新定义国家安全。在国防部预算中，军事能力应该是美国的优先事项。应当取消较低优先级的开支或将其资金转移到为军事准备和现代化的行动上，包括那些对台湾至关重要的行动。第四个障碍的解决方案是使国防部的运作方式现代化，创新管理和监督。为了抓住渐进式现代化的机遇，首先，国防部需要稳定的资金来源，为联合作战需求提供资金。其次，国防部需要能够跟踪信息时代军事能力指标的业务系统并实现有效监督。

然后，它需要国会的支持，以实现规划、预算和执行流程现代化。

2月2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印太数字贸易协定的紧迫性与挑战II》的报告。报告指出，近几个月来，拜登政府一直承诺推进一项全面而强有力的印太政策，以应对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战略实力问题。数字贸易协定是该项政策的核心。

报告认为，中国已申请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与进步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成员，这清楚地表明美国在数字贸易国际规则方面的领导地位在近年动摇了。中国刚刚发布的五年数字经济计划以及网络安全法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对此，美国应该制定一项有约束力的印太政策，然而拜登政府仅仅作出承诺，并没有产生最后的贸易协议。

报告认为，尽管拜登政府仍在就印太政策框架的细节进行内部谈判，但数字贸易政策显然具有实质性的政治挑战。从一开始，政府内外就对美国领导的地区数字贸易协议的目标和内容存在分歧。民主党的进步派（包括民选官员和利益集团）觉得数据自由流动将促进大型科技公司的利益，但是他们与这些公司存在很大分歧。民主党的进步派认为，数字贸易协议应该贯彻“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目标，在保障劳工权利、包容和公平授权、特别激励中小企业、贸易调整救济和加强隐私保护等社会改革进步方面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

美国政府将即将出台的印太数字贸易协定称为一个“框架”。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建议美国即将出台计划的机构参照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制定数字贸易规则。但问题是TTC只是一个咨询机构，无权制定有约束的规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在不同的领域，出于不同的原因，美国商界和进步派都希望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规则。然而，由于担心陷入政治泥潭，拜登政府无意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可执行的贸易协议。印太地区的美国贸易伙伴也不愿意在数字贸易领域达成这样有约束力的承诺。美国在印太地区推进数字贸易协定的前景似乎很黯淡。拜登政府将公布期待已久的印太数字贸易协定框架的细节，作者将继续关注这一点。

1月中旬，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题为《加强美日协调应对台湾冲突》的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中国大陆迅速的军事现代化、美国未能现实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和中国大陆的挑战、台湾忽视自身的“防御”、日本长期以来对国防开支和态势的自我限制，台湾海峡的威慑力正在受到侵蚀。这些事态发展，加上大陆更大胆、更自信的外交政策，提高了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为了防止一场对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造成毁灭性的战争，美国和日本应紧急加强对台湾冲突的协调和准备。

报告认为，美国应该了解日本可能如何应对台湾冲突，以及在冲突期间可能向美国提供的支持类型和程度。美国和日本应该共同努力，确定日本能够帮助美国克服哪些行动挑战。然后盟国应该调整联盟关系，最大限度地提高它们快速有效地应对台湾冲突的能力。在加强日本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作用的同时，应确保不损害日本对美日联盟的支持，因为美日联盟对地区稳定至关重要；不破坏两岸关系稳定；不限制美国在台湾冲突中的行动自由。

首先，美国应与日本密切合作，增强日本防御能力。第一，整合情报、监视和侦察（ISR）能力，特别地，日本在独立的遥感和通信能力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这些能力可以在冲突期间为美军提供关键支持。作为优先事项，美国应该着手将日本纳入五眼情报共享联盟。第二，协助日本发展尖端军事能力，美国应协助日本发展远程导弹能力，还应让日本与其现有的自主水下航行器项目合作，并共同开发以促进水下自主性。第三，敦促日本增加国防开支并迅速实现其部队现代化。

其次，美国应采取措施，为美国在日本使用美军和利用日本资产提供便利，即使日本选择不直接协助美国的行动。美国应为事先磋商创造条件，并敦促日本公开声明，攻击美国在日本的资产或部队将被视为对日本的攻击。

再次，美国应该与日本协调，使日本能够更有效地支持美国的行动。第一，转变日本的指挥和控制，重新思考其在印太地区的指挥和控制组织。与驻韩美军（USFK）不同，驻日美军（USFJ）不是一个作战司令部，而是一个支持美国印太司令部（USINDOPACOM）的次级联合司令部。为了加强美日对台湾突发事件的协调，并增强它们在冲突期间迅速干预的能力，驻日美军应该成为一个联合作战的司令部。第二，专注于应对再补给挑战，美国和日本应该共同努力确保它们有足够的海运能力来支持行动，并能够在冲突期间为部队提供补给。第三，在日本部署额外的弹药和关键物资，并进行快速部署（rapid deployment）的展示。

最后，美国应该加强日本直接干预台湾“防务”的能力。第一，利用日本的西部岛屿，日本军方最近在西南地区建立了多个前哨基地，这些设施靠近台湾，有可能帮助美国的行动。第二，帮助日本对抗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报复，抵制中国的压力。第三，美国应悄悄地促进日本自卫队和台湾当局军事力量之间的沟通，确保三军在冲突期间能够轻松安全地相互沟通。

1月20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思考》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通过《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和第一阶段双边经贸协议对中国制造的商品征收关税，此种贸易政策的重要性被夸大了。特朗普政府错误地沉迷于贸易平衡，拜登政府也未能重新制定政策。报告认为，美国应该从中国撤出重要的供应链并解决美国资金流入中国证券的问题。

一方面，报告认为，继续通过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征收关税意义不大。2016年的贸易逆差为3100亿美元（商品和服务），在征收关税之后，2021的贸易逆差为3300亿美元左右，低于2017年末和2018年初的峰值，但这只是出口在表面上受到第一阶段协议的推动。即使美国谈判更多的出口配额，中国达到目标，这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另外，第一阶段的知识产权限制也没有任何意义。拜登政府有时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目前对第一阶段的结束保持沉默，未能开启第二阶段。

另一方面，报告认为，应当限制对外投资和撤出供应链。从2016年到2020年，美国对中国证券的投资存量增加了7800亿美元。对此，将少数供应链迁出中国是解决途径。虽然这在新冠疫情爆发后获得了压倒性的政治支持，但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没有采取行动，国会的行动也非常缓慢。报告建议，首先，国会应该先确定一小部分真正关键的行业，如医疗用品和半导体行业。然后，行政部门应该开始强制并完全撤出与中国相关的供应链。此种撤出不等于完全搬迁到美国。

最后，报告认为，拜登政府坚持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征收关税的部分原因是担心放弃关税会带来政治后果。但是，如果政府能够克服商业游说，并提供实质性政策，正确地将中国视为经济竞争对手，那么政治影响会很小。重新定位关键供应链是唯一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