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娅-赫迈迪和丽贝卡-阿塞萨蒂（Antonia Hmaidi and Rebecca Arcesati）在《外交学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欧洲在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中挣扎》（Why Europe Struggles With US Export Controls on China）的文章，作者指出，2022年10月，美国通过了对中国的全面新出口管制。但美国却没有如预期般地得到欧洲方面的支持，该文章试图分析此原因。

文章称美国通过长臂管辖对全球技术贸易的干预引发了他者对保护主义的担忧。一些欧洲公司认为，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过去授予许可证的次数不如美国竞争对手的数量多。此外，各国政府处境艰难，因为他们担心美国的出口管制可能会扼杀其国内产业。作者举例到，如在半导体领域，欧洲公司认为，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收入，其研发资金来源将面临挑战。

文章进行了遏制中国还是扼杀业务的讨论，指出尽管欧洲对中国的技术野心感到不安，但追求完全自给自足的供应链（编译者注：即一种排华的供应链体系）是不现实的。作者指出，这只有在“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协调抵消与中国部分脱钩的成本时，即通过盟友之间的 “友情托管 ”，才能实现。尽管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承诺进行跨大西洋合作，但这一概念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文章还指出欧洲也害怕中国潜在的反制措施，如管制稀土资源或采取新的长臂立法。

最后，文章讨论了多边出口管制的未来。文章称，这一举措这将需要时间和政治意愿，但欧洲各国首都的政治意愿可能差异很大。欧洲虽然同意美国对中国威胁的一些评估，但许多美国的欧洲盟国并不认为北京是战略竞争对手，也不赞同技术遏制。并且随着出口管制复杂性的提升，各国的执法也面临挑战。文章的结论是这些挑战不应阻止欧洲认真对待北京“将民用技术用于军事”。随着拜登政府考虑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扩大到量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等领域，欧洲缺乏决心与华盛顿的不耐烦之间的冲突预计将加剧。

吉里什·林加纳（Girish Linganna）在《国家利益》上发表题为《虚拟现实，真正的危险：元宇宙构成反恐挑战》（Virtual Reality, Real Dangers: The Metaverse Poses Counterterrorism Challenges）的文章。该文指出元宇宙带来的潜在威胁需要广泛的个人和组织立即关注，并提出了一些在元宇宙中打击恐怖主义的举措。

文章称元宇宙通过三种方式阻碍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其一，作者认为，在线招募和参与是当代极端主义的决定性特征，元宇宙会让个人更容易见面，并让极端主义领导人有新的能力来创建和维持虚拟意识形态和社会社区，以强大的、难以破坏的手段来扩大其队伍和影响范围。其二，作者认为，元宇宙提供了协调、规划和执行大量成员破坏性活动的新手段，这包括虚拟世界的建设、替代路线对封锁的反抗与用虚拟工具为现实活动指路。其三，作者认为虚拟世界本身也可以发起攻击，尽管与现实物质世界有所区别。

文章对此提出了解决方案，包括主动和被动的措施。从主动方面，作者认为要创造虚拟环境，积极阻止极端主义活动，促进替代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具体涉及发展虚拟社区和活动，加强监视和信息收集，与让安全专家预测和解决元宇宙中的潜在漏洞。另一方面，作者则提倡个人和组织包括学术研究人员、负责发展元宇宙的人员以及负责保护社会的人员需要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威胁。

哈佛大学学生肯德尔-卡尔（Kendall Carll）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在新的太空竞赛中不能置身事外》（America Can’t Sit Out of the New Space Race）的文章。

        文章称，特朗普政府创建美国太空部队（以下简称USSF）的目的在于扩大美国在太空的影响力。自2017年以来，美国宇航局和国务院一直在努力招募《阿特米斯协议》（the Artemis Accords）的签署者，这份七页的文件概述了华盛顿对太空治理的愿景。华盛顿的典型伙伴，如日本、英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迅速加入成为创始成员，但签署者名单中明显没有俄罗斯和中国，因为陆地上的竞争有可能进入星际。

        文章称，中国和俄罗斯不会袖手旁观，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和俄罗斯将其在轨资产扩大了70%，而从2015年到2018年，它们的太空存在已经增加了三倍。卫星是美国指挥和控制的骨干，也是更广泛冲突前初步打击的主要目标。早在2007年，中国就在加强其摧毁低地球轨道卫星的能力。

        文章称，随着北京和莫斯科在进攻性太空能力方面的推进，华盛顿已经开始努力考虑是否应该追求基于太空的导弹防御系统。美国一直依赖大型卫星来完成许多不同的目标。虽然在后勤上更简单，但这种“一篮子鸡蛋”的架构增加了攻击的潜在破坏力。华盛顿也必须采取措施，探索对俄罗斯和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化太空存在的直接反击，而反击最好是防御性的。

        文章称，有效的太空能力的目标不是赢得军备竞赛，而是确保太空中发生的事情留在太空中。通过谨慎的外交和完善基于规则的太空秩序，美国太空能力的进步既能威慑又能抑制对手的冒险主义，从而限制了潜在的对抗范围。

2月2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techland-when-great-power-competition-meets-digital-world/america-can%E2%80%99t-sit-out-new-space-race

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M-保尔森（HENRY M. PAULSON）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的中国政策不起作用》（America’s China Policy Is Not Working）的文章，文章指出中美的对立日益加深，中国和美国正在从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急剧下降到一种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是对抗的关系，美国的脱钩政策存在危险。

文章称，美国正试图组织一个志同道合的国家联盟以制衡和施压中国，但这一策略并不奏效。美国最亲密的战略伙伴也没有准备像美国那样广泛地对抗、试图遏制或在经济上瓦解中国。许多国家并没有在经济上脱钩或解体，而是加深了与中国的贸易往来。2020年，尽管美国警告了多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文章称，将中国拒之门外的努力肯定会伤害中国，但也会伤害美国。美国企业被置于巨大的竞争劣势，纠正这一问题的明智步骤是对进口的中国消费品实行关税限制。这在政治上很受欢迎，但在经济上却毫无意义。它们伤害了中国，但也伤害了美国，包括依赖中国供应商的普通公司，这些公司在通货膨胀和高能源费用的重压下被压垮。

文章称，如果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和经济增长的推动者能够进行沟通和协调，这样做符合中国和美国的共同利益。但某种程度的脱钩是不可避免的，在高新技术领域，一些有针对性的脱钩将是绝对必要的，但全盘脱钩是没有意义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最大的制造商和最大的贸易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它将是全球金融形势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不应宿命地接受经济铁幕的降临，而应积极与中国谈判，为美国人在中国市场赢得机会。

1月26日发表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americas-china-policy-not-working?utm_medium=newsletters&utm_source=twofa&utm_campaign=America%E2%80%99s%20China%20Policy%20Is%20Not%20Working&utm_content=20230127&utm_term=FA%20This%20Week%20-%20112017

秘鲁2016年和2021年的总统候选人朱利奥-阿曼多-古斯曼（Julio Armando Guzmán）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在拉美的权力游戏》（China’s Latin American Power Play）的文章，文章指出为了对抗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西方国家必须加大对拉美国家的人才投资。

文章指出，中国在拉美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且该影响力在不断增长。中国是拉美地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拉美政府最大的主权贷款人。中国正在超越该地区长期存在的多边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中国将很快成为该地区最大的债务持有人。

文章称，中国的影响力应该让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感到担忧。新冠疫情、铜和大豆等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全球经济停滞不前，这意味着拉美正在进入一个低经济增长期。在这种环境下，中国的投资将很难被拒绝。但这些钱是有附加条件的，中国在该地区有明显的地缘政治利益，中国正在利用其经济实力来推进其外交政策议程。

文章称，西方政府对抗中国影响力上升的最佳方式是投资拉美的人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柱是有效的管理机构和法治。与中国的竞争主要体现在谁向拉美投入更多资金上，西方无法与中国的金融杠杆相匹敌，这是一场失败的战斗。但是持久的民主是建立在价值观和思想上的，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竞争是非常不利的。当中国投资于矿山时，西方应该投资于思想。美国总统拜登于2022年发起的旨在对抗中国的倡议——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为资助此类项目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文章称，通过投资于人，西方世界可以利用其与拉美的关系，帮助该地区提高全球竞争力。西方政府将从与该地区更深入的接触中获益，比如建立更为紧密的伙伴关系。

2023年1月16日发表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entral-america-caribbean/chinas-latin-american-power-play?check_logged_in=1&utm_medium=promo_email&utm_source=lo_flows&utm_campaign=registered_user_welcome&utm_term=email_1&utm_content=20230119

独立研究所研究员伊万-埃兰（Ivan Eland）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需要在非洲遏制中国吗》（Does the U.S. Need to Contain China in Africa?）的文章，文章指出华盛顿应该拒绝与中国在非洲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主导地位上的零和竞争。

        文章指出，非洲大陆的地位正日益突出，上个月的美非领导人峰会旨在与中国、俄罗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争夺在非洲的“影响力”。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最近向非洲国家提供了高达600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在争夺这个正在崛起的大陆的影响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美国在援助方面不及中国。目前中国正在崛起，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国家驱动的贷款来获得影响力，非洲一直是“一带一路”影响力项目的主要目标之一。

        文章称，随着中国介入非洲大陆，其他行为体，如俄罗斯、日本、欧盟、土耳其和阿联酋也想参与其中。例如，土耳其和阿联酋在非洲大陆建造了基础设施项目，俄罗斯和阿联酋向一些非洲国家出售武器。许多国家都在为电动汽车寻找非洲的土矿，并将非洲不断增长的人口视为其出口的一个巨大市场。

        文章称，特朗普政府以其混乱的自利性外交政策，没有参与在非洲的竞争，但拜登政府不同于以往。拜登于12月在白宫举行了美非领导人峰会，拜登将加入对非洲领导人的招揽，支持非洲联盟在20国集团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组织中的代表权，拜登还承诺为非洲提供550亿美元用于计算机编码教育、网络安全和稀土矿物等方面。

        文章称，在安全方面，美国需要强调非洲在安全领域的自力更生，美国必须最终接受多极世界已经到来的现实，推动联合国安理会的扩大，不仅增加非洲联盟，而且增加印度、日本、德国和巴西作为常任理事国。安理会的新常任理事国可以处理其势力范围内出现的任何边界冲突或跨领域问题。

        文章称，这一框架将使美国经济重新焕发活力，美国将大幅削减安全开支，从而偿还其30万亿美元的巨额国债。美国现在只占全球GDP的13.6%，但却占世界国防开支的38%，这对美国经济造成了竞争上的拖累。华盛顿可以通过拒绝充当单边的全球警察或停止与中国追求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的零和竞争来振兴经济。

1月11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does-us-need-contain-china-africa-206097

美国前海军司令迈克尔-达姆（Michael Dahm）在美国海军研究所1月出版的月刊中发表了一篇名为《从解放军海军航母行动的几何变化中吸取教训》（Lessons from the Changing Geometry of PLA Navy Carrier Ops）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作战地点随着不断提高的航母能力而改变。

文章称，中国最近的航母行动为认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快速发展能力提供了一些必要的视角。除了舰艇吨位、射速和武器射程等简单的数学计算，在对相互竞争的军事力量进行全面的净评估时，重要的是作战能力和几何变化。中国表现出的从中国海岸进行远距离作战的意图表明，随着其作战能力的提高，解放军海军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太平洋地区的威胁几何。

文章称，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能力的提高和远离本土水域的行动，中国将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更多的挑战。在潜在的冲突中，美国军队将面临更复杂的威胁，因为解放军试图包抄美国海军的分布式海上作战战略和美国联合部队的扩张策略。

文章称，令人怀疑的是，解放军海军正在积极寻求与美国或其盟友的冲突。但解放军海军将继续向美国发难，达到对抗的地步，但不越过战争的界限。美国海军会如何回应，这还是未知数。美国海军领导人和操作人员应密切关注解放军行动的几何变化，以减轻对美国海军造成的威胁。

2023年1月刊

https://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2023/january/lessons-changing-geometry-pla-navy-carrier-ops

普渡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斯科特·弗里德曼（Scott Friedman）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会引领全球化的终结吗》（Will China Lead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的文章，文章指出，随着中国更多地审视于内，其领导人可能逐渐认识到全球经济可能与他们的目标不相容。

文章称，全球化一直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决定性特征。近几十年来，美国转向服务和信息经济，来自中国的低成本商品充斥于美国市场。随着运费的下降和海外制造能力的膨胀，美国人用国内的就业机会换取进口消费品，这被认为是全球化的自然发展。

文章称，大国竞争现在不仅是政治的竞争，也是商业的竞争。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敲响了生产离岸风险的警钟，美国两党的政治领导人明确表示越来越需要将美国经济与中国“脱钩”，许多国家认为美国正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解体，但事实并未如此。

文章称，全球化的结束是从中国开始的。随着全球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冠状病毒的对经济的影响，以及人口悬崖的到来，中国政府似乎有理由在其周围筑起高墙来支撑其国内经济。事实上，我们已经在某些领域看到了这种迹象。在过去的一年里，地方政府要求中国医疗公司从本地供应商处采购，并将最终使用的医疗设备中的部件采购限制在中国国内企业。这对一个由西方技术公司主导的市场来说是一个关键的变化，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该市场被认为是全球经济中最有利可图的部门之一。如果这些规定得到执行，外国公司将被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

文章称，美国和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国家必须正视全球化消亡的现实，然而，他们应该接受这样的观点：中国实际上可能是主要的催化剂。

12月28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ill-china-lead-end-globalization-206063

海-苏厄德经济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Hay Seward Center for Economic Security）卡尔-德尔菲德（Carl Delfeld）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解决美国的战略金属供应危机》（Solving America’s Strategic Metals Supply Crisis）的文章，文章指出依靠中国来供应关键材料是愚蠢的行为，美国应当感到紧迫感和改变储存策略。

文章称，美国的战略金属供应链的脆弱性既危险又令人费解。中国在过去20年里大规模推进战略金属的开发和利用，成为一个采矿和提炼的超级大国，这在中美竞争的时代是一个致命的优势。造成这一难题的原因并不复杂，可以追溯到两个明显的趋势。首先是冷战后对美国自然资源开发的自满情绪，认为全球化会拯救一切。第二个原因是僵化的信念，认为自由市场可以解决所有战略问题。

文章称，中国在战略金属生产方面的主导地位与它占领全球制造业的制高点有关，这种崛起是由规模和较低的劳动力/投入成本推动的。资源的稀缺性和生产集中在中国和其他对美国不友好的国家也表明，对重要资源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将导致上世纪为石油而发生的地缘政治斗争。电动汽车的市场份额已经在快速增长，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全球销量的至少15%，对于钴的需求量可能会增加30倍，刚果民主共和国供应着世界上80%以上的钴。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绝大多数钴矿都被中国控制。

文章称，要建立更强大的战略金属供应链，需要伟大的远见和规划、资本投资和商业外交。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终于摆脱了自满情绪，抓住了技术、能源和矿产以及国防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尽管美国加大了国内开采，但是美国国内的钴产量是有限的。鉴于此，美国的首要任务之一应该是改善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关系，同时还需要加快与盟友和友好国家合作的节奏，以提高稀有金属供应的弹性。

12月19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solving-america%E2%80%99s-strategic-metals-supply-crisis-206034

乔治城大学副院长查维德（VICTOR CHA）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如何制止中国的胁迫行为》（How to Stop Chinese Coercion）的文章，文章指出，由于中国经济对全球市场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的胁迫行为已经造成了数百亿美元的损失，中美关系中争执多于密切的经济合作，而拜登政府的中国战略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文章称，拜登政府意识到中国的经济掠夺是一个重大问题。拜登政府倡导在志同道合的伙伴之间建立弹性供应链，这一链条涵盖个人防护设备、内存芯片等领域，其目的是使这些国家不再那么依赖中国制造的商品。拜登政府还对中国实施了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出口管制，而且这些管制很可能将扩大到量子信息科学、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先进算法。

文章称，上述的努力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拜登不能期望大多数国家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脱钩，除非其他拥有此类技术的国家加入进来，比如丹麦、日本、荷兰、韩国和英国，否则美国对向中国转让尖端技术的出口管制不会奏效。但这些国家可能不会参加美国的供应链和技术联盟，因为它们担心中国的经济报复。

文章称，如果拜登政府想成功地与中国政府竞争，就必须处理中国的贸易武器化问题（weaponization of trade）。中国政府的长期目标是迫使政府和公司在未来的所有行动中预测、尊重和服从中国的利益，而这一手段显然奏效了。但这一明显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当中国将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武器化时，各国都坐视不管。各国目前正在听从拜登政府的建议，对供应链进行“离岸”和“友岸”，将生产的关键要素从中国或中国行使过度影响力的地方转移到国内的制造商或值得信赖的伙伴经济体。

文章称，中国对其贸易伙伴实施经济胁迫，部分原因是相信目标国不敢以具体行动反击制裁，但是如果这些国家共同合作，或者换句话说，实行集体复原力（collective resilience），就可以进行反击。为了建立一个能够阻止中国胁迫的集团，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美国必须首先在它们之间达成协议。前三国政府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重要盟友，这四个国家都是著名的市场民主国家，是该地区自由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承诺联合起来并非没有风险，但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经济掠夺的主要目标，有强大的动机进行合作。然后，这四个国家必须评估还有哪些国家愿意和能够加入，通过现有的伙伴关系，如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来推动该战略。

        文章称，集体复原力的想法可能会困扰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支持者。但集体复原力不是一种贸易战战略，而是一种同行竞争战略。它是防御性的，首先依赖于贸易武器化的威胁，而不是实际使用制裁。如果中国不利用其经济实力进行胁迫，就没有必要兑现威胁。如果西方想阻止中国政府腐蚀全球化，就可能需要在自由贸易原则上做出妥协。

2023年1月/2月刊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world/how-stop-china-coercion-collective-resilience-victor-cha

学者托马斯·P·希伊（Thomas P. Sheehy）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中美在非洲的竞争要知道的十件事情》（10 Things to Know about the U.S.-China Rivalry in Africa）的文章。文章指出，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虽然是关于美国与非洲大陆关系的会议，但是却无法回避中国的影响。

文章称，近50位非洲政府首脑计划在华盛顿特区参加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峰会将讨论一系列广泛的问题，从粮食安全到全球健康再到教育。美国与中国的竞争虽然不在正式议程上，但是两国的竞争以及对非洲的影响将成为这一重大外交事件的背景，并将在围绕峰会的私人谈话中进行讨论和分析。

文章称，中国有计划地增加在非洲的活动至今已超过二十年。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加强了在非洲的商业参与，并在2013年正式确立 “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在整个发展中国家建立政治影响力并发展商业关系。自冷战以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大大增加，而美国的影响力则持平。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

文章称，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并非都是令人担忧的。美国官员对中国在非洲的军事活动表示关切，中国在大西洋上的潜在军事港口与中国在整个非洲资助和建造的数百个基础设施项目截然不同，后者几乎没有国家安全后果。美国应将其外交精力集中在真正敏感的中国活动上，例如，涉及电信和战略矿产的活动。

文章称，美国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某些行业，如道路和桥梁建设，美国公司相对于中国公司没有竞争力。但美国公司在卫生、金融技术和可再生能源领域更具优势。同时，美国仍然是大多数非洲人的民主治理的灵感来源，美国应该继续支持非洲的民主人士、社会和媒体推动开放和包容性的治理。

学者杰里·哈尔（Jerry Haar）和里卡多·恩斯特（Ricardo Ernst）在《国家利益》上发表题为《全球主义正在削弱全球化吗？》（Is Globalism Undermining Globalization?）的文章。该文指出全球主义与全球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尽管近年来的局势发展并不符合全球主义的预期，但总体而言，全球化趋势已不可逆转。

文章称，近来许多理性人士错误地指出全球化正走向衰亡，这是混淆了“全球主义”和“全球化”两个概念所导致的。全球主义的低谷引发了他们的悲观情绪，并进一步导致了对于全球化走势的误判。

文章称，“全球主义”是一种认为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应该能够不受限制地跨境流动，国家应该制定贸易协定以促进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意识形态；而“全球化”是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跨境流动的实际过程。前者是一种静态的理念，而后者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事实。

文章称，关于全球化的探讨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现象，故而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有起伏是正常现象。尽管美国自中国进口商品的份额从2017年的22%降到了去年的17%，但其自韩国、越南和墨西哥的进口正急剧增加，而中国的商品也在南美洲抢占了越来越多的份额。

其二，“集中性”也是全球化的一个关键特点。举例来说，美国几乎所有的半挂式卡车和轻型货车都从墨西哥集中进口，而墨西哥几乎所有的玉米、丙烷和精炼石油产品都从美国集中进口。这种集中进口的方式提升了生产效率，但加深了国家对特定出口国的依赖，在诸如俄乌冲突引发制裁这样的特殊背景下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替代品。

其三，国内产能和内需也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生产于国内并同时供应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商品，随着供应商技术能力的提高和国内消费者需求的增长，许多拥有庞大国内市场的供应商可能会将更多的产品投入国内市场，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这同样造成了全球化正在衰退的错觉。

文章称，自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国际贸易额始终持续增长。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22年全球贸易额更是达到创纪录的32万亿美元。尽管全球通胀持续蔓延，能源价格居高不下，新冠大流行的影响依然存在，俄乌冲突也不断地产生负面影响，但全球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商业互联性将继续有增无减。无论一个人对全球化持何种观点，都必须要承认：全球主义可能有争议，但全球化确实已经发展到了不可逆转的程度。

       昆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D·史文（Michael D. Swaine）在《外交家》上发表题为《美国在台湾和威慑问题上犯了什么错误》（What the US Gets Wrong About Taiwan and Deterrence）的文章。该文指出美方在台海采取以军事威慑为核心的政策将持续导致局势恶化并进一步引发台海战争。

       文章称，过去一年来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争端持续升级，许多战略人士就此表示美方应采取军事威慑的手段以捍卫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持这一主张的人认为，中国一直渴望着通过军事手段取代美国成为亚洲地区的主导力量，控制台湾便是其征服亚洲其他国家所必要的第一步。一旦中国通过控制台湾与周边国家获得了进入太平洋的广阔通道，便可以进一步威胁到夏威夷以及美国本土。面对这种局面，美方的唯一选择是加倍其在台海地区的军事投入，同时在政治和军事上进一步向台湾靠拢，使其成为美国在亚洲地区事实上的安全盟友。

       文章称，上述观点是对台湾所谓“战略价值”以及对中国意图的误判。从历史上看，中美双方都从未将台湾视作关键的战略枢纽。于中方而言，收复台湾更多的是关乎领土完整与民族自豪感的实现；于美方而言，台湾问题则与其作为日韩的盟友以及民主国家坚定支持者的信誉息息相关。哪怕是从纯粹的军事角度看，控制台湾也并不能使中方对日韩等亚洲国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文章称，对美国来说，基于战略原因采取支持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来的威慑政策与美国一直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相违背，而“一个中国”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如若美方在这一政策上发生转向，中方必定会采取一切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必要手段来向美方做出回应。

       文章称，过去一年里美方将台湾列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以及高级官员访台等一系列举措使得中方对美方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产生了怀疑。作为回应，中方加大了对台湾地区的军事压力——而美方又反过来将中方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演习解释为中方意图破坏台海和平的证据。这般对抗性行动-反行动回应的循环极大地增加了双方因误判而在该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

       文章建议，美方应明确限制台美关系，重申接受任何和平、非胁迫的台湾问题解决方案，就相互削减与台湾有关的军事活动与中方达成一致，由此在解决问题和建立真正的合作激励机制的基础上，为两国关系建立持久的底线。

学者莱昂·哈达尔（Leon Hada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题为《美国盟友：不再搭便车？》（America's Allies: Free Riding No More?）的文章。该文指出长期以来美国的盟友们在美国的全球安全体系中扮演着不劳而获的角色，而现今局势的变化似乎正使美国的盟友们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文章称，美国的盟友为美国与之构建的全球安全体系贡献甚少却从中收获甚多，而美国恰恰相反。一方面，美国的保护使得盟友的国防开支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能够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社会经济项目当中。另一方面，美国以极大军事和经济成本维持的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也使得其依赖能源进口的欧亚盟友能够顺利地获取波斯湾的石油资源。而一直以来耗费着高昂的军事开支来为其盟友提供安全保障的美国不得不一再削减国内医疗和教育支出，同时也因为向盟友提供核保护的承诺长期面临着战争的风险。因此，近年来美国持续向北约成员国施压，要求它们增加国防预算，为北约的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文章称，俄乌冲突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与日俱增的威胁正迫使美国盟友在安全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抵御中俄等强大的全球秩序挑战者的威胁。比如德国总理朔尔茨承诺将大幅增加对武装部队的投资，为乌克兰军队提供军事支持，改革德国的能源政策，并领导欧盟对俄罗斯政权的联合制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则要求国会将政府的国防预算增加一倍，并承诺从美国购买数百枚“战斧”巡航导弹。

文章称，美国盟友在经济方面也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说明从长期来看，美国公众不再能接受美国为盟友付出多于回报的这种模式。全球力量平衡正在发生改变，盟友做出地缘政治承诺便可换取美国在地缘经济领域让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盟友希望能够继续依赖美国的军事领导，他们就必须接受美国设定的经济条件。

学者杰夫·拉米尔（Geoff Lama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题为《美国在叙利亚的存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岌岌可危》（America's Presence in Syria Is Riskier Than Ever）的文章。该文指出美国军事干预叙利亚的代价远远比看上去要大，呼吁美国及时止损从叙利亚撤军。

文章称，事实证明美国政府对叙利亚内战的武装干预是灾难性的，不仅为极端组织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而且让当地的美军陷入了困境。随着伊斯兰国的覆灭，美国在叙利亚维持其军事存在的理由变得越来越荒谬，而近来愈发混乱的局势又让美军进退两难。一方面，土耳其向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发起袭击；另一方面，伊朗支持的民兵也时常袭扰驻扎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美军。

文章称，驻军叙利亚的成本远比看上去要高。首先，虽然驻扎在叙利亚的900名美军看上去只是一股小规模的部队，但为这股部队提供支持与后勤保障仍需耗费大量的财富。其次，驻军叙利亚加剧了与伊朗关系恶化的风险。叙利亚并不涉及美国的核心利益，但其对伊朗而言至关重要，与伊朗关系恶化将使整个波斯湾地区的美军立于危墙之下。

  文章在最后表示，美国正持续地在一场无休止的冲突中挥霍着生命与财富，应当尽早地从叙利亚撤军，从这场冲突中抽出身来。

唐·里特（Don Ritte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必须解除俄罗斯的能源武器》（America Must Disarm Russia’ s Energy Weapon）的文章，作者认为美国的气候政策不利于削弱处于俄乌冲突背景中的俄罗斯。

作者认为，能源是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冲突中的主要武器，其能源为其军事武器买单。全球能源稀缺、美国能源停滞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产量限制导致油价大幅上涨，俄罗斯因此从中获利。作者评估了在该背景下美国的气候政策：当俄罗斯通过生产和销售大量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为其在乌克兰的行动提供资金时，拜登政府取消了管道，限制了新的租约以及许可，并利用内政部和环境保护局的过度规定来提高石油和天然气的成本并限制其供应。并利用环境、社会和治理规则（即EGS）来压制对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的投资。

作者认为，这些气候政策使得美国比大流行前的石油产量水平每天低100 万桶。作者指出这样的目的是推进拜登的绿色新政气候议程，但忽略了消费者的成本以及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风险。

作者最后指出，美国拥有扩大生产并在世界各地替代俄罗斯的能源储备和技术能力，但气候政策不利于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支持乌克兰。作者最后发出疑问，呼吁美国调整气候政策，旨在削弱俄罗斯从能源中获得的好处。

迈克尔·科尔（J. Michael Cole）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为自由秩序提供了可怕的替代方案》（China Offers a Terrible Alternative to the Liberal Order）的文章，其中通过对比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坚持称，自由主义能够给21世纪国际社会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

科尔首先回顾了民主主义走到尽头的原因，同时分析中国在“世界南方”影响力逐渐增强的原因。他指出，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英国脱欧再到2020年新冠疫情肺炎的影响，人们认为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并未能处理好突发社会事件，让人逐渐绝望。相反，中国方案让人们看到抗击疫情时中国的“独特模式”。同时，中国通过宣传能够帮助广大民众摆脱贫困，使得“世界南方”国家更加信赖该模式。

然而，科尔认为，中国模式的影响力并非通过内生影响力而扩张，而是采取不断宣传与监督的模式得以发扬。他还提到，中国模式还得益于其借款模式，相较于西方繁琐的流程，中国的借贷更加便利，但是从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IRI）《胁迫、捕获和审查：中共寻求全球影响力的案例研究》（Coercion, Capture, and Censorship: Case Studies on the CCP’s Quest for Global Influence）的文章可以看到，目前中国在宣传威权主义的同时，有一定的失衡效果，一些国家开始轻视中国模式或者对此产生不安情绪。

接着，科尔对比了威权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特点及社会适应性。民主主义坚持问责制、公开透明原则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然而威权主义持悲观态度，侵犯人权、存在腐败现象。威权主义与中国政党制度的结合，只能是构建虚无主义的乌托邦社会，然而，自由主义在民主制度下能够包容人的缺点，引导向善。

同时，科尔还分析了威权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成本效益问题。前者缺乏创造性和可塑性，没有自我反思的能力，一旦走偏重新构建成本高，困难大。后者在走到尽头时能够重新调整，焕发新活力，有反弹的能力，获得重生。因此，选择民主主义更加可行，中国的替代方案不尽如人意。

9月28日发布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offers-terrible-alternative-liberal-order-205054

马克斯·普罗旺特（Max J. Prowant）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绝对不能将沙特阿拉伯让给中国》（America Must Not Lose Saudi Arabia to China）的文章，其中指出，虽然近年来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维持良好的双边往来关系，但是美国不能因此丢掉与沙特的紧密联系，否则将是一场灾难。

普罗旺特首先明确，美国在沙特的外交关系中处于必不可少的地位，这是因为美国的“保障人权”概念需要在中东大地切实落地。接着，他提到，中国与沙特的外交关系进一步发展，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中国与沙特有经济上的贸易往来；其二，就国家安全与地区局势而言，沙特与美国的关系趋于紧张，加上拜登政府称利雅得政府为“贱民”，恶化了沙美之间的关系。

在承认上述变化的同时，普罗旺特还指出，沙特并不会在短期之内与美国彻底断绝关系，这基于美国长期对沙特进行军事武器售卖的事实，不仅在军事上，美国也是其主要留学意向国。

从核武器的援助而言，普罗旺特表示，有消息称，中国对沙特进行核基础设施建设的援助，但是中国并不会因此取代美国成为沙特的最密切联系国，仅仅只是削弱了美国在沙特心目中的地位。当然，普罗旺特也承认，中国和美国在沙特地区有部分一致的利益诉求，譬如共同追求地区稳定、促进红海、波斯湾等重要海域的自由流动等。

从宗教多元化的发展而言，普罗旺特认为美国是第一助推力。《亚伯拉罕协议》（The Abraham Accords）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见证，在美国拜登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开始尝试商业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普罗旺特指出，在排他主义氛围浓厚的沙特，美国需要让沙特“安心”地进行宗教包容改革，他建议，美国政策制定者可以对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进行赞扬，比如在社会、文化、政治领域的变革，譬如对宗教警察（vice police）以及瓦哈比派（Wahhabists）的改革。再者，美国需要采用温和的外交方式缓解与沙特的关系，切不可一味地谴责“人权”问题。

最后，普罗旺特总结，美国仍然可以在军事上售卖杀伤性武器给沙特，从而稳固沙特宗教包容改革的想法。美国切不可将沙特拱手让给中国，否则将会是一场空前的灾难。

9月22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middle-east-watch/america-must-not-lose-saudi-arabia-china-204936

列克星敦研究所(Lexington Institute)的丹古尔(Dan Goure)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需要利用科技巨头与中国相竞争》（The U.S. Needs to Harness Big Tech to Compete With China）的文章，其中指出，美国国会需要对反垄断法的提案三思而后行，因为这有可能会阻碍美国科技巨头，从而不利于美国先进技术的发展。

丹古尔开篇指出，中国真正的威胁来源于科技的力量，美国需要对症下药，通过科技方面的抗衡制约中国。同时，他还认为，从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Th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来看，“中国是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映证了中国威胁论，而中国在军事、外交、经济、政治以及科技方面的全方位发展，会对当今稳定而开放的世界秩序形成威胁。

基于上述论断，美国国防部也将震慑中国定位成目前的主要目标。丹古尔表示，中国的全面升级有可能会改变亚太地区的平衡。在他看来，中国的“2050全面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目标实则就是希望成为2050世界先进技术的领导者。中国的威胁不仅会对军事有所影响，通过科技还能够传输自身的价值观影响西方的政治制度。

丹古尔表示，为应对中国的威胁，美国目前正在谋求推动名为“联合作战云能力”的企业云项目（Joint Warfighting Cloud Computing program），该项目由甲骨文、微软、亚马逊和谷歌四家企业竞标。该项目力求提升美军云系统的安全性、数据灵活性、可拓展性、互操作性、集成性与兼容性。

但是，丹古尔也明确了中国和美国在技术开发上最大的不同点。美国依赖商业技术部门提供手段，譬如苹果、Alphabet、微软、亚马逊以及Facebook五家公司, 在技术、资金、资源以及人才方面都具有天然的优势。他警惕到，如果美国国会执意推进反垄断法，有可能会阻碍这些科技巨头的发展，反而会对中国在美国的企业有益处，因为他们有可能进行侵犯知识产权的相关活动。

最后，丹古尔总结道，正因为这些科技巨头代表的是美国的先进技术水平，它们能够维护美国国内安全和世界稳定，美国国会需要考虑反垄断法会给美国科技巨头带来的伤害和阻碍。否则，将会给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带来极大的威胁。

9月14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techland-when-great-power-competition-meets-digital-world/us-needs-harness-big-tech-compete

威廉·霍金斯（William R. Hawkins）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海军需要制造更多军舰来震慑中国》（Build to Deter: The Navy Needs More Ships to Take on China）的文章，其中揭露了美国海军造船工业严重萎缩的现状，他还提到建造一支现代化的庞大军舰刻不容缓。

霍金斯首先提到，美国两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Ticonderoga-class guided-missile cruisers）穿越台湾海峡，但是这一举动让人察觉出美国海军造船实力不足的现状。除此之外，美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Michael Gilday）也强调，维护、维修这些古老的军舰的成本和费用实则是雪上加霜，因为美国海军造船业的资金本就不堪一击。

霍金斯对比了中国和美国目前在海军造船业上的现状，前者在世界上造船技术一级，然而后者的真正弊端在于海军工业基地疲惫不堪，无法建造一支规模足够大的舰队执行全球任务。 

根据《海军导航计划2022》（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Naval Plan 2022），在当今美国通货膨胀的状态之下，美国海军造船业需要的资金维持在3%-5%的增长点。但美国又不希望因为这样的问题将海军实力的地位拱手让人，比如中国或者俄罗斯。虽然美国政党对于中国威胁论达成共识，但是在海军经费方面的立法却扑朔迷离，因为美国总统拜登才宣布了3万亿疫情复苏计划，海军经费问题变得不受关注。

霍金斯还指出，迈克尔·吉尔迪仍然强调海军造船工业流水线的年度计划，同时资金和熟练的劳动力必不可少，否则会危及国家安全。

而霍金斯注意到，美国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和弗吉尼亚半岛社区学院联手启动计划，培养专业化人才。他认为，类似的计划应该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最后，他总结，短期之内让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直接退役充满冒险的可能性，虽然它们不是现代化的产物，但是仍然具有相应的能力，而如果不及时更新换代，研制现代化的军舰，将会有可能让中国趁虚而入，从而影响美国的国防安全。

9月4日发布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build-deter-navy-needs-more-ships-take-china-204612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乔治城大学教授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Newman）和康奈尔大学政府学副教授杰里米·华莱士（Jeremy Wallace）发表文章指出，人工智能会扭曲政治系统中的的决策，从而危害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和中国这类权威政体，因此中美应当寻求国际合作以应对人工智能对政治决策中的不利影响。

在政策圈里，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总是围绕中国与美国争夺技术霸权展开。但此类从争夺主导权的角度的思考却忽略了人工智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政治这一事实。人工智能不会改变大国之间的竞争，因为它会改变对手本身。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中国是一个权威政体，机器学习以自己的方式挑战每个政治制度。在这两种政治体制中，政府制定政策，然后试图弄清楚这些政策是成功还是失败。美国等民主国家通过投票支持率和舆论得到公众关于政策是否有效的反馈。机器学习则增加虚假信息、助长偏见，产生大规模令人信服的虚假言论从而加剧社会两极分化。中国这类权威政体面临的挑战更加微妙也更具腐蚀性。统治者通过机器学习而不是调查和公开辩论和选举来了解民意。因此机器学习可能会混淆专制制度的统治者，造成共识的假象，并掩盖潜在的社会裂痕直至酿成大祸。

因此，最紧迫的问题不是美国或中国在人工智能主导地位的竞争中是赢还是输，而是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用来管理其社会的不同反馈循环的方式。机器学习会导致权威正确在错误的决定上越走越远，同时机器学习产生的大量虚假信息会扰乱民主国家的反馈机制。许多学者认为，随着机器学习普及，它将不可避免地损害民主政体。例如，在他们看来，优化参与度的社交媒体算法可能会破坏公民反馈的质量，从而破坏民主。当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点击视频时，YouTube 的算法会提供令人震惊和令人震惊的内容来保持他们的参与度。该内容通常涉及阴谋论或极端政治观点，将公民引诱到一切都颠倒的黑暗仙境中。相比之下，机器学习应该通过促进对人民的更大控制来帮助独裁政权。历史学家 Yuval Harari 和许多其他学者声称人工智能“有利于暴政”。人工智能集中了数据和权力，允许领导人通过向普通公民提供信息来操纵他们的“情绪按钮”。这种无休止的反馈和响应过程应该会产生一种无形而有效的社会控制形式。另一方面，在权威政体中，政府将越来越依赖机器学习。统治者会将自己推入一个建立技术放大的偏见之上的想象世界。不幸的是，没有虚拟墙将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分开。不仅糟糕的数据和疯狂的信念可能会从威权社会泄漏到民主社会，而且可怕的威权决策也可能对民主国家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当政府考虑人工智能时，他们需要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威权政府的问题很可能会蔓延到民主国家。

对此，作者认为，在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应当通过寻求国际治理合作来减弱人工智能带来的弊端。制定广泛的国际监管原则可能有助于传播有关人工智能政治风险的知识。

2022年9/10月刊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world/spirals-delusion-artificial-intelligence-decision-making

保罗·希尔(Paul Hee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海峡问题:如何从文字游戏演变成战争游戏？》（How Word Games Became War Games in the Taiwan Strait）的文章，其中评论了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罗西（Nancy Pelosi）“访问”台湾之举对中美带来的影响，他分析中美双方在文字游戏上的博弈以及目前军事行动上的较量，并指出，美国对台策略具有潜在困境。

希尔表示，目前台湾海峡问题仍然在发酵，中美双方以及台湾各执一词，台湾问题逐渐演变为军事问题，外交缓和变得愈加困难。

希尔指出，战争上的游戏逐渐弱化了文字游戏的较量。接着，他开始分析文字游戏的具体表现。其一，关于“现状”（status quo）问题。中国的政策专家经常强调美国政府所提出的“不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但实际上美国政府并没有重复强调，而且认为佩洛西台湾之行符合“一个中国政策”。台湾方面也没有具体解释“现状”的含义，蔡英文方面拒绝重申“九二共识”，而中国政府方面认为，在没有承认“一个中国”前提的情况下，讨论“现状”毫无意义。希尔据此将三方的关系称之为“切香肠”战略。

其二，关于“一个中国原则”和“一个中国政策”。美国方面有学者认为美国只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并未接受这一事实。但希尔认为，眼下最重要的不是区分二者的差别，重点是台湾事件会破坏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实质精神，从而美方有可能演变为支持“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政策。另外，佩洛西事件也给美国一些政客提供机会，支持“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的论断。

希尔进一步分析道，中国在台湾方面的军事演习行动可谓得不偿失，但是美国学者关于“中国以佩洛西之行作为借口大张旗鼓“的说法也不准确，实则是为了弱化佩洛西访问事件的重要性。

其三，关于“危机”的定义。美方不愿意将台湾海峡的局势升级定义为“危机”，以此推卸始作俑者的责任。但希尔认为，中美双方的态度强硬、局势紧张不可否认，如果中美双方不积极进行洽谈，危机也会变得不可避免。

最后，希尔指出，此次事件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任何一方，台湾问题终究是历史残留问题，但必须找到解决路径，美方无法否认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提升以及中美联合公报的历史意义。而佩洛西之行暗示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潜在困境。

9月1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word-games-became-war-games-taiwan-strait-204571

威廉·霍金斯（William R. Hawkins）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海军需要制造更多军舰来震慑中国》（Build to Deter: The Navy Needs More Ships to Take on China）的文章，其中揭露了美国海军造船工业严重萎缩的现状，他还提到建造一支现代化的庞大军舰刻不容缓。

霍金斯首先提到，美国两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Ticonderoga-class guided-missile cruisers）穿越台湾海峡，但是这一举动让人察觉出美国海军造船实力不足的现状。除此之外，美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Michael Gilday）也强调，维护、维修这些古老的军舰的成本和费用实则是雪上加霜，因为美国海军造船业的资金本就不堪一击。

霍金斯对比了中国和美国目前在海军造船业上的现状，前者在世界上造船技术一级，然而后者的真正弊端在于海军工业基地疲惫不堪，无法建造一支规模足够大的舰队执行全球任务。 

根据《海军导航计划2022》（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Naval Plan 2022），在当今美国通货膨胀的状态之下，美国海军造船业需要的资金维持在3%-5%的增长点。但美国又不希望因为这样的问题将海军实力的地位拱手让人，比如中国或者俄罗斯。虽然美国政党对于中国威胁论达成共识，但是在海军经费方面的立法却扑朔迷离，因为美国总统拜登才宣布了3万亿疫情复苏计划，海军经费问题变得不受关注。

霍金斯还指出，迈克尔·吉尔迪仍然强调海军造船工业流水线的年度计划，同时资金和熟练的劳动力必不可少，否则会危及国家安全。

而霍金斯注意到，美国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和弗吉尼亚半岛社区学院联手启动计划，培养专业化人才。他认为，类似的计划应该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最后，他总结，短期之内让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直接退役充满冒险的可能性，虽然它们不是现代化的产物，但是仍然具有相应的能力，而如果不及时更新换代，研制现代化的军舰，将会有可能让中国趁虚而入，从而影响美国的国防安全。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必须向中国的间谍活动开战》（The United States Must Go to War Against China’s Spies）的文章，文章指出拜登政府不应该仅在事后对中国的间谍活动表示不满，而应积极采取行动。

文章称，美国对中国特工的起诉越来越普遍，但肇事者却很少被绳之以法。10月下旬，美国检察官指控13名中国特工在美国进行非法活动，只有两名嫌疑人被拘留，其他11人仍然可以在中国活动。如果目标仅仅是禁止中国间谍进入美国，那么这样的案件将是有效的，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国特工伤害美国人，因为他们的大部分活动在中国远程进行。

文章称，美国政府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来保护本国和美国人的宪法权利不受中国威胁。首先，联邦机构需要更多的培训、资源和合作来对抗中国的间谍活动。第二，联邦特工应该更积极地拘押中国间谍。第三，美国有必要作出外交回应。

文章称，中国的活动窃取了美国企业的利益，剥夺了美国居民受宪法保障的权利。这些活动是对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严重威胁，实际上也是对美国主权的威胁，美国应认真对待这一威胁。

11月27日发布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united-states-must-go-war-against-china%E2%80%99s-spies-205935

       新泽西州拉马波学院政治学副教授迪安·P·陈（Dean P. Chen）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不要让步：美中领导人在巴厘岛会谈》的文章，文章指出美中领导人亲自出席的20国集团峰会中，两国并未就其国家的重大利益向对方屈服。

       文章指出，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之间会面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中国领导人在拜登当选总统后与其进行的首次线下会面，这次会面是在美中关系的关键时刻进行的。目前美中关系处于自1979年正常化以来的最糟糕状态。两国在军事、经济、贸易、技术、台湾和人权等方面的紧张关系全面加剧。佩洛西8月窜访台湾进一步削弱了双边关系。拜登政府在其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和《2022年国防战略》报告中指出，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挑战”。

       文章指出，在会议之前，华盛顿和北京都没有寄希望于取得突破或发表一份概述共同利益的联合声明。拜登强调他和中国领导人坦诚地“划出各自的红线”，以便双方能更好地理解各自的“关键国家利益”，在不做出根本性让步的情况下解决棘手的问题。

       文章指出，两国在某些领域达成了一致。两国总统同意保持定期和开放的沟通渠道，并通过联合工作小组解决与气候变化、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有关的跨国挑战。拜登在峰会后的讲话中称，“世界绝对不需要一场全新的冷战”。

       文章指出，两国在台湾和民主问题上的分歧才是最棘手的问题。拜登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及其“反对中国对台湾的胁迫性和日益咄咄逼人的行动”的立场。中国领导人断言：“任何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人都是在侵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人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中国领导人还驳斥了拜登对世界事务的“民主与专制”的描述，认为“中国实行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同于美国式民主，中国式民主基于国家的现实、历史和文化并反映了人民的意愿”。总之，本次会面的结果是两位领导人都没有在其本国的重大利益上向对方屈服。

11月15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on%E2%80%99t-give-inch-biden-and-xi-facedown-bali-205878 

海-苏厄德经济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Hay Seward Center for Economic Security）卡尔-德尔菲德（Carl Delfeld）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拜登总统亚洲外交的更大胆议程》（A Bolder Agenda for President Biden’s Asian Diplomacy）的文章，该文章称拜登总统的亚洲之行收获并不丰厚，作者称本应制定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议程，公开回击中国在南海的权力游戏，在21世纪建立一个开放、自由、和平的印太地区。

文章称，应在南海对中国进行反击。中国寻求执行其在南海85%，即140万平方英里范围内划定的未经承认的边界，这一水域每年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货物通过。中国最近变得更加挑衅，威胁并破坏了马来西亚和越南国际公认的专属经济区内的海上石油和天然气项目，这些专属经济区距离其海岸200海里。美国在南海没有领土要求，但在航行自由方面有持久的重要利益。美国海军在中国主张的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行动对此是有帮助的，但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文章称，应让印度尼西亚加入四国集团。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组成的四国集团结合了金融、技术优势和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消费者，促进了各国的稳定、安全和繁荣。这种合作精神需要在经济和金融方面加以扩大，印度尼西亚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已经是美国的两倍，在美中对抗的时代，美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文章称，虽然拜登总统对东南亚的关注值得称赞，但淡化经贸外交以及没有一个更雄心勃勃的议程对美国来说错失了一个遏制中国、重塑印太地区的机会。

11月24日发布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bolder-agenda-president-biden%E2%80%99s-asian-diplomacy-205939

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保罗·皮勒（Paul R. Pilla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乌克兰战争有缺陷的话语》（The Flawed Discourse Over the War in Ukraine）的文章，作者认为美国关于俄乌冲突的政策辩论在过去九个月中显示出若干反复的缺陷。

其一是对短期发展反应过度。作者指出一个例子是三十名进步国会议员一封敦促谈判结束战争的公开信。作者指出，它很快引起了负面反应，一些立法者早些时候签署了它，但在发布后却放弃了支持。作者认为，任何和平协议能否结束乌克兰战争，能否成功和稳定，将取决于它解决长期问题的程度，包括俄罗斯决定发动战争的根本问题。当俄罗斯最初的入侵将其部队带到基辅数英里内时，俄罗斯迅速占领乌克兰的假设很普遍，西方的一种反应是提供乌克兰总统府撤离的帮助。作者指出，对这些短期军事事态发展作出狭隘的反应肯定是一个错误。

其二是将所有内容简化为一个维度。作者指出，关于战争的许多讨论试图将问题归结为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即是否支持乌克兰。作者指出，针对乌克兰冲突的政策的各种政治、外交、金融和军事方面不能简化为单一的维度或立场。倡导旨在和平解决的积极外交，同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强有力的物质援助，并不矛盾。

其三是对俄罗斯利益关注不够。作者认为，拖延谈判以希望扩大军事成功是错误的。作者认为，和平谈判最有可能开始并取得成功，不是在战争对一方明显顺利的时候，而是在双方陷入相互伤害的僵局时。作者补充道，普京在很大程度上押注其政治未来的事业，军事挫折不会导致他温顺地削减目标。

其四是“胜利”的错觉。作者指出俄乌冲突不会以合法地被描述为一方胜利而结束。唯一的例外是一方被完全消灭或一方完全单方面撤出争议地区。而这一情况在两方斯都不会发生。作者指出，几乎所有的战争都以达成某种讨价还价而告终，有时是默契的，但往往通过明确的谈判更有用。即使是被描述为“胜利”的结果往往与此类似。

哈佛肯尼迪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和国际事务教授史蒂芬·M·沃尔特(Stephen M. Walt)近日撰文表示目前的大国竞争将推动国际秩序走向更加糟糕混乱方向，对此作者提出了理论框架指导大国关系。

作者开篇指出，全球秩序目前正在不断恶化。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和随之而来的中国崛起侵蚀了曾经由美国及其盟国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复出现的金融危机、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新保护主义、COVID-19 大流行以及对经济制裁的日益依赖已经结束了冷战后的超全球化时代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使北约重新焕发活力，但也加深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鸿沟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国内优先事项的转变和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阻碍了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形成于这些事态的国际秩序是无法预测的。展望未来世界国际秩序的特点是日益敌对的美国和中国、重新军事化的欧洲、区域经济集团、按地缘政治线划分的数字领域以及日益增长的经济武器化战略目的的关系。

对此，作者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由四部分组成的框架来指导大国关系。第一部分是禁止行为，其内容将借鉴已被美国、中国和其他大国广泛接受的规范。第二部分是国家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以换取其他国家类似让步的受益行动，比如双边贸易协定和军备控制协定。第三部分是该框架任何一方都可以自由地采取独立行动来推进特定的国家目标。各国可以在主权原则指导下采取行动，但受制于任何先前商定的禁令。第四部分是需要多个国家参与并采取有效行动的问题，比如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 COVID-19。该框架仅预先假定各国就核心原则达成最低限度的协议并承认在应该解决多少问题方面存在持久分歧。与其强加一套详细的规定性规则，该框架将作为“元制度”发挥作用：一种指导敌对国家甚至对手在一系列问题上寻求合作或妥协过程的理论。当他们存在分歧时仍然可以采用该框架加强他们之间的沟通，澄清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并在各国寻求自己利益时为他们提供避免伤害他人的激励。至关重要的是，这个框架可以由美国、中国和其他大国自己制定。这种框架可以提供大国竞争所不能提供的东西：让敌对大国甚至对手找到共识，以维持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推进经济繁荣，并尽量减少重大战争的风险，同时维护自己的安全。

对于这个框架，作者认为其潜在好处在中美关系中最为明显。迄今为止，美国未能阐明旨在维护美国重要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对华政策。美国不应通过破坏中国经济来恢复美国的主导地位，当前的做法远非让中国适应多极化的灵活规则体系，而是寻求遏制中国、降低其相对实力并缩小其战略选择。

与此同时，作者认为管理中美安全竞争有多方面内容。尽管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忧并希望得到美国的保护，但是他们不想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做出选择。因此，在华盛顿努力巩固其亚洲联盟的同时，它还应该支持缓解亚洲紧张局势的区域努力，并鼓励其盟友避免与中国或彼此之间不必要的争执。美国应当推动如印太经济繁荣框架的区域贸易协定，其政策应侧重于最大化经济利益，而不是试图孤立和排斥中国。

最后，作者总结道，未来很有可能产生一个比现在更糟糕、更危险的世界秩序。但这样的结果并非不可避免。国家及其领导人可以通过利用作者提出的四部分框架来建设一个更加繁荣和安全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