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乔·鲍尔（Joe Bauer）发表了《美国正在忽视拉丁美洲，而中国则不然》（The United States Is Ignoring Latin America. China Isn’t）的文章，其中指出美国外交呈现与拉美逐渐失去联系的现象，并提醒美国政府如果想要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切记不可忽视“拉美后院”。

鲍尔分析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存在感提升的表现，列举阿根廷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宣布正式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乌拉圭及厄瓜多尔洽谈自由贸易协定的例子，证明中国在该地区的“扩张”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除了经济上的日益密切，鲍尔还关注到政治上，存在拉丁美洲尚未与中国建交国家外交转变的趋势，正如尼加拉瓜与台湾宣布“断交”即可表明。

相比之下，鲍尔也分析了美国与拉美的关系。他用“次要地位”来形容拉美在美国政府心中的形象，还指出美国目前对于拉美的出访次数少，主要关注热点集中在移民、部分地区独裁等问题上。

鲍尔扭曲事实，将中国与拉美的发展定性为中国的“扩张”计划，认为中国“拉拢”拉美各国并以“与中国合作最有效”进行“洗脑”，此外，孔子学院在拉丁美洲的开设也促进中国软实力的植入，以莫须有的罪名指责中国在帮助拉美独裁国家控制人民思想。

鲍尔直击拉美现存弊端，过多政客关注移民、地区独裁问题，忽视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后果，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增长缓慢，政治上投票出现反当权者趋势。但鲍尔认为美国不能袖手旁观，态度不明的结果只会是引起人们的担忧和恐慌，再者中国决心填补美国在拉美的空白，美国要表明态度。正如《西半球战略框架》的议定，有望推进美国与拉美地区的外交往来。

针对美国在该地区的行动，鲍尔提出以下建议：在外交方面，美国应基于2019年台湾法案加强第三方与台湾的合作，赞赏台湾官员赖清德出席洪都拉斯希奥玛拉·卡斯特罗就职仪式；在战略方面，建议美国在2022年在该地区推进基础设施投资，推动拜登的B3W计划（“重建美好世界：满足中低收入国家巨大基础设施需求的积极倡议”），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副总统哈里斯，可以积极增加守住拉美后院的出访行动。

鲍尔在总结时再次提醒，在中美博弈中，美国切不可忽视与拉美的外交往来。

外交事务3/4月刊《美国制造的竞争对手？》一文中展开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学者约翰·伊肯贝里（G.John Ikenberry）回应了米尔斯海默现实主义学者的观点，指明后者观点的以偏概全，表明美国对华是“围交”政策，否认长期遏制中国的做法，建议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之时加强与盟友的联系，在强化自由民主国际秩序的同时也要寻求与中国的合作。

伊肯贝里回顾了米尔斯海默学者在外交事务2021年11/12月中发表的《不可避免的对抗》一文，指出米尔斯海默学者观点的漏洞。他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始终保持维护国家利益原则，不宜随意更加现行对华政策，否则会加深积怨，减少盟友与国际间的合作。

伊肯贝里从史实的角度进一步否认米尔斯海默现实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苏联解体也会促进美国为首的民主联盟瓦解，但是事实证明自由主义得到了空前的盛行，从经济到社会公平、医疗卫生等方面秩序都获得极大进步。除此以外，现实主义学者还敦促美国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施行缩紧政策，更多关注盟友的利益，伊肯贝里披露了这一观点的危险性，中国的日益崛起不宜美国进行缩紧政策。

伊肯贝里还深刻分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特点，在肯定米尔斯海默学者的对华接触政策的总结时，还补充，美国外交还包含两大特点，一是加强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关系，二是深化亚太地区的区域性组织，减少中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突显美国对华的围交政策，即接触且遏制。

伊肯贝里在点评米尔斯海默提出的紧缩政策中提到，一味在中美经贸中给施加中国更多限制条件，只会形成分裂的对抗，美国应该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自由秩序。不仅如此，伊肯贝里还从美国大众的角度分析上述观点的不可靠性，美国人会将上述观点归纳为急功近利的不道德行为。

伊肯贝里从可行性的角度对米尔斯海默建议进行反驳。长期遏制中国存在空象性，要做到政治、经济及外交上的对华长期遏制几乎不可能。伊肯贝里也考虑到美国要求盟友拒绝与中国合作的不切实际，他提到，盟友也会考虑到中国是否真正算为一种威胁。

伊肯贝里设想美国遵循米尔斯海默观点的后果，结局是失去更多的盟友，导致分裂，影响自身的国际声誉；对于中国而言，在这一过程中会继续崛起，逐渐背离美国追求的自由主义原则。伊肯贝里也从现实背景分析米尔斯海默的不可行性，当今世界正遭受着各种严峻的考验，如气候变暖、新冠疫情、网络战及核武器等，更应该强调合作而不是遏制。 

最后，伊肯贝里建议在尊重中美双方政体不统一的情况下，美国应积极应对挑战，加强自身与盟友建立的自由民主国际秩序，同时也要寻求与中国互相合作的机会。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J·内森（Andrew J. Nathan）在《美国制造的竞争对手？》一文中提出正确看待中国威胁论的观点，参照米尔斯海默学者关于中美关系的现实主义视角，表明不可忽视中国给美国造成的威胁，但过多的夸大事实不利于处理当下中国对美造成的威胁。

针对米尔斯海默关于中国崛起的分析，内森在开篇肯定地理、人口优势及国际体系结构对于中国崛起的促进作用，但否定了前者所提出的“中国可以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观点，因为中国只算作全球的大国之一，对美国造成的威胁还不能定性为“生死攸关”。

接着，内森就上述的促进因素作深入解释：其一，中国人口结构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民族危机、人口老龄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生活质量等方面；其二，地理位置并非给中国带来实际益处，无论是陆地还是海上邻国，长期以来并未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保持高度的统一，同时通过长期地与美国进行合作、与中国树敌，推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计划，防止中国在亚洲称霸“得逞”。再者，内森从地理位置的另一方面进行考量，披露中国盟友数量稀缺的缺陷，无法在世界各地部署军事力量、联络同盟，而美国盟友数量的优势却能够压制中国经济和军事方面等实力。其三，当今世界多极化不能推动中国欲在世界形成的单极化目标。

内森还从中国对美潜在威胁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对于美国的联盟现状，他赞成米尔斯海默的预测，其认为中国的不满态度有可能引发中美之间发动大规模的灾难性战争，甚至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然而，内森否认米尔斯海默描述的中国对台态度——“情绪化或扩张主义”，从法理性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拒绝上述观点，他进一步分析道，中国制止台湾独立的行为间接上促进了中国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提升台湾地区的风险程度。

内森也透过列举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如在联合国维护人权、积极推广“一带一路”倡议、遵守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等，得出中国没有称霸世界意愿的结论，反而致力于从现有的国际组织中寻求更多利己的方向。

内森在结尾提出指导性建议，既不要高估也不可低估中国对美威胁，一味地制造恐慌毫无益处，要从时局中找到应对方案，防止愈演愈热。

耶鲁法学院蔡保罗中国中心高级研究院苏珊·桑顿（Susan Thornton）在外交事务《美国制造的竞争对手?》一文中发表意见，反驳米尔斯海默关于中美之间存在新型冷战的观点，通过分析阻碍中美战争发生的屏障，得出中美终将走向相互依存局面的结论。

桑顿在开篇就约翰.米尔斯海默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进行评论，通过“接触”政策在中国对苏联的态度、中国经济及社会福利方面的贡献，否认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她进一步指责米尔斯海默的“中美新型冷战观”忽略了现实国际现状。

桑顿接着从以下三方面剖析中美冷战爆发可能性之微弱的原因。其一，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实则维护中美双边和平稳定的局面。虽然两国切磋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紧张局势，但并非结构性问题，最终都会得到化解。其二，受制于国际体系的约束，与中美利益攸关的国际组织和机构会通过自身力量尽力调节中美双方的紧张局势，以免出现“两败”“多伤”的局面。其三，当下全球化势不可挡，中美双方在全球经济方面的合作日益紧密。

除了上述分析，桑顿还解释到公众舆论和媒体的监督作用会敦促美国领导人不轻易挑战中美战争这一决策，因为吸取伊拉克之战的历史教训，美国领导人需要重视选民的情绪。再者，台湾问题始终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敏感因素，双方的军事威慑也是阻碍战争爆发的一大力量，虽然存在双方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但是概率极小。

桑顿在文章结尾预测，对于长久的中美关系而言，并非存在毁灭性的结局，而是走向互相依存、互相包容和互相和解的关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孙哲在外交事务《美国制造的竞争对手？》一文中发表观点，通过批判米尔斯海默关于中美之间必然存在不可消灭的对抗性的观点，表明中美有望寻求解决机制实现更好的合作与发展。

孙哲指责米尔斯海默的观点，认为中国想征服美国的观点不切实际，接着进一步揭露现存预测中美走向的观点，无论是“美国遏制说”还是“中国备战说”，无一不体现零和博弈思维。孙哲通过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的评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关于中美关系的公开讲话，以此反驳米尔斯海默的观点，说明中国希望维持友好长存的中美关系。

对于中国对美发展关系策略的学界观点，孙哲做了相应的梳理，他明确分析到，目前主流的观点仍然是宽松对美的政策，从国家利益出发，双方关系的破裂会导致两败俱伤；而从外交关系出发，中国一直持小心谨慎的态度，他对于中国对等制裁美国官员事件评价为“合情合理”。

针对米尔斯海默口中批评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孙哲指明其对华好处，“接触”壮大了中国的中层阶级，推动了和平谈判的思维，促进思想自由开放的局面，因此他预测到中美双方的博弈和关系恶劣只会削弱该阶层在社会的影响力。

孙哲指出，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存在漏洞，首先中国并不是在挑战美国，中国的崛起并不成为美国的威胁，也无意对美发动战争。接着，美国积极向阿富汗和伊拉克输出“民主”思想，推动四方对话机制Quad和三方防务军事联盟AUKUS的建立，都是实现美国对华战略目标的一部分。从以上两点来看，实则是美国在遏制中国的发展，中国希望与美国实现共存与合作，更好地融入世界体系当中。

孙哲还推论出米尔斯海默的逻辑谬误。从米尔斯海默给美国领导人的对华策略建议当中，可以看出无论增加常规力量还是积极谈判促成协议，都意味着双方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划界矛盾，解决问题，这与米尔斯海默在一开始认为“中美存在结构化问题”前后矛盾。

孙哲在文章的结尾提出可行性建议，借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关于中美既有竞争与合作又有对抗的观点，说明双方的关系有望朝合作大于竞争的趋势发展。

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在《美国制造的竞争对手？》一文中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安德鲁·内森（Andrew Nathan）、苏珊·桑顿(Sushan Thornton)以及孙哲关于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观点作相关回应，他强调，“接触”政策是美国的一大外交错误，导致美国亲手酿造竞争对手，而中美之间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但更多的可能倾向于国家安全竞争。

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开篇针对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进行评述，他对于其承认“接触”政策的彻底失败表示欣慰，但是反驳其理由，因为自由霸权政策终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且事实证明自由霸权施行过度导致遭受世界围攻。接着，米尔斯海默对于遏制程度的把握作出回应，“既要遏制中国的快速崛起，又要防止中国倒退成一个实力较弱的竞争者”。而在他看来，“遏制”政策确实不是最佳选项，现实中会有多数派反对，但是他认为如果一开始将“遏制”政策执行到位，现在就能够获得美国海内外人士的广泛支持。

关于伊肯伯里推崇的“接触与遏制”并行政策，米尔斯海默指出，接触与遏制并非互补的政策，且遏制政策无法获得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同意，缺乏现实意义。再者，关于美国盟友的表述，米尔斯海默认为自己始终坚持“团结盟友，保卫台湾，阻碍中国崛起”的观点。

从内森的观点而言，米尔斯海默对于中国的崛起虚张声势，制造恐慌。但他在此做了澄清，中国的势力对于美国的威胁远大于内森的估计范围，需要防范于未然。同时，对于“中国已经统治亚洲或者成为世界霸主”的表述，他也再次厘清这一表述与自己观点陈述的区别，认为中国有往这方面发展的趋势。而在台湾问题上，内森从纯现实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台湾问题是中美发展中的一大冲突，但是米尔斯海默基于民族主义观点，预测台湾问题有引发中美开战的可能性。

从竞争对手的数量上来看，米尔斯海默不支持内森观点，表明中国只有一个竞争对手，而内森高估了中国的“仁慈”程度，实则中国正在与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发展良好的外交关系，以便遏制以美国为首的阵营。在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内森认为这一问题会放缓中国经济增长。米尔斯海默表示同意，但认为人口老龄化问题普遍存在于世界多个国家，包括美国如此。最后提到经济的放缓仍然会给美国造成阻碍。

桑顿认为“接触”政策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了好处，脱离贫困，但这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言无济于事。关于中美是否会开战的问题，米尔斯海默否认桑顿对其的误解，重申中美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但是不大可能发生，而且两个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地区霸主地位的争取是战争的导火索。

孙哲强调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且不会存在安全竞争的可能性，米尔斯海默对于前者表示同意，但后者观点表示反对。因为中国在东海、南海、台湾包括印度问题上的态度表明中国想要彻底改变世界格局，而拜登政府继续沿用特朗夫时期的贸易战政策、支持保卫台湾态度足以表明美国正在执行强硬的遏制政策。从中美两国舆论而言，相较于中美关系的悲观主义，也存在乐观主义派别。但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导致中国仍意图争取“霸权”，而美国尽力遏制。

米尔斯海默最后总结到，尽管孙哲提到“接触”政策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福利，但是并未对美国有利，正是这一政策导致美国给自己制造了“绊脚石”。

日本大阪大学(Osaka University)教授高桥敬吉 (Keikichi Takahashi)在《外交学者》(The diplomat)上发表了《中美竞争并非新型冷战》一文，其中核心思想在于说明美国本身无意与中国发动冷战，维持竞争而非敌对的合作关系。

中美竞争是否成为新型冷战成为当今研究中美关系的议论焦点，高桥敬吉从拜登的印台策略表述和拜登在联合国上的发言入手，表明美国无意与中国进行战争。他还引用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的文章，其中将中国的情况与苏联相对比，指明苏联溃败归因于美国施加压力，但是中国顽强的生命力并不会重蹈“苏联”的覆辙，而且内部的问题并不会受到美国压力的影响。

高桥敬吉称，坎贝尔和沙利文在《外交事务》的表态代表了美国新政府的印太战略，这一点由二人在白宫的任职可以推定。再者，除了历史现实外，坎贝尔和伊利·拉特纳在《外交事务》也强调了美国并未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然而，许多人负面评论美国的新印太战略，定性为“鸽派”。

在从印太战略角度剖析美国对华策略动向后，作者还基于中美“竞争”这一词字面意思和特朗普在国家安全战略上对此的解释，再次阐明竞争并非完全对立而走向战争，追求一方胜于另一方。总而言之，中美追求竞争中合作，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而非敌人。

最后，高桥敬吉借用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历史学家的观点，表示美国从冷战中吸取教训，运用到中美竞争当中。然而拜登政府认为冷战中的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截然不同，这前后两方面观点都至关重要。尤其面临当今俄乌冲突，拜登政府对于美国国家实力的敏感性同样不会促使美国对华发动冷战。

保罗·希尔（Paul Heer）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为什么美国会惧怕中国崛起》（Why Americans Fear China’s Rise）一文，他强调美国自身的脆弱性促使美国人过度担忧来自中国的挑战，夸大了中国挑战的性质和范围，并提供五大论据作相应阐释。

希尔开篇就拜登政府所持的“激烈的竞争”观点做回应，他认为，所谓竞争的事态并非完全由中国自身崛起、资源禀赋等因素所致，同样要归咎于美国国内存在的问题，挥霍自身的竞争优势，导致经济、政治、军事、技术优势有所弱化，并强化了美国人的“中国威胁论”观念。

希尔还从中国威胁的具体方面展开讨论，他表示，中国确实通过“搭便车”方式实现自身的崛起和壮大，在贸易方面强化自身竞争优势。然而，希尔借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方艾文（Evan Feigenbaum）的观点表明，“抱怨不是竞争”，除了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非正规”手段外，美国自身酿造了这一场结局，由于中国天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美国自身给中国创造了机会实现发展。

就新型冠状病毒这一问题，希尔也提到尽管该病毒发源于中国，且由于中国发布信息的不及时，导致病毒呈现世界性的传播，然而美国政府自身未能及时应对公共卫生事件，这一失职只能归咎于美国自身，而非中国之过。

关于中国在美国的“影响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美国国内将其定性为“秘密、胁迫、腐败”，且认为中国的影响行动势必会颠覆美国的民主政权，然而，希尔反驳到，中国相应的影响行动是否能取得民心关键在于美国人自身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如若接受，则反映出美国又一“脆弱性”。希尔还引用克林顿政府时期国务卿助理谢淑丽（Susan Shirk）的观点强调，这一切可谓美国人的过度反应，重蹈“红色恐怖”，这一影响反而比中国的影响行动带来的危害更大。

最后，希尔分析了中美博弈是否可定性为零和博弈或者“赢者通吃”效应（winner-take-all contest）。他指出，中国在军事、科技、网络方面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想削弱美国单极格局的想法，反之，中国追求的是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形成多极化局面。从另一方面而言，美国在政权、经济模式上出现的问题使美国人产生了恐惧心理，这才是问题根源所在。

格雷戈里·D·维舍(Gregory D. Wischer)和其同事Shubham Dwivedi在《国家利益》发表了《不要对所有半导体一视同仁》（Not All Semiconductors Are Created Equal）一文。他们表示，美国虽然是半导体研发设计强国，但是过度依赖国外的芯片制造供应，这将会危及国家安全。他们建议，美国要将重心放在逻辑芯片制造商，保证逻辑芯片的稳定供应。

维舍和其同事强调，在21世纪，半导体的供应链关乎民用、军用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安全，但美国的芯片依赖国外的原材料供应、组装、测试和包装。虽然美国白宫通过《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致力于支持本土半导体开发和制造，然而在他们看来，这一切仍然未解决芯片供应链的问题，且中美战略竞争和台湾“军事冲突”等因素可能会危急美国芯片的供应安全。

维舍和其同事表示，逻辑芯片有多种用途，不仅支撑着美国的国防部、能源部门及情报部门，而且也支撑着通讯设备、互联网和高科技电子设备，关乎美国国家利益。而逻辑芯片的供应92%来自中国台湾， 8%来自韩国。为了进一步说明逻辑芯片供应的对外依赖性，他们谈到，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TSMC）和韩国三星是世界唯独制造芯片的工厂，而美国在芯片生产工具极紫外线光刻机上则完全依赖荷兰的阿斯麦公司（ASML）。

维舍和其同事对芯片供应对外依赖性强的危害进行了原因分析，从以下三方面考虑：其一，自然灾害。对于日本、台湾、韩国这样的芯片制造商而言，如果出现极端自然灾害，地震或者干旱天气，水资源和发电供应不足，影响芯片制造。其二，贸易争端。由于贸易争端，如日本限制向韩国出口芯片关键原材料——氟化氢、氟化聚酰亚胺和光刻胶，或是美国限制对华出口芯片成品，中国为此限制芯片组装、测试、包装出口服务，都会影响芯片供应链的弹性。其三，军事冲突。如果中国为了收复台湾而发动战争，那么台湾的芯片制造产业将会受到很大的打击，严重影响芯片的组装和下游依赖芯片的商品供应。

除了美国在芯片供应链上做出的努力，作者还指出，中国在“十四五计划”中追求发展自给自足、安全可控的芯片供应，而中国台湾也追求巩固芯片供应链地位，对于韩国而言，韩国政府也为其芯片制造厂提供补贴支持。

对于美国而言，美国国会和白宫尝试通过刺激芯片创造和工厂解决芯片危机，并颁布一系列法案，如《芯片法案》、《促进美国制造的半导体(FABS)法案》等。但是其不能为半导体提供相应的补贴，或者未给予逻辑芯片供应链特定的补贴帮助。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在半导体供应链问题商做出努力，但是相应的法案还未能制定具体的芯片补贴分配细则。

维舍和其同事建议，随着中美之间竞争升级，希望美国侧重考虑逻辑芯片供应链的强化问题，而不是专注于对其他芯片创新和制造的发展。

保罗·希尔（Paul Heer）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为什么美国会惧怕中国崛起》（Why Americans Fear China’s Rise）一文，他认为美国应承认自身国际地位下降的现实，同时在与中国竞争中制定新策略以重塑竞争力。

希尔指出，美国无休止地将国内问题归咎于中国威胁论，会导致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美国始终无法发现国内存在的问题；其二，夸大中国威胁程度无法维系中美关系。同时希尔预示中美关系可能走向白热化的趋势，如果美国继续将国内自身的原因归咎于中国而不进行自省，这直接影响中国减少对美国的信任，这样的后果是阻碍美国制定理智且结构化的对华政策。

对此问题，希尔认为中美双方需要互相谅解，中国切忌高估自身在双方关系中的影响力，而美国需要接受新时代中国的崛起及大国形象的塑造，并承认国内政治危机和国际声誉的侵蚀。然而，希尔强调，接受“崛起”不等于放任其发展，美国要在新一轮竞争当中继续保持自身的社会体制优势，转变传统“赢家通吃”思维，因此，拜登所提出的“重建更美好”(Building Back Better)计划将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希尔也提到，为减少国内“对华温和”的反对声音，需要从客观的角度评估中国崛起的性质，并在竞争中寻求更多对话机制和合作。希尔同时引用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的三句话，即中美关系“应该是竞争性的”（competitive it should be），“可以是合作性的”（collaborative it can be），“当必须对抗时则是对抗性的”（adversarial it must be）。但针对这一论断，希尔指出其缺陷，该对华政策无法凸显合作的必要性，且容易造成不必要的对抗。

尽管2021年11月中美领导人双边视频会晤后双方对此有不同解读，但基本的结论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充分利用各层级会晤机制和平台，加强政策对话和沟通协调”，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也指出了此类型外交的迫切性。

但希尔也披露了美国的漏洞，认为美国将新一轮的合作视为“管理竞争”（manage the competition）,而非“接触政策”的重建，这只会让美国民众继续将国内危机归咎于中国崛起。

最后，希尔利用坎贝尔与拉什·多希（Kurt Campbell and Rush Doshi）在《外交事务》上对于美国“衰落论”的驳斥进行点评，他表示，美国要在自身强大修复性的基础上与中国推进合作机制，并在新一轮的竞争中重塑竞争力。

乔治.耶恩(George Yean)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免除中国关税并非改善通胀的手段》(Removing China Tariffs Won’t Fix Inflation)的文章，他从经济、政治的角度分析到，关税的手段会加深对其他国家的产品依赖，这样会威胁到国家利益和安全，因此并不推荐通过关税缓解通胀的做法。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通过消除进口中国产品关税降低通货膨胀率，耶恩表示，从宏观经济学角度而言，无关税的自由贸易状态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是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从全球自由贸易背景下获益匪浅，而这一发展威胁了美国实体行业的崛起，潜在全球供应链危机，出现政治单极化现象。

耶恩由此过渡到特朗普执政时期通过加征关税重振美国工业的做法。在他看来，为了维护本国的贸易和工业，政府不得不通过征税的形式以牺牲民众的权利换取国家利益，而特朗普的举措出于两重考量：一是重振国内工业发展，二则是通过打响“要求美企离开中国回到美国”(hereby order business to leave China)的口号宣传中美贸易战，体现其零和博弈思维。

回到关税本身，耶恩总结到，中美贸易战并没有达到美国政府的目的，两国经济并没完全脱钩，虽然在短期内，关税似乎能够减少一国对另一国的依赖，同时促进本国经济发展，降低通胀率，但是企业往往制定的是长期计划，无法因为一个短短的贸易战就直接脱离与他国的联系。

除了经济表象之外，耶恩还建议美国政府要跳脱经济思维，考虑更为宏观的国家安全和政治因素，反思俄乌战争俄罗斯切断能源供给事件，保障日常用品和重要产品供应，与友好的国家进行经贸往来，保障经济秩序稳定和国家安定。

最后，耶恩强调，为了减少国内的通胀率而免除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做法只会加深对中国的依赖，我们需要未雨绸缪。

乔治.耶恩(George Yean)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免除中国关税并非改善通胀的手段》(Removing China Tariffs Won’t Fix Inflation)的文章，通过中美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中国政体以及美国大国战略得出结论，认为免除中国关税并非改善通胀的最佳手段。

耶恩先从贸易依存入手，从理论而言，两个国家相互依存能够促进交流、避免冲突与争端，但是事实上，如果两个国家的相互依存存在不对称性、贸易失衡，更容易引发冲突。

耶恩分析到，中美双方在贸易上相互依赖，但是双方冲突无法避免，他还抨击中国牺牲国民的福利而对美国进行“报复”的做法。耶恩建议，鉴于中国致力于“出口繁荣”的做法，而美国在双方贸易中缺乏相对优势，难以在通讯、半导体、新兴能源汽车等行业占据地位，这样会削弱本土行业的竞争力和积极性，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推行“战略式贸易政策”支持本土发展，并通过税收的方式保护本土行业和美国国民，以应对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在国际层面，美国要积极和盟友合作，一同对抗“不公平竞争”。

就中国的政党制度而言，耶恩曲解为“一党专政”，并从政治的角度切入分析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欲赶超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原因。他希望美国能警惕中国的行为举止，中国的动向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中美的发展动态。

为了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和国际自由秩序，美国必须施行大国战略，追求繁荣、民主、自由的世界景象。在这基础上，耶恩还为美国干预伊拉克、阿富汗冲突以及保卫乌克兰“合理化”。他强调，贸易仍然是影响国际地位的核心，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地与广大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上的往来，主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美国不可忽视这些发展。

耶恩还将中国置于对立面，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和贸易方式对西方国家而言是一种威胁，并建议，美国要积极利用印太战略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平台促进盟国间的贸易往来，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性，并通过“善治”关税（“good governance” tariffs）的政策促进贸易的稳定与安全。但在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事件的问题上，美国仍然要与中国保持国际上的合作。

最后耶恩总结到，为应对通货膨胀而进行关税免除是不可行的做法。与其通过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下降来缓解通货膨胀，保留税收的方式能够通过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缓解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困难。

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政治和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Nadège Rolland）发表评论指出，中国正在利用“全球南方”战略制约美国。

过去十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努力帮助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为此，习近平与中国其他领导层一起，正试图巩固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力量。然而，中国想要成为强国则需要冲破西方对于中国的遏制。

作者认为，中国正在试图建立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可能有助于结束美国的全球霸权。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正试图建立一个势力范围，为中国的权力提供一个强大的基础，同时限制美国的行动和影响。这个范围不仅包括中国周边地区，还包括整个新兴的、非西方的、基本上非民主的世界—“全球南方”。

作者认为，中国在“全球南方 ”战略中将发展中国家赋予重要的战略意义，且其“全球南方”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许多新兴经济体也参与了由中国主导的平台，例如南南人权对话；支持“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理念，支持党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愿景，并在此过程中赋予中国更多的国际话语权。西方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国的决策者。一些发展中国家对美国支持的自由民主模式感到失望，他们认为这种模式未能兑现承诺。如此一来，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最终可能会选择借用中国的国家主义、重商主义和压制性威权模式的元素。通过这种方式，南半球国家也可以帮助中国成为国际是非的仲裁者。

对此，作者指出 ，美国似乎还没有完全跟上北京“全球南方”战略的发展。在过去的十年里，历届美国政府几乎都对中国“全球南方”战略有相应的行动，但美国的战略欠缺战略性思考。比如，美国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称为掠夺性经济学，试图拼凑西方“价值驱动”的基础设施建设联盟。

最后，作者提出建议，美国不应完全根据与中国的竞争来确定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美国应确定自己的优先事项，因为美国的资源不是无限的，华盛顿也不需要处处平等参与。美国应该更加关注那些处于重要地理位置，并且拥有对未来经济和技术进步至关重要的矿产或自然资源的国家。美国还应该特别关注民主已经开始扎根的地方。

为了对抗中国的南方战略，美国仍应准备在发展中国家投入大量资源且应该寻求与其主要的亚洲和欧洲盟友分担这些投资的财政负担。但美国可能不需要斥巨资来获得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因为除了现金承诺之外，北京在发展中国家的投入主要是无形的，比如承诺给予发展中国家机会和尊重。

迈克尔· R·蓬佩奥发表评论认为，由于中国对于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力，美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作者首先指出，经济生活是每个国家的核心问题，因为经济学涉及一切。但目前新冠疫情和俄乌危机打破了目前全球经济关系。基于此，美国只能面对无法逃避的新地缘战略现实。

如果美国及其盟友在 2008 年普京“入侵”格鲁吉亚或 2014 年“入侵”乌克兰时采取行动，那么这两次“全球性灾难”则不会发生。鉴于当下，目前俄乌危机对于国际社会的影响，美国不敢对中国重蹈覆辙。因为中国与俄罗斯不同，是与美国不相上下的竞争对手。并且中国带来的挑战要大得多，因为它在地缘战略影响力、经济实力和技术进步方面与美国竞争。中国努力让西方依赖其资源、产品及其控制的供应链。如果美国不对中国的计划做出积极的反应，则美国会逐渐衰落。因此，美国必须在必须的地方与中国对抗，同时尽可能寻找与中国合作的机会。

作者认为，中国在经济、知识产权、资源、资本市场等方面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因此美国必须阻止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具体来说，必须优先考虑为不依赖中国的药品、关键部件和战略材料创建新的供应链。同时，联邦政府的现有部门应该重组，以应对美国对疑似或潜在中国供应来源的依赖。此外，美国应利用技术将世界自由国家的大量企业连接起来，以建立不包含中国公司的供应链。同时通过利用区块链等方法方法来创建不涉及中国、俄罗斯或伊朗公司的垂直供应链。不仅如此，中国目前是世界GDP第二大的国家，其不能再在世贸组织中享有是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最后，美国应该在多边和双边联盟的基础上进一步签订新的经济条约，以排除中国对世界贸易的主导。

最后，作者提出，在与中国进行竞争时，美国必须吸收前总统里根的经验。里根总统以不可动摇的信念领导着自由世界，这使得他以坚定不移的敌意走向“敌人的政权”。在我们今天和未来与中国的关系中，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个巨人给世界带来的永恒教训。我们必须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动，因为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对手，拥有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

《外交政策》高级记者迈克尔·赫什(Michael Hirsh)发表评论认为，中美“脱钩论”风靡一时，但强劲的美元和长期的企业关系使中美两国关系一如既往地相互依赖。如果美国推动脱钩走得太远、太快，美国政策就会面临危险。

作者认为，尽管在高科技和社交媒体行业，中美两国的分离尤为明显，但就中美整体商品和服务贸易而言，脱钩并不明显，而且可能性很小，甚至不太可能。从农产品到一系列制造业原材料和零部件，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依然深厚，在许多领域的经贸合作还在不断加深。总体而言，美国的贸易逆差在过去两年中大幅飙升，尤其是和那些中国出口业务转向的国家，以及墨西哥等在过去几年里受益于中国商业投资的近邻国家。英国路透社本月报道称，中国与拉美的贸易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与此同时，美国企业继续加大在华投资，且越来越直言不讳地表达继续这样做的意愿。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埃文·格林伯格（Evan Greenberg）本月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称，脱钩是“经济上的不可能”。他敦促美国企业加倍努力进入中国市场。格林伯格说，脱钩只会“助长中国最糟糕的本能”，同时削弱美国的全球竞争力。

作者进一步指出，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两国经济脱钩对两国都会是毁灭性的。贸易专家艾伦·莫里森（Allen J. Morrison）和斯图尔特·布莱克（J. Stewart Black）在即将出版的《企业中国》（Enterprise China）一书中写道：“从经济角度讲，这对中国和西方都是一种双输局面。”“虽然与核战争相互毁灭的原则不太一样，但凡是理性的人都不希望看到硬脱钩带来这样（类似核战）的结果。”

美国企业高管们认为，美中贸易的真正生命力是利润。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发言人道格·巴里（Doug Barry）说：“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赚大钱的机会呢？”美国政府主导脱钩的结果就是企业采用大量的金融花招。莫里森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高管们会私下告诉你他们赚了多少钱，中国市场有多好。但他们把这些数据隐藏在财务报告中。他们没有单独列出中国的业绩，而是称其为‘亚太’收入。他们转移利润，混淆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

作者认为，在通胀压力下，美国逐渐改变与中国脱钩的政策。拜登政府已开始稍微缓和其对北京的言论，并考虑取消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加征的部分关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5月也提到，美国不想把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或全球经济分开。拜登也开始着手解决因各种议程相互冲突而产生的问题：他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首要任务，大力推动美国经济向可再生能源方向转变转变。

作者认为，如果推动脱钩走得太远、太快，美国政策就会面临危险。专家说，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还没有明确的战略。“美国政府要想遏制与中国的技术依赖而缺乏清晰战略的话，做得不够或更有可能做得过头，都是有风险的。华盛顿可能会意外启动一种它无法预测或控制的混乱、失控的脱钩局面。”

最后作者总结道，事实证明，脱钩确实很难。

悉尼大学现代史教授，前澳大利亚情报分析师詹姆斯·柯伦（James Curran）发表评论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应当尽快用一种更综合的方法来巩固他的中国政策，重建美国在亚洲的经济信誉。

作者开篇指出，由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期中其所做的一系列行为冲击了美国和其欧洲和亚洲的盟友的战略互信，所以拜登总统正在试图恢复美国的信誉。自上任以来，拜登政府一直煞费苦心地强调其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大体上是一致的。尽管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着信任危机，但拜登政府一直表示在战略方面中国仍然是其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即“亚洲第一”战略。拜登政府不希望重蹈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覆辙。

作者认为，白宫非常清楚，其“亚洲第一”言论需要政策为后盾。然而，目前拜登政府对于亚洲地区推出的战略是不够的。正如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主任韩磊所指出的，“现在的风险在于，美国带着枪支弹药来谈判，而中国则在处理贸易的基本问题。” 目前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是重振美国在亚洲的经济信誉的一个开始，但拜登政府很难提出一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或全面和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可行替代方案。此外，印太经济框架似乎假设华盛顿的合作伙伴共享其将中国排除在区域经济和技术网络之外的目标。

最后，作者总结到，鉴于下届总统选举可能伴随着国内动荡，留给拜登重建美国在亚洲的经济信誉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乔治城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亚洲研究项目的候选人亚历克斯·斯蒂芬森（Alex Stephenson）发表评论指出中美应当合作为探索宇宙制定互惠规则从而激发合作减少冲突

随着国际空间站计划于 2030 年退役，中国很快将成为宇宙空间站的唯一运营商。中国的“天宫”空间站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完工。

作者认为，“天宫”在北京寻求太空领导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天宫”的改进体现了北京致力于缩小与美国太空计划的差距，这往往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华盛顿的分析师认为应该关注三个主要问题：中美之间正在缩小的太空研究差距、中国“修改自由国际秩序”的愿望，以及北京日益增强的太空进攻能力。

首先，凭借中国的研究能力，“天宫”和国际月球科研站是中国缩小与美国空间研究差距的最佳选择。根据2021年的白皮书，中国航天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探索外层空间，扩大人类对地球和宇宙的认识”，“问天”和“梦天”实验舱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研制的；这两个实验舱将包含二十多个实验架，为进一步探索太空创造了理想的环境。中国的国际月球科研站也将对美国的太空领导地位构成威胁，并有助于扩大两国之间的研究差距。其次，中国的太空计划是其重塑全球秩序以使其更有利于中国利益。北京将其在“天宫”、国际月球科研站和小型卫星方面的进步视为其改写外层空间行为规则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GDI)和全球安全倡议（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 GSI）为中国在美国所主张的自由国际秩序之外的愿景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最后，中国在太空领域的进步对美国尤其具有威胁性。中国国家航天局开始对支持人工智能 (AI) 的追踪卫星软件进行试验，人工智能能够控制三颗“狩猎卫星”接近并在经过 10,000 次试验后有效地捕获了一颗目标卫星，它还学会了探测和躲避其他敌对卫星的追击。像这样的中国人工智能系统的存在对于依赖卫星进行关键军事活动的美国而言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此外，天宫的机械臂附件和反卫星软件的进步有可能使美国卫星退化或无法使用。

作者认为，“天宫”等太空项目无疑对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但它们也带来了重要机遇。关于与中国的竞争如何激励美国在太空领域技术进步，正如苏联的人造卫星的发射激发了美国在冷战最激烈的时候将人类送上月球一样，这一“天宫时代”也可以激发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导地位。

最后，作者总结到，毫无疑问21世纪注定是科技进步的时代——部分归功于美国和中国的努力。一个好的开始是在太空中进行合作，中美应当合作为探索宇宙制定互惠规则从而激发合作减少冲突这是美国必须愿意接受而不再拖延的挑战。

耶鲁大学布雷迪-约翰逊大战略项目临时主任迈克尔·布雷内斯(Michael Brenes)和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国际关系高级讲师、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杰出研究员和新西兰战略研究中心国防与战略研究员范·杰克逊（Van·Jackson）发表评论指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是美国衰落加剧的真正原因。

作者指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把与中国长期竞争视为一种挑战，它将激发美国发展的潜力。多年来，华盛顿一直把中国标榜为美国军队唯一的对手和能够调动国家意志解决美国民主问题的威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灾难性入侵强化了这种传统观点。尽管这场战争与中国无关，但其促使华盛顿将中俄视为同类。正如与中国的竞争被认为是美国的复兴之路，正在进行的与俄罗斯的斗争也被认为是一场“好的战争”，因为其可以重新唤起冷战时期“对专制者发动必胜之战”的信念。正如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3月写道：“1989年的精神正在被唤醒。”华盛顿权势集团也认为，大国冲突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净利益，这种观点源于对冷战历史的曲解。在这种观点中，冷战中与苏联的竞争引发了民权立法的通过，太空军备竞赛导致了技术和信息化的创新，而冷战经济为许多美国人创造了财富并使他们能够拥有住房。这种对冷战的历史解释也是2021年战略竞争法和2022年美国竞争法的立法的基础。这两部法律都试图调动联邦资源来刺激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以准备与中国的竞争。

对此，作者指出，美国没有准备好控制大国竞争给当今民主社会带来的风险，因为其并未能看清冷战的本质。拜登政府认为大国竞争将使美国中产阶级和世界受益，然而它已经在毒害美国政治。冷战的影响比政策制定者的标准说法要复杂得多，也严峻得多。大国竞争虽然没有产生俄罗斯的普京、菲律宾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或匈牙利的维克多-欧尔班这样的领导人，但也无法控制种族民族主义、经济不平等和民主倒退。国家之间的竞争并不是促进国家内部的民主改善的一个可行的框架。相反，地缘政治竞争迫使美国以民主的名义做出不民主的让步。拜登政府急于让大家相信，作为 “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回来了。

作者评论到，如果把大国竞争理论作为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唯一理论基础，那么大国竞争将再次上演。它将无法纠正民主弱点的根源，这些弱点的根源在于经济不稳定、政治腐败和种族主义。它将使那些谴责美国国内的失败，并将其与所谓的软弱的外交政策联系起来专制领导人走上政治舞台。

最后，作者总结，鉴于目前公众对政府在美国国内进行更多投资的强烈愿望，现在是转变方向的时候了。美国人正在期待美国的外交政策与民主期望顺应公众舆论。一个真正的大国会尽最大努力解决因大流行病而加剧的未决问题：种族和经济不平等，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失控的环境恶化。地缘政治竞争不会做到这一点。

纽约亚洲协会主席、曾任澳大利亚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陆克文（Kevin·Rudd）发布评论指出，中美竞争越来越激烈，但不一定会变得更加危险。

自拜登总统上任以来，中美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拜登延续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强硬的对华政策，强调这两个大国几乎肯定会走向尖锐和危险的长期战略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危机、冲突甚至战争。相反，北京和华盛顿可能正在探索一套新的稳定措施，以限制突发的风险。

在任何特定时间评估美中关系的现状都绝非易事，因为很难区分双方为了国内政治影响发表的公开言论和各自幕后的行动。然而，尽管双方公开言论的措辞严厉且经常激烈，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双方关系趋于稳定的早期迹象，包括暂时重组旨在管理紧张局势的政治和安全对话。对于为未来全球秩序进行战略竞争的中美两国以及卷入这场战略竞争的国家来说，问题的关键是中美将追求什么样的战略竞争。

作者指出，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国际和国内一系列挑战，双方都没有意愿应对意外的危机和冲突。由于双方都需要时间来应对其国际国内的挑战，因此中美两国越来越多采取边缘政策。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着澳、印、日、美四方会谈（QUAD）、澳、美、英新安全伙伴关系（AUKUS）、日本新国防政策以及韩国新总统领导下新的外交战略等挑战。中国国内也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新冠疫情抑制国内消费等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面临着《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和其他对美国未来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的立法难以通过；总统中期选举迫在眉睫的政治不确定性对 2024 年总统竞选的影响；鉴于美国国会的强烈保护主义情绪，迄今为止无法抵消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和全球经济足迹；美国国会目前存在着的强烈保护主义情绪，加之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和全球经济足迹。

对此现状，作者提出了可管控的战略竞争（MANAGED STRATEGIC COMPETITION）这一深刻现实主义概念。当前中美都对彼此的意图有相当准确的理解，但最近几年双方一直进行战略上的混战。可管控的战略竞争可以提供更稳定、双方都同意的约束。这一概念有四个基本要素。首先，美国和中国需要对彼此的硬性战略红线建立明确、细致的理解，以减少因误判而发生冲突的风险。第二，两国的战略竞争转向提高经济和技术实力、外交政策、甚至军事能力的竞赛。这种竞争还包括对主导国际体系的意识形态斗争。第三，有管理的战略竞争应该为两国在国家利益一致的领域，比如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全球金融稳定和核扩散等领域的合作提供政治空间。最后，双方专门的内阁级官员仔细和持续地管理战略竞争关系。无论国内政治或国际局势如何动荡，双方都稳定地维护这一竞争框架。

最后，作者总结到，可管控的战略竞争可能有助于稳定在未来十年的中美关系，否则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将随着它们接近经济平等而进入最危险的阶段。目前情况下，稳定的前景可能是最有希望的。但应对中国和美国各自国内和国际挑战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北京和华盛顿都发现，管理得当的关系有助于他们度过即将到来的充满挑战的时期，他们可能会得出结论，从长远来看，可管控的战略竞争关系可能是有用的。

诚然，这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将继续下去。批评者会争辩说，可管控的战略竞争只是缓兵之计。但如果其替代方案是危机不断增加、升级的世界，那么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美国陆军军官丹尼尔·海勒（Daniel Haile）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评论指出，美国应当抓住目前与非洲建立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友好关系的机遇窗口期，在非洲国家转向中国前与非洲国家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对抗中国。如果美国继续其当前的对非政策，它势必将非洲大陆拱手让与中国”。

作者指出，中国在非洲存在着长远利益。首先，中国正在与非洲接触和投资，为“非洲世纪”做准备，非洲大陆的人口将超过 25 亿，其中 25岁以下占50% 。二是探索建设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 AfCFTA)，一个涵盖 55 个非洲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第三，中国垄断了非洲丰富的矿产资源，限制了稀土（REE）在全球销售。此外，北京正在寻求通过在中国提供教育机会来赢得非洲未来领导人和影响者的心。北京正在教育领域投资，据报道，2021年中国向非洲学生提供了12000个奖学金名额。如果过去的历史趋势是对未来的预测模型，那么在中国接受教育的未来非洲领导人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治理模式产生强烈的共鸣，并且很可能厌恶西方的治理和经济模式。当然，非洲国家应该可以自由决定他们希望遵循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

对此，作者认为，中非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对双方都有利。而且中国国有企业与非洲国家之间的看似不公平商业交易可以重新谈判，以增加非洲各方的利益。中非贸易并非像一些批评者所描述的那样是一场零和游戏。中国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增加以及中美之间冲突的加剧将为非洲国家提供选择的机会：要么保持不结盟，要么选择一方。非洲国家很难拒绝中国投资和合作。

对此，作者指出，如果美国袖手旁观，不制定对抗中国影响力的计划，那将是一场地缘经济灾难。美国需要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与非洲国家重新接触，停止依赖独裁领导人来确保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从而减缓中国影响力的上升。非洲国家将采用中国模式（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党制国家）、西方模式（资本主义经济的民主治理形式），或为每个国家量身定制的两种模式的融合。无论选择如何，华盛顿都需要成为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而不是预先强加其政治意识形态，并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对此，美国应当提出一项非洲马歇尔计划，该计划以善政、坚持人权、民主政府形式和自由市场经济、基础设施发展以及经济可持续性和人类安全方面的伙伴关系为中心。此外，华盛顿应该接受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并成为大陆自由贸易的伙伴。过去，非洲是贫困、饥荒、战争、内战、不稳定、不安全和缺乏中央权威的政府的代名词。然而，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如索马里、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亚和厄立特里亚（非洲大陆上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非洲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必须在 1990 年代之后更新其对非洲的理解。

最后，作者指出，为了减缓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必须打破陈旧的观念，重新与非洲接触，建立互利的伙伴关系。美国也没有参与对非洲大陆的殖民统治，因此美国在非洲没有承担殖民主义、经济和人类剥削以及负面社会情绪的历史包袱。因此，美国可以利用其软实力和硬实力方法来促进互利的伙伴关系，例如通过外国直接投资、经济援助倡议。

前美国陆军作战武器和总部参谋，美国国土安全EMP(电磁脉冲)工作队副主任大卫·派恩(David T.Pyne)发表文章指出，除非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否则中国不太可能先发制人地采取武装行动，但拜登很可能会对中国相关作出回应军事上的回应。

作者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可能会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窜访台湾为理由，完成对台湾的长期计划的“空中和海上封锁”的准备工作。7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乔·拜登通过电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通话，期间中方警告拜登不要干涉中国与台湾统一的计划。习近平说：“玩火者必焚，希望美方清醒认识（台湾问题）。”有关专家也警告，中国应该“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尤其是军事方面的准备”，以防止局势恶化。中国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也表示，中国军队正在进行动员，准备对台湾进行潜在的先发制人的攻击，以回应佩洛西的访问。此外，它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军事行动，称这将导致“严重的军事冲突”。它补充说，中国不担心华盛顿决定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任何升级。并非巧合的是，中国于7月30日开始在台湾海峡进行大规模的地面和海军实弹演习。佩洛西抵达台湾后，中国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8月4日至7日在台湾周边进行重要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实弹射击。

根据美国国防部关于中国军事威胁的2021 年年度报告，中国可能会尝试对台湾进行空中和海上“封锁”，并可能对台湾的反舰和地对空导弹基地等关键军事目标进行导弹袭击。美国任何打破中国“封锁”的企图都可能导致中国向美国船只和飞机开火，从而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爆发。

对此，作者指出，除非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否则中国不太可能先发制人地采取武装行动。但拜登很可能会对中国封锁台湾作出回应，比如将美国第七舰队的其余部队派往西太平洋地区，以展示类似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武力。然而，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为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潜在冲突做准备，建立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核弹道导弹部队，并将其中大部分部署在其海岸线上。因此，与核超级大国对峙的主要区别在于，拥有压倒性战区核和海军优势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这将大大增加这种僵局不会以对美国有利的方式结束的可能性。

最后，作者总结到，在中国重新控制台湾及其周边岛屿的所有可用选择中，采取“封锁战略”将是风险最小的一种。根据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最近的回忆录，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台湾基本上是不可防御的，因为它距离中国只有八十一英里，但距离美国只有八千英里。此外，鉴于美国在避免与中国发生核战争方面具有压倒一切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军事干预可能导致中国核升级的风险可能远远超过美国试图保卫台湾免受中国侵略的国家利益。

如果台湾确信美国不会打破中国的空中和海上封锁以向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它很可能会很快就统一协议与北京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帮助调解，以避免潜在的核浩劫。只要印太军事同盟体系完好无损，美国可以接受生活在一个“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世界里。

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东亚中心主任贾甘纳特·潘达(Jagannath Panda)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佩洛西访台能否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Did Nancy Pelosi’s Taiwan Trip Close the Thucydides Trap?) 的文章。其中警惕到，在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访台后，印太地区各国需要致力于缓和中美双方关系，防止冲突升级、影响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潘达指出，佩洛西事件仍然处于发酵阶段，中美双方具体表态、举措值得关注。接着，潘达针对此次台海危机提出一连串问题，例如是否台湾会成为此次中美较量的牺牲品；美国当局是否会因为中国的应对措施而自我反省；长期来看印太局势会如何发展等等。

潘达回顾到，自从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积极通过AUKUS（澳英美联盟）联盟和QUAD（英、澳、日、印组成“围堵”中国的四国联盟）四方安全对话对中国采取一系列抵制措施，而中国则通过上海经合组织和金砖五国等组织寻求一席之地。在此次佩洛西访台后，中国及时、针对性地对台湾采取类似经济制裁的反制措施，同时宣布了针对美方恶劣挑衅行为的八项反制措。此外，七国集团外长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发表涉台声明，也遭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极力反驳。潘达认为，这种种的迹象表明，中国的“报复”计划才刚刚开始，这个国家的目的在于“吞噬”亚太地区。

潘达认为，尽管美国不承认“九二共识”，但是这并不妨碍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也不妨碍美国同中国维护台湾的稳定与和平。她谴责到，中国将对共识的否认与威胁台湾和平二者联系起来，实则毫无逻辑。她还扭曲事件，认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和佩洛西可谓新时代“独立女性”的代表，可以对抗中国执政党所体现的“父权制”。

潘达预测到，中国可能会在此次台海危机后变得更加“好战”，原因在于中国领导人趁此机会需要“提升公信力”，同时出于国际利益和领土主权考量。当然，这样的趋势可能会使得新的两级秩序变得非常脆弱，随时爆发战争，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潘达分析了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局势，日本针对中国解放军震慑“台独”事件发表言论；相较之下，韩国态度与之相反，韩国总统尹锡悦则是拒绝会见的态度。

潘达总结，目前中印较为稳定，譬如中印第十六轮军长级会谈近期刚刚达成“四点共识”。但是印度需要准确判断与中国的关系，一旦简单误判可能会引发危机，需要巧妙地与中国进行边境地区的合作。她还呼吁，不论对佩洛西之行的定义如何，当务之急，各国需要缓和中美双方关系，避免印太地区局势升级。

“布鲁金斯学会”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专家，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和蒙古主任何瑞恩（Ryan Hass）在《外交事务》撰文，称美国可以利用中国对于佩洛西窜访的过度反应进一步推进其在台湾地区的战略活动。

在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不合时宜地访问台湾后，中国利用这次危机进行了包括军事演习，发射弹道导弹，派遣战斗机和海军军舰越过台湾海峡中线在内的一系列活动。此外，中国还发布了关于台湾问题的第三份白皮书。

对此，作者认为，历史的经验表明，缓解台湾地区局势的时机尚未成熟。对于中国来说，佩洛西窜访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对于台湾问题进行干预的机会。而美国目前则迫切需要阻止中国改变台湾问题的现状。回顾中美外交的历史，中美外交需要国家领导人级别的直接外交以确保两国充分了解双方的担忧和要求。因此，中国领导人在其关切得到合理回应之前是不会采取措施化解紧张局势。

尽管如此，美国可以利用中国的强硬态度，中国对于佩洛西窜访的过度反应反而使美国更容易在台湾地区开展行动。比如，中国的军事行动为美国鼓励台湾两党合作加强台湾地区国防的财政和公共支持提供了机会。

此外，作者指出，中国对台湾问题的军事应对也为美国深化与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合作创造了动力。中国的军事应对为美国如何加强军事威慑提供了指导：美国和其盟友应共同努力，扩大军事准入、规划和应急准备措施，从而达到以提醒中国其自身弱点以促使中国领导人考虑过度军事行动的风险的目的。如果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做得更多，说得更少，他们将对中国的军事战略产生更大的影响。

最后，作者总结道，美国政府还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向中国政府解释美国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虽然这样做并不能让中方满意，但它能表明美国并没有完全转向支持台湾。此外，美国官员还应该强调，美国支持台湾的程度将受到中国对台湾军事压力的影响。如果中国真的想推进其和平统一的目标，它需要得到台湾的2300万人民的认同。美国官员应该向中国官员强调，军事恐吓只会促使台湾公众支持与和平统一背道而驰的领导人和政策。

弗吉尼亚大学政治系国际关系教授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发表文章指出，如果华盛顿和北京的领导人能够提高彼此对贸易和未来行为的期望，那么东亚未来几十年的和平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作者指出，贸易可能对战争起诱导而非威慑作用，并且使用军事力量甚至敌对性对抗并不总是与经济关系破裂相关。正如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经济实力是长期军事实力的基础，国际贸易对于建立经济实力基础至关重要。贸易可以产生两个主要影响。首先，通过提供廉价原材料和有利可图的市场，贸易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从而增强其资助常备军的能力。其次，对于一个依赖进口资源和出口贸易的大国而言，贸易使其更容易受到贸易制裁和禁运的影响。这种脆弱性可能促使国家领导人建立海军以保护贸易路线，甚至发动战争以确保获得重要商品和市场。然而，如果对未来贸易的预期下降并且领导人开始相信其他国家的贸易限制将开始减少他们获得关键资源和市场的机会，那么他们将预计长期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会下降。他们可能会开始相信，为了保护贸易路线、确保原材料供应和市场准入，需要采取更加果断和进取的政策。今天，中国领导人明白他们面临着类似的困境——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新兴国家的领导人也面临同样的困境。他们知道他们的外交政策需要足够温和，以维持支持贸易关系继续下去的基本信任。但他们也需要投入足够的军事力量来阻止其他国家切断这种贸易关系。商业如何影响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在过去一年中对某些事态发展特别是台湾问题上态度如此尖锐。

作者认为，消除中国在半导体问题上的疑虑可以降低中美战争的可能性。中国经济是由制成品出口驱动的，中国极度依赖原材料进口来维持经济发展——包括来自中东和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提供了世界上很大比例的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和 5G 通信系统。如果中国面临目前俄罗斯面临的全面制裁，其经济将被彻底摧毁。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否能在贸易上赶超美国取决于其是否能继续获得台湾的芯片，如果中国官员怀疑美国可能会采取措施切断中国获得台湾芯片的渠道，他们可能会确定有必要夺取台湾。因此，美国的政策直接影响了北京对未来商业环境的看法。通过向北京保证中国能够从台湾获得半导体，拜登政府可以缓和北京对未来贸易的担忧，并降低危机和战争的可能性。

最后，作者指出，当大国寻求利用经济相互依存来帮助维持和平时，它们面临着发展贸易使他国实力赶超自身和维护和平之间艰难的平衡。因此，更好的方法是推动中国等新兴大国通过终止汇率操纵、补贴和非法盗用外国技术等做法来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同时向这些国家保证，如果它们在外交政策中采取温和行动，他们将继续享受经济增长和国内稳定所需的资源和市场。大国领导人必须努力建立贸易关系使国家能够实现绝对增长，同时确保任何一方都不担心未来相对经济实力会大幅下降，从而使其容易受到外部威胁或内乱的影响。鉴于当前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再加上习近平与普京的持续结盟，建立这样的贸易关系可能会很困难。但随着大国外交回归平稳，华盛顿可以努力提醒中国，它需要美国和西方伙伴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华盛顿不会利用中国的依赖来破坏这些目标。拜登有能力向习近平保证，美国方面已经吸取了 1941 年的教训——摧毁一个国家对未来贸易的期望可能导致战争。

马修·加拉赫（Matthew Gallagher）在国家利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在“台湾之战”前应三思而后行》（America Should Think Twice Before Fighting a War Over Taiwan）的文章，其中指出，中国“征服”台湾并非能使中国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霸主，美国切忌不可过分夸张台湾的地理意义，但可以实施海上咽喉计划封锁中国经济。在频繁对中国污名化之后，他还建议美国应该从软实力赢得台湾甚至世界其他国家的信任。

加拉赫表示，如果将中国比作酒瓶，而台湾比作软木塞，不应过分夸大守卫台湾的重要性，而应审时度势，反思台湾被“侵占”后的地缘策略。而在他看来，美国本不应把台湾视为最后一道防线，虽然中国能够占领“第一岛链”，但是其他岛链的解锁还需和其他国家的配合，因此，中国欲“占领”台湾之举并未能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为应对中国的逐步扩张，加拉赫建议采取海上“咽喉”政策，封锁中国海上路线，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对外经济交流的能力，被迫只能进行国内贸易。

加拉赫预测中国在“吞并”台湾之后将迅速进行安定计划，原因有以下四点。

其一，中国目前的区域军事中心在于控制台湾，抵制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势力，但它的“专制”限制了中国结交盟友，建立海外基地的潜力；

其二，中国“侵略”台湾的做法不同于美国在印太地区与其他盟友的交流，这也能够让中国深刻理解美国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化信誉”（differentiated credibility）；

其三，随着中国“征服”台湾的事件发酵，中国对邻国的和平崛起保证也会大打折扣，反而激起这些国家建立起遏制中国的计划，这与中国的目标背道而驰；

其四，中国国内面临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经济衰退等结构性问题，因此征服台湾是打开日本和马六甲海峡海上咽喉的第一步。

加拉赫建议美国应更多发挥其软实力影响盟友，减少军事势力的展示，避免同中国一样陷入他人“阴谋多端”的评价。他表示，中国征服“台湾”更多的不是为了台湾人民的福祉，而是重视该区域的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但中国“征服”台湾之举只有在美国的干预下才能愈演愈热。

最后，加拉赫过于乐观地做出假设，美国或许可以利用其地理优势接受台湾的移民，延续台湾文化，不仅能够避免亚太地区爆发战争，同时从自身利益出发有利于软实力的发展。 

保罗.希尔（Paul Hee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中美合作仍然扑朔迷离？》（Wh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mains Elusive）的文章，其中针对“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中美国防部长双方的态度进行了简要评述，他表示，中美双方合作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仍有机会可以进一步磋商。

希尔认为，在此次的“香格里拉对话”当中，再次沿袭了中美之前的对话传统，将其定性为“聋子般”对话，互相指责，没有任何成效。美国奥斯汀国防长(Lloyd Austin)强调双方积极交流与沟通，但在涉华言论中，又频频挑战中国的底线，抹黑中国的虚假信息。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则敦促美国切忌挑战中国红线，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否定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动。

希尔表示，美国声张的“伙伴关系的力量”(the power of partnership)和“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并不真实，因为包括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希望美国不要和中国对抗到底，双方可以在印太地区追求一致的目标，共寻合作与竞争的关系。然而，美国并不采纳盟友和伙伴的关系，遵循零和博弈思维，打着“自由”和“开放”的旗号，“多边主义”的幌子排挤中国，并希望实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意识形态软着陆。

最后，希尔提出，中美双方诉求有相似之处，尽管从国际法的角度出发双方的解释各不相同，但是只要双方能够进行深度沟通与磋商，减少针锋相对，将会给双边合作带来重大的进展。

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吾之敌人的敌人》（Enemies of My Enemy）的文章，其中回顾了过去和现在的国际秩序，揭露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并渲染中国威胁论。

贝克利指出，国际秩序正在土崩瓦解，其修复方法众说纷纭，但共同点都在于通过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进行协商，实现双赢和多赢局面。但他揭露，国家间任何结盟的行为都是自身安全利益的副产品。而目前，由于中国的“好战”情结和追求霸主地位的欲望，中国邻国和其他同盟国家正在加紧贸易与投资，隐形地将中国区别化对待。贝克利预测，这有可能形成一种与中国竞争的国际秩序。

贝克利认为，历史上的国际秩序，都具有排他性，运用社会学家的“内群外群效应”（the in-group/out-group dynamic），哲学家的“萨卢斯特效应”（Sallust’s theorem），以及政治学家的“消极党派效应”（negative partisanship），揭露了唯我独尊，鄙视对手的态度。贝克利还通过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分化的例子来证明排他性。

贝克利强调，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试图推广自由秩序成为国际秩序，迎接全球化时代。尽管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自由秩序将会是国际秩序中的一个例外，因为它的门槛比较低，具有包容性，以至于自由贸易能够促进各国的深度交流，击败重要的对手，正如苏维埃的下场。

然而，自由秩序仍然具有排他性，助长民粹主义、宗教和独裁反对派，这些情绪在冷战后重新复燃。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并非带来了真正的自由，反而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气候变化，政治极端化，经济危机，金融海啸和难民危机等。虽然政治学家提出修复国际秩序的建议，寻找共同的敌人，将国家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下，但目前还缺乏一个共同的敌人。

贝克利笔锋一转，暗指中国有可能成为西方国家“共同的敌人”。他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外交已经从“温和”转向了“战狼式”外交。他还披露，不论是军事科技发展，还是经济运作，中国都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欲望”，“图谋”在亚太乃至世界获得霸主地位，还指控中国是反民主力量，控制民众的日常行为，侵犯隐私权和言论自由，对中国进行负面、消极方面的评价。

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吾之敌人的敌人》（Enemies of My Enemy）的文章，本次文章选取了关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部分进行汇编整理。在该部分，贝克利总结了反华秩序背后的根源，他指出，美国及其盟友并未真正从自由经济中获得好处，而中国却持续崛起，“制裁”西方国家，正是中国这样的“作用力”导致美国需要有“反作用力”，即需要通过联盟的方式抵制中国。 

贝克利认为，西方国家推崇的自由秩序与中国的“专制”制度互不兼容，这是直接导致西方国家结盟的原因。其次，冷战时期的世界秩序与现存的世界秩序有所不同。在过去，主要是资本主义至上，自由为后；然而现在，西方国家强调自由为先，资本主义为后。

贝克利指出，美国提出的自由秩序建立在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但这样的行为相当于“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给美国和其盟友增添负担，并抹黑中国，指责中国利用经济开放，大肆从经济、军事、思想政治上打压外国，保护本国产业，这些也是反华情绪助长的导火索。

贝克利还强调了美国拜登政府的态度，拜登在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美是专制与民主的较量，自由秩序无法包容“专制”，美国借此大肆宣传民主联盟，通过军事结盟等方式将中国排挤在外。

国际利益亚洲特约作者克里斯托弗·瓦萨洛（Christopher Vassallo）近日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鹰派经济学可以抵制中国的“胁迫”？》（On the Offensive: Why Hawkish Economics Can Deter Chinese Coercion）的文章，其中阐述了美国如何利用鹰派做法和中国做“金融切割”，用“金融战争”对中国进行“金融恐吓”，实现先发制人战略，同时还肯定了鹰派战略家在当下对美国的政治指导意义。

瓦萨洛首先回顾了中国的威慑性文化，从孙子兵法的“边打边谈”到毛泽东时期的“进攻式威慑”,如朝鲜战争、台湾海峡危机等等。目前而言，中国将这一战略从军事转化到经济领域，他认为，中国目前正在“进攻式脱钩”（offensive decoupling），目的在于构建稳定的能源供给和生产能力，以保证国家安全。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将这一举措定性为“双循环”（dual circulation），即让世界依赖中国，让中国减少对世界的依赖。

瓦萨洛进一步指出，中美经贸协议助推了中国的金融业发展。美国国会披露，中国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施行对外国企业而言会是一种束缚和制裁。

接着，瓦萨洛回顾到，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邀请苏联一起破坏中国核设施却被拒绝，而古巴导弹危机时期肯尼迪利用鹰派好战军事家莱梅传达威胁可信度、制衡苏联，上述的历史经验表明，肯尼迪的鹰派战略家利用先发制人战略帮助美国实现了创造性外交。而目前，美国没办法通过美国专家拉里·萨默斯 (Larry Summers) 提出的“金融恐怖平衡”威胁中国的胁迫，或许鹰派战略家可以为美国提供政治指导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