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院2月10日称，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Wendy R. Sherman）将于2月13日在华盛顿特区会见日本副大臣森武雄和韩国第一副大臣赵现代。会上，三方将讨论加强三边安全合作的计划。同时他们还将讨论在支持乌克兰并应对其他全球挑战事务上的合作，以及扩大三边伙伴关系以实现印太地区繁荣开放的共同愿景的具体方法。

2023年1月5日，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德（Patrick Ryder）出席新闻发布会，回应国际形势问题。

帕特·莱德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国防部感谢国会与其密切合作，双方共同支持台湾的“自卫主张”，以期实现美国对台关系中，由台湾关系法规定的长期承诺，并增加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威慑力，以有意义的方式建立台湾地区的韧性。此外，NDAA和综合拨款法案确实反映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仍然是坚如磐石的。

谈及美国与东亚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日本是美国在该地区最亲密的盟友之一，美国国务卿非常期待与日本外长共商要事。美方表示，美国-日本联盟仍然是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基石，美日双方坚持构建现代化联盟的共同愿景，以应对21世纪世界各地的挑战。

2023年1月3日，在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的问答环节中，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Ned Price)对中国旅客入美需进行核酸检测这一现象发表了评论。

美方表示，对中国旅客实行入境限制仅为科学防控。这一决策由美国疾控中心与国务院等部门共同协商制定，针对疫情的科学研究支撑了政策的实施，美国政府以这一方式实现对公共健康的合理关切。当前，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COVID-19病例激增，美方采取了审慎的措施来减缓疫情的传播，并对任何潜在COVID-19的变种保持高度警惕。

    与此同时，美方希望中国增加疫情报告的病毒基因序列的数据量，并提升疫情防控的透明度，这样不仅促进高效监测病例，更能减少COVID-19的变种进入他国的几率。

2023年2月1日，美国同东盟开展了第三届东盟-美国网络政策对话（The third ASEAN-U.S. Cyber Policy Dialogue）。双方在此次对话中表达了对促进区域网络安全合作和能力建设方面所做工作的肯定，也探讨了在网络能力建设方面加强区域合作的未来方向。

本次对话展示了美国与东盟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和建设开放、和平、互操作、可靠和安全的网络空间的共同愿景，双方就支持国际贸易，加强国际安全，促进经济繁荣、言论自由和创新达成合意。本次对话促进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合作关系发展，表达了美方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行动计划，和建立2025年东盟互联合作计划的愿景。

同时，该对话肯定了召开第四届东盟-美国网络安全会议的可行性。

美国及其印太地区的战略伙伴正建设一个更加自由、开放、互联互通的印太地区，应对新冠疫情和气候危机等国际危机。2022年5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在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启动仪式上表示，美国密切关注印太地区。美方作出长期承诺，与其合作伙伴共同谋求印太地区的美好明天。

该框架的合作伙伴包括澳大利亚、文莱达鲁萨兰国、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大韩民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这一框架是美国本届政府为推进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而进行的重要举措。该战略重申美国对其印太合作伙伴的责任承诺，并提出了加强地区合作的执行愿景。

2023年1月8日，美国财务部长耶伦（Janet L. Yellen）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瑞士苏黎世会面洽谈。双方围绕落实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已达成的重要共识，就全球和两国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等进行了专业、深入、坦诚、务实的交流。

中美双方认为，世界经济复苏处于关键时刻，中美两国加强宏观政策沟通协调，共同应对经济金融等领域的挑战，有利于整个世界。双方讨论了深化宏观经济和金融领域合作的可行性，共同认识到可持续交流协作的重要性，并同意在中美两国及联合国、G20和APEC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合作。此外，中美两国同意继续支持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发展和经济转型。中方表达了对美国对华经贸和技术政策的关切，并希望美方重视这些政策对国际经济贸易的影响。

中方欢迎耶伦财长今年适当时候访问中国，保持两国经贸团队沟通。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和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防卫大臣浜田靖一在华盛顿举行了“2+2”对话，并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中国对国际秩序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

美日双方同意调整美军在冲绳岛的驻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加强在中国在台湾、南海或东海采取其他“敌对行动”时所需的反舰能力。同时，他们还在《日美安保条约》中正式添加外太空内容，明确表示“来自太空和太空内部的攻击”可能触发该条约的共同防御条款。以往这不在协议范围内。

布林肯称，11日签署的协议反映出两国努力深化“所有领域”的合作，包括太空、网络安全和新兴技术。会前，日本防卫省宣布准备在无人居住的南部小岛马毛岛上修建两条跑道，日美将从2027年开始在那里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12月22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出席新闻发布会，回应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疫情形势的问题。

布林肯表示，美方希望看到中国控制住疫情，原因有三。

首先，没有人希望看到任何地方的人遭受新冠之苦。无论新冠肺炎发生在何地，包括中国，只会带来不幸，希望疫情结束是全球人民的盼望。第二，病毒每每传播之时，都有可能产生新的变种，这个变种进一步传播，然后会再次攻击世界上其他国家。很显然，全球利益也与中国疫情息息相关。 第三，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因此，基于人道主义，地球村居民的健康及对全球经济的关切——中国采取必要措施走出疫情，这完全符合多边利益。同时，对全球范围的所有国家来说，鼓励公民接种疫苗、保证检测和治疗也相当重要。

2022年12月22日晚十点，美国国务卿安东尼·J·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通话。中美双方就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达成共识，在会议中肯定了管理中美关系的必要性。布林肯在会谈中表达了美方对俄乌战争的关注，强调其对全球安全与经济稳定的影响。此外，双方进一步讨论了当前的新冠疫情形势，布林肯强调了在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下，抗疫透明度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华尔街日报》CEO理事会峰会接受《华尔街日报》总编马特·默里（Matt Murray）的采访。

布林肯国务卿表示，重要的是要看中国和美国能否找到合作方式，用以应对影响到两国乃至于世界的问题。无论是气候，公共卫生或者宏观经济，在这些事务管理上，最重要的是确保中美双方负责任。即使中美正处于激烈的竞争。也应避免竞争急转为冲突。

同时，布林肯国务卿希望中国用合适的态度应对新冠疫情，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地人民的利益。由于新冠疫情封控导致的中国经济发展减速，不仅在中国境内，在世界范围内都造成巨大的影响，这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相违背。所以美方希望中国尽快找到应对挑战的方法、前行的路径。

2022年12月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与来访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和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Richard Marles）在美国国务院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

 美方表示，在四方伙伴关系中，美国与印度和日本一道，正在推进一个开放和自由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其中一个关键部分是确保商品和信息能在整个地区自由流动。在悉尼举行的“四国技术商业和投资论坛”（Quad Technology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Forum）上，四国私营部门和学术界的领袖一起讨论了新的合作方式，以支持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确保这些技术维护民主价值观。

2022年5月，美国与占全球GDP超过40%的其他13个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共同发起了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这是建立一个自由、开放、安全及具有复原力的地区的积极平等的经济愿景。印太经济繁荣框架将帮助各国推进一系列优先事项，例如打击腐败、促进劳工权利和数字经济的高标准贸易条款、加速清洁能源转型、对供应链中断问题做好准备并予以应对。下周，当印太经济繁荣框架合作伙伴在布里斯班（Brisbane）举行会议讨论这些优先事项时，将看到这种合作的实际效力。

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助理教授约努特·波佩斯库（Ionut Popescu）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只有进攻现实主义才能遏制中国》（Only Offensive Realism Can Contain China）的文章，作者认为拜登政府遏制中国的对策在很大程度上力度不足，因为仍是一种处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心态，不再符合现实主义世界秩序的现实。

文章指出，美国面临的威胁是崛起国的威胁。作者认为美国的首要战略优先事项是通过阻止中国在亚太地区获得经济和军事主导地位，确保继续没有竞争对手。与此同时，美国需要通过重新关注其邻国的安全、政治和经济问题，及对抗中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侵犯来巩固美国在西半球的地区霸权。

文章指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胜过意识形态。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假设大国争夺霸权，并在符合其利益时采取积极行动，而不管其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如何。作者认为美国的考虑要出于权力平衡，而不是民主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兼容性，应该推动美国的反华联盟建设努力，以遏制北京的“地区霸权野心”。印度、越南和菲律宾等不太民主的非西方盟友需要成为美国伙伴关系网络的一部分，华盛顿应该准备好接受像德国这样的民主盟友有自己的现实主义和经济动机，不加入美国的反北京政策。总之，作者认为美国应该大幅减少推进进民主在其外交政策中的作用。

文章指出，对中国的军事优势高于一切。进攻性现实主义大战略范式对国防部规划工作的最根本含义是优先准备与另一个大国的高端常规冲突。如果美国要否定中国对“地区霸权”的追求，需要能在东亚的军事冲突中威慑并击败中国人民解放军。

文章指出，要赢得科技战和经济脱钩。作者认为，美国要更多地从现实主义的竞争战略角度思考贸易政策和技术创新，而不是从自由市场效率的角度来思考。华盛顿有许多途径将其经济与北京“脱钩”，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首先，美国应加倍努力，增加微芯片、半导体和其他两用部件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技术的国内生产。其次，当美国生产不可行时，华盛顿需要以“朋友支持”的模式重新构想全球供应链，建立排华供应链体系。

文章指出，要确立美国能源主导地位。美国能源政策的优先事项应该从绿色新政的自由国际主义关注转向更传统的现实主义目标，即确保国内消费的能源资源 —— 并利用这些资源推进地缘政治目标。现实主义的能源战略侧重于最大化所有电力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等战略资源，并淡化对气候变化议程等自由主义国内优先事项的追求。

最后，作者指出美国需要务实的联盟和现实主义的全球制度秩序。现实主义秩序的主要原则将围绕美中地缘政治竞争、俄罗斯的复兴以及通过全球制度缩小多边合作的政策空间。需要重视拉美，在不受中东和东欧的影响下执行“重返亚洲”，并且重塑传统的安全伙伴关系。

马修·罗查特（Matthew Rochat）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必须长期在非洲“全力以赴”》（The U.S. Must Be ‘All in’ on Africa for the Long Haul）的文章，作者认为如果美国想赢回在非洲的合法性，并与中国日益增长的软实力影响力相匹配，就应该按照承诺投入更多的资金。

作者分析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用一系列数据作为拜登应当加强对非投入的论证。作者指出，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21年，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双向贸易额飙升至创纪录的2540亿美元，而美国的数字为643亿美元。作者指出，中国也是大多数非洲政府的首选贷款国，2010年至2019年期间公共部门贷款为1530亿美元。除贷款外，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投资也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2004年至2016年间的平均复合增长率为18%。中国每年的投资量继续超过美国，中国和美国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现在大致相等。作者还指出，根据麦肯锡的一份报告，在非洲经营的中国公司数量估计为10，000家，远远超过美国。

对于拜登的政策，作者指出，拜登宣布在未来三年内提供超过150亿美元的新的双向贸易和投资，并为与全球健康、清洁能源和性别平等相关的发展项目追加550亿美元的资金。这些政策是有是有希望的，但必须采取具体行动和继续开展外联活动。如果华盛顿想要重振其日益下降的全球声誉，并与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竞争，应该从改革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开始。这包括根本性的再平衡，但要认识到非洲国家是伙伴且极具经济价值。

作者指出，未来数月和数年将显示美国是否认真对待其非洲关系。两党换届的摇摆不定增加了对非关系的不确定性。该文章提出，美国必须继续致力于超越选举周期来发展与非洲伙伴的持久关系。虽然最近美非峰会是这一关系重新变得重要的标志，但华盛顿必须证明对非洲的 "全力以赴 "是长期的，而不仅仅乃方便之时所为之。

安东尼娅-赫迈迪和丽贝卡-阿塞萨蒂（Antonia Hmaidi and Rebecca Arcesati）在《外交学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欧洲在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中挣扎》（Why Europe Struggles With US Export Controls on China）的文章，作者指出，2022年10月，美国通过了对中国的全面新出口管制。但美国却没有如预期般地得到欧洲方面的支持，该文章试图分析此原因。

文章称美国通过长臂管辖对全球技术贸易的干预引发了他者对保护主义的担忧。一些欧洲公司认为，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过去授予许可证的次数不如美国竞争对手的数量多。此外，各国政府处境艰难，因为他们担心美国的出口管制可能会扼杀其国内产业。作者举例到，如在半导体领域，欧洲公司认为，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收入，其研发资金来源将面临挑战。

文章进行了遏制中国还是扼杀业务的讨论，指出尽管欧洲对中国的技术野心感到不安，但追求完全自给自足的供应链（编译者注：即一种排华的供应链体系）是不现实的。作者指出，这只有在“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协调抵消与中国部分脱钩的成本时，即通过盟友之间的 “友情托管 ”，才能实现。尽管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承诺进行跨大西洋合作，但这一概念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文章还指出欧洲也害怕中国潜在的反制措施，如管制稀土资源或采取新的长臂立法。

最后，文章讨论了多边出口管制的未来。文章称，这一举措这将需要时间和政治意愿，但欧洲各国首都的政治意愿可能差异很大。欧洲虽然同意美国对中国威胁的一些评估，但许多美国的欧洲盟国并不认为北京是战略竞争对手，也不赞同技术遏制。并且随着出口管制复杂性的提升，各国的执法也面临挑战。文章的结论是这些挑战不应阻止欧洲认真对待北京“将民用技术用于军事”。随着拜登政府考虑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扩大到量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等领域，欧洲缺乏决心与华盛顿的不耐烦之间的冲突预计将加剧。

吉里什·林加纳（Girish Linganna）在《国家利益》上发表题为《虚拟现实，真正的危险：元宇宙构成反恐挑战》（Virtual Reality, Real Dangers: The Metaverse Poses Counterterrorism Challenges）的文章。该文指出元宇宙带来的潜在威胁需要广泛的个人和组织立即关注，并提出了一些在元宇宙中打击恐怖主义的举措。

文章称元宇宙通过三种方式阻碍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其一，作者认为，在线招募和参与是当代极端主义的决定性特征，元宇宙会让个人更容易见面，并让极端主义领导人有新的能力来创建和维持虚拟意识形态和社会社区，以强大的、难以破坏的手段来扩大其队伍和影响范围。其二，作者认为，元宇宙提供了协调、规划和执行大量成员破坏性活动的新手段，这包括虚拟世界的建设、替代路线对封锁的反抗与用虚拟工具为现实活动指路。其三，作者认为虚拟世界本身也可以发起攻击，尽管与现实物质世界有所区别。

文章对此提出了解决方案，包括主动和被动的措施。从主动方面，作者认为要创造虚拟环境，积极阻止极端主义活动，促进替代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具体涉及发展虚拟社区和活动，加强监视和信息收集，与让安全专家预测和解决元宇宙中的潜在漏洞。另一方面，作者则提倡个人和组织包括学术研究人员、负责发展元宇宙的人员以及负责保护社会的人员需要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威胁。

哈佛大学学生肯德尔-卡尔（Kendall Carll）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在新的太空竞赛中不能置身事外》（America Can’t Sit Out of the New Space Race）的文章。

        文章称，特朗普政府创建美国太空部队（以下简称USSF）的目的在于扩大美国在太空的影响力。自2017年以来，美国宇航局和国务院一直在努力招募《阿特米斯协议》（the Artemis Accords）的签署者，这份七页的文件概述了华盛顿对太空治理的愿景。华盛顿的典型伙伴，如日本、英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迅速加入成为创始成员，但签署者名单中明显没有俄罗斯和中国，因为陆地上的竞争有可能进入星际。

        文章称，中国和俄罗斯不会袖手旁观，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和俄罗斯将其在轨资产扩大了70%，而从2015年到2018年，它们的太空存在已经增加了三倍。卫星是美国指挥和控制的骨干，也是更广泛冲突前初步打击的主要目标。早在2007年，中国就在加强其摧毁低地球轨道卫星的能力。

        文章称，随着北京和莫斯科在进攻性太空能力方面的推进，华盛顿已经开始努力考虑是否应该追求基于太空的导弹防御系统。美国一直依赖大型卫星来完成许多不同的目标。虽然在后勤上更简单，但这种“一篮子鸡蛋”的架构增加了攻击的潜在破坏力。华盛顿也必须采取措施，探索对俄罗斯和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化太空存在的直接反击，而反击最好是防御性的。

        文章称，有效的太空能力的目标不是赢得军备竞赛，而是确保太空中发生的事情留在太空中。通过谨慎的外交和完善基于规则的太空秩序，美国太空能力的进步既能威慑又能抑制对手的冒险主义，从而限制了潜在的对抗范围。

2月2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techland-when-great-power-competition-meets-digital-world/america-can%E2%80%99t-sit-out-new-space-race

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M-保尔森（HENRY M. PAULSON）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的中国政策不起作用》（America’s China Policy Is Not Working）的文章，文章指出中美的对立日益加深，中国和美国正在从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急剧下降到一种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是对抗的关系，美国的脱钩政策存在危险。

文章称，美国正试图组织一个志同道合的国家联盟以制衡和施压中国，但这一策略并不奏效。美国最亲密的战略伙伴也没有准备像美国那样广泛地对抗、试图遏制或在经济上瓦解中国。许多国家并没有在经济上脱钩或解体，而是加深了与中国的贸易往来。2020年，尽管美国警告了多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文章称，将中国拒之门外的努力肯定会伤害中国，但也会伤害美国。美国企业被置于巨大的竞争劣势，纠正这一问题的明智步骤是对进口的中国消费品实行关税限制。这在政治上很受欢迎，但在经济上却毫无意义。它们伤害了中国，但也伤害了美国，包括依赖中国供应商的普通公司，这些公司在通货膨胀和高能源费用的重压下被压垮。

文章称，如果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和经济增长的推动者能够进行沟通和协调，这样做符合中国和美国的共同利益。但某种程度的脱钩是不可避免的，在高新技术领域，一些有针对性的脱钩将是绝对必要的，但全盘脱钩是没有意义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最大的制造商和最大的贸易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它将是全球金融形势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不应宿命地接受经济铁幕的降临，而应积极与中国谈判，为美国人在中国市场赢得机会。

1月26日发表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americas-china-policy-not-working?utm_medium=newsletters&utm_source=twofa&utm_campaign=America%E2%80%99s%20China%20Policy%20Is%20Not%20Working&utm_content=20230127&utm_term=FA%20This%20Week%20-%20112017

秘鲁2016年和2021年的总统候选人朱利奥-阿曼多-古斯曼（Julio Armando Guzmán）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在拉美的权力游戏》（China’s Latin American Power Play）的文章，文章指出为了对抗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西方国家必须加大对拉美国家的人才投资。

文章指出，中国在拉美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且该影响力在不断增长。中国是拉美地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拉美政府最大的主权贷款人。中国正在超越该地区长期存在的多边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中国将很快成为该地区最大的债务持有人。

文章称，中国的影响力应该让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感到担忧。新冠疫情、铜和大豆等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全球经济停滞不前，这意味着拉美正在进入一个低经济增长期。在这种环境下，中国的投资将很难被拒绝。但这些钱是有附加条件的，中国在该地区有明显的地缘政治利益，中国正在利用其经济实力来推进其外交政策议程。

文章称，西方政府对抗中国影响力上升的最佳方式是投资拉美的人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柱是有效的管理机构和法治。与中国的竞争主要体现在谁向拉美投入更多资金上，西方无法与中国的金融杠杆相匹敌，这是一场失败的战斗。但是持久的民主是建立在价值观和思想上的，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竞争是非常不利的。当中国投资于矿山时，西方应该投资于思想。美国总统拜登于2022年发起的旨在对抗中国的倡议——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为资助此类项目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文章称，通过投资于人，西方世界可以利用其与拉美的关系，帮助该地区提高全球竞争力。西方政府将从与该地区更深入的接触中获益，比如建立更为紧密的伙伴关系。

2023年1月16日发表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entral-america-caribbean/chinas-latin-american-power-play?check_logged_in=1&utm_medium=promo_email&utm_source=lo_flows&utm_campaign=registered_user_welcome&utm_term=email_1&utm_content=20230119

独立研究所研究员伊万-埃兰（Ivan Eland）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需要在非洲遏制中国吗》（Does the U.S. Need to Contain China in Africa?）的文章，文章指出华盛顿应该拒绝与中国在非洲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主导地位上的零和竞争。

        文章指出，非洲大陆的地位正日益突出，上个月的美非领导人峰会旨在与中国、俄罗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争夺在非洲的“影响力”。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最近向非洲国家提供了高达600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在争夺这个正在崛起的大陆的影响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美国在援助方面不及中国。目前中国正在崛起，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国家驱动的贷款来获得影响力，非洲一直是“一带一路”影响力项目的主要目标之一。

        文章称，随着中国介入非洲大陆，其他行为体，如俄罗斯、日本、欧盟、土耳其和阿联酋也想参与其中。例如，土耳其和阿联酋在非洲大陆建造了基础设施项目，俄罗斯和阿联酋向一些非洲国家出售武器。许多国家都在为电动汽车寻找非洲的土矿，并将非洲不断增长的人口视为其出口的一个巨大市场。

        文章称，特朗普政府以其混乱的自利性外交政策，没有参与在非洲的竞争，但拜登政府不同于以往。拜登于12月在白宫举行了美非领导人峰会，拜登将加入对非洲领导人的招揽，支持非洲联盟在20国集团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组织中的代表权，拜登还承诺为非洲提供550亿美元用于计算机编码教育、网络安全和稀土矿物等方面。

        文章称，在安全方面，美国需要强调非洲在安全领域的自力更生，美国必须最终接受多极世界已经到来的现实，推动联合国安理会的扩大，不仅增加非洲联盟，而且增加印度、日本、德国和巴西作为常任理事国。安理会的新常任理事国可以处理其势力范围内出现的任何边界冲突或跨领域问题。

        文章称，这一框架将使美国经济重新焕发活力，美国将大幅削减安全开支，从而偿还其30万亿美元的巨额国债。美国现在只占全球GDP的13.6%，但却占世界国防开支的38%，这对美国经济造成了竞争上的拖累。华盛顿可以通过拒绝充当单边的全球警察或停止与中国追求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的零和竞争来振兴经济。

1月11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does-us-need-contain-china-africa-206097

美国前海军司令迈克尔-达姆（Michael Dahm）在美国海军研究所1月出版的月刊中发表了一篇名为《从解放军海军航母行动的几何变化中吸取教训》（Lessons from the Changing Geometry of PLA Navy Carrier Ops）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作战地点随着不断提高的航母能力而改变。

文章称，中国最近的航母行动为认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快速发展能力提供了一些必要的视角。除了舰艇吨位、射速和武器射程等简单的数学计算，在对相互竞争的军事力量进行全面的净评估时，重要的是作战能力和几何变化。中国表现出的从中国海岸进行远距离作战的意图表明，随着其作战能力的提高，解放军海军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太平洋地区的威胁几何。

文章称，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能力的提高和远离本土水域的行动，中国将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更多的挑战。在潜在的冲突中，美国军队将面临更复杂的威胁，因为解放军试图包抄美国海军的分布式海上作战战略和美国联合部队的扩张策略。

文章称，令人怀疑的是，解放军海军正在积极寻求与美国或其盟友的冲突。但解放军海军将继续向美国发难，达到对抗的地步，但不越过战争的界限。美国海军会如何回应，这还是未知数。美国海军领导人和操作人员应密切关注解放军行动的几何变化，以减轻对美国海军造成的威胁。

2023年1月刊

https://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2023/january/lessons-changing-geometry-pla-navy-carrier-ops

普渡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斯科特·弗里德曼（Scott Friedman）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会引领全球化的终结吗》（Will China Lead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的文章，文章指出，随着中国更多地审视于内，其领导人可能逐渐认识到全球经济可能与他们的目标不相容。

文章称，全球化一直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决定性特征。近几十年来，美国转向服务和信息经济，来自中国的低成本商品充斥于美国市场。随着运费的下降和海外制造能力的膨胀，美国人用国内的就业机会换取进口消费品，这被认为是全球化的自然发展。

文章称，大国竞争现在不仅是政治的竞争，也是商业的竞争。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敲响了生产离岸风险的警钟，美国两党的政治领导人明确表示越来越需要将美国经济与中国“脱钩”，许多国家认为美国正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解体，但事实并未如此。

文章称，全球化的结束是从中国开始的。随着全球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冠状病毒的对经济的影响，以及人口悬崖的到来，中国政府似乎有理由在其周围筑起高墙来支撑其国内经济。事实上，我们已经在某些领域看到了这种迹象。在过去的一年里，地方政府要求中国医疗公司从本地供应商处采购，并将最终使用的医疗设备中的部件采购限制在中国国内企业。这对一个由西方技术公司主导的市场来说是一个关键的变化，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该市场被认为是全球经济中最有利可图的部门之一。如果这些规定得到执行，外国公司将被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

文章称，美国和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国家必须正视全球化消亡的现实，然而，他们应该接受这样的观点：中国实际上可能是主要的催化剂。

12月28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ill-china-lead-end-globalization-206063

海-苏厄德经济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Hay Seward Center for Economic Security）卡尔-德尔菲德（Carl Delfeld）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解决美国的战略金属供应危机》（Solving America’s Strategic Metals Supply Crisis）的文章，文章指出依靠中国来供应关键材料是愚蠢的行为，美国应当感到紧迫感和改变储存策略。

文章称，美国的战略金属供应链的脆弱性既危险又令人费解。中国在过去20年里大规模推进战略金属的开发和利用，成为一个采矿和提炼的超级大国，这在中美竞争的时代是一个致命的优势。造成这一难题的原因并不复杂，可以追溯到两个明显的趋势。首先是冷战后对美国自然资源开发的自满情绪，认为全球化会拯救一切。第二个原因是僵化的信念，认为自由市场可以解决所有战略问题。

文章称，中国在战略金属生产方面的主导地位与它占领全球制造业的制高点有关，这种崛起是由规模和较低的劳动力/投入成本推动的。资源的稀缺性和生产集中在中国和其他对美国不友好的国家也表明，对重要资源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将导致上世纪为石油而发生的地缘政治斗争。电动汽车的市场份额已经在快速增长，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全球销量的至少15%，对于钴的需求量可能会增加30倍，刚果民主共和国供应着世界上80%以上的钴。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绝大多数钴矿都被中国控制。

文章称，要建立更强大的战略金属供应链，需要伟大的远见和规划、资本投资和商业外交。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终于摆脱了自满情绪，抓住了技术、能源和矿产以及国防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尽管美国加大了国内开采，但是美国国内的钴产量是有限的。鉴于此，美国的首要任务之一应该是改善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关系，同时还需要加快与盟友和友好国家合作的节奏，以提高稀有金属供应的弹性。

12月19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solving-america%E2%80%99s-strategic-metals-supply-crisis-206034

乔治城大学副院长查维德（VICTOR CHA）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如何制止中国的胁迫行为》（How to Stop Chinese Coercion）的文章，文章指出，由于中国经济对全球市场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的胁迫行为已经造成了数百亿美元的损失，中美关系中争执多于密切的经济合作，而拜登政府的中国战略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文章称，拜登政府意识到中国的经济掠夺是一个重大问题。拜登政府倡导在志同道合的伙伴之间建立弹性供应链，这一链条涵盖个人防护设备、内存芯片等领域，其目的是使这些国家不再那么依赖中国制造的商品。拜登政府还对中国实施了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出口管制，而且这些管制很可能将扩大到量子信息科学、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先进算法。

文章称，上述的努力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拜登不能期望大多数国家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脱钩，除非其他拥有此类技术的国家加入进来，比如丹麦、日本、荷兰、韩国和英国，否则美国对向中国转让尖端技术的出口管制不会奏效。但这些国家可能不会参加美国的供应链和技术联盟，因为它们担心中国的经济报复。

文章称，如果拜登政府想成功地与中国政府竞争，就必须处理中国的贸易武器化问题（weaponization of trade）。中国政府的长期目标是迫使政府和公司在未来的所有行动中预测、尊重和服从中国的利益，而这一手段显然奏效了。但这一明显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当中国将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武器化时，各国都坐视不管。各国目前正在听从拜登政府的建议，对供应链进行“离岸”和“友岸”，将生产的关键要素从中国或中国行使过度影响力的地方转移到国内的制造商或值得信赖的伙伴经济体。

文章称，中国对其贸易伙伴实施经济胁迫，部分原因是相信目标国不敢以具体行动反击制裁，但是如果这些国家共同合作，或者换句话说，实行集体复原力（collective resilience），就可以进行反击。为了建立一个能够阻止中国胁迫的集团，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美国必须首先在它们之间达成协议。前三国政府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重要盟友，这四个国家都是著名的市场民主国家，是该地区自由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承诺联合起来并非没有风险，但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经济掠夺的主要目标，有强大的动机进行合作。然后，这四个国家必须评估还有哪些国家愿意和能够加入，通过现有的伙伴关系，如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来推动该战略。

        文章称，集体复原力的想法可能会困扰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支持者。但集体复原力不是一种贸易战战略，而是一种同行竞争战略。它是防御性的，首先依赖于贸易武器化的威胁，而不是实际使用制裁。如果中国不利用其经济实力进行胁迫，就没有必要兑现威胁。如果西方想阻止中国政府腐蚀全球化，就可能需要在自由贸易原则上做出妥协。

2023年1月/2月刊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world/how-stop-china-coercion-collective-resilience-victor-cha

学者托马斯·P·希伊（Thomas P. Sheehy）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中美在非洲的竞争要知道的十件事情》（10 Things to Know about the U.S.-China Rivalry in Africa）的文章。文章指出，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虽然是关于美国与非洲大陆关系的会议，但是却无法回避中国的影响。

文章称，近50位非洲政府首脑计划在华盛顿特区参加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峰会将讨论一系列广泛的问题，从粮食安全到全球健康再到教育。美国与中国的竞争虽然不在正式议程上，但是两国的竞争以及对非洲的影响将成为这一重大外交事件的背景，并将在围绕峰会的私人谈话中进行讨论和分析。

文章称，中国有计划地增加在非洲的活动至今已超过二十年。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加强了在非洲的商业参与，并在2013年正式确立 “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在整个发展中国家建立政治影响力并发展商业关系。自冷战以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大大增加，而美国的影响力则持平。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

文章称，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并非都是令人担忧的。美国官员对中国在非洲的军事活动表示关切，中国在大西洋上的潜在军事港口与中国在整个非洲资助和建造的数百个基础设施项目截然不同，后者几乎没有国家安全后果。美国应将其外交精力集中在真正敏感的中国活动上，例如，涉及电信和战略矿产的活动。

文章称，美国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某些行业，如道路和桥梁建设，美国公司相对于中国公司没有竞争力。但美国公司在卫生、金融技术和可再生能源领域更具优势。同时，美国仍然是大多数非洲人的民主治理的灵感来源，美国应该继续支持非洲的民主人士、社会和媒体推动开放和包容性的治理。

2月2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日本必须采取更多、更快的行动，以避免因台湾问题爆发冲突》的报告。报告指出，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内的大多数世界领导人，都认为保卫台湾对地区安全至关重要，但提升威慑力的大多数方案都需要较长时间。不管是建立台湾的自卫能力，在该地区更多地发展美国军力，还是创造经济弹性以使严厉的制裁变得可行，这些都不会在2030年之前取得成果。报告认为，基于以下原因，日本必须拓宽其自卫的视野，以包括优先事项和宣示性政策，从而避免该地区发生冲突。

首先，如果没有日本，美国保卫台湾的过程不会顺利。另外，美日联合舰队将拥有比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多三倍以上的航空母舰、巡洋舰和驱逐舰。日本舰艇的质量接近美国，且日本有八艘驱逐舰配备了最先进的宙斯盾作战系统。

其次，日本的参与可以减轻美国地理上的脆弱性。增加日本基地后，两国可共同开展行动的地点增加了一倍以上。日本西南部的岛屿比中国大陆更靠近台湾。以与那国岛为例，距离台湾东海岸仅约70英里，岛上有情报、监视和侦察装备，且具有反舰和防空能力。这将使盟军有更多的机会迅速瞄准中国军队。

最后，日本的军事力量将使中国几乎不可能取得成功。尽管日本的柴油潜艇比美国的潜艇慢，但它们可以在短短两天内到达台湾海峡。美国潜艇从夏威夷出发，至少需要一个星期；从圣地亚哥出发，甚至更长。因此日本将是台湾的第一道防线。日本的船只还可以监视中国海军潜艇试图离开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关键咽喉位置。这将方便美国海军对两栖舰和护航舰艇进行破坏。

简而言之，日本可以为阻止台海冲突做出重大贡献。要做到这一点，日本必须按计划增加其鱼雷和远程打击武器的储备。事实上，2015年的一项法律允许日本在面临生存威胁时进行集体防御。这为日本与美国共同作战提供了足够的灵活性，而不需要修改宪法。报告认为，虽然一定程度的战略模糊性是有意义的，但过多则会适得其反。如果日本明显不愿意保卫台湾，那么日本军事能力的提高将无助于海峡两岸的冲突。日本必须在国内和国外表明，保卫台湾不再是不可能的事。只有这样，日本才能为亚洲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如果说俄乌冲突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威慑的代价很高，但战争更可怕。

2月2日发布

https://www.aei.org/op-eds/japan-must-do-more-and-faster-to-avert-war-over-taiwan/

1月26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对国防创新产生负面影响的12个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由于美国需要在瞬息万变的安全环境中斗争，因此建立新的军事能力以应对这些日益增长的威胁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将不仅需要大规模的生产，而且需要自二战和冷战初期以来从所未有的大规模创新。

报告认为，美国还远远没有准备好开始这样的努力，因此国防部和国会需要认识阻碍美国重新获得必要的技术优势水平以维持威慑，或在威慑失败时在战争中获胜的问题。以下12个问题将有助于构建人们的理解。报告认为，这代表了一种初步尝试，以确定一些更重要的障碍，除非尽快采取行动，否则这些障碍将阻碍美国军事的成功。

1）美国还没有紧迫感。在没有大国冲突的这30年时间里，国防管理系统和工业基地已经为和平时期的节奏进行了优化。美国花了很多年才走到这一步，如果没有集中的领导，美国将永远无法适应不同的环境。

2）流程合规是美国最看重的目标，而不是时间。提升作战能力所需的时间一直是破坏性创新的主要历史强制，然而国防部或国会并不重视这一点。

3）我们现在都是共产主义者。就像苏联一样，中央计划的、线性的、预测性的过程和思维方式破坏了创新和创造力。这些思维在20世纪60年代麦克纳马拉领导下在国防部生根发芽，并用了60年的时间生根发芽。

4）执行年的预算不灵活，分配资源的准备时间长，是美国竞争力下降和创新失败的根本原因。

5）预测和笨重的需求过程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创新的机会，因为它是通往采购和预算系统的门户。

6) 在采购和预算系统中，在作战指挥部和服务部门的指挥层面，作战利益没有得到统一或支持。

7）工业基地军民一体化的障碍继续扩大，因为美国国防部更倾向于为那些具有二战前政府管理军工厂的许多特征的独特垄断供应商提供解决方案。

8）国防合约已经成为社会经济计划和目标的执行者，而不是能力的推动者。独特的非市场规则将非传统的商业公司和解决方案拒之门外，并提高了成本。

9）项目官员履行职责的权力和能力受到对抗性监督的限制。激励机制和规则促使签约官员执行程序，而不是能力产出或计划目标。测试、技术和审计的官僚机构在“发现问题”上加倍努力，而不是提供合作性的见解。

10) 生产能力是创新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传统工业基地和商业工业基地都出现了生产能力下降的现象。国防部忽视了过去20年商业全球化和生产外包给中国的影响，这使美国的工业基础变得空洞。及时的效率要求和勉强可持续的最低生产率已经破坏了国防特定的工业能力以及军事准备能力。

11）对工业的激励措施与国防部的创新利益不一致。成本合同的优势，适得其反的偿还率和政策，以及缺乏项目机会，使得传统的国防工业基地和政府有机仓库只能围绕长期维护收入和几十年的武器系统特许经营来建设，这使得它在政治上难以实现现代化。

12）安全和技术控制政策（ITAR）是围绕着美国国防技术主导地位的时代而建立的，这个时代早已过去，现在成为创新的障碍。与中国竞争需要硅谷和联盟的合作，但过时的思维和程序阻碍了这种合作。

1月26日发布

https://www.aei.org/foreign-and-defense-policy/twelve-problems-negatively-impacting-defense-innovation/

1月19日，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发布题为《美国力图切断中国与荷兰半导体的联系》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和荷兰都是全球半导体技术的领导者，美国希望荷兰切断其与中国在半导体上的联系。这是拜登政府遏制对华出口技术战略的一部分。报告认为，这是美国迄今为止在技术脱钩方面最大胆的一跃，但仍需谨慎地进行。如果美国在切断与中国的技术关系方面行动过快，则也可能对美国利益造成损害。例如使美国企业更难获得保持领先所需的资金和人才，还可能会使盟友和合作伙伴疏远自己，特别是像荷兰这样的国家。美国正在努力从根本层面阻碍中国技术的发展。美国与中国在气候、公共卫生等问题上的合作将越发困难，在最坏的情况下，要避免战争的发生。

报告认为，对中国的这种施压策略可能对全球经济具有潜在的长期影响。中美正朝着技术和经济逐渐脱钩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学生、研究人员和STEM（超学科教育）人才越来越难来到美国。同样，中国本身和其他政府也有类似的举措。同时，可能会导致一个更加支离破碎的科学生态系统，使得顶级专家可能更难进行跨国合作。

1月19日发布

https://www.npr.org/2023/01/17/1149455650/the-u-s-seeks-to-cut-off-china-from-dutch-semiconductors

1月11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就美国对华政策向总统候选人提出的九项建议》的报告。报告指出，两党一致认为，美国的下一任总统将面对不断加剧的中美竞争。对此，总统候选人应该制定一项全面的对华政策。以下是就美国对华政策向总统候选人提出的九项建议：

1）报告指出，美国商界是良好的对华政策的一大障碍。从动物饲料中的维生素生产，到半导体材料/封装，美国都过于依赖中国。但美国制造并不意味着要远离中国——美国未来的芯片工厂可能仍然依赖中国的高纯度硅。在以往的对华政策上，美国未能采取有效行动，因为即使是小小的改革也会遭到来自商界的反对声。美国应该禁止中国参与到多个关键产业的供应链中。

2）报告认为，由于美国企业不想让股东知道丢失了哪些有价值的知识产权（IP），这导致美国不知道中国获取了什么。对此，美国应该要求披露丢失的知识产权，并保证其保密性，同时阻止他们与那些受益者的交易。

3）在出口管制方面，2022年10月美国宣布的对芯片的新管制措施在国内遭到了官僚主义的反对，且在企业的规避控制以及缺乏与盟友的协调方面依然存在障碍。报告认为，政治领导力需要确保出口管制得到全面实施，而不被中国市场所诱惑。

4）在台湾问题上，美国领导人应该采用动态威慑的新战略，以取代过时的战略模糊政策。这种战略既能保持美国的目标，又能根据两岸动态的变化进行调整。

5）美国还必须加强军事装备，特别是在与台湾有关的突发事件上。报告认为，美国现在就应该采取行动，以阻止可能爆发的对台政治经济战，以及对台封锁和导弹袭击，因为这些情况比全面冲突更有可能。

6）在与中国有关的科技问题上，美国应与主要盟友和伙伴更有效地进行合作。美国需要在关键供应链方面提出一个积极的替代方案。因为当美国自身在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时，单纯批判与中国的贸易不能吸引朋友。因此，实施真正的“友岸外包”（Friend Shoring）政策应是美国领导人的首要任务。

7）报告认为，美国需要一个连贯的、有规划的、全面的对台战略。美国的战略应该包括与台湾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加强美国高层访客与台湾在公共卫生、防止核扩散、能源和清洁技术等功能性问题上的持续性合作。在军事上，美国需要加强向台湾周围的海上交通线投射力量的能力。

8）报告指出，美国需要在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中采取攻势。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对在管辖范围内运营的不法中国企业执行相关法律。美国将会发现更多类似华为公司的情况。这不仅可以保护美国免受恶意行为的影响，还可以让中国付出严重的代价。

9）美国需要加快在亚洲构建集体防御体系。报告认为，日本和澳大利亚在战略上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美日澳之间的协调作战计划能力仍处于初级水平。美国应该建立一个联合常设工作组，以对亚洲的一些突发事件进行规划，且其他国家特别是韩国和菲律宾也可以被邀请加入。

1月11日发布

https://www.aei.org/foreign-and-defense-policy/nine-recommendations-to-presidential-candidates-on-china-policy/

1月4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轰炸机是威慑和击败敌人的必要条件》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当美国表现出弱点时，美国的对手将会利用它的这一弱点。报告认为，为了阻止俄罗斯、中国以及伊朗对安全造成的威胁，美国必须坚定地投射力量，并在必要时使用致命武力，而一支有能力的美国轰炸机机队对于实现这些目标至关重要。随着最新轰炸机B-21“突袭者”的亮相，美国即将推出世界上最具有杀伤力、能力最强的高科技轰炸机，因为它采用了尖端的隐身技术。

报告指出，尽管轰炸机在维持和平和赢得战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空军的轰炸机机队已经从冷战结束时的400多架骤降到今天的141架。鉴于战备轰炸机数量有限，因此有必要提高仍在服役的轰炸机的能力和杀伤力。美国国会必须确保拥有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和致命的B-1机群，直到B-21轰炸机能够完全投入使用并威慑他们的敌人，特别是中国。报告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发展高超音速武器，因此五角大楼和国会必须有紧迫感来应对这些威胁。在下一代B-21轰炸机完全上线之前，美国不能让B-1轰炸机退役，必须确保从B-1轰炸机和B-2轰炸机到B-21轰炸机的无缝过渡。

1月4日发布

https://www.aei.org/op-eds/bombers-necessary-to-deter-and-defeat/

12月28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苹果到底有多需要中国？》的报告。报告指出，本月上旬，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 (台积电，TSMC) 举行了一场活动，庆祝其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半导体工厂的扩建。报告认为，这一刻无论是对于技术制造业而言，还是对于美国、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而言，都无疑是一个转折点。但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工厂的到来代表着自给自足的新时代或全球化的终结的想法仍然是一种幻想。出席剪彩仪式的 CEO，包括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和 AMD 的苏丽莎，他们都从台积电购买芯片，他们正在采取代价高昂的措施来减少在中国进行的零部件生产和组装的份额，以应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增长的风险。

报告认为，多年来，中国一直是苹果的第二大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也是大多数苹果产品的组装地。台海局势升级将有可能使苹果的产量接近于零。因此，目前苹果正在重组其供应链，主要在越南和印度开设了小型装配厂，部分原因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部分原因是担心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事实上，台积电最终在亚利桑那州制造并出售给苹果的一些芯片甚至可能最终在中国完成，在可预见的未来，苹果可能会在中国保留大量的产品组装基地。然而，中国将受到这些供应链转变的影响。随着富士康和苹果将重点转移到越南和印度，中国政府必须为装配工人寻找新的工作岗位。

12月28日发布

https://www.aei.org/op-eds/just-how-badly-does-apple-need-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