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规模很重要：小规模美国空军无法与中国针锋相对》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空军不具备与中国打一场大战的能力。对此，拥有大规模空军必须作为美国军队的基本力量规划原则。

报告认为，虽然美国拜登总统在其任期内第四次表示，美军可以在台湾问题上击败中国。

但美国米切尔研究所最近发布的一份关于空军实力的报告称，美国空军不具备与中国打一场大战所需的兵力、杀伤力和生存能力。这与人们在美国整个服务部门所看到的趋势相一致：

美国研发始终优先于采购，空军训练减少，单位人员不足，飞行时间减少。这些使美国空军处于威慑力正在削弱的境地。

报告认为，如今美国空军的规模和组成是长期预算短缺和数十年来认为购买新系统可以产生变革的结果。美国空中作战司令部负责人马克·凯利（Mark Kelley）指出，作战部队战备状态下降会明确增加对手看到作战优势的风险，从而导致美国的常规威慑失败。美国作战空军的规模远低于各种非机密研究所称需要达到的水平，尤其是在太平洋空军方面。对此，美国应该扩大空军规模。

9月24日发表

10月9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拜登对中国的芯片限制标志着一场高科技消耗战》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正在通过新的技术制裁措施与中国进行技术冷战，阻碍高端半导体和半导体设备流向中国。

报告认为，由于先进的半导体为信息时代的社会提供动力，美国正试图阻碍中国的半导体进步。美国的新政策是对中国的警告，即美国权力在全球化经济中具有长期的影响力。美国不能仅仅靠自身发展就赢得与中国的竞争，它还要阻碍中国的发展。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将其对半导体供应链的影响力用作地缘经济武器。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打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现在，拜登政府的新政策——《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规定，除非获得美国的许可，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公司提供某些先进半导体。另外，美国还将阻止中国公司收购美国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并对数十家中国公司实施额外限制。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正式阻止荷兰公司ASML Holding NV等行业巨头向中国出售外国制造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但未来可能会对这些公司施加压力。

报告认为，美元的全球影响力以及美国庞大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网络使美国能够将其单方面施加的限制国际化。同时，美国将投资国内半导体产业和科研开发来加强美国技术的竞争力。

报告认为，现在美国正在制定一项消耗战略，旨在削弱中国在未来与美国进行激烈斗争的能力。俄罗斯是美国打击的极端例子，但美国的出口管制在技术上确实对俄罗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这让美国相信它可以使用类似的工具来阻止中国的创新。

10月9日发布

伊斯兰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官兼助理编辑玛丽尤姆·马苏德（Maryyum Masood）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与印度共享核潜艇技术将破坏南亚稳定》（Sharing Nuclear Submarines With India Will Destabilize South Asia）的文章，文章指出，出于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目的，美国与印度共享核潜艇技术将破坏南亚稳定，美国对此应审慎决策。

文章指出，美国不断扩大的联盟导致了战略不稳定性以及加剧了核风险。2021年9月，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组成了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以便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根据该协议，美英将与澳大利亚分享核潜艇技术。中国认为澳大利亚作为《核不扩散条约》（NPT）的非核武器国家不能拥有核潜艇。AUKUS的合作伙伴则认为核潜艇的转让将促进所谓的印太地区的战略稳定并加强不扩散规范。由于印度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法国和美国也有可能向印度提供核潜艇。由印度、法国和美国构成的军事轴心被称为“India-France-US cooperation（INFRUS）”。

文章称，在目前的环境下，美国无法单独遏制中国，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合作中必须依靠印度。如果INFRUS成为现实，美国将促成法国海军核推进技术向印度的转让，并使得印度的海上威慑力大大增强。INFRUS伙伴关系还将促使印度在核问题上采取更激进的态度，从而削弱地区稳定。在经济方面，如果印度控制了海上交通线并封锁了关键的咽喉要道，那么依赖海上贸易的地区国家将处于弱势地位。印度的海上优势地位将中断中国贸易和能源的自由流动，也会对“一带一路”倡议造成影响。

文章称，将法国的核动力技术转让给印度以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的这一想法在整个南亚政策界引起了震动。像INFRUS这样的核合作协议如果成为现实，将对整个地区产生影响，地区大国将不得不升级其核武库以保持与印度的平等地位，从而导致横向和纵向的核扩散。考虑到印度对中国的挑衅，美国和相关大国最好能重新审视其对印度的南亚政策和对中国的方针。

学者赛义德·阿里·齐亚·贾弗里（Syed Ali Zia Jaffery）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拜登的<国家安全战略>加倍强调中美竞争关系》（Bide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oubles Down on U.S.-China Rivalry）的文章，文章指出《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充分表明了拜登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将通过国内投资、与盟国和伙伴采取一致行动以及与中国进行负责任的竞争来减轻中国的威胁。

文章指出，上月白宫发布的拜登政府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阐明了美国的核心利益、威胁以及政府实现和满足这些利益的战略。该文件认识到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打算重塑国际秩序又越发具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竞争者”，该文件也明确指出来自中国的威胁渗透到各个领域和地区，具有全球性的特征。该文件还承诺美国将采取措施以削弱中国的威胁。如果《国家安全战略》中的这一系列表述正确，那么在华盛顿和北京酝酿的争吵中，至少有两种现象会变得更加明显。

第一，盟友和伙伴关系的累积力量将塑造中美关系的未来。对美国而言，巩固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对于重构一个包容的、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至关重要。中国被称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美国将制定合作机制以阻止中国的飞速崛起。根据《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可以通过“对互操作性和联合能力发展的投资、合作态势规划以及协调的外交和经济方法”来实现与盟友和伙伴的力量整合。因此，像AUKUS（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和四方安全集团（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美国）这样的联盟和集团将被利用以使它们能够成为对抗中国的堡垒。

第二，科技领域的竞争将是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关键。这一现象对美国来说比对中国更为重要，因为后者在包括但不限于半导体的关键技术的制造方面已经遥遥领先。更重要的是，人们认为中国准备在与战争有关的技术方面取得积极的领先地位，据分析家称，中国正在应用新的物质材料以提高其性能。因此，《国家安全战略》更加强调通过军事现代化等方式应对中国带来的复杂威胁，美国将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确保中国不会在有助于提升威慑力的新兴技术领域取得决定性的领先地位。

文章指出，综合来看，这两个因素将使中美关系更加动荡不安。事实上，通过盟友、伙伴和对技术领域的积极干预来针对中国，将对美国在与中国的关系中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产生不利影响。最重要的是，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的合作将受到不信任的损害。此外，随着技术主导的军事现代化被带入华盛顿的综合威慑框架，可以预想到就军备控制进行的实质性讨论将急剧减少，这本身对中美战略稳定不是好兆头。

文章指出，缺乏对话将放大目前由误解而产生的恐惧。中美两国之间的行动-反应循环引起了许多人对中美核竞争的未来担忧。然而，《国家安全战略》中没有任何内容可以缓解这种忧虑和疑虑。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中美两国将找到更新的途径来运作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他们的力量越强大，就越难处理好未来的关系。不得不说，《国家安全战略》充分表明了拜登政府对中国的立场。

美国海岸警卫队预备队贾斯帕·坎贝尔（Jasper Campbell）中尉和美国海岸警卫队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中尉在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打破中国对台湾的封锁做好后勤准备》（Prepare the Logistics to Break a Chinese Blockade of Taiwan）的文章，该文指出，如果中国试图对台湾进行隔离，美国及其盟国必须做好迅速部署商船的准备。

文章称，中国统一台湾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其将采取何种行动仍不能确定。中国接下来的活动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况，其一是对台湾进行隔离，使其失去海上贸易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是唯一能够打破隔离并向台湾提供物资的国家。其二是武力统一台湾，在此情形下，美国及其盟国将卷入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全面冲突。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美国的航运对于维持台湾对全球物流供应链和物资的使用都是至关重要的。

文章称，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已经削弱了美国商船的影响力，目前只有125艘美国海军补给舰在服役，全球约有140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幸运的是，英国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的“贸易船”（Ships Taken Up from Trade，以下简称“STUFT”）和海湾战争中的“真诚的意愿行动”（Operation Earnest Will）为美国迅速建立和保护海军后勤企业指明了道路。在美国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潜在冲突调集资源时，可以考虑借鉴上述行动中大规模动员商船队以加强军事力量的经验教训。

文章称，对于假定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冲突，这种军民融合将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首先要确保美国与其合作伙伴之间的军事互操作性，在这一点上，美国及其盟友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其次，美国必须确保与商业承运人及其东道国签订一系列船旗国协议，以便在中国采取隔离或公开敌对行动时保护商业航运，并对可能升级的行动提供可靠的威慑。

文章称，鉴于中国航运公司的数量及其在世界航运中的主导地位，如果冲突爆发，那些对“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感兴趣的国家，如德国、法国和英国，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与美国为伍。这些国家间的相互合作将产生具有具有竞争力的国内航运业，就吨位和投资额而言，他们将与中国的优势地位相媲美。鉴于美国商业船队吨位的差距，在这样的冲突中部署可扩展的后勤解决方案必须来自盟友。这种解决方案将利用STUFT、Operation Earnest Will的优势，以迅速产生海运能力。美国必须研究并建立一个候选国家的名单，标准应包括他们与台湾的贸易关系的程度，可用的航运吨位数量，以及他们支持对抗中国敌对行动的可能性。虽然台湾的局势尚不明晰，但在冲突或近乎冲突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做好准备，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需要的地方提供食品、燃料、军械和其他后勤工作。

记者马洛里·谢尔本（Mallory Shelbourne）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站上刊登了一篇名为《加拉格尔称：大陆收复台湾的时间表引发了对五角大楼优先事项的质疑》（Accelerated Chinese Timeline to Seize Taiwan Raises Questions on Pentagon Priorities, Says Gallagher）的文章。

文章称，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前海军陆战队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指出2027年是大陆希望有能力收复台湾的年份，因此五角大楼需要加快现代化进程并为在印太地区与中国发生冲突做好准备。周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重申了统一台湾的立场。周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中国正在加快这一进程。布林肯认为，台湾海峡的航运量导致美国和全球各国更加关注中国。全球三分之一的航运经过其水域，如果台湾海峡的交通中断，世界各国都会受到影响。

此外，文章还指出加拉格尔批评了美国海军的预算，包括推进舰艇退役以及该部门最近的30年造船计划，该计划提出了如何建立未来舰队的三种选择。加拉格尔还批评了军方近年来采取的从剥离到投资的做法，并表示定向能、高超音速武器和全域联合指挥与控制计划等新技术无法在2027年之前上线。加拉格尔称，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遭受的阻碍并不会改变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相反，大陆将会从中汲取教训。美国若要使台湾成为大陆的一个棘手问题，美国自然可以保卫台湾，但也会使美国难以对台湾进行再供应。

学者瓦萨比特·班纳吉和本杰明·特卡奇（Vasabjit Banerjee，Benjamin Tkach）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名为《即将到来的中国武器热潮》（The Coming Chinese Weapons Boom）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准备主导武器市场中的低端市场以挑战美国的利益。

文章指出，美国主导着高端武器的全球市场，而俄罗斯是技术含量较低却实惠（低成本、性能好）的武器的主要供应方。这种强大的、实惠的但技术含量较低的武器有时被称为实用武器。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俄罗斯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但是由于俄乌冲突的影响，俄罗斯武器出口能力有所下降。由于美国公司通常不参与实用武器市场的竞争，俄罗斯留下的市场真空将被中国填补。

文章指出，中国在武器市场上蓄势待发。在世界最大的25家国防公司中，中国拥有6家。虽然中国目前在全球军火市场的份额为5%，远低于俄罗斯的19%，但中国拥有几个明显的优势，可以让它在实用武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如中国的武器出口方式是交易性的，不受人权或政权稳定的影响；中国是某些种类的俄罗斯军事装备的特许生产商，其在实用武器市场对客户具有吸引力；中国具有丰富的稀土资源，包括铒和钕在内的17种金属元素对制造现代国防设备至关重要；中国已经实现了产品的多样化，以复制俄罗斯的战略，生产西方高科技军备的廉价替代品。最近，除实用武器外，中国已开始向过去购买美国武器的客户出售高端武器系统。

文章指出，中国在实用武器市场上的扩张可能会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力，同时减少美国进入外国港口和基地的机会。军售帮助中国确保在海外获得军事立足之地，接受中国武器的政府也容易摆脱美国的影响。所罗门群岛在4月与中国签署安全协议仅几个月后，就在8月拒绝美国和英国海军舰艇停靠港口，这可能预示着美国的全球机动能力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文章指出，为了挫败中国在实用武器市场的野心，美国应该帮助其伙伴提高自主生产能力。美国公司不需要直接参与实用武器市场，但美国政府可以与其盟国密切合作以满足该市场的需求。美国应该改革《国际军火交易条例》（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Arms Regulations，以下简称“ITAR”）的部分内容，此条例旨在限制军事技术出口。虽然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对国家安全仍然至关重要，但美国应制定ITAR的日落参数，以促进老式武器的出口，并允许其合作伙伴生产。美国还应该建立一个申请制度，以取消ITAR对个别产品的限制。有针对性的ITAR改革可以促进武器生产国联盟的形成，使其在实用武器市场上超越中国。美国还应采取减税等激励措施让美国公司与伙伴国共同生产负担得起的优质武器。

文章指出，中国对实用武器市场的控制力不断增强，这为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精英的接触提供了条件，也帮助中国通过基地和港口设施来扩大其军事准入以及发展其国防事业。通过深化与盟友的产业合作，鼓励他们加入实用武器市场，美国不仅可以获得对中国的战略优势，还可以加强与友国的联系。

学者马卡丽娜·维达尔·伊（Macarena Vidal Liy）在西班牙《国家报》上发表了一篇《美国对中国获取其技术提出新限制》（US raises new restrictions on China's access to its technology）的文章。文章指出，美国或在半导体领域对中国获取其技术施加新的限制，以防止中国将其用于超级计算机或新型武器等战略领域。据美国媒体的高级官员透露，白宫可能在本周宣布这些措施。

文章称，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即将进一步升级。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局2016年的一份报告，如果美国失去在半导体领域的领导地位，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并损害美国的经济部门。而去年的导弹测试高超音速飞机等事件表明，中国已经在军事技术的领先领域与美国匹敌，甚至超过了美国。中国正在加速发展自己的半导体产业，在其短期和中期经济计划中，其设想成为一个创新中心，以保证其技术自主性并将产品销往国外与美国竞争。美国既不允许中国向其他国家的提供高科技技术，也不允许中国将这种技术用于最先进的武器。

文章称，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在半导体领域仍然保持着明显的优势。美国计划对其本国产品的使用加以新的限制，其目的是对中国公司施加限制，此举类似于特朗普政府三年前通过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对中国技术巨头华为施加的限制。具体而言，美国将禁止向中国公司或个人出售用于超级计算机、军事设备或用于人工智能的半导体。美国政府还计划拒绝向中国公司提供制造先进半导体的工具，这是一个由美国、德国和荷兰公司占据大部分市场的专业领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指出，如果限制措施到位，它们将是针对中国的半导体、超导体和大数据存储库行业的最严厉措施。

斯科特·布朗、罗伯特·C·布莱恩（Scott Brown , Robert C. O'Brien）在福克斯新闻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国会应努力阻止中国，而不是阻碍美国科技创新者》（Congress should try to stop China, not undermine American tech innovators）的文章，文章指出美国最好的公司来自私营部门，这些公司不像中国公司那样得到政府的支持，为了遏制中国打算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力量的野心，美国立法者应该倡导全面加强美国的政策，鼓励私营部门的创新。

文章称，国会中的一些人正在推进一项破坏美国领先科技创新者的议程，而科技是美国对中国保持优势的最后领域之一。由参议员艾米·克洛布切（Amy Klobuchar）倡导的《美国创新和选择在线法案》（The American Innovation and Choice Online Act）授予联邦反垄断机构广泛的权力，这将对美国最伟大的一些公司的发展造成阻碍。同样，《开放应用市场法案》（The Open App Markets Act）将使美国公司相对于其中国竞争对手处于结构性劣势。此外，第三项法案，即《新闻业竞争和保护法》（The Journalism Competition and Preservation Act）的修订版，旨在为新闻出版商提供反垄断法的豁免，以便他们可以合作谈判对抗谷歌和脸书。

文章称，与惩罚美国自己最好的公司的美国立法不同，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旨在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网络等全球高科技制造业超越美国。如今，全球前20名的科技公司中有5家公司的总部位于中国。如果通过反创新立法来阻碍美国的私营部门创新者，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地位将迅速增长，而美国将受到不利影响。

文章指出，美国必须保持其在技术领域的优势。正如俄乌冲突所展示的那样，美国的科技领导地位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安全有现实的影响。限制美国科技公司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并将削弱这些企业在过去三十年中所带来的繁荣。此外，国会应该通过立法，禁止抖音和微信等中国应用程序。它们收集了数百万条关于美国公民的信息，而印度已对350多个中国应用程序采取了这种行动。

美国和平研究所发布了中国-自由联系国高级研究小组题为《中国对北太平洋自由联系国的影响》的文章，文章主要阐述了北太平洋自由联系国对美国的重要意义，并针对中国在该区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为美国提出了对策。

作者指出，自由联系国对美国有重要战略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帕劳共和国和马绍尔群岛共和国达成了《自由联合协定》（COFA），这三个国家被称为自由联系国（FAS）。《自由联合协定》允许美国保持在自由联系国领土、航道以及空域的唯一且不受限制的军事准入地位，由《自由联合协定》建立的独特安全关系放大了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力量投射，从而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力量。

作者指出，通过深化与太平洋岛国的接触和影响，中国不断推进其外交政策的若干目标，其中许多目标对美国的利益相悖。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通过外交接触、人道主义援助、海外投资和增加贸易，积极努力地提高其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影响力。随着中国寻求将其影响力扩大到印度-太平洋地区，并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将武力投射到亚洲沿岸水域以外的海上大国，美国在自由联系国家领海的战略拒止权以及美国在自由联系国领土内和附近的防御设施所带来的“前沿存在”，对于限制中国的武力投射和维持印度-太平洋地区海上通道的自由和开放将变得更加重要。

文章建议美国加强与自由联系国和其他太平洋岛国的交往，以更好地应对中国愈发强硬的态度，如通过扩大教育机会、保护海洋资源、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等举措，帮助美国与自由联系国保持良好而稳定的关系，从而巩固美国在该地域的地位。除此之外，文章根据中国在自由联系国中不断增加的活动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建议。美国应向自由联系国家分配更多的外交资源，以应对中国与有外交关系的太平洋岛国经常性的工作和高层接触。美国还应加强在自由联系国的执法力量，并加强与自由联系国当局的合作，以打击与中国有关的有组织犯罪活动，识别和起诉涉及自由联系国官员的腐败行为，加强反洗钱措施。美国还应与自由联系国政府协调，向中国发出该地区不欢迎取代现有外交和安全关系或升级与美国竞争的信号，以回击中国在太平洋岛屿地区加强影响力的努力。

11月6日，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与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赵贤东（Cho Hyundong）、日本副外相森武雄（Mori Takeo）通话，讨论朝鲜近期不断升级的危险行动问题。通话中，各方共同谴责了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落在韩国海岸线附近的导弹等多次发射弹道导弹的行为。谢尔曼重申美国对保卫韩国和日本的坚定承诺，并强调国际社会需要团结一致，要求朝鲜对其持续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多项决议的行为负责。

11月3日，美国在台协会（AIT）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TECRO）签署一项备忘录，以强化美国与台湾在国际发展与人道救援的合作。根据此备忘录，美国国际开发总署（USAID）及台湾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向AIT与TECRO分别指派代表，通过信息交流、案例分享等方式，在国际发展协助、人道援助、推广参与国际论坛并分享最佳实践、促进国际发展与人道领域研究、能力培养、训练、及知识转移等方面开展初步合作。

另外，AIT与TECRO于同日签署另一项相关安排。根据此安排，USAID及台湾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将与巴拉圭商业与工业部合作，强化巴拉圭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并促进其发展，以提升市场效率、资源取得、改善企业经商环境。

9月7-9日，美国联邦众议员斯蒂芬妮·墨菲（Stephanie Murphy）将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台湾。本次访问属于国会代表团出访印太地区的环节之一，代表团将与台湾资深领袖会面，讨论美台关系、区域安全、贸易投资、全球供应链，以及其他与美台双方利益攸关的重要议题。

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部长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博士本周将启程前往印度和越南，深化美国与印太伙伴的合作。访问印度期间，拉特纳部长将与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Donald Lu）共同主持第六次美印2+2闭会期间会议以及海上安全对话。通过上述会议，美印计划在明年的2+2部长级会议召开之前，通过有关两国国防伙伴关系的一系列倡议，内容涵盖信息共享、技术、后勤和高端海军合作；访问越南期间，拉特纳部长将前往河内主持美越国防政策对话。目前，美国正在拓宽并深化与越南的全面伙伴关系。本次印太访问表明，美国致力于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努力，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

美国战略司令部指挥官查尔斯·查斯·理查德（Charles "Chas" A. Richard）在关于重要国家安全问题的讨论中指出，美国国防部的每一个作战计划和作战能力都基于战略威慑，尤其是核威慑有效的假设之上。如果没有达成战略威慑的目的，相关部门或联合部队将无法按照设定好的规划完成工作。理查德指挥官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可以运用其权力工具，在全球范围内的任意领域使用任意程度的暴力。在此意义上，美国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竞争对手了。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国防部将不得不改变传统的战争方式，更新战略方法，加速战略升级。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将于9月23日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为了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负责的态度管理双方的竞争，布林肯国务卿将与王毅部长对双边和全球问题进行一系列讨论。

美国空军司令部司令杰奎琳·d·范·奥沃斯特(Jacqueline D. Van Ovost）于10月在美国国防运输协会的秋季会议上发表了主题演讲。杰奎琳指出，美国运输司令部（transcom）的力量来自于各军种关联协作的能力、全球网络的韧性和美国人民的奉献精神，这是美国必须发展的战略优势。在这一层面，中国是除了俄罗斯之外的另一个战略竞争对手。杰奎琳进一步表示，当前美国已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对美国运输网络构成的威胁，并已采取措施确保网络的安全，例如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确保网络安全、整合运输指令和指导多式联运系统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此外，杰奎琳表示美国到西太平洋遥远地区的漫长物流路途同样受到中国威胁。

五角大楼空军情报秘书帕特莱德（Gen. Pat Ryder）准将于10月18日出席新闻发布会。期间，面对记者对大陆与台湾之间安全关系的提问，帕特莱德准将表示美国国防部将继续将中国视为日益增长的威胁。

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提出了一种猜想，认为大陆决心在更快的时间内实现与台湾的统一。帕特莱德对此不作评价，并声明美国政府内部已经达成共识，将尽其所能，与全世界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应对中国持续带来的安全威胁进一步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

美国负责军备控制、核查和合规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洛里•斯图尔特（Mallory Stewart）将于10月29日至11月5日访问日本东京和韩国首尔，讨论扩大威慑、军备控制、导弹防御、外层空间安全和新兴技术事项。在韩期间，她将参加第21届韩国联合国核裁军和核不扩散会议。

10月30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通话。通话中，布林肯国务卿讨论了保持沟通渠道通畅和负责任地处理美中双边关系的必要性。此外，布林肯还提到了俄乌冲突及其对全球安全和经济稳定的威胁。最后，布林肯指出面对海地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和安全局势，美中需要继续采取协调行动以支持海地人民。

11月9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为何美国在中美竞争中应强调经济战略而非军事战略》的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今天的中国比冷战时期的苏联更具经济实力，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比冷战时期美苏的经济联系更密切，且今天的美国盟友比冷战时期的盟友经济与军事实力更强，因此在处理中美竞争时，美国应该强调经济战略，而不是像冷战时期那样强调意识形态和军事斗争。虽然如今的中美竞争在实质上与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有明显不同，但两者也有相似之处。例如，两者都是在对立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体系之间进行的竞争，两者在军事领域都展开了活动。基于上述分析，美国的对华政策应遵循两个原则。第一，美国不应该把问题过度军事化，过度军事化会降低美国的竞争优势。第二，美国要以经济为中心，减少美国及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依赖。

11月9日发布

美国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挑战中国和俄罗斯：为了竞争，美国将不得不进行斗争抉择》（Taking on China and Russia:  To Compet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ave to Pick Its Battles）一文。作者分析了多组专家观点，并提出了美国应对中俄的一些方案。

  作者首先阐述了近期北约和美国对中俄的看法。作者指出，在2020年6月北约发布的“战略概念”中，俄罗斯并不是新战略中确定的唯一主要威胁。盟国首次表示，中国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了“系统性挑战”，其“野心”和政策挑战了该联盟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拜登政府发布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将俄罗斯列为“对自由开放的国际体系的直接威胁”，而中国是唯一有意图和力量重塑该体系的竞争对手。

  作者探究了多组专家的应对建议。一组专家认为美国可以与俄罗斯结盟以抵抗（offset）中国。这种“反向基辛格”策略欲利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传统竞争，以及莫斯科想与华盛顿平等接触的明显愿望。作者认为鉴于俄罗斯拥有强大的核实力与情报能力，并不遵守国际秩序，因此该建议是不可行的。另一组专家则提出了相反的策略—— “重复基辛格”，即寻求与中国合作联手反对俄罗斯。但作者认为这种建议仍然不可行，因为美国不可能在中国南海、台海、亚洲影响力、“人权”等问题上让步太多。还有一组专家则只关注中国而非俄罗斯。他们认为鉴于中国的实力和“野心”，美国无法将其资源和注意力分散到欧洲和印太地区。作者认为中俄是必须同时应对的持久但需区分开来的挑战，这是美国应对之难点所在。

作者指出最常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与盟友和伙伴合作，且关键在于获得新的伙伴，如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和四方安全对话等。其二是，美国必须增加自己的力量来源，包括发展半导体等高新技术，保护美国选举基础设施和加强国防工业建设等涉及科技、政治、军事多层面。此外，作者还有一种解决方案是是设定好与中俄竞争的时间段。作者提出，当务之急是将大量精力和资源集中在当前尖锐阶段的俄罗斯威胁上，同时从长远来看将两者的最大份额用于中国。

此外，作者还以柏林和老挝为例，探究美国将应该资源投入何处。冷战中，美国对柏林和老挝都投入了大量资源，在柏林取得了胜利，却在老挝折戟而归，因此现今需要了解两地的差异特质从而去判断资源的投入。针对中国，作者建议，美国应该在更大程度上质疑中国在东南亚的扩张，而不是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应该更多地致力于阻止中国在南太平洋，而不是在西非建立海军设施。

总之，作者认为，美国要用盟友合作并增强自己的力量，并调整竞争事宜的优先级，选择性的忽略一些问题和地区，将注意力资源用于重要和优先的议题上。

乔治梅森大学政治学教授卡兹（Mark N. Katz）在《国家利益》上发表题为《结束俄乌冲突的提案》文章。

文章指出，由于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表现较为糟糕，俄罗斯外交部长提出了通过谈判来结束冲突。俄外交部长提出了两个条件：其一为“充分考虑到俄罗斯联邦的利益及其安全”；其二为“为我们提供一些有助于化解紧张局势的严肃方法”。作者解读到，前者相当于俄罗斯要求西方（尤其是美国）至少接受莫斯科在乌克兰的部分领土主张以及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第二个条件似乎是要求美国和其他西方政府提出一种机制，强制乌克兰接受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结束冲突的任何协议。由于这些条件面前达成一致相距甚远，作者试图在文章中提出一些可行的提案。

其一，作为俄罗斯从 2022 年 2 月 24 日以来占领的所有乌克兰领土撤出并停止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的交换条件，西方将取消自该日起对俄罗斯实施的所有经济制裁，使得俄罗斯能恢复石油出口。随之，作为俄罗斯从 2014 年至 2022 年 2 月 23 日期间占领的所有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以及顿涅茨克东部和卢甘斯克省）撤出的交换条件，西方将取消其对俄罗斯早先占领的所有经济制裁（作者并不认为普京政府会接受此项，但作为一种未来愿景）。

其二，文章提出了乌克兰不加入北约承诺的交换条件。1）俄罗斯军队撤离俄乌边境 250 公里；2）所有俄罗斯军队从白俄罗斯撤出；3）所有俄罗斯军队从德涅斯特河沿岸（俄罗斯支持的摩尔多瓦分离主义地区到乌克兰西部）撤出；4) 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港口的海上封锁和通过港口过境的贸易。

其三，作者还希望能对“战犯”进行审判。

作者对俄乌和解不太抱乐观的预期，认为不能给予俄罗斯惩罚不能满足乌克兰的要求，而俄罗斯也不愿意放弃领土利益。因此，作者认为西方外交官应插手其中。

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傅泰林( M.Taylor Fravel)等人在《外交事务》发表题为《如何避免台湾战争：威胁、保证和有效威慑》（How to Avoid a War Over Taiwan：Threats, Assurances, and Effective Deterrence）的文章。该文对美国如何在台海保证有效的对华威慑提出建议。其本质是讨论如何在避免台海发生直接武力冲突的同时，保障美国继续实践“以台制华”的遏华战略。

他们强调，阻止对手采取被禁止的行动需要可信的威胁和可信的保证相结合。他们批评了当今美国各界将台湾地区视为一个独立国家，放弃长期存在的“战略模糊”政策，转而支持“战略清晰”的呼声。

该文讨论了美国的对华威胁必须结合威胁和保证两个要素，即既需要表明被禁行动的代价，也需要有施加这些代价的充分政治意愿。他们认为，美国要实现威慑的前提是必须阻止台湾地区宣布正式独立，必须阻止华盛顿承认台湾地区为独立国家或恢复与台湾的正式联盟，必须阻止北京对台北采取武统。

他们认为，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各方威慑力开始瓦解。从台北的威胁方面讲，台湾增强大陆军事成本的能力一直在减弱，即威胁在降低；从保证方面讲，在台湾地区受到安全威胁前不“台独”的保证正在减弱。他们同样认为北京在威胁和保证之间的平衡也变得不稳定，美国在这两个层面亦在减弱。

该文从威胁和保证层两个面向美国提出建议。在威胁层面，他们建议在采用新的军事理论和采购大量海战相关导弹之外，美国还应加强相关地区设施建设，以加强军事补给。此外，他们强调美国与盟友加强合作，进入日本和菲律宾的更多地点以进行战略准备，和与台湾地区合作增加其“弹性”。他们尤其强调加强台湾建设防空系统。同时，他们希望美国在全球外交付出更多努力，增加中国的经济外交成本。在可信的保证层面，他们指出美国的目标是确保北京和台北都明白，其目标不是分裂中国，而是“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该文建议其一需要华盛顿明示不支持“台独”，其二需要避免象征性的政治姿态冲突，而落实更多的实质性举措，如加强军队部署等。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高级研究员迈克尔·鲁宾（Michael Rubin）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发表题为《为什么美国应该在印度开设新的领事馆》（Why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Open New Consulates in India）的文章。该文为美国在印度设立新领事馆提出了五个地区作为建议选择：印控克什米尔地区、锡克教徒占主导的旁遮普地区、印度科技心脏班加罗尔、人口众多的北方邦和与西藏事务有关的喜马偕尔邦。

文章对每一地区的选择都提出了对应的理由。对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作者认为自三年前印度撤销克什米尔地区自治之后，该地区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恐怖主义问题或骚乱。再加之该地区在国际争端、旅游中心和社会重要性各方面的巨大作用，文章建议美国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夏季首府斯利那加（Srinagar）设立领事馆。旁遮普地区以锡克教徒为主，鉴于该地区和其美国侨民受到巴基斯坦“哈利斯坦”（“Khalistan”）分离主义运动影响，且美国旁遮普人在两国之间旅行的人数众多，文章建议美国在该邦首府或最大城市设立领事馆。班加罗尔（Bangalore）作为印度的高科技产业中心也被放在了建议名单当中。文章指出，印度在旧金山设立了领事馆，保持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科技中心之间的联系具有重要性。此外，由于北方邦人口逾两亿，也被文章建议设立领事馆。最后，文章指出虽然喜马偕尔邦人口不到700万，但与中国西藏毗邻，现任达赖喇嘛居住于其冬季首府。作者指出，“此处的领事馆将比在中国的任何外交职位都更适合处理西藏事务，而不会越界公开支持中国的分裂主义”。

文章指出，虽然新德里总体上与华盛顿都致力于发展关系，但对美国及其在印度地方一级的外交官仍然存在重大的不信任，这是冷战和不结盟运动的不信任的遗产。作者认为美国应该从今天开始重视印度在全球中的重要性，重新组织外交手段。

美国中东研究所（MEI）网络安全和新兴技术项目总监穆罕默德·索利曼（Mohammed Soliman）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发表题为《技术遏制是华盛顿冷战2.0战略的核心》（Tech Containment Is Core to Washington’s Cold War 2.0 Strategy）的文章。作者指出，在美国最新安全战略中提到的“决定性十年中，”华盛顿将技术视为通往全球新秩序的门户，不仅旨在管理与中国的技术脱钩，而且还对北京采取“技术遏制”战略。文章的主要论述了技术在全球中的重要性、美国技术遏制的智力基础、5G的重要作用和华盛顿的技术遏制战略。

文章指出，技术作为通往全球秩序的门户，不仅在中国崛起也在许多中等强国的对外影响力拓展上发挥重要作用。作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是由其庞大的岩土工程足迹所描绘，并且在过去二十年中，负担得起的中国技术在全球经济中越来越重要。从5G到人工智能，从无人机到太空，从自动驾驶汽车到去中心化金融，中国优先将自己转变为“高端自力更生的创新力量”，将“技术霸权”置于更广泛的全球定位中。他还指出许多中等强国正在利用技术在其势力范围和更远的地方推进其地缘战略利益。土耳其无人机在改变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军事局势等方面的成功，使安卡拉成为一个全球权力掮客，能够比法国、德国、英国甚至中国和俄罗斯更有效地塑造地缘政治结果

文章建议在美国技术遏制的智力基础方面，华盛顿应毫不含糊地将重点放在重建国内技术能力上，同时利用其对技术瓶颈的控制，对中国实施积极的技术遏制战略，并最终以有利的条件为美国领导的技术集团重新组织数字秩序。文章还提到5G是下一代互联网的主干，并提到了华为在该领域的领先性。文章认为华盛顿缺乏与华为竞争的明确替代方案。因此美国说服盟友和合作伙伴将华为排除在其5G网络之外。清洁网络倡议（CNI）成功地实现了其将华为排除在西方科技阵营之外的首要目标。例如，英国承诺到2027年将华为从其5G网络中清除

文章梳理了华盛顿的技术遏制战略，指出华盛顿，进入了其激进技术遏制战略的下一阶段。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对其出口管制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更新，以限制中国购买和制造用于军事应用的高端芯片的能力，并禁止美国公司和人员（包括绿卡持有人）帮助中国发展逻辑晶片和存储芯片的制造能力。其目的是限制中国目前获取为其军民融合战略提供动力的人工智能芯片，并阻止中国获取美国芯片设计软件和制造设备，最终减缓整个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扰乱北京的军民融合。通过利用其在半导体行业瓶颈中的主导地位，华盛顿不仅瞄准了中国的半导体，而且在这场全面的“科技冷战”中推动盟友和合作伙伴站在美国一边。

最后文章指出，华盛顿明白，其出口管制在减缓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会激励中国政府将重点转向支和建设本土半导体产业。因此美国在放慢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速度同时加大政府对国内半导体行业的补贴，巩固以美国为中心的技术联盟，以控制行业瓶颈。除了半导体，华盛顿将通过识别技术漏洞、分配财政资源以弥补不足，以及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建立全球技术联盟，保持其积极的产业政策。

    美国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中东研究员戴维·奥塔韦（David B. Ottaway）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发表题为《打破沙特-美国关系的真正代价》（The Real Cost of Breaking Saudi-U.S. Ties）一文。作者认为随着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的赫然耸现，现在不是美国冻结与沙特军事和安全合作的时机。

作者首先回顾了历史上的美国-沙特关系恶化。2001年8月下旬，时任沙特王储阿卜杜拉致函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威胁要冻结两者间政治安全合作，以要求美国制止以色列对希伯伦镇的军事入侵。在“911事件”发生后，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作者指出，小布什和阿卜杜拉行了两次会晤，双方才设计重新启动严重受损的关系。他们成立了一个由外交部长领导的常设联合委员会，并成立了六个小组委员会来处理两国关系的各个方面，从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到建立更密切的经济联系。并且在留学和石油生产方面达成了促进交流或协调的协议。

作者试图通过历史来反思今天类似的方法是否能够修补美国与沙特迅速瓦解的关系。作者认为历史上小布什行之有效的原因首先在于美国总统和沙特王储能够搁置他们较大的个人和政治仇恨。此外，2005年，美国每天进口1200万至1300万桶原油和产品以满足消费者需求，而沙特阿拉伯是美国原油供应的第一或第二大来源。沙特也是美国武器的主要购买者。

对比历史上的情况，作者比较担心现在的形势。因为拜登和沙特阿拉伯现任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没有找到类似于反恐战争的共同事业。并且在石油问题上也产生了分裂。美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的头号石油生产国。作者还指出，拜登曾表示，沙特阿拉伯将推动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0月初的会议上宣布每天减产200万桶，这将产生“后果”。具体的影响将有待观察。

综上，在两国关系僵化的情况下。作者提出面对伊朗带来的军事安全压力，美国不应该选择冻结与沙特的军事安全合作关系。美国和沙特需要一起思考怎样面对拥有核武器的伊朗的变化。

9月27日，威尔逊中心发布题为《韩国关于美中关系的公众舆论》的文章。文章提到，调查显示许多韩国人将中国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这毫不奇怪；但他们对美国的实力和美国对韩国作出的承诺表示质疑，这令人震惊。《中央日报》（The JoongAng Daily）-首尔大学亚洲中心于今年1月就韩国公众对美中关系的看法进行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如果美国无法提高对中国的竞争力，中国就有可能统治亚洲。” 

在现任韩国总统尹锡悦当选之前，前任韩国政府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步骤，试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这种方法往往是无效的——当政府部署萨德系统（THAAD）系统时，中国仍然制裁了韩国。它几乎没有改善韩国人对中国越来越负面的看法。 

在最近由亚洲中心编辑的报告《两任总统，一个议程》中，前亚洲项目主任表示，美国和韩国必须承认中国崛起对其联盟的影响。他表示，美国应该将韩国纳入更广泛的印太倡议。作为世界第六大军事大国和第十大经济体的韩国应该改变其安全和外交方式，与美国更紧密地合作，以强化其对中国的态度。在今年的一项调查中，当被问及如果美中紧张局势加剧，韩国应该加强与哪个国家的关系时，85.5%的人表示是美国。

10月12日，美国总统乔·拜登发布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提到，美国追求建设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世界，并指出，该战略根植于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将利用其全部国家力量来超越其战略竞争对手；应对共同的挑战；并塑造国际规则。文件表示，中国作为越来越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使美国面临紧迫的战略挑战；美国应建立广泛的国家联盟，在竞争时代保持和加强国际合作，增强应对挑战的能力。

8月3日始，印尼和美国开启第十六届“加鲁达盾牌”年度军演。本届军演由双边的训练活动扩展为14个国家共同参与，成为印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多国演习之一。

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卡尔琳（Mara Karlin），在美国陆军协会年度会议说上发言表示，“加鲁达盾牌”年度军演是盟友之间共同努力阻止中俄威胁的力证。她还指出，美国防战略以维持并加强威慑力度为前提，重点需要提防“中国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