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印度两国政府8日下午在东京都内召开外长防长磋商（“2+2”磋商）。磋商中，双方确认了反对在东海、南海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利用经济施压的做法，并确认日印将深化在海洋安保领域的合作。双方一致同意多层次实施包含日印在内的多国联合训练，为尽早实现航空自卫队和印度空军首次战机训练进行协调。

日印2+2为第二次举行，上次是2019年11月。日本外相林芳正、防卫相滨田靖一与印度外长苏杰生、防长辛格出席，确认了加上美澳的“四边机制（Quad）”的重要性。磋商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两国表示将积极参与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林芳正在磋商开始时提及俄乌冲突和中国在台湾周边实施大规模军事演习，强调“全球现有秩序遭遇挑战，合作的必要性升高”。他和滨田就中国的军事活动指出：“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磋商结束后，林芳正和苏杰生共进晚餐并举行个别会谈。

美国主导、日本等14个国家参加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部长级会议8日在美西部洛杉矶开幕。IPEF包含强化半导体供应链及推进“去碳化”等4个谈判领域，日本计划全部加入。

该框架被视为美国主导的对华包围圈。这是该框架首次举行线下部长级会议。日本的经济产业相西村康稔出席了此次会议。本次会议中，各方力争就正式展开谈判形成一致意见，并达成一份部长声明。

8日的会议伊始，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指出“（会议）是进行建设性讨论、建立信任的绝佳机会”，同时称“也是制定落实框架的具体作业计划的重要阶段”，对讨论取得进展表示期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代表强调：“IPEF将应对未来的课题，并使可持续且公平的发展成为可能”。

会上将讨论4个领域，具体包括数字领域在内的“贸易”、半导体等重要物资的“供应链强韧化”、“清洁能源･去碳化･基建”、“税制･反贪污”，各国可选择参加的领域。

日本航空自卫队11日宣布，9日同美国空军在冲绳周边实施了联合军演，双方共有十架战斗机参与演习。其中包括来自那霸基地的4架F15战斗机和负责雷达监视的西南航空警戒管制团，以及来自嘉手纳基地的6架美国空军F15战斗机。

4日，中国军队在台湾地区周边开始大规模军事演习，同日，空自和美国空军共计5架战斗机也参与了联合军演。此次军演目标是扩大规模，加强对中国的牵制。

日本防卫大臣浜田靖一10日在防卫省召开了就任记者招待会。由于中国不断加强军事力量，他表示“将以可见的形式强化西南诸岛的防卫体制”。他还强调说：“现在的安全保障环境非常严峻，日本必须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

关于防卫费，他表示：“防卫费的内容和规模等，将在制定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预算编制过程中进行讨论。”

8月6日至8月9日期间，日本防卫副大臣鬼木诚访问了所罗门群岛及帕劳共和国。

7日，日本防卫副大臣鬼木诚在所罗门群岛参加了瓜达尔卡纳尔战役80周年仪式。在演讲中，鬼木副大臣表示，当今所享受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阵亡者的牺牲之上的。日本将继续与国际社会齐心协力，致力于解决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

同日，鬼木副大臣先后会见了所罗门的高官与总理。首先，鬼木副大臣与所罗门群岛国家安全部长举行了会谈。会谈中，鬼木副大臣对所罗门群岛参加去年9月召开的日·太平洋岛国防长会议(JPIDD)表示感谢。双方就太平洋地区的安保、环境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就为维持和强化“自由开放的印太”而紧密合作达成了一致。之后，鬼木副大臣拜会了所罗门群岛总理。在会见中，鬼木副大臣对日本在瓜达尔卡纳尔战役80周年之际首次访问所罗门群岛一事表示欢迎。此外，他还表示日本在战后与所罗门群岛建立了友好关系，今后将致力于进一步加强日本所罗门双边关系。

同日，鬼木副大臣视察了在所罗门群岛停靠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雾雨”号，还听取了坂田部队指挥官关于派遣任务等各项说明，并对部队进行了训示，激励了队员。同时还前去参拜了福冈队慰灵碑，祭奠了在瓜岛战斗过的第124步兵联队。8日，鬼木副大臣参加了所罗门群岛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主战场的慰灵仪式，再次向战殁者的灵魂献上哀悼之情。

此后，鬼木副大臣前往帕劳共和国进行了会谈和视察。8日，鬼木副大臣拜会了帕劳共和国副总统。鬼木副大臣表示首次以防卫省的名义来访问帕劳感到非常高兴。他还表示，日本自卫队“印太方面派遣部队”连续2年停靠在帕劳共和国，惠普斯总统等多名政府要员还视察过该部队，日方由衷地为两国防卫交流不断深化而感到高兴。此外，双方还就太平洋地区的安保、环境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就为维持和强化“自由开放的印太”而紧密合作达成了一致。同日，鬼木副大臣还参观了帕劳司法部的综合运用指挥中心，并在该中心听取了相关活动的汇报。9日，鬼木副大臣访问了贝里琉岛，参拜了慰灵碑“西太平洋战殁者之碑”。

6日，日本外相林芳正与柬埔寨首相洪森进行了会谈，两国表示将于今年11月举行的东盟首脑会议上继续保持紧密合作。

林芳正表示，柬埔寨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日本将新投入400多亿日元贷款用以建设柬埔寨港口。 

同时，明年是日本与东盟建立友好合作关系50周年，日本表示希望在预定于今年11月举行的东盟首脑会议上继续传达密切合作的意愿。

另一方面，围绕缅甸局势，林芳正表示日本将最大限度地支持东盟为缓解局势而采取的措施。洪森对日本的支持表示了感谢，并表达了愿与日本合作应对的想法。

当地时间8月5日，第29届东盟地区论坛（ARF）外长会在柬埔寨举行，日本外相林芳正出席了会议，会议概要如下：

首先，林芳正表示，在亚太地区安全环境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以改善地区安全环境为目标的东盟地区论坛具有重要作用，日本将继续在论坛中作出建设性贡献。他还表示，日本将继续努力实现“自由和开放的印太（FOIP）”。

关于乌克兰局势，林外相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是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武力的原则。此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已导致世界能源和食品价格暴涨，日方敦促俄罗斯立即停止“侵略”。各国也对乌克兰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多国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表示谴责。

关于台湾局势，林外相表示，中国发射的弹道导弹在“日本专属经济区”等近海海域降落，影响日本国家和国民安全，日方对中国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同时，他还指出台海局势稳定很重要，中方近期的所作所为对地区和国际社会和平稳定造成严重影响，日方再次呼吁中方立即停止军事训练。

就东海和南海局势而言，林芳正对企图继续单方面以武力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他还提到了2016年“南海仲裁裁决”和“南海行为准则”（COC），指出“准则”应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应损害任何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会上，各国还谈到了在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以及根据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

就朝鲜局势而言，林芳正表示，以《日朝平壤宣言》为基础，日方希望通过全面解决绑架、核导等悬而未决的关切问题，结束不幸的过去，实现日朝双方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方针没有改变。他还解释说，岸田首相已多次表示，他决心无条件地与金正恩委员长直接会晤。日方还呼吁朝方实现完全无核化，恢复和相关国家之间的实质对话。

就缅甸局势而言，林外相表示，日方对上个月缅甸军方处决四名“民主活动人士”表示严重关切。他还表示，日本将继续支持东盟为落实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在内的“五点共识”所做出的努力。

在核武器使用和核裁军方面，林外相强调，必须消除像俄罗斯那样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情况。日方呼吁各国采取建设性行动，维护和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希望中国作为有核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重要参与者，能发挥积极作用，提高地区核力量的透明度。

帝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洋战略系主任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发表评论认为，美国政府应当重新审视中国长期以来在外交上采取的“长城战略”。

作者指出，西方政治评论家认为中国实施“长城战略”，并且中国海军同时也将实施“长城战略”。长城是为了阻止对中国北部边境的入侵而修建的，显然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这种比喻暗示了西方政治评论家对于中国外交战略的看法：中国在外交上将满足于防御性的目的和手段。例如，在《长城与空城计》中，罗伯特·罗斯和安德鲁·内森认为，中国采取的“长城战略”来源于"通过包围领土来控制领土 "的观念。罗斯和内森说，中国的军事战略 "是一种持久的防御性抵抗"。《海上长城：中国海军进入21世纪》一书的作者伯纳德·科尔（Bernard Cole）也持相似观点，认为军事上的弱点将迫使中国处于防御状态。中国海军也不得不担心其军舰在中国领海之外的安全问题，中国海军的能力 "近岸防御的扩大化"，无法保卫中国周边地区以外的海上交通线。

对此，作者认为，参考当代中国独特的战略观，西方一直以来对于中国海洋战略中被动性的预测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在一系列政治和军事事务的著作中反映了当代中国独特的战略观。毛泽东蔑视消极防御的概念，认为消极防御是"一种虚假的防御"，而是坚持 "唯一真正的防御是积极防御"。罗斯和内森所设想的 "持久的防御性抵抗"，最多只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中国国家军事战略的核心。这既适用于海上作战，也适用于陆地作战。从毛泽东那里得到启发，中国的战略家们经常谈论 "近海主动防御"，这一战略的前提是要从美国海军手中夺取对 "第一岛链 "内水域的控制权--简单地说，就是与中国海岸线平行的一系列岛屿，从琉球经台湾到菲律宾北部。而且他们打算通过进攻手段来做到这一点。

作者指出，中国外来海上战略的目标可能是海上拒止（sea denial）。一支有意进行海上封锁的海军试图创造条件，阻止或防止对手在某一特定海区内长期活动。海上封锁通常是劣势海军国家采取的一种战略防御姿态。但所涉及的行动和战术往往是以进攻为导向的。这种方法在哲学上与毛泽东是一致的，他的著名文章《论持久战》建议使用进攻手段来实现防御目的。中国军队已经拥有或计划获得执行海防战略所需的能力。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开始了从俄罗斯购买武器的狂潮，同时大力推进自己的本土项目。其结果是：进攻性战斗力的飞跃。今天，中国的战斗序列拥有非常适合海上封锁的平台，包括先进的驱逐舰、潜艇、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海军战斗机/攻击机。如果他们明智地包装这些资产并发展必要的战术熟练度，中国人将获得信心，相信他们有能力至少让任何考虑敌对进入其沿岸水域的外国势力暂停。

作者认为，中国实施海上拒止的理由植根于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的统治取决于安全的海上通道。中国的经济福祉越来越依赖于中东石油和天然气的船运，而美国对公海自由的主张对于海上交通安全有着潜在的威胁。如果有能力自保，哪个大国会把自己的重要利益托付给外国？鉴于中美关系的反复无常，没有哪个头脑清醒的中国政治家会无限期地指望美国的善意。

最后，作者提醒美国重视中国海军实力发展。像罗斯、内森和科尔一样，美国军事官员习惯性地贬低中国的海军实力。对他们来说，美国将继续无限期地统治海洋，这几乎是一种信仰。中国战略思想和能力中令人担忧的趋势应该打消这种近乎狂妄的信心。现在是时候重新思考美国将毫不费力地支配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附近海域的假设了。中国并非注定要在海上保持防守，就像它在毛泽东时代注定要在岸上保持防守一样。如果对中国掉以轻心，美国可能有一天会发现自己被挡在东亚航道之外。

《国家利益》的国家安全记者马克·埃皮斯科波斯(Mark Episkopos)发表评论认为，在整个2020年选举周期中，中国将对特朗普前官员的制裁与对拜登的友好姿态无缝交织在一起，意图促进中美关系和解。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对外话语实践的高潮，但是事实上，中国这些行为在适得其反。

作者指出，在2020年中国正式向拜登发出贺电祝贺拜登当选之后，中国持续向拜登表达善意。“的确，我们有过一段艰难的时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谈到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的中美关系时说，“我认为两国人民在经历了这样的困难之后应该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我注意到美国媒体说这是美国历史上的新一天。我们也祝愿拜登总统在治理国家方面取得成功。拜登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多次强调团结。我想这也是中美关系现在所需的。”但与此同时，在拜登就职典礼的当天，中国外交部推出了对特朗普政府二十八名官员的定向制裁，包括即将离任的国务卿蓬佩奥和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第二天，中国主要的国家新闻机构之一的《环球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赞扬了这位新任总统。环球时报断言，拜登的 “愿景更接近美国的现实”，他比他的前任“更加理性”。它还指出，拜登继承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但仍有希望他将成功实施其政治方案。“拜登总统展示了他的勇气，尽管（团结很困难），但他仍然正视这个问题......如果美国和中国都专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停止相互争斗，两国将在现有基础上向前发展。” 对于拜登的政策，环球时报发出这样的建议。“特朗普的中国政策一直是失败的。这一点从他周三下台时对两国发展状况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中美合作的重启，更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

作者认为，这些最近的事态发展再次证实了关于美中关系长期以来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对美国政治有一个细致入微的把握。在华盛顿出现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之际，中国正在利用特朗普和特朗普时代作为陪衬，不断尝试与拜登政府实现外交重置。通过敦促拜登政府在制定其对华政策时以特朗普的失败为鉴，中国政府希望使中美和解在政治上对新政府来说更容易接受。中国国家支持的媒体不断提到 “保守势力”试图以其 “种族主义言论”和 “民粹主义”毒害中美关系，将拜登的中国政策纳入一个狭隘的党派框架，以越来越微妙的方式吸引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尖锐裂痕。其背后的信息很清楚：如果拜登想有意义地将自己与特朗普和其他“保守势力”区分开来，那么他必须放弃其前任旨在遏制和对抗中国的政策。  

尽管拜登政府缺乏为即将卸任的特朗普政府辩护的动机，但他们还是以直观的语言谴责了中国的反特朗普制裁。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米莉·霍恩（Emily Horne）说：“在就职日实施这些制裁，似乎是在试图利用党派分歧。”她补充说：“拜登总统期待着与两党领导人合作，使美国在竞争中胜过中国。 

作者指出，拜登政府仍然视中国为主要竞争者。拜登的主要国家安全人选并没有回避给中国贴上危险的军事和地缘政治竞争者的标签。退役陆军中将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此前曾因缺乏与中国有关的问题而受到批评，他在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上特别强调了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他说：“我们必须有能力使我们能够在未来对中国构成一个实质性威胁，一个实质性的威慑。”在列举了一些继续军事投资的领域之后他强调，“因此，我相信我们仍然拥有质量上的优势和对中国的竞争优势。我认为这一差距已经大大缩小，我们的目标将是确保我们在未来扩大这一差距。”奥斯汀暗示，来自中国的威胁可能超过俄罗斯的威胁，这与拜登在竞选过程中把俄罗斯作为美国的主要对手的做法有细微但明确的区别。“显然，战略将针对威胁进行排列，中国是未来最重要的威胁，因为中国正在崛起。俄罗斯也是一个威胁，但它正在衰退。正如我们最近几天在这里看到的，它仍然可以造成很大的破坏。它是一个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关注的国家，但中国是步调一致的威胁。”

最后作者强调，现在有一些早期迹象表明，中国长期寻求的与美国的外交重启可能不会出现。这对华盛顿更广泛的欧亚大战略意味着什么，特别是考虑到正在进行的朝鲜冲突和与俄罗斯迅速恶化的关系，还有待观察。

 美国国际事务、军事安全专题记者塞巴斯蒂安·罗布林（Sebastien Roblin）发表评论认为，2021年中国核力量的大幅度扩张激发了人们对中国核力量的猜测和焦虑。

作者指出，中国和扩张速度正在加快。2021年末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和安全发展》和马特·科尔达和汉斯·克里斯滕森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中《2021年中国核力量》对中国的核理论和能力进行了调查。国防部的报告中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扩张速度加快，可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27年之前拥有多达700枚可交付的核弹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打算在2030年之前拥有至少1000枚弹头，超过国防部在2020年预测的速度和规模。”同时《公报》列举了中国可能在寻求扩大其核力量的多种原因，包括“保护针对第一次打击的报复能力”，“克服对手导弹防御系统的潜在影响”，以及“在移动导弹和发射井导弹之间更好地平衡洲际弹道导弹（ICBM）力量”。此外，中国希望提高其“核准备和整体核打击能力，以应对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核武库的改进；并加强国家威望感” 

作者强调，与美国一样，中国已经签署但没有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进一步声称遵守该条约。然而，在中国罗布泊核试验场观察到的高层活动表明正在进行“零当量”试验。

这引发了对中国的“不首先使用”的核政策的怀疑，因为这种承诺当然可以被投机取巧地打破。对此，作者认为尽管目前中国的核力量在扩大，但“不首先使用”仍然指导着中国核力量的训练和组织方式：导弹和弹头分开储存，使得在短时间内（或意外）大规模发射核武器变得困难。

最后，作者总结，中国的核力量似乎将在未来十年内大大扩展。数量和质量上的增长反过来又会扩大中国在使用核威慑方面的选择，但不是每一种核威慑政策的选择都会在理论上被接受。

国际共和政体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 Institute）全球影响中心的项目助理的吉布斯·麦金利（Gibbs McKinley）在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和欧盟应当加强跨大西洋合作关系，并为以与中国竞争为目标的进一步合作进行更多投资。

作者指出，近日立陶宛展示了中国对和其有分歧的国家的“经济胁迫”。5月，立陶宛退出中国中东欧“17+1”合作。之后，立陶宛又寻求加强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最终导致北京停止进口立陶宛的商品。中国坚持，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无权获得外交承认。立陶宛打破外交惯例，允许其台湾办事处使用台湾而不是中国台北的名称，这激怒了中国政府。中国政府随后要求跨国公司切断与立陶宛的关系，否则就有可能失去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它还阻止了从欧盟进口使用立陶宛零部件的产品。作为欧盟的成员，立陶宛比它的一些邻国，特别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更有机会抵制中国的胁迫性经济政策。然而，就其本身而言，欧盟对抗中国和俄罗斯的恶性影响的能力是有限的，特别是在涉及经济工具时。欧盟通常依靠保障措施和反倾销措施作为贸易防御手段，但这些措施 "不包括中国针对立陶宛的灰色经济区"。欧盟也缺乏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协定，并且在如何最好地与中国市场打交道方面面临着内部紧张。

对此，作者认为跨大西洋共同体必须利用手头的工具共同面对这些挑战。美国和欧洲应该首先利用现有的渠道，支持立陶宛作为北约的正式盟友和一个抵制专制行为者的胁迫性政策的民主伙伴。这可以通过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来实现。该委员会成立于2021年9月，旨在“促进美国和欧盟的竞争力和繁荣以及民主、市场导向价值观的传播”。

美国已经表示愿意这样做。在美国贸易代表1月7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戴琪（Katherine Tai）大使“强调了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合作的重要性，通过各种途径，包括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解决胁迫性外交和经济行为”。然而，欧盟要对下一步负责，因为它有时会抵制将TTC作为对抗中国经济胁迫的工具的想法。中国对自己的一个成员国采取的行动应该激励欧盟撤销其早先的断言，即“《贸易协定》不是关于中国的对话”，并承认《贸易协定》是跨大西洋联盟与中国竞争的一个有效和现成的工具。

企业高管国家安全竞争力委员会（BENS）罗伯特·斯波尔丁（Robert Spalding）、约瑟夫·沃特尔（Joseph Votel）、拉蒙·马克斯（Ramon Marks）发布评论指出，企业必须停止向中国投资以防止中国控制商业大数据。

列宁曾说过：“资本家会把吊死他们的绳子卖给我们。” 无论他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这句话都恰好符合中国的情况。据报道，自2016年以来，仅苹果公司就在中国投资了2750亿美元。世界上所有的苹果手机都是中国制造的。除了1万名直接员工外，苹果公司制造产品的延伸供应链还聘用了100多万名中国工人。

作者指出，中国已经从热门投资目的地变成了危险的对手，中国对数据的控制极大威胁了西方企业。苹果和其他外国公司必须将产生于中国的数据保存在中国境内的中心，同时这些数据被禁止转移出中国。中国政府同时保留了强制将这些数据转移到国家控制的实体的法律权利。这意味着西方投资者在中国创造和汇总的数据随时可能落入中国控制之下。数据对于人工智能创造新的尖端技术至关重要。与民族国家边界内的自然资源和人口不同，数据不容易受到传统军队的保护。数据在本质上是无国界和无形的，它存储在云端和设备中，有可能从世界的任何地方被访问和操纵。通过信息的自由交流，获取数据对民主国家和市场的繁荣至关重要。中国对大数据的控制不仅能使意识形态主导技术创新，而且最终能主导人们的阅读、思考和信仰。

对此，作者进一步指出，在大数据的武装下，中国将有可能操纵、歪曲和控制互联网上任何地方的事实和现实。网络的出现加速了民主和市场的问题。区分构成现实的东西和发明的网络数据空间的能力将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混乱。中国可以影响和操纵互联网上的公众舆论，破坏民主价值和合法性。对西方的最终考验将是信息战争，而不是传统的甚至是网络战争。这种较量不能用战斗机、战斗舰和步兵来进行。民主可能在一枪不发的情况下受到损害。美国宪法第四条第4款要求联邦政府保护民主。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詹姆斯·麦迪逊强调，联邦政府的核心责任是保证五十个州的共和政体。正如在外国干涉美国选举等争议中看到的那样，对数据的控制和操纵会对民主进程构成生存威胁。为了保护民主，联邦政府将不得不建立远远超出传统军事的新型防御。保护美国免受他国基于数据的颠覆，必须是整个政府的努力。

最后作者指出，为了保护自由市场价值和治理，西方企业仅仅遵守本国可能不时实施的限制与中国做生意的法律是不够的。企业高管国家安全竞争力委员会（BENS）呼吁西方企业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如果在中国投资，要提高对知识产权风险的认识；只接受来自可信来源的资本，以避免知识产权资本和技术的风险；建立不依赖中国的弹性供应链；优先考虑与中国以外的合作伙伴进行贸易；以及认识到在中国这样的专制社会投资对品牌声誉的风险。

托马斯·麦肯（Thomas G. Mahnken）在美国海军研究所(US Naval Institute)网站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应当利用中国周边的海洋地理环境并结合使用内部和外部力量的战略来应对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威胁。

作者开篇指出，今天的美国在对当今时代最重要的挑战是美国对于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和其他地区的利益构成的威胁进行战略思考存在严重不足。战略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对于有限的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合理安排。制定战略是为了对付一个特定的对手。因此，战略的基本要素是理性和与持有不同战略目标的竞争对手的互动。根据战略的定义，任何在西太平洋和其他地区与中国竞争的战略都将是一种海洋战略，在海上采取的行动将发挥核心作用。

作者进一步指出，根据布拉德福德·李（Bradford A. Lee）四类战略理论，如果中国接受现状，对外战略的制定侧重维护中国国内和亚洲大陆的稳定，那么中国就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或国际秩序。因此，美国战略家应当思考美国的军事力量如何影响中国处理对外事务的方法、中国地缘政治取向、中国对于国际现状的态度、中国国内政治制度四个方面以达到改变中国对外战略的目标。

具体来说，美国海上战略应寻求将地理因素转化为美国的优势，利用西太平洋的地理因素来限制中国进入公海。一旦发生战争，美国的内部力量，即西太平洋部署的美军陆军和远征军部队，将利用西太平洋的海洋地理环境形成一个可以立即挑战中国军事行动的初始防御屏障。这些部队将与中国的空中优势、海上控制权和信息主导权相抗衡；延迟和拒绝中国力量投射部队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如夺取美国盟友或合作伙伴的领土，同时阻止中国将力量投射到第一岛链之外。

与此同时，美国还将动用外部力量，即空军和海军水上部队，来支持第一岛链上的内部力量。美国战斗力的压倒性优势将体现在这些外部力量中。空军和海军部队将可以自由地利用他们最大的战略属性之一—机动性，在他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挑战中国军队，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效力。在和平时期，外部力量可以通过在西太平洋的额外存在来增强内部力量。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空军和海军部队将带来增援内部部队所需的持续火力。他们也将拥有从多个方面威胁中国的能力。例如，他们将支持内部部队建立的防御屏障，并在第二岛链提供纵深防御。

此外，成功的战略必须针对中国领导人的信念。具体而言，海上施压战略将试图剥夺中国领导人认为对军事胜利至关重要的条件，包括制海权、空中优势和信息主导权。不仅如此，海上施压战略还将通过降低中国政府对其控制冲突进程和结果的能力的信心来攻击中国的战略，从而增强威慑力。海上施压战略将剥夺解放军领导人几十年来所计划的战争类型，迫使他们要么加倍投资于反介入能力，要么寻求另一种方法，如规避地面上的美国部队和武器，这将需要更多的时间，需要更远的平台，并导致一路的损失。无论哪种方式，改变解放军的理论将使中国付出金钱和时间，并使美国在与中国的持续竞争中获得动力。

灯塔全球战略公司（Beacon Global Strategies）副总裁，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指挥官特别助理埃里克·赛尔斯（Eric Sayers）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主任和亚洲事务副高级主任伊万·卡纳帕斯（Ivan Kanapathy）发表分析文章指出，美国一系列的新措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关系。

近年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迅速扩展到电信、半导体、数据安全和金融服务等技术领域。美国政府对北京经济上行动和其意图日益增长的担忧推动了对华政策的扩展，特朗普和拜登政府之间、白宫和国会之间几乎没有分歧。

对华政策扩展的结果是美国对中国施加的一系列新的限制，包括对出口、进口、直接投资和金融证券的限制。这些限制从根本上重塑了美中经济关系。过去两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跨境商务旅行因COVID-19大流行病而基本停止。由于中美两国都更加谨慎和怀疑，跨境商务旅行不太可能完全恢复到过去的水平。

在这种对与中国的经济和技术竞争采取更多防御性方法的同时，美国国会也开始进攻。体现在美国开始向对保持美国在技术、制造和国防方面的竞争优势至关重要的领域拨出新的资金。美国对华的限制与对优势领域的拨款行动的深度和广度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企业部门除了在与中国做生意方面面临越来越多的政府行动外，还必须应对不断变化的公众舆论和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审查。例如，公司在中国的供应线上的人权问题。展望未来，2022年有望延续这些趋势，这将对多个商业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全球数字政策孵化器的访问学者查尔斯·莫克（Charles Mok）发表文章，他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监控和审查模式威胁着自由、开放和安全的未来互联网。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随着冬奥会在北京拉开帷幕，中国和俄罗斯总统习近平和普京团结一致，相互支持，挑战美国和欧洲的主导地位。在他们重新建立的密切伙伴关系中，有比北约扩张和乌克兰危机，或从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更重要的利益。两国在北京发表的联合声明宣布，他们支持“互联网治理的国际化”和“各国在监管全球网络方面的平等权利”。他们承诺“深化国际信息安全方面的双边合作”，宣布支持“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技术的国际公约”，并主张更多地参与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信息和电信技术的专门机构），以解决这些问题。

在北京冬奥会上，运动员和记者不得不利用官方在指定酒店和场馆提供的Wi-Fi，以访问Twitter、YouTube或Facebook等服务，这些服务在中国都被禁止。在俄罗斯，俄罗斯当局成功地要求从苹果和谷歌的应用程序商店中删除由知名持不同政见者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创建的投票应用程序，称其包含“非法内容”。该国还进一步加强了审查工作，在2021年阻止通过Tor浏览器和其他一些虚拟私人网络服务使用加密技术，这一年被人权观察组织称为 “互联网审查制度加倍的一年”。

作者指出，这些审查和监视行为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和俄罗斯心中的互联网治理愿景更侧重于他们政权的安全，而不是他们国家内部或外部用户的安全和隐私。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已经投入巨资参与和影响全球技术标准机构。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阐明了“中国标准2035”的目标和行动。这些“中国标准”无论如何都是要成为全球标准的。同时，欧盟对中国的雄心一直保持高度警惕，最近概述了制定全球标准的“更积极的方法”，以确保其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等发展领域的领先地位。对欧洲人来说，很明显，中国在国际层面的标准制定工作是为了给中国及其公司提供竞争优势。

作者认为，国际技术标准制定和互联网治理框架是复杂而多样的。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传统上的标准制定是由私营部门和研究界主导的，而不是由国家行为者主导的。

为了应对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欧盟已经透露，他们将寻求与美国当局合作，监测新出现的标准，并通过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定期会议统一大西洋两岸的立场。显然，专制竞争的紧迫性意味着双方必须在更高的行政层面进行协调。然而，目前西方“大科技”公司与其政府之间的敌意，可能会威胁到西方政府的注意力，使其忽视在全球标准和治理舞台上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以及在各国之间合作的必要性

最后，作者认为，仅仅把欧洲和美国聚集在一起可能还不够，因为来自亚洲、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参与者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必须参与制定标准和治理，这将塑造未来的互联网及其下一代使能技术。只有这样，世界才能筑起一道堤坝，抵御来自新兴专制国家联盟的审查和监控的浪潮。西方世界必须这样做，以捍卫和确保一个自由、开放、安全和可信的未来互联网，通过更加开放和包容来支持民主和人权的原则，并将这一愿景与中国和俄罗斯提倡的治理模式区别开来，这种模式旨在以安全为幌子进行审查和监控。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地区研究所的国际关系硕士和研究员赛义德（Syed Fraz Hussain Naqvi）发表评论认为，必须在世界多级框架下分析美国“冷战 2.0”战略，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国家的视角。

 “冷战2.0”一词是在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中美竞争的背景下流行起来的，而这种观点已因中国经济崛起而被淘汰。美国冷战2.0战略认为，通过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正在挑战以美国为首的经济体系，并为其成为超级大国奠定基础。因此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威胁，因此，中美之间新的全球霸权地位竞争已经开始。

冷战2.0的功能主义

尽管与第一次冷战有相似之处，但美国冷战 2.0战略是否可行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冷战竞争是基于意识形态差异。共产主义在非殖民化国家的传播被视为对西方以自由秩序为本质资本主义的威胁。同样，西方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集团视为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各自的意识形态引发了不满情绪和恐惧，因此导致了游击队的形成和集团联盟的产生。例如，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中国的毛泽东的游击运动深受苏联共产主义理想的影响，建立了“共产主义阵营”。同样地，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加之对审查制度、篡夺自由权利和经济失灵的相同看法，形成了为美国领导与共产主义敌对的“资本主义阵营”。这是两极和新的力量平衡的开始。

然而，目前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较少。中国对外开放，从资本主义中受益匪浅。在经济方面，中国现在已经通过公私合营重组其经济结构，也没有在外交政策前景中呼应对共产主义派系的支持。美国还认为中国更像是一个地缘政治竞争对手，而不是意识形态威胁。这种非意识形态的竞争与第一次冷战的明显集团形成对比。与之相辅相成的是，中国不声称自己是任何集团的领导者，也没有文化影响力来激励其他国家加入它。同样地，由于冷战后的优先事项，形成的集团的可能性也降低了。全球焦点已从军事联盟转向经济相互依存。这使中国得以与其他国家建立经济联系。因此，很多较小的国家虽然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启发，但更多地将中国视为经济机会而不是对其安全的威胁。

其次，与苏联不同，中国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在武装冲突中主动或被动地与美国对抗。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但对美国的各种安全伙伴关系没有任何威胁相应的，中国在扩展与多个地区的经济联系时依赖某些国家。例如，在东欧，中国一直由于与俄罗斯的关系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因为前者在该地区具有历史影响力。同样在中东，由于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密切合作，中国正在获得伊拉克的石油合同和叙利亚的重建项目。

重新评估未来

上述讨论评估了冷战2.0概念中的模糊性。显然，在中美竞争之后发生第二次冷战的可能性很小。相反，冷战2.0更恰当的定义是在不同领域的“反美关系”（anti-U.S. nexus）。例如，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而俄罗斯强大的核和常规军事力量可能会给美国的军事力量带来问题。然而，由于工业基础不发达，俄罗斯经济面临挑战，使该国依赖能源和武器出口。这样一来，俄罗斯和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就有了明确的分工。

总而言之，潜在的冷战 2.0 与最初的冷战不同之处在于，集团政治已被节点政治（nexus politics）所取代，在这种政治中，中等强国正在寻求与现有大国的平等距离。例如，欧盟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并没有阻止它与中国接触。其次，中美竞争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在对抗美国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哈萨克斯坦 2022 年的动乱以及俄罗斯对此的军事反应是俄美竞争仍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的另一个反映。因此，冷战 2.0 必须在多极框架中进行分析，而不是通过关注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在多个方面面临挑战，这些方面联合起来制衡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地位。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地区研究所的国际关系硕士和研究员赛义德（Syed Fraz Hussain Naqvi）发表评论认为，必须在世界多级框架下分析美国“冷战 2.0”战略，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国家的视角。

 “冷战2.0”一词是在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中美竞争的背景下流行起来的，而这种观点已因中国经济崛起而被淘汰。美国冷战2.0战略认为，通过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正在挑战以美国为首的经济体系，并为其成为超级大国奠定基础。因此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威胁，因此，中美之间新的全球霸权地位竞争已经开始。

冷战2.0的功能主义

尽管与第一次冷战有相似之处，但美国冷战 2.0战略是否可行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冷战竞争是基于意识形态差异。共产主义在非殖民化国家的传播被视为对西方以自由秩序为本质资本主义的威胁。同样，西方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集团视为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各自的意识形态引发了不满情绪和恐惧，因此导致了游击队的形成和集团联盟的产生。例如，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中国的毛泽东的游击运动深受苏联共产主义理想的影响，建立了“共产主义阵营”。同样地，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加之对审查制度、篡夺自由权利和经济失灵的相同看法，形成了为美国领导与共产主义敌对的“资本主义阵营”。这是两极和新的力量平衡的开始。

然而，目前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较少。中国对外开放，从资本主义中受益匪浅。在经济方面，中国现在已经通过公私合营重组其经济结构，也没有在外交政策前景中呼应对共产主义派系的支持。美国还认为中国更像是一个地缘政治竞争对手，而不是意识形态威胁。这种非意识形态的竞争与第一次冷战的明显集团形成对比。与之相辅相成的是，中国不声称自己是任何集团的领导者，也没有文化影响力来激励其他国家加入它。同样地，由于冷战后的优先事项，形成的集团的可能性也降低了。全球焦点已从军事联盟转向经济相互依存。这使中国得以与其他国家建立经济联系。因此，很多较小的国家虽然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启发，但更多地将中国视为经济机会而不是对其安全的威胁。

其次，与苏联不同，中国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在武装冲突中主动或被动地与美国对抗。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但对美国的各种安全伙伴关系没有任何威胁相应的，中国在扩展与多个地区的经济联系时依赖某些国家。例如，在东欧，中国一直由于与俄罗斯的关系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因为前者在该地区具有历史影响力。同样在中东，由于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密切合作，中国正在获得伊拉克的石油合同和叙利亚的重建项目。

重新评估未来

上述讨论评估了冷战2.0概念中的模糊性。显然，在中美竞争之后发生第二次冷战的可能性很小。相反，冷战2.0更恰当的定义是在不同领域的“反美关系”（anti-U.S. nexus）。例如，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而俄罗斯强大的核和常规军事力量可能会给美国的军事力量带来问题。然而，由于工业基础不发达，俄罗斯经济面临挑战，使该国依赖能源和武器出口。这样一来，俄罗斯和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就有了明确的分工。

总而言之，潜在的冷战 2.0 与最初的冷战不同之处在于，集团政治已被节点政治（nexus politics）所取代，在这种政治中，中等强国正在寻求与现有大国的平等距离。例如，欧盟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并没有阻止它与中国接触。其次，中美竞争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在对抗美国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哈萨克斯坦 2022 年的动乱以及俄罗斯对此的军事反应是俄美竞争仍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的另一个反映。因此，冷战 2.0 必须在多极框架中进行分析，而不是通过关注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在多个方面面临挑战，这些方面联合起来制衡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地位。

美国南方司令部作战司令劳拉·理查德森将军的特别助理利兰·拉扎勒斯（Leland Lazarus）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洲项目的高级研究员瑞安·伯格（Ryan C. Berg）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应当妥善处理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军事存在。

在当下这个关键时刻，哥伦比亚被指定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后果继续在世界各地回荡，包括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上周与哥伦比亚总统伊万·杜克的会晤中，美国总统拜登赞扬了哥伦比亚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行动，并宣布美国将指定哥伦比亚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这意味着在对抗俄罗斯全球影响力的斗争中又多了一个拉美伙伴。

对此，作者指出，中国在拉美地区越来越多的活动构成对于美国和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伙伴的长期的战略威胁。拉美专家经常讨论中国在该拉美的贸易和投资，特别是在其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下运行的项目。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数据，目前已有21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包括最近签署加入，也是该集团中最大的经济体的阿根廷。

作者认为，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是利用看似无害的商业利益达到军事目的。近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在加强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军方关系。自21世纪初以来，解放军高级领导人已对该地区进行了200多次访问，与他们的同行会面。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建立了高级别防务论坛，并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军事人员提供专业军事教育。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派遣自己的军事人员到该地区接受丛林战的特殊训练。中国向包括委内瑞拉、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在内的几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出售武器、飞机、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并帮助那里的合作伙伴开发太空卫星和地面控制架构。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讲师和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前北约副秘书长罗斯·戈特莫（Rose·Gottemoeller）发表评论指出，随着俄罗斯的流氓化，美国必须与中国合作。

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几天后，俄罗斯前总统和总理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令人心寒的信息。他怒斥西方对他的国家的制裁，并暗示俄罗斯可能会撕毁它与西方的一些最重要的条约。他提到了新的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即十多年前与美国签署的核武器削减协议。他还以切断与西方国家所有外交关系为威胁，他写道："现在是在大使馆上挂上巨大挂锁的时候了。“

作者认为，世界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激怒了俄罗斯，俄罗斯可能会放弃其一贯控制和限制核武器的立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当时的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在防止核扩散、停止核试验和减少核库存方面发挥了普遍积极的作用。即使在俄罗斯的坦克辗转于乌克兰的此时，经验丰富的俄罗斯谈判代表一直在维也纳与美国和其他伙伴合作，以恢复伊朗核协议。

但是梅德韦杰夫的帖子预示着一个危险的转变。而目前普京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阻止其他人加入他与乌克兰的斗争。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采取措施调动其核力量，这让使用核武器这种不可想象的事情变得更有可能。如果普京决定使用哪怕是一件核武器，世界将进入自1945年美国轰炸广岛和长崎以来从未涉足的领域。人们只能希望，俄罗斯不会走上这条道路，而是从核边缘走回来，再次致力于围绕不扩散开展外交。然而，这将是一次缓慢的回归。当务之急是重建谈判者之间的信任。普京似乎执意要将俄罗斯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使俄罗斯进一步陷入自给自足的状态。如果普京继续执政，俄罗斯将很难回到任何谈判桌上，更不用说关于核武器的谈判了。鉴于目前的局势，俄罗斯和美国的双边谈判中恢复信心需要时间。俄罗斯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核国家，美国必须不仅用军事力量，而且要用合理的政策和思想的力量来威慑它。但总的来说，世界将不会把俄罗斯作为一个可信赖的角色来看待。

作者进一步指出，美国应当对俄罗斯的行为保持警惕，并考虑求助中国以维护核不扩散制度。乌克兰的入侵可能会结束美俄之间关于核武器的谈判。俄罗斯可能不再扮演任何负责任的国际角色，正如梅德韦杰夫威胁要退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New START）并关闭驻莫斯科的大使馆所表明的那样。就美国而言，它应该尽其所能让俄罗斯参与到军备控制的外交活动中并保持建设性贡献。但是，美国有充分的理由对俄罗斯日益无赖的行为保持警惕。由于俄罗斯充其量只是一个不太可靠的伙伴，中国在国际军控体系中的作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多年来，中国一直认为中国核俄罗斯更大的战略核武库需要它们在核不扩散和裁军讨论中起主导作用。中国自己的核武库现在也在增长，至少在NPT（《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的背景下，中国似乎倾向于发挥一些领导作用。

如果俄罗斯不参与核外交，美国和中国将不得不考虑它们这些新晋超级大国的对手如何发展更大的伙伴关系来解决全球军备控制制度中的问题。美国和中国在近期内合作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密切合作，以巩固NPT（《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制度，确保即将召开的审议大会不会失败，并与其他签署NPT（《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家合作，加强该制度。两国还应该努力维护其他军控机制，如执行全球化学武器禁令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以及监督暂停核试验并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CTBT) 生效做准备的全面禁止核试验组织。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和美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推动新的核查程序，并加快这些组织内的决策。中国和美国也可以考虑在双方能力相对相当的地方努力限制武器系统，比如在中导导弹和直接升空的反卫星武器方面。

如果中国和美国能在这些领域展示成功的合作，这将有助于其他大国感到放心，世界不会进入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自由竞争。乌克兰危机可以成为一种冲击，促使全球社会加倍努力限制此类武器。如果各国不抓住这个机会，他们就有可能迎来一场新的、可怕的军备竞赛。

美国南方司令部作战司令劳拉·理查德森将军的特别助理利兰·拉扎勒斯（Leland Lazarus）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洲项目的高级研究员瑞安·伯格（Ryan C. Berg）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应当妥善处理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军事存在。

在当下这个关键时刻，哥伦比亚被指定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后果继续在世界各地回荡，包括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上周与哥伦比亚总统伊万·杜克的会晤中，美国总统拜登赞扬了哥伦比亚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行动，并宣布美国将指定哥伦比亚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这意味着在对抗俄罗斯全球影响力的斗争中又多了一个拉美伙伴。

对此，作者指出，中国在拉美地区越来越多的活动构成对于美国和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伙伴的长期的战略威胁。拉美专家经常讨论中国在该拉美的贸易和投资，特别是在其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下运行的项目。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数据，目前已有21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包括最近签署加入，也是该集团中最大的经济体的阿根廷。

作者认为，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是利用看似无害的商业利益达到军事目的。近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在加强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军方关系。自21世纪初以来，解放军高级领导人已对该地区进行了200多次访问，与他们的同行会面。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建立了高级别防务论坛，并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军事人员提供专业军事教育。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派遣自己的军事人员到该地区接受丛林战的特殊训练。中国向包括委内瑞拉、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在内的几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出售武器、飞机、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并帮助那里的合作伙伴开发太空卫星和地面控制架构。

《危险中的共和国：美国帝国和自由主义传统》的作者大卫·亨德里克森（David C. Hendrickson）发表评论认为，中国会以另一项制裁回应美国对其实施的每一项制裁，因此美国政府应当谨慎对待对中国采取制裁的问题。

3月13日星期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出现在谈话节目中，明确表示“我们正在直接、私下地与北京沟通关于大规模逃避制裁的努力或支持俄罗斯回填制裁的行为的后果，”沙利文说“我们将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不允许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的人从这些经济制裁中为俄罗斯提供帮助。”

沙利文与中国高级特使杨洁篪会面七小时后的行动的报告称，谈话堪称“激烈”。在中方宣读的 3 月 18 日电话中，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走上正轨，重申共同原则，否认双方存在敌对意图，但交流的重要部分不和谐。拜登强调了“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的影响和后果”，并警告，他不想遭受与普京一样的制裁。习近平用一句中国古话回答说：“解铃还须系铃人。” 美国的计划是让全世界参与对俄罗斯的全面经济战争（TEWAR），不参加的人将受到制裁。这使得中国不得不假设中国会受制裁，因为中国最有能力向俄罗斯提供援助。

二十年来，华盛顿一直被“现实主义者和克制者”警告，俄罗斯和中国重新签订契约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不利。在地缘政治学中的主要观点是是防止你的对手联合起来反对你。但是美国官方拒绝了这一建议，推行了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政策，使双方都相信美国将它们视为永远的敌人。由于未能阻止他们成为永久盟友，现在美国试图将他们分开。

作者认为对于美国分离中俄的政策，让中国在俄罗斯遭遇困境时无动于衷这是最不可能的结果。中国不希望在俄乌冲突中选边站队。其官方政策是中立。作为调停者，它会承认俄罗斯的一些主张，但不一定是全部。但是中国不太可能很大程度发挥作为调停者的作用，因为它根本不受西方的信任。如果美国实施大规模制裁，中国将如何应对是无法预测的。但作者认为中国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做出相应的反应，尽管不一定是美国人认为相称的方式。在经济战的舞台上，没有确定的 “红线”。对一个人来说是适度的、相称的，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是残酷的、不寻常的

此外，在即将到来的关于制裁的“拳击比赛”中，一个角落里站着中国，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三十多年来，中国建造了一台强大的生产机器。它在亚洲及其他地区拥有与其供应链相关的商业卫星。它使美国不能没有的东西。另一个角落是美国，它拥有强大的金融实力，在过去的十年里，它在世界金融领域的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俄罗斯一直是大宗商品贸易多个领域的重要参与者，特别是在能源、金属和粮食领域。仅针对俄罗斯的全面经济战争（TEWAR）造成的破坏就足以使世界经济陷入混乱。然而，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俄罗斯是次要参与者，中国是主要参与者。它在这方面的优势比俄罗斯强大得多。它不一定会把所有的牌都摆在桌面上。它的一些旨在成为制裁的行动可能不会被这样描述，例如一家生产重要部件的工厂出于预期的强制效果以外的原因而突然关闭。然而，可以公平地打赌，对于美国实施的每一项制裁，中国都会反过来实施另一项制裁。

作者指出全面经济战争（TEWAR）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本质上不能仅限于一个国家和一个部门。它的本性是贪婪的，就像新冠疫情一样，它将扩展到所有国家和所有部门。这是美国既定政策的必然结果。没有更多的中立国，每个国家都必须选择，你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目前的态势也不会因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而停止。西方不会接受任何可以被视为认同普京使用武力的解决方案，普京也不会接受比战前现状更糟糕的结果。在新冷战的这个火热阶段，模糊不清的只是未来对抗的路线，而不是它的存在。这意味着，就所有实际目的而言，制裁都是永久性的。

作者进一步指出，拜登政府的政治顾问必须非常担心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战争有关的与中国的贸易战。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对乌克兰的承诺有哪些限制（如果有的话）。拜登政府既希望避免与俄罗斯发生战争，又希望对战争的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拜登政府会前进还是后退？很难说，因为它想做这两件事。在选举方面，拜登的团队必须对与中国全面制裁战争的后果感到不寒而栗。在外交上，它致力于做到这一点。由于目的如此混乱，可能是局势发展而不是人决定在其政策下一步走向。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大学东亚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卢金 ( Alexander Lukin)发表文章指出，美国无法通过反华制裁来恐吓中国改变对俄罗斯的立场。

作者认为中国当局在当前的俄乌局势中正面临一些问题。一方面，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密切程度达到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就北京而言，俄罗斯的重要性源于其作为原材料供应商的角色，以及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在与美国对抗的关系中，它作为地缘政治盟友的价值。王毅外长在2021年1月用著名公式表达了形势，他说中俄战略合作没有限制、没有禁区、没有上限。一年后，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声明中强调了这一政治路线。普京总统访问中国期间，北京首次明确表示支持俄罗斯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停止扩张的主张，并呼吁该组织与莫斯科一道，“摒弃意识形态化的冷战方式，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尊重其文明、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多样性，对其他国家的和平发展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

关于这场冲突如何结束以及中国应该采取的立场，专家们的意见千差万别。

从中国外交部、外交官，当然还有国家领导层的官方声明中的阐述中，中国的官方立场可以表述如下：1）中国反对军事冲突，不希望发生军事冲突，主张早日和平解决，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2）中国认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由美国的挑衅政策引发的，首先是北约的扩张；3）莫斯科的反应过度，中国不应该走这样的路；4）俄罗斯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任何解决问题的手段路线都应该考虑到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的合理关切。总体而言，北京似乎还没有形成最终立场，可能会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发生变化；然而，它的主要特征是明确的。一方面，中国维护各国领土完整的原则性做法没有改变。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分裂问题，也因为中国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者，对于其中许多国家来说，维护其领土完整问题也是他们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北京经常表示乌克兰和台湾的局势没有相似之处并非巧合因为前者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后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俄罗斯是中国在与美国对抗中非常重要的伙伴，近年来美国做了很多工作，让北京明白这场对抗是严重的，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

与美国之外的对象进行对话时，中国官员发表的言论中对于华盛顿的批评色彩则要浓厚得多。例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7日表示，美国政府决定将北约东扩，与当前乌克兰危机直接相关，解决局势的关键掌握在美国和北约手中。两天前，他曾致电要求美国审视其在乌克兰危机发展中的影响，并为缓和局势作出切实努力。3月19日，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发表类似言论，严厉批评苏联解体后北约的集团心态和存在，以及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俄罗斯实施单边制裁，他将其描述为“利用全球化作为武器”的尝试。3月14日，中国代表张军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发言，实际上同意俄罗斯的说法，强调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重要性，并呼吁在乌克兰危机中摒弃冷战思维.

因此，目前美国呼吁中国协助扼杀莫斯科的企图在北京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他们很清楚，一旦美国和北约对付完俄罗斯，他们将变本加厉地遏制孤立无援的中国。美国无法通过反华制裁来恐吓北京改变对俄罗斯的立场，因为中国认为采取反俄政策会弄巧成拙。或许，当前美国提议的精髓最好由中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刘欣在推特上所写的那样：“你能帮我打你的朋友吗，这样我以后就可以专心对付你？”

中国不会从俄罗斯的式微中获益。北京更有可能向俄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同时努力避免美国制裁的次要影响，为此它可以在银行业等更敏感的领域做出某些让步，同时说服俄罗斯尽快解决问题。然而，未来与俄罗斯的密切合作将更多地取决于纯粹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不是对世界秩序的共同愿景。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怀尔德政府和公共事务学院国土安全和应急准备的助理教授本杰明·杨（Benjamin R. Young）发表文章指出，面对中国俄罗斯等国持续利用“爱国黑客”攻击美国的现状，美国应当倡导建立规制“爱国黑客”的国际法规范。

作者开篇指出，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内的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爱国”平民黑客作为否认自己参与对外国实体的网络攻击的挡箭牌。在法律上，爱国黑客在合法的灰色地带活动，因为他们既不是明确的平民也不是战斗人员。这种模棱两可的身份对威权政府很有用，因为它们可以将针对西方目标的网络攻击的所产生的责任转移给爱国黑客。实际上，威权政府的中央网络机构可以控制平民黑客，但如果平民黑客的行为符合国家目标，他们则选择放任。

作者认为，中国政府与网络犯罪分子之间的联系相当明确。在 2021 年 7 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告诉记者，中国国家部门“正在利用知识渊博的黑客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未经批准的网络行动”。中国分析师 Ethan Gutmann在2010 年一篇关于中国黑客文化的文章中写道：“暗示中国官员无法控制爱国黑客是可笑的。” 中国政府与国内大学和私营网络安全公司签订合同，在国外进行国家批准的网络攻击。

针对目前的现状，作者给出建议。由于网络战成为 21 世纪国际冲突的永久组成部分已成为既定事实，因此为了降低潜在平民伤亡的风险，各国需要针对爱国黑客的活动制定明确的国际规范和规则。威权政府不能隐藏在伪平民黑客的匿名背后——他们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网络冲突蔓延到现实世界，根据国际法，爱国黑客是否可以被视为各自政府的代表尚不清楚。在国际网络安全论坛和有关网络活动的多边会谈中，应先对这一问题进行澄清。

卡托研究所研究员克拉克·帕卡德（Clark Packard）发表评论指出，一个地区经济的崩溃将提高其他地区经济崩溃的概率，因此西方不应当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幸灾乐祸。

作者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正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严重打击了消费者支出，并削减了工厂的产量。同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正在推高中国进口的粮食、能源和其他商品的全球价格。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将其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至4.4%。彭博经济社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低至2%，并预计美国经济增速将自1976年以来首次超过中国。

将最近的趋势与生产力增长放缓、人口减少以及技术工人和企业家的持续人才流失等长期不利因素结合起来，就会发现中国并不是许多西方人认为的经济强国。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这导致了西方国家大量的幸灾乐祸、欢呼和公然的胜利主义。

尽管如此，作者认为希望中国经济崩溃将是非常不明智的。

首先，经济衰退会伤害很多普通人。有超过13亿的中国人将首当其冲得受到中国经济动荡的影响，低收入的美国人和世界各地不富裕的人也将受其影响。当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衰败时，他们都将被卷入这场危机中。

自1970年代末北京开始实行经济自由化以来，据估计约有8亿中国人摆脱了极度贫困。中国的大规模减贫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道主义成功故事之一。经济衰退会伤害普通中国公民。为了减轻打击，中国已经计划在今年通过财政和货币措施向其经济注入5.3万亿美元--约为其整体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一。这些措施包括增加对小企业的贷款，削减税收和行政费用，以及补贴消费者的购买。

此外，鉴于中美两国经济的高度融合，普通美国人也将面临着风险。尽管由于中美贸易战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了更高的关税，但美国人继续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费来自中国的商品。随着美国通胀率的飙升，中国在美国公司的供应链中继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的防疫政策导致的中国制造业的放缓将给美国产品的价格带来更大的上升压力，打击已经在努力应对通胀重现的美国消费者和公司。同时，美国经济在2022年第一季度出现萎缩，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预测，即使没有中国内爆的额外打击，美国的经济将在未来一年左右时间内出现衰退。中国也是美国商品和服务的一个重要外国市场，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中国经济放缓意味着对美国产品--包括汽车、电气机械、医疗设备和燃料--的需求下降，使依赖向中国出口的美国企业和工人受到伤害。

最后，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继续发展经济和提高国家的生活水平。如果经济大幅下滑从而威胁到该党对权力的掌控，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更加激进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是的，一个经济上较弱的中国将在军事开支和其他目标之间面临更艰难的权衡。但是，不能保证中国政府不会加倍强调其咄咄逼人的对外姿态，而是在其他方面进行收紧。

作者提醒到，中国与以市场为导向的西方经济体的不公平竞争，和中国对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的系统破坏构成了西方必须解决的重大挑战。但是，处理这些挑战的方法是迫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具建设性作用，而不是希望其经济崩溃。中国经济的大幅下滑可能会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严重和不可预见的后果。

德米特里·阿尔佩罗维奇(Dmitri Alperovitch)在外交事务发表了《网络现实主义案例——技术不能解决地缘政治问题》(The Case for Cyber-Realism Geopolitical Problems Don’t Have Technical Solution)的文章，他强调网络攻击问题不能仅仅视为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要上升到地缘政治的层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首先，德米特里回顾了2015年中美领导人会晤时达成关于打击网络攻击的协定，主要内容为“不支持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网络犯罪，两国政府都不进行或支持通过网络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他还梳理了协定在特朗普上台前后的进展情况，肯定特朗普上台前协定对缓解中美关系的作用，但又为该协定最终无果哀叹，将其归咎于特朗普上台后制裁中国，起诉中国网络经济黑客的举措，这也减少了中国履行该协定的动机。

德米特里列举了美国在近些年针对网络攻击做出的防御性努力和立法上的限制措施，如索尼影业遭黑客攻击事件、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2016总统大选等等，但专家指出黑客在美国的存在并非因为这些举措而罢手。

针对上述情况，德米特里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批判过去美国不把网络黑客攻击行为与地缘政治安全相联系的想法，相较于美国的防御措施，黑客行为实则为一种“不对称性”的优势(asymmetric advantage)。

具体来说，从防御系统来看，德米特里认为黑客攻击对象针对微观主体，不能够有效应对来自其他国家的黑客攻击；从制裁角度来看，专家同样不看好其作用，因为作为美国四大主要的对手，包括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并没有因为美国的制裁而停止网络攻击，最终仍然将一切的导火索归因到“网络攻击”的非地缘政治性。专家还分析了美国主动进行网络报复性攻击措施的可行性和不可行性，表明这不是根本解决途径。

其次，德米特里揭露网络攻击根本实质在于地缘政治问题，要将网络威胁视为“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开启“强硬外交模式”(hard noised diplomacy)，诸如奥巴马在2015年与中国达成的协定，从国家领导层面探寻解决途径。

在该问题上，德米特里污蔑在2010-2015年间中国政府赞助黑客窃取美国和欧盟的航空知识产权信息，指责中国是美国目前在网络空间最大的劲敌。同时德米特里预测中国网络间谍行为主要服务于中国发展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目标，他认为中国的网络攻击行为不具有毁灭性，这与中国为保持国际地位和形象息息相关。除了中国以外，德米特里还列举了俄罗斯、朝鲜以及伊朗的例子，强调地缘政治因素与网络攻击行为之间的紧密关系。

接着，德米特里承认不管是防御措施还是针对网络攻击的制裁，能够一定程度缓解美国的国家安全，然而他还是寄希望于美国与相应的国家进行正式谈判，作为不再网络攻击的交换，将与中国缓解贸易战作为筹码，承诺不再干涉俄罗斯内政外交，消除伊朗和朝鲜在核问题上的担忧。

德米特里敦促美国拜登政府在网络攻击问题上采取强硬外交，并恳请拜登政府尽快为是否愿意以打击网络攻击作为地缘政治首要目标作出回应。 

德米特里也为美国防御性措施和制裁提出相应建议：如提升网络攻击犯罪成本，制裁、起诉中国高管，制造出偷窃罪成本高昂的现象，同时也要制裁和关闭为犯罪活动提供服务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在补救性措施方面，将所有民用网络安全业务集中在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内，鼓励公共和私人对网络攻击防御措施的投资，包括补贴市政当局、非营利组织和小型企业的防御成本。

最后，德米特里将军事威胁与网络攻击相提并论，敦促美国政府需要主动为企业和公民承担责任，重视网络攻击问题，视为地缘政治问题，早日根除其害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洋战略系主任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发表了名为《美国如何在与中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文章，他分析了专业海军人员在舰队设计中根深蒂固的执念，强调美军不可过分注重高端作战平台的建设，需将目光着眼于后勤供给、普通但效用大的硬件、能力的补充以及自我反省中。

针对 “舰队设计”存在的刻板印象，詹姆斯开篇提到，专业海军人员认为作战需要将重心放在航空母舰、驱逐舰等核心硬件上，否则美国将无法在海上获得控制，从而阻碍了海上作战计划。相应地，平凡无奇的常规潜艇就需要作出牺牲，以免对主力舰产生干扰，抢走有限的造船资源。

然而，詹姆斯表明军舰的设计目的在于服务作战策略。他进一步给出建议，首先，要理清“platforms”和“capabilities”的含义，参照《美国国防部军事和相关术语字典》，得出结论：“capabilities”非指具体的武器，而指“做一件事情的能力”，且准确的释义可以消除舰队设计中的争论。

依照上述逻辑，作战的重心应该放在能力而非武器的选择上面，因为选择华而不实的武器反而会浪费资源、增加成本，詹姆斯还强调在零和博弈的环境下，海军设备的最终目的在于“促使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获得控制，最终向陆地投送力量”。他类推到，某些循环使用的普通作战平台反而能够为高级的作战平台提供支撑，促使其发挥潜能。

在作战计划上，除了对能力的重视，詹姆斯还肯定了海上补给的根本性作用。后勤保障，包括武器补给、食品供应、前期的维修和保养必不可少，切记未雨绸缪而不是亡羊补牢。

此外，詹姆斯还呼吁美国海军领导人和政府监督员对于舰队在远洋区保持作战能力进行反思和改进，尤其在干船坞、工坊和补给船上需要下功夫。 

为抵消潜在敌人对美军缺乏韧性和持久力的怀疑、应对潜在拖延战术，詹姆斯建议美军可以启动远东地区群岛防御能力，具体而言，“向敌对舰船和飞机关闭狭窄海域和天空的能力”。他进一步提到这是“有效”牵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策略。

在这一问题上，詹姆斯又结合了上述所提及的高端作战舰队和普通舰队作用的描述，他强调，便宜、耐用的小型导弹舰形成核心作战工具，而高端战斗舰队应为岛链防御提供后盾，担负哨兵职责。

詹姆斯在总结时提醒到，美军切不可以因过于痴迷高端作战平台，而沦为战略大师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口中所说的“博洛尼亚烧瓶”(bologna flasks)。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洋战略主任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发表了名为《中国对台战略不符合西方期望》(China's Taiwan Strategy Defies Western Expectations)的文章，深度解析了“系统中的系统”(systems-of-systems)之体系作战思维，强调美军在中国对此概念进行借鉴的过程中，需要自我反省、加强自身作战体系，从而更好地应对潜在的危险和战争。

霍姆斯开篇点评了兰德公司杰弗里·恩斯特洛姆所写的《体系对抗和体系破击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进行现代作战》报告，他认为，体系作战思维在美国已经拥有较长的历史并付诸实践，而中国军事战略家却擅长从美国引进战略思想并声称是自己的专利。霍姆斯还提到美国国防部在2004年发布的《体系工程指南》(DOD Systems Engineering Guide)中所强调的体系作战的重要性，没有联合统一的作战部队将会不堪一击。

接着，霍姆斯对恩斯特洛姆(Jeffrey Engstrom)的兰德报告作了批判，他表明要分清作战思维新颖性和有价值的比重，有些历经数年的概念往往更有价值，易被接受，比起新颖的概念更有研究意义。由此，霍姆斯建议从一些针对体系工程的文章中寻找答案。

他进一步引用了奥多明尼昂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研究团队的文章，其中主要包含了三点：其一，以老式蒸汽装置为例，指明了设计独立而又复杂的系统的难处；其二，关于体系工程理论的抽象性，解释了理论无法落实到实际操作的原因；其三，体系工程属于跨学科范畴，不仅仅涉及科学的领域，另外，体系工程追求环境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但在多边环境中重新改造武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霍姆斯从奥多明尼昂大学的研究成果中揭露了战争的残酷性和不确定性，认为仅仅将体系作战视为工程学范畴具有危险性，而应将环境、人文、政治、政策等因素纳入考虑范围。

他还指出，包括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在内的研究者，他们批判将体系作战简单地视为“线性模式”(linear pattern)以达到最佳性能的做法，奥多明尼昂大学研究也强调体系作战适应环境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落实到中美潜在的战争范畴，霍姆斯呼吁美国需要灵活运用“体系作战”，同时还赞赏美军信息技术、电磁辐射、GPS定位数据等内容全部交织在一起的做法。霍姆斯还预测中国解放军战略家潜在应对措施——一种通过破坏网络系统逐一击破，另一种则通过长期麻痹敌方作战系统。霍姆斯以此映射到美国对台作战策略上，与其发动大规模战争，还不如通过延长时间，依靠美国太平洋舰队和联合部队“征服”台湾。他还列举了1940年德国与法国在默兹河的“闪电战”以及美国科幻大片《太空堡垒卡拉狄加》的做法，强调体系作战被破坏成零散小部队的脆弱性。

最后，霍姆斯审视了中国借鉴“体系作战”的行为，提醒美军应以此为契机，强化自身系统，增强作战优势，以便打击潜在敌人的元系统。

亚历山大·库利（Alexander Cooley）和丹尼尔·尼克森（Daniel H. Nexon）联合发布了《国际秩序的真正危机——反自由主义兴起》的文章，其中深度剖析了当今国际自由主义秩序发展受阻的原因，同时在美国如何应对反自由主义浪潮、威权主义问题上，提供可行性建议。

亚历山大和丹尼尔开篇即奠定了全文的总基调，为当今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自由秩序受威胁表示担忧，将这一现象主要归因于两大点，一为美国内部的反自由势力抬头，其二则是外部非自由主义国家的干扰和威胁。为此，两位作者提出建议，美国需要积极主动适应这一趋势，从多方面入手以防反自由势力继续扩散。 

亚历山大和丹尼尔首先建议为不稳定的秩序持开放态度。为论证这一观点，引用了对中美新型冷战持批判态度的学者的观点，说明当今世界不再是过去冷战时期美苏两级分化的状态，世界各国联系的紧密程度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还提到，美苏冷战之后，世界各国出现“自由民主”之潮，但这只是一种假象，因为民主成分非常稀薄。以中国为例，在经济上承认了自由开放的制度，但不采纳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两位作者同时批判了一些分析学者的错误观点，他们错以为市场扩张带动的中产阶级的暴增、网络的意识形态宣传能够反向推动人们追求民主与自由。

为进一步说明反自由主义的浪潮，亚历山大和丹尼尔还回顾了21世纪之初美国布什政府所做的一系列“非自由主义”做法，如2003年入侵伊拉克，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等。他们还发现，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威权政权”比自由民主国家更有效地遏制国际市民社会（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跨国公司、经济流动，甚至互联网对其人口的影响。原因是“威权国家”反利用这些自由主义政策下的各种社会流动来提升自身的非自由影响力。

接下来，亚历山大和丹尼尔将矛头直指“威权国家”。他们强调，这些国家利用国际自由主义秩序在西方国家推进自身的媒体平台，但是反而对西方媒体进入自己的国家设置障碍。不仅如此，两位作者还提到这些“威权国家”利用西方公关服务塑造良好形象，还利用西方数字技术在安全部门加强监控、恐吓活动。此外，亚历山大和丹尼尔还提醒到，这些“威权国家”熟悉运用国际自由秩序的最终目的在于构建一个新的替代秩序，以便削弱自由主义国家的国际地位，阻碍自由价值观在世界的普及。

亚历山大和丹尼尔抨击了“要解决内部问题先解决美国与外部的贸易关系“之说法，实则为本末倒置。美国外交政策忽视美国国内的政治危机，然而最为基础和重要的是解决美国内部的问题。尽管解决存在困难性，但是作者给出意见，在政治上，有心维护自由秩序的美国官员不能因为自己的政治倾向而干扰联邦司法机构的规模和管辖权；在经济上，牺牲一定程度的开放度。 

最后亚历山大和丹尼尔用法西斯战败和苏联解体的例子来说明历史终归只是历史，起参考性作用，不能完全照搬照抄。美国在应对自由国际秩序的问题上切不可试图击败“威权国家”中国，而应先承认无法稳定在国际秩序的领导地位，审视自身条件。

保卫民主基金会的伊朗分析师卡西米内贾德(Saeed Ghasseminejad)发表了一篇名为《未来的波斯湾会是中国的吗?》的文章，文中从经济、政体等方面分析波斯湾国家与中国、美国的联系程度，预测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撤退将有利于中国在该区域的发展。

卡西米内贾德对中国和美国在波斯湾进出口石油进行数据对比。他表示，目前中国仍依赖于化石燃料，积极地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为中东国家的经济做出贡献。相反，美国从过去依赖中东的石油输出到如今石油自给自足，从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管控美国对石油的使用量。从上述现象可以发现，中国与中东波斯湾地区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而美国有逐渐退出与中东国家合作的趋势。

在政体和外交策略上，卡西米内贾德分析了中国、美国及中东一些国家的态度。他强调，中国在中东地区存在感的增强不仅出于经济目的，而且出于帮助中东发展核武器的目的。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逐渐撤退则出于国家利益，在过去，以支持阿拉伯君主立宪制而保证中东石油对美国的稳定输出，然而现在美国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也间接影响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转变。对于中东的一些国家而言，中国与其政体的相似性，加上美国特朗普执政时期主张对德黑兰采取“极限施压”的方式，这些因素的影响促进中东诸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巴林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等国开始寻求多样化的盟友，与中国积极开展合作，发展“盟友”关系。

卡西米内贾德由上述分析得出结论，预测美国在波斯湾的政策撤退反而有利于中国在世界上扩大其影响力，促进其壮大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