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中澳关系紧张是二战时期似曾相识的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二战期间，日本的扩张威胁着澳大利亚的生存。今天，澳大利亚担心中国威胁它们的重要海上通道。最近，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了双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从而抢占了先机。对此，澳大利亚正通过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关系来进行反击。12月13日签署的澳大利亚-瓦努阿图安全协议设想在许多问题上加深合作，包括分享情报、网络安全和国防合作。报告认为，虽然中国不是日本帝国，世界也没有处于战争状态，但澳大利亚仍然是一个依赖海上贸易和通信的国家。澳大利亚官员担心，中国可能以加强与所罗门群岛或其他国家的关系为由，在澳大利亚的海洋通道上进行海军部署。特别是在台海冲突中，中国海军可以利用其在南太平洋的地位收集情报，拦截在澳大利亚海军，或骚扰前往澳大利亚的美国船只。

报告指出，从长远来看，如果中国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它可以利用其在南太平洋的地位，以经济胁迫甚至封锁来威胁澳大利亚。报告认为，中国目前的战略重点包括但不限于台湾和西太平洋地区。对此，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合作是民主世界在南太平洋地区与中国争夺影响力的关键。由于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地区的了解更深，因此也更有抵制中国的需要。鉴于澳大利亚的历史，这一挑战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并且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具有新的意义。

12月21日发布

https://www.aei.org/op-eds/australia-china-tension-is-a-case-of-world-war-ii-deja-vu/

12月12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芯片大战”：中美关键技术竞争》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都越来越认为，芯片对两国之间的竞争至关重要。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战略脆弱性的问题，因为今天的中国严重依赖于从其地缘政治竞争对手进口芯片。而对美国来说，中国在芯片制造方面的进步威胁到几十年来美国的军事质量优势。美国的战略是在计算能力方面领先中国，并希望这种计算能力的优势能转化为更有强的军事系统。

报告认为，美国对华为的施压行动初步展示了美国为限制中国的技术优势而做出的努力。虽然切断华为对于先进芯片的获取的决定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这能使得华为在全球5G电信基础设施推广中发挥的作用变得十分有限。此外，对华为的限制表明，对于国内重要公司的美国芯片供应链被切断这一事实，中国几乎没有短期补救措施。美国的限制措施将有效防止高端GPU芯片向中国转移，并能大幅减缓中国向前沿逻辑芯片制造推进的步伐。这些控制措施将增加中国发展先进计算能力的成本，并且随着中国采购芯片的能力逐渐落后于其他国家，这种成本将不断增加。

12月12日发布

https://www.aei.org/op-eds/chip-war-the-china-us-competition-for-critical-technology/

12月8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如何遏制中国核力量的发展》的报告。报告指出，在俄乌冲突引发欧洲紧张局势的同时，中美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竞争也在不断升级。目前，中美竞争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西太平洋常规力量的平衡以及美国是否能保护台湾上，而忽视了中国核力量的发展。报告称，中国核力量的发展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

报告认为，要想遏制中国快速发展的核力量，美国必须采取行动。首先，美国领导人必须继续提高美国的核力量现代化水平，包括发展远程导弹和发射平台。第二，美国必须确保自己拥有长期核竞争的技术手段，以维护国家核基础设施，并在必要时扩大核武库。第三，美国应深化同亚洲伙伴的安全合作，特别是在发展中程导弹方面，以给中国制造新的威胁。最后，美国应该利用其军事和外交措施，通过军控谈判限制中国的核力量建设。美国的谈判者应该与中国方面就对中国的潜在限制进行广泛探讨，包括要求解散中国的大型中程导弹部队，限制战略导弹部队的规模并提高其透明度，以及阻断中国裂变材料的生产，以限制其制造新弹头的能力。

12月8日发布

https://www.aei.org/op-eds/how-to-deter-chinas-rapidly-growing-nuclear-threat/

12月1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打压计算机软件公司Pushwoosh》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上周投票禁止华为和中兴制造的所有通信设备在美国获准进口或销售，称这些产品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这一举动是明智的。报告认为，针对这些公司，美国应首先利用国防授权法案（NDAA）禁止美国军队购买或使用有风险的外国技术；其次应将该公司添加到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中，严格限制美国公司或个人与清单上的实体进行贸易活动；再次应通过立法将禁令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美国政府部门；然后再次扩大禁令，使所有与美国政府签订合同的公司都不能使用这些被禁止的服务或雇用使用这些服务的分包商；最后通过行政或立法行动，直接禁止该公司或服务在美国开展任何业务。

报告还指出，除了华为和中兴之外，一家自称总部在美国但实际上属俄罗斯的计算机软件公司Pushwoosh已经渗透了数千个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包括美国军队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使用的应用程序，这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另外，中国还有其他许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公司名单，如大疆无人机、道通智能（Autel）无人机、涂鸦智能（Tuya）物联网平台、阿里巴巴、腾讯和TikTok等。这些公司都应该退出美国市场。

12月1日发布

https://www.aei.org/articles/pushing-back-on-pushwoosh/

学者杰里·哈尔（Jerry Haar）和里卡多·恩斯特（Ricardo Ernst）在《国家利益》上发表题为《全球主义正在削弱全球化吗？》（Is Globalism Undermining Globalization?）的文章。该文指出全球主义与全球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尽管近年来的局势发展并不符合全球主义的预期，但总体而言，全球化趋势已不可逆转。

文章称，近来许多理性人士错误地指出全球化正走向衰亡，这是混淆了“全球主义”和“全球化”两个概念所导致的。全球主义的低谷引发了他们的悲观情绪，并进一步导致了对于全球化走势的误判。

文章称，“全球主义”是一种认为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应该能够不受限制地跨境流动，国家应该制定贸易协定以促进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意识形态；而“全球化”是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跨境流动的实际过程。前者是一种静态的理念，而后者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事实。

文章称，关于全球化的探讨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现象，故而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有起伏是正常现象。尽管美国自中国进口商品的份额从2017年的22%降到了去年的17%，但其自韩国、越南和墨西哥的进口正急剧增加，而中国的商品也在南美洲抢占了越来越多的份额。

其二，“集中性”也是全球化的一个关键特点。举例来说，美国几乎所有的半挂式卡车和轻型货车都从墨西哥集中进口，而墨西哥几乎所有的玉米、丙烷和精炼石油产品都从美国集中进口。这种集中进口的方式提升了生产效率，但加深了国家对特定出口国的依赖，在诸如俄乌冲突引发制裁这样的特殊背景下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替代品。

其三，国内产能和内需也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生产于国内并同时供应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商品，随着供应商技术能力的提高和国内消费者需求的增长，许多拥有庞大国内市场的供应商可能会将更多的产品投入国内市场，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这同样造成了全球化正在衰退的错觉。

文章称，自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国际贸易额始终持续增长。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22年全球贸易额更是达到创纪录的32万亿美元。尽管全球通胀持续蔓延，能源价格居高不下，新冠大流行的影响依然存在，俄乌冲突也不断地产生负面影响，但全球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商业互联性将继续有增无减。无论一个人对全球化持何种观点，都必须要承认：全球主义可能有争议，但全球化确实已经发展到了不可逆转的程度。

       昆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D·史文（Michael D. Swaine）在《外交家》上发表题为《美国在台湾和威慑问题上犯了什么错误》（What the US Gets Wrong About Taiwan and Deterrence）的文章。该文指出美方在台海采取以军事威慑为核心的政策将持续导致局势恶化并进一步引发台海战争。

       文章称，过去一年来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争端持续升级，许多战略人士就此表示美方应采取军事威慑的手段以捍卫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持这一主张的人认为，中国一直渴望着通过军事手段取代美国成为亚洲地区的主导力量，控制台湾便是其征服亚洲其他国家所必要的第一步。一旦中国通过控制台湾与周边国家获得了进入太平洋的广阔通道，便可以进一步威胁到夏威夷以及美国本土。面对这种局面，美方的唯一选择是加倍其在台海地区的军事投入，同时在政治和军事上进一步向台湾靠拢，使其成为美国在亚洲地区事实上的安全盟友。

       文章称，上述观点是对台湾所谓“战略价值”以及对中国意图的误判。从历史上看，中美双方都从未将台湾视作关键的战略枢纽。于中方而言，收复台湾更多的是关乎领土完整与民族自豪感的实现；于美方而言，台湾问题则与其作为日韩的盟友以及民主国家坚定支持者的信誉息息相关。哪怕是从纯粹的军事角度看，控制台湾也并不能使中方对日韩等亚洲国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文章称，对美国来说，基于战略原因采取支持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来的威慑政策与美国一直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相违背，而“一个中国”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如若美方在这一政策上发生转向，中方必定会采取一切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必要手段来向美方做出回应。

       文章称，过去一年里美方将台湾列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以及高级官员访台等一系列举措使得中方对美方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产生了怀疑。作为回应，中方加大了对台湾地区的军事压力——而美方又反过来将中方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演习解释为中方意图破坏台海和平的证据。这般对抗性行动-反行动回应的循环极大地增加了双方因误判而在该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

       文章建议，美方应明确限制台美关系，重申接受任何和平、非胁迫的台湾问题解决方案，就相互削减与台湾有关的军事活动与中方达成一致，由此在解决问题和建立真正的合作激励机制的基础上，为两国关系建立持久的底线。

学者莱昂·哈达尔（Leon Hada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题为《美国盟友：不再搭便车？》（America's Allies: Free Riding No More?）的文章。该文指出长期以来美国的盟友们在美国的全球安全体系中扮演着不劳而获的角色，而现今局势的变化似乎正使美国的盟友们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文章称，美国的盟友为美国与之构建的全球安全体系贡献甚少却从中收获甚多，而美国恰恰相反。一方面，美国的保护使得盟友的国防开支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能够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社会经济项目当中。另一方面，美国以极大军事和经济成本维持的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也使得其依赖能源进口的欧亚盟友能够顺利地获取波斯湾的石油资源。而一直以来耗费着高昂的军事开支来为其盟友提供安全保障的美国不得不一再削减国内医疗和教育支出，同时也因为向盟友提供核保护的承诺长期面临着战争的风险。因此，近年来美国持续向北约成员国施压，要求它们增加国防预算，为北约的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文章称，俄乌冲突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与日俱增的威胁正迫使美国盟友在安全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抵御中俄等强大的全球秩序挑战者的威胁。比如德国总理朔尔茨承诺将大幅增加对武装部队的投资，为乌克兰军队提供军事支持，改革德国的能源政策，并领导欧盟对俄罗斯政权的联合制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则要求国会将政府的国防预算增加一倍，并承诺从美国购买数百枚“战斧”巡航导弹。

文章称，美国盟友在经济方面也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说明从长期来看，美国公众不再能接受美国为盟友付出多于回报的这种模式。全球力量平衡正在发生改变，盟友做出地缘政治承诺便可换取美国在地缘经济领域让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盟友希望能够继续依赖美国的军事领导，他们就必须接受美国设定的经济条件。

学者杰夫·拉米尔（Geoff Lama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题为《美国在叙利亚的存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岌岌可危》（America's Presence in Syria Is Riskier Than Ever）的文章。该文指出美国军事干预叙利亚的代价远远比看上去要大，呼吁美国及时止损从叙利亚撤军。

文章称，事实证明美国政府对叙利亚内战的武装干预是灾难性的，不仅为极端组织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而且让当地的美军陷入了困境。随着伊斯兰国的覆灭，美国在叙利亚维持其军事存在的理由变得越来越荒谬，而近来愈发混乱的局势又让美军进退两难。一方面，土耳其向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发起袭击；另一方面，伊朗支持的民兵也时常袭扰驻扎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美军。

文章称，驻军叙利亚的成本远比看上去要高。首先，虽然驻扎在叙利亚的900名美军看上去只是一股小规模的部队，但为这股部队提供支持与后勤保障仍需耗费大量的财富。其次，驻军叙利亚加剧了与伊朗关系恶化的风险。叙利亚并不涉及美国的核心利益，但其对伊朗而言至关重要，与伊朗关系恶化将使整个波斯湾地区的美军立于危墙之下。

  文章在最后表示，美国正持续地在一场无休止的冲突中挥霍着生命与财富，应当尽早地从叙利亚撤军，从这场冲突中抽出身来。

10月27日，美国国防部首次公布了《国防战略》、《核态势评估报告》和《导弹防御评估报告》三份战略文件的公开版本，此前这三份文件均处于机密状态。

《2022年国防战略》(NDS)明确了美国国防部的战略方向及优先事项，以及实现优先事项的方式。NDS将重点放在维持和加强美国对中国威慑的必要性上，并通过推动与美国扩大盟友间的网络合作范畴，以实现共同目标。NDS指出，除应对中国及其伙伴关系以外，还考虑到俄罗斯方面带来的挑战——特别是考虑到俄乌冲突，以及朝鲜、伊朗和暴力极端组织带来的威胁。另外，NDS还特别关注对安全挑战，如流行病和气候变化。

10月26日，美国在台协会（AIT）、台湾外事部门（MOFA）、海洋委员会（OAC）、日本台湾交流协会（JTEA）和澳大利亚驻台湾办事处共同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基于法治的永续海洋”的CGTF*研讨会。本次会议的重点是与太平洋岛国和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分享海上执法、海洋资源开发、管理和利用以及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和最佳实践经验。会中，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孙晓雅重申，加强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在海上安全和海洋保护方面的合作，对于确保海洋的永续性至关重要。

*“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GCTF）系由美国在台协会、台湾外事部门、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和澳洲驻台办事处共同主持，以作为台湾与世界各地合作伙伴分享专业知识，以解决共同关注之全球问题的一个能力打造平台。

10月5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三世(Lloyd J. Austin III)与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希沙姆丁·侯赛因(Hishammuddin Hussein)举行会谈，双方就地区安全问题展开讨论。两位领导人指出，乌克兰冲突持续、台湾海峡和中国南海争端存在潜在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安全局势日益复杂，双方两国应当继续在印太地区进行密切协作，并倡导东盟在地区安全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基于建立更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双方还讨论了美国和马来西亚进一步结盟的机会。两位领导人列举了美国与马来西亚在国防合作领域的几个重要里程碑，还承诺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新协议的签订。奥斯汀强调，美国时刻准备深化与马来西亚的合作，帮助马来西亚提升信息共享与发展能力，保护其主权和独立。

近日，美国国防部根据《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第1260H条的法定要求，公布了直接或间接在美国经营的中国军方公司的名称。美国防部认为，此举有利于美国对抗中国的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即“借助中国的公司和大学获取专业知识、研发先进技术，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目标。”在未来，美国国防部将持续更新该清单，并保留根据第1260H条以外的授权机构对清单上的实体采取额外行动的权利。

8月30日，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Daniel Kritenbrink）欢迎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阮明武（Nguyen Minh Vu）来到华盛顿参加第九次美国-越南亚太对话（U.S.-Vietnam Asia-Pacific Dialogue）。在反思美越关系的要点时，克里滕布林克和阮明武讨论了与两国在促进整个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方面的共同利益问题。对话中，双方还重申了美国与越南之间持续高层接触的重要性，并期待在2023年庆祝美越南全面伙伴关系10周年。双方同意下一年的亚太对话在越南举行。

8月25日至27日，美国联邦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访问台湾。此访问行程为美国国会议员出访印太地区的一环。期间，布莱克本与蔡英文、吴钊燮、顾立雄进行了会面，布莱克还发表了演说。会晤中，布莱克本与台湾相关人士就美国与台湾之间的重要议题交换意见。

11月14日，美国总统乔·拜登（Joseph R. Biden）与中国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了会晤。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性问题以及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面对中美关系，拜登表示美国将与世界各地的盟友一道，继续同中国展开激烈竞争。但拜登认为这场竞争不应演变成冲突，美国和中国必须负责任地管理竞争，并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面对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拜登首先强调美国和中国必须在国际社会的期望下共同努力应对跨国挑战，例如气候变化、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卫生安全和全球粮食安全。其次，拜登也提出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破坏台海地区稳定及全球繁荣的行为。

另外，拜登还谈及俄乌冲突和朝核问题，指出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希望朝鲜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也强调了美国将捍卫印太盟友的承诺。双方重申了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共识。最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布林肯国务卿将在未来访华，继续推进中美会谈。

11月17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于曼谷会见了越南外交部长裴清山（Bui Thanh Son）。双方强调了美越关系的力量以及两国对继续深化关系的期望，并着重讨论了美国和越南在促进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方面的合作，包括维护南海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印太经济框架。此外，双方还探讨了共同努力加强尊重人权的重要性。最后，布林肯还对2023年美越全面伙伴关系10周年的到来表示期待。

唐·里特（Don Ritte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必须解除俄罗斯的能源武器》（America Must Disarm Russia’ s Energy Weapon）的文章，作者认为美国的气候政策不利于削弱处于俄乌冲突背景中的俄罗斯。

作者认为，能源是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冲突中的主要武器，其能源为其军事武器买单。全球能源稀缺、美国能源停滞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产量限制导致油价大幅上涨，俄罗斯因此从中获利。作者评估了在该背景下美国的气候政策：当俄罗斯通过生产和销售大量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为其在乌克兰的行动提供资金时，拜登政府取消了管道，限制了新的租约以及许可，并利用内政部和环境保护局的过度规定来提高石油和天然气的成本并限制其供应。并利用环境、社会和治理规则（即EGS）来压制对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的投资。

作者认为，这些气候政策使得美国比大流行前的石油产量水平每天低100 万桶。作者指出这样的目的是推进拜登的绿色新政气候议程，但忽略了消费者的成本以及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风险。

作者最后指出，美国拥有扩大生产并在世界各地替代俄罗斯的能源储备和技术能力，但气候政策不利于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支持乌克兰。作者最后发出疑问，呼吁美国调整气候政策，旨在削弱俄罗斯从能源中获得的好处。

迈克尔·科尔（J. Michael Cole）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为自由秩序提供了可怕的替代方案》（China Offers a Terrible Alternative to the Liberal Order）的文章，其中通过对比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坚持称，自由主义能够给21世纪国际社会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

科尔首先回顾了民主主义走到尽头的原因，同时分析中国在“世界南方”影响力逐渐增强的原因。他指出，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英国脱欧再到2020年新冠疫情肺炎的影响，人们认为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并未能处理好突发社会事件，让人逐渐绝望。相反，中国方案让人们看到抗击疫情时中国的“独特模式”。同时，中国通过宣传能够帮助广大民众摆脱贫困，使得“世界南方”国家更加信赖该模式。

然而，科尔认为，中国模式的影响力并非通过内生影响力而扩张，而是采取不断宣传与监督的模式得以发扬。他还提到，中国模式还得益于其借款模式，相较于西方繁琐的流程，中国的借贷更加便利，但是从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IRI）《胁迫、捕获和审查：中共寻求全球影响力的案例研究》（Coercion, Capture, and Censorship: Case Studies on the CCP’s Quest for Global Influence）的文章可以看到，目前中国在宣传威权主义的同时，有一定的失衡效果，一些国家开始轻视中国模式或者对此产生不安情绪。

接着，科尔对比了威权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特点及社会适应性。民主主义坚持问责制、公开透明原则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然而威权主义持悲观态度，侵犯人权、存在腐败现象。威权主义与中国政党制度的结合，只能是构建虚无主义的乌托邦社会，然而，自由主义在民主制度下能够包容人的缺点，引导向善。

同时，科尔还分析了威权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成本效益问题。前者缺乏创造性和可塑性，没有自我反思的能力，一旦走偏重新构建成本高，困难大。后者在走到尽头时能够重新调整，焕发新活力，有反弹的能力，获得重生。因此，选择民主主义更加可行，中国的替代方案不尽如人意。

9月28日发布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offers-terrible-alternative-liberal-order-205054

马克斯·普罗旺特（Max J. Prowant）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绝对不能将沙特阿拉伯让给中国》（America Must Not Lose Saudi Arabia to China）的文章，其中指出，虽然近年来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维持良好的双边往来关系，但是美国不能因此丢掉与沙特的紧密联系，否则将是一场灾难。

普罗旺特首先明确，美国在沙特的外交关系中处于必不可少的地位，这是因为美国的“保障人权”概念需要在中东大地切实落地。接着，他提到，中国与沙特的外交关系进一步发展，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中国与沙特有经济上的贸易往来；其二，就国家安全与地区局势而言，沙特与美国的关系趋于紧张，加上拜登政府称利雅得政府为“贱民”，恶化了沙美之间的关系。

在承认上述变化的同时，普罗旺特还指出，沙特并不会在短期之内与美国彻底断绝关系，这基于美国长期对沙特进行军事武器售卖的事实，不仅在军事上，美国也是其主要留学意向国。

从核武器的援助而言，普罗旺特表示，有消息称，中国对沙特进行核基础设施建设的援助，但是中国并不会因此取代美国成为沙特的最密切联系国，仅仅只是削弱了美国在沙特心目中的地位。当然，普罗旺特也承认，中国和美国在沙特地区有部分一致的利益诉求，譬如共同追求地区稳定、促进红海、波斯湾等重要海域的自由流动等。

从宗教多元化的发展而言，普罗旺特认为美国是第一助推力。《亚伯拉罕协议》（The Abraham Accords）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见证，在美国拜登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开始尝试商业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普罗旺特指出，在排他主义氛围浓厚的沙特，美国需要让沙特“安心”地进行宗教包容改革，他建议，美国政策制定者可以对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进行赞扬，比如在社会、文化、政治领域的变革，譬如对宗教警察（vice police）以及瓦哈比派（Wahhabists）的改革。再者，美国需要采用温和的外交方式缓解与沙特的关系，切不可一味地谴责“人权”问题。

最后，普罗旺特总结，美国仍然可以在军事上售卖杀伤性武器给沙特，从而稳固沙特宗教包容改革的想法。美国切不可将沙特拱手让给中国，否则将会是一场空前的灾难。

9月22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middle-east-watch/america-must-not-lose-saudi-arabia-china-204936

列克星敦研究所(Lexington Institute)的丹古尔(Dan Goure)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需要利用科技巨头与中国相竞争》（The U.S. Needs to Harness Big Tech to Compete With China）的文章，其中指出，美国国会需要对反垄断法的提案三思而后行，因为这有可能会阻碍美国科技巨头，从而不利于美国先进技术的发展。

丹古尔开篇指出，中国真正的威胁来源于科技的力量，美国需要对症下药，通过科技方面的抗衡制约中国。同时，他还认为，从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Th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来看，“中国是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映证了中国威胁论，而中国在军事、外交、经济、政治以及科技方面的全方位发展，会对当今稳定而开放的世界秩序形成威胁。

基于上述论断，美国国防部也将震慑中国定位成目前的主要目标。丹古尔表示，中国的全面升级有可能会改变亚太地区的平衡。在他看来，中国的“2050全面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目标实则就是希望成为2050世界先进技术的领导者。中国的威胁不仅会对军事有所影响，通过科技还能够传输自身的价值观影响西方的政治制度。

丹古尔表示，为应对中国的威胁，美国目前正在谋求推动名为“联合作战云能力”的企业云项目（Joint Warfighting Cloud Computing program），该项目由甲骨文、微软、亚马逊和谷歌四家企业竞标。该项目力求提升美军云系统的安全性、数据灵活性、可拓展性、互操作性、集成性与兼容性。

但是，丹古尔也明确了中国和美国在技术开发上最大的不同点。美国依赖商业技术部门提供手段，譬如苹果、Alphabet、微软、亚马逊以及Facebook五家公司, 在技术、资金、资源以及人才方面都具有天然的优势。他警惕到，如果美国国会执意推进反垄断法，有可能会阻碍这些科技巨头的发展，反而会对中国在美国的企业有益处，因为他们有可能进行侵犯知识产权的相关活动。

最后，丹古尔总结道，正因为这些科技巨头代表的是美国的先进技术水平，它们能够维护美国国内安全和世界稳定，美国国会需要考虑反垄断法会给美国科技巨头带来的伤害和阻碍。否则，将会给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带来极大的威胁。

9月14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techland-when-great-power-competition-meets-digital-world/us-needs-harness-big-tech-compete

威廉·霍金斯（William R. Hawkins）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海军需要制造更多军舰来震慑中国》（Build to Deter: The Navy Needs More Ships to Take on China）的文章，其中揭露了美国海军造船工业严重萎缩的现状，他还提到建造一支现代化的庞大军舰刻不容缓。

霍金斯首先提到，美国两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Ticonderoga-class guided-missile cruisers）穿越台湾海峡，但是这一举动让人察觉出美国海军造船实力不足的现状。除此之外，美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Michael Gilday）也强调，维护、维修这些古老的军舰的成本和费用实则是雪上加霜，因为美国海军造船业的资金本就不堪一击。

霍金斯对比了中国和美国目前在海军造船业上的现状，前者在世界上造船技术一级，然而后者的真正弊端在于海军工业基地疲惫不堪，无法建造一支规模足够大的舰队执行全球任务。 

根据《海军导航计划2022》（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Naval Plan 2022），在当今美国通货膨胀的状态之下，美国海军造船业需要的资金维持在3%-5%的增长点。但美国又不希望因为这样的问题将海军实力的地位拱手让人，比如中国或者俄罗斯。虽然美国政党对于中国威胁论达成共识，但是在海军经费方面的立法却扑朔迷离，因为美国总统拜登才宣布了3万亿疫情复苏计划，海军经费问题变得不受关注。

霍金斯还指出，迈克尔·吉尔迪仍然强调海军造船工业流水线的年度计划，同时资金和熟练的劳动力必不可少，否则会危及国家安全。

而霍金斯注意到，美国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和弗吉尼亚半岛社区学院联手启动计划，培养专业化人才。他认为，类似的计划应该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最后，他总结，短期之内让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直接退役充满冒险的可能性，虽然它们不是现代化的产物，但是仍然具有相应的能力，而如果不及时更新换代，研制现代化的军舰，将会有可能让中国趁虚而入，从而影响美国的国防安全。

9月4日发布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build-deter-navy-needs-more-ships-take-china-204612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乔治城大学教授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Newman）和康奈尔大学政府学副教授杰里米·华莱士（Jeremy Wallace）发表文章指出，人工智能会扭曲政治系统中的的决策，从而危害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和中国这类权威政体，因此中美应当寻求国际合作以应对人工智能对政治决策中的不利影响。

在政策圈里，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总是围绕中国与美国争夺技术霸权展开。但此类从争夺主导权的角度的思考却忽略了人工智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政治这一事实。人工智能不会改变大国之间的竞争，因为它会改变对手本身。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中国是一个权威政体，机器学习以自己的方式挑战每个政治制度。在这两种政治体制中，政府制定政策，然后试图弄清楚这些政策是成功还是失败。美国等民主国家通过投票支持率和舆论得到公众关于政策是否有效的反馈。机器学习则增加虚假信息、助长偏见，产生大规模令人信服的虚假言论从而加剧社会两极分化。中国这类权威政体面临的挑战更加微妙也更具腐蚀性。统治者通过机器学习而不是调查和公开辩论和选举来了解民意。因此机器学习可能会混淆专制制度的统治者，造成共识的假象，并掩盖潜在的社会裂痕直至酿成大祸。

因此，最紧迫的问题不是美国或中国在人工智能主导地位的竞争中是赢还是输，而是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用来管理其社会的不同反馈循环的方式。机器学习会导致权威正确在错误的决定上越走越远，同时机器学习产生的大量虚假信息会扰乱民主国家的反馈机制。许多学者认为，随着机器学习普及，它将不可避免地损害民主政体。例如，在他们看来，优化参与度的社交媒体算法可能会破坏公民反馈的质量，从而破坏民主。当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点击视频时，YouTube 的算法会提供令人震惊和令人震惊的内容来保持他们的参与度。该内容通常涉及阴谋论或极端政治观点，将公民引诱到一切都颠倒的黑暗仙境中。相比之下，机器学习应该通过促进对人民的更大控制来帮助独裁政权。历史学家 Yuval Harari 和许多其他学者声称人工智能“有利于暴政”。人工智能集中了数据和权力，允许领导人通过向普通公民提供信息来操纵他们的“情绪按钮”。这种无休止的反馈和响应过程应该会产生一种无形而有效的社会控制形式。另一方面，在权威政体中，政府将越来越依赖机器学习。统治者会将自己推入一个建立技术放大的偏见之上的想象世界。不幸的是，没有虚拟墙将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分开。不仅糟糕的数据和疯狂的信念可能会从威权社会泄漏到民主社会，而且可怕的威权决策也可能对民主国家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当政府考虑人工智能时，他们需要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威权政府的问题很可能会蔓延到民主国家。

对此，作者认为，在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应当通过寻求国际治理合作来减弱人工智能带来的弊端。制定广泛的国际监管原则可能有助于传播有关人工智能政治风险的知识。

2022年9/10月刊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world/spirals-delusion-artificial-intelligence-decision-making

保罗·希尔(Paul Hee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海峡问题:如何从文字游戏演变成战争游戏？》（How Word Games Became War Games in the Taiwan Strait）的文章，其中评论了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罗西（Nancy Pelosi）“访问”台湾之举对中美带来的影响，他分析中美双方在文字游戏上的博弈以及目前军事行动上的较量，并指出，美国对台策略具有潜在困境。

希尔表示，目前台湾海峡问题仍然在发酵，中美双方以及台湾各执一词，台湾问题逐渐演变为军事问题，外交缓和变得愈加困难。

希尔指出，战争上的游戏逐渐弱化了文字游戏的较量。接着，他开始分析文字游戏的具体表现。其一，关于“现状”（status quo）问题。中国的政策专家经常强调美国政府所提出的“不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但实际上美国政府并没有重复强调，而且认为佩洛西台湾之行符合“一个中国政策”。台湾方面也没有具体解释“现状”的含义，蔡英文方面拒绝重申“九二共识”，而中国政府方面认为，在没有承认“一个中国”前提的情况下，讨论“现状”毫无意义。希尔据此将三方的关系称之为“切香肠”战略。

其二，关于“一个中国原则”和“一个中国政策”。美国方面有学者认为美国只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并未接受这一事实。但希尔认为，眼下最重要的不是区分二者的差别，重点是台湾事件会破坏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实质精神，从而美方有可能演变为支持“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政策。另外，佩洛西事件也给美国一些政客提供机会，支持“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的论断。

希尔进一步分析道，中国在台湾方面的军事演习行动可谓得不偿失，但是美国学者关于“中国以佩洛西之行作为借口大张旗鼓“的说法也不准确，实则是为了弱化佩洛西访问事件的重要性。

其三，关于“危机”的定义。美方不愿意将台湾海峡的局势升级定义为“危机”，以此推卸始作俑者的责任。但希尔认为，中美双方的态度强硬、局势紧张不可否认，如果中美双方不积极进行洽谈，危机也会变得不可避免。

最后，希尔指出，此次事件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任何一方，台湾问题终究是历史残留问题，但必须找到解决路径，美方无法否认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提升以及中美联合公报的历史意义。而佩洛西之行暗示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潜在困境。

9月1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word-games-became-war-games-taiwan-strait-204571

11月22日，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发布题为《芯片和科学法案之后：制造业回流的局限和美国半导体政策未来的措施》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有三个目标。一是促进半导体制造地点多样化，以减少半导体供应链因东亚动荡而被破坏的可能性。特别是如果台湾中断了半导体供应，则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这种中断也可能直接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使美国无法获得作为军事硬件和国家安全研发项目关键材料的半导体。因此，为了应对中美冲突，美国必须要保证半导体供应链不受破坏。二是大量投资半导体制造业，增强美国长期的国际经济竞争力，以及创造就业机会，这是帮助美国不仅追赶而且超越中国的必要步骤。《芯片和科学法案》是一项旨在通过推动技术创新与国内生产来与中国竞争的产业政策。三是提高半导体的安全性，防止半导体在生产过程中被恶意设置安全漏洞。美国认为，来自某些国家的硬件，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硬件，可能会泄露用户数据。

报告认为，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政府应采取一系列措施，如确保390亿美元的《芯片和科学法案》法案补贴在制造和装配、测试和包装之间进行有效的分配；政府与专家就如何为民众创造就业机会探讨互补的经济政策和举措等。此外，美国还可以利用“芯片四方联盟”（Chip4）来制定共同的优先事项，商定联合投资计划，深化与盟国及合作伙伴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以应对与中国在新兴经济和技术方面的竞争。

11月22日发布

11月22日，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发布题为《芯片和科学法案之后：制造业回流的局限和美国半导体政策未来的措施》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有三个目标。一是促进半导体制造地点多样化，以减少半导体供应链因东亚动荡而被破坏的可能性。特别是如果台湾中断了半导体供应，则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这种中断也可能直接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使美国无法获得作为军事硬件和国家安全研发项目关键材料的半导体。因此，为了应对中美冲突，美国必须要保证半导体供应链不受破坏。二是大量投资半导体制造业，增强美国长期的国际经济竞争力，以及创造就业机会，这是帮助美国不仅追赶而且超越中国的必要步骤。《芯片和科学法案》是一项旨在通过推动技术创新与国内生产来与中国竞争的产业政策。三是提高半导体的安全性，防止半导体在生产过程中被恶意设置安全漏洞。美国认为，来自某些国家的硬件，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硬件，可能会泄露用户数据。

报告认为，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政府应采取一系列措施，如确保390亿美元的《芯片和科学法案》法案补贴在制造和装配、测试和包装之间进行有效的分配；政府与专家就如何为民众创造就业机会探讨互补的经济政策和举措等。此外，美国还可以利用“芯片四方联盟”（Chip4）来制定共同的优先事项，商定联合投资计划，深化与盟国及合作伙伴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以应对与中国在新兴经济和技术方面的竞争。

11月22日发布

11月17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美国争取欧洲盟友对台湾问题采取措施》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外交官员正警告他们的欧洲盟友，若台海冲突发生，全球经济每年将遭受2.5万亿美元的打击。该警告是为了争取欧洲盟友以阻止台海冲突发生。

报告认为，俄乌冲突表明，即使是地区冲突也会危及全球秩序的安全与繁荣。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经济能力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因为中国寻求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国际体系。如果北约不愿意帮助美国解决台海问题，那么美国将来对欧洲的投资也许会减少。目前，北约中军事能力较强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和德国正在加强它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但在实际冲突中，由于很难将军事武器及时地运送到地区，因此美国对欧洲盟友的期待将更倾向于经济方面，如实施出口管制、贸易和金融制裁以及颁布投资禁令，以破坏中国经济。而在军事方面，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可以在网络战方面为台湾提供帮助并找出中国的弱点，也可以帮助美国补充弹药库存或提供远程打击系统。英国与其他国家也可以像援助乌克兰那样向台运输武器，但这需要美国领导来突破中国的海军封锁线。

报告认为，这些对欧洲盟友的要求更像是一种愿望，而不是一个计划。因此，美国外交官员向欧洲盟友传递的信息是正确的，即如果不能阻止冲突的发生，便不得不以高昂的代价来解决冲突。

11月17日发布

11月2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美国可以通过五国联盟来遏制中国》的报告。报告指出，尽管中美竞争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件，但竞争的核心在印太地区。印太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活跃、战略地位最重要的地区，也是中美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若中美之间爆发冲突，则冲突结果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太地区中的四个关键国家——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英国的选择。对于那些选择不直接加入联盟的国家来说，它们仍然可以通过允许或拒绝美国进入港口和机场，支持或者限制美国的后勤或者军事支持，或加入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制裁，从而在中美冲突中发挥作用。但由于印太地区缺乏一个类似于北约的区域性军事联盟，因此地区国家对中国行动的任何反应都将是一场地缘政治博弈，这对美国来说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对此，美国要在未来重点了解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英国这四个印太地区关键国家对中美冲突的态度和立场。

11月2日发布

10月24日，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了题为《美国必须对中国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生命科学项目采取行动》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已经公开表明其对中国进行的军民两用生物技术研究感到不安，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美国应当采取的措施。

根据《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可以从事和平研究（如疫苗开发），以对抗和保护微生物和生物制剂及毒素，但它禁止为进攻性（军事）目的开发、拥有、储存或使用它们，包括武器或运载系统。

美国国务院认为，中国过往完成以及当前正在进行的生物技术项目不够透明，而这些不够透明的项目可能是在研发生物武器。此外，中国对生物技术，特别是对病毒研究的重视，也让美国国务院感到不安。美国国防部则认为，中国军队在“军事脑科学、仿生系统、生物和仿生材料、人体机能提升和‘新概念’生物技术”方面的重视程度，特别是对规律间隔成簇短回文重复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RISPR）技术的研发，让其担忧。

报告推断，中国重视生物技术研发，是出于中国认为美国有军事生物武器计划、中国对亚核战争的准备以及中国希望对周边国家进行战略威慑这三个原因。

对于所提及的中国政府就生物技术的重视，报告提出，美国应当采取三项措施：1. 加强对中国与军事和安全有关的生命科学研发的情报关注，打破美国研究机构的信息孤岛；2. 限制对中国的军民两用生命科学技术转让；3. 任命一个国会委员会来评估中国与军事相关的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威胁以及美国为减轻这些威胁所做的准备；4. 与盟友合作，对中国施加压力，使其全面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10月24日发布

10月21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为了限制中国对美国技术的利用，硅谷必须做出牺牲》的报告。报告指出，十月上旬，拜登政府宣布大幅扩大对中国半导体的出口限制，以全面限制中国对关键芯片技术的获取。拜登政府认为，中国半导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冲突。拜登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一举措，是因为美国此前的政策没能有效发挥作用。美国曾试图阻止某些与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公司获得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同时有意只为商业导向的公司提供技术服务。但由于芯片一旦进入中国，美国就无法控制它们最终的去向，因此仍然有许多美国芯片被用于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因此，扩大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限制，是阻止美国技术被用于中国军队的唯一有效途径。对于美国科技行业来说，这项措施是极具破坏性的。在拜登政府宣布扩大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限制之后，英伟达和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AMD）等一系列半导体公司的股价出现了下跌。尽管如此，中国要面临的调整比美国的要多。中国的半导体公司至少需要十年时间才能在国内发展先进的芯片制造能力。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和科技公司必须要面对一个无法获得先进计算机硬件的未来。

10月21日发布

10月3日，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题为《为何中国不全意支持俄罗斯》的文章。文章指出，自俄乌冲突开始以来，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日趋紧密。俄罗斯的经济弱势使中国在与其首要对手，即美国，的全球竞争中，更少将其视为威胁，而更多视其为一个小伙伴。就在上个月，2000名中国军人参加了与俄罗斯部队的联合军事演习。

然而，文章认为，尽管与西方存在尖锐分歧，但事实证明，出于以下三个原因，即中国对西方经济制裁的担心，对依赖俄罗斯能源的抵触，以及与对西方经济的重视，中国不愿意为了与俄罗斯的关系而削弱与西方的经济关系。

虽然中国在经济上对俄罗斯很重要，但反过来却不是如此。对俄贸易只占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小部分（2021年为2%）。根据贸易数据监测，中国与美国和欧洲的贸易份额占比则要大得多（2021年为26%）。

尽管中国与西方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例如在台湾地位问题上，但中国仍然在努力缓和与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关系。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报告，截至2022年7月，中国持有3.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世界上最大的此类持有量。同时，中国也是仅次于日本的美国国债的第二大持有者。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国银行已停止为与俄罗斯的贸易提供信用证。中国的能源公司，如中石化，已经冻结了其与俄罗斯同行正在进行的项目。在维萨（Visa）和万事达（Mastercard）停止为俄罗斯银行提供服务后，中国的银联也拒绝了与俄罗斯银行合作。甚至，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科技巨头华为也缩减了其在俄罗斯的业务，以避免受到制裁。

在对俄合作方面，迄今为止，中国对俄罗斯的援助仅限于增加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以及在双边贸易交易中增加对人民币的使用。这两项行动都没有受到任何国际制裁的限制。然而，这些努力只为中国赢得了有限的利益。自今年年初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购买量已从2021年的200亿美元猛增到350亿美元。然而，中国不会愿意从任何一个外国（包括俄罗斯）获得太多的能源供应，因为其不希望过于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从而给俄罗斯带来对中国的不必要政治或经济影响力。

从上述事实可以发现，尽管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愈发亲密，但出于实际战略利益的考量，中国并不会因此削弱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

面对这样的情况，在与中国进行全球竞争时，美国应针对中国对西方经济的重视，继续寻找包括贸易制裁和限制技术转让在内的方法，以抑制中国对俄罗斯的经济支持，从而在竞争中获取优势。

10月3日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