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发表文章认为，目前世界处于世界秩序急剧衰落的阶段，美国应当管理旧的地缘政治竞争与新挑战的碰撞，优先考虑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同时发展国内民主。

作者开篇指出，目前世界正处于世界秩序急剧衰落的十年之中。一方面，世界正在目睹传统地缘政治的一些最坏方面的复兴：大国竞争、帝国主义野心、资源争夺。中国已经开始寻求区域和潜在的全球主导地位，这可能导致中国与美国竞争加剧甚至走上对抗的道路。这些地缘政治风险与当代如气候变化、流行病和核扩散等新兴挑战相交叉。即便区域和国际合作符合各国国家利益，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大国几乎不可能合作应对区域和国际挑战。美国民主和政治凝聚力面临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从未见过的危险。这些条件引发了一个恶性循环：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产生新的全球问题使得合作变得更加困难，不断恶化的国际环境进一步加剧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全球挑战与世界应对措施之间的可怕差距，欧洲和印度洋-太平洋大国的大国战争可能性上升，以及伊朗在中东造成不稳定因素增加，这些都汇集在一起，产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危险的时刻。称之为一场完美的风暴，或者更准确地说，一场不完美的风暴。

这些地缘政治动荡和全球挑战肯定会决定这十年国际秩序的发展，但目前没有任何美国外交政策的总体理论或框架能够发挥冷战时期遏制政策的作用。因为当代世界有太多的不同类型的挑战，这些挑战并不在单一的结构内。当下的世界秩序不可能作为一个单一的现象来谈论：当下世界有反映权力平衡和规范共享程度的传统地缘政治秩序，也有反映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等挑战的全球化秩序。世界秩序（或缺乏秩序）越来越多地成为这两者的总和。

作者认为目前世界秩序的现状并不意味着美国应该使用一些原则和实践来指导其外交政策，并降低未来十年将产生灾难的风险。美国目前的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是阻止俄罗斯和中国侵略的联盟，并有选择的与志同道合者建立伙伴关系以应对美国不能忽视或独自应对的全球性挑战。对于中国，美国需要加强地区秩序的基础。这意味着要优先考虑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以及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AUKUS）的联盟。从欧洲与俄罗斯的尴尬中吸取教训，美国需要减少与中国的相互依存关系。这将意味着缩减经济关系，并将使美国更容易与中国对抗，甚至在必要时制裁中国。这不是经济脱钩，而是经济疏远。此外，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行动，华盛顿及其合作伙伴也需要做出强有力的回应。允许中国占领该岛将产生巨大影响：每个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都会重新考虑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并选择安抚中国或某种形式的战略自治，这可能涉及获得核武器。由于台湾在制造先进半导体方面占主导地位，台湾冲突也将导致严重的全球经济冲击。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以保护该岛，同时通过安全和经济手段来支持这一承诺。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不应该寻求改变俄罗斯或中国，不是因为这样做是不可取的，而是因为倡导政权更迭可能是无关紧要或适得其反的。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重点不应该是重塑他们的社会，而应该影响他们的外交政策选择。

最后，作者还提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限制中国在国际上取得成功并避免与他们对抗可能会在他们的政治制度中施加压力，这可能导致现实偏离美国的预想，就像四十年的遏制政策对苏联产生的影响一样。华盛顿不应该对中国或俄罗斯政府造成生存威胁。以免它加强中国或俄罗斯的力量，使他们会认为鲁莽行事不会失去任何东西，选择性地与美国合作也没有什么好处。

2022年9月/10月刊

伊斯兰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官兼助理编辑玛丽尤姆·马苏德（Maryyum Masood）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与印度共享核潜艇技术将破坏南亚稳定》（Sharing Nuclear Submarines With India Will Destabilize South Asia）的文章，文章指出，出于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目的，美国与印度共享核潜艇技术将破坏南亚稳定，美国对此应审慎决策。

文章指出，美国不断扩大的联盟导致了战略不稳定性以及加剧了核风险。2021年9月，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组成了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以便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根据该协议，美英将与澳大利亚分享核潜艇技术。中国认为澳大利亚作为《核不扩散条约》（NPT）的非核武器国家不能拥有核潜艇。AUKUS的合作伙伴则认为核潜艇的转让将促进所谓的印太地区的战略稳定并加强不扩散规范。由于印度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法国和美国也有可能向印度提供核潜艇。由印度、法国和美国构成的军事轴心被称为“India-France-US cooperation（INFRUS）”。

文章称，在目前的环境下，美国无法单独遏制中国，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合作中必须依靠印度。如果INFRUS成为现实，美国将促成法国海军核推进技术向印度的转让，并使得印度的海上威慑力大大增强。INFRUS伙伴关系还将促使印度在核问题上采取更激进的态度，从而削弱地区稳定。在经济方面，如果印度控制了海上交通线并封锁了关键的咽喉要道，那么依赖海上贸易的地区国家将处于弱势地位。印度的海上优势地位将中断中国贸易和能源的自由流动，也会对“一带一路”倡议造成影响。

文章称，将法国的核动力技术转让给印度以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的这一想法在整个南亚政策界引起了震动。像INFRUS这样的核合作协议如果成为现实，将对整个地区产生影响，地区大国将不得不升级其核武库以保持与印度的平等地位，从而导致横向和纵向的核扩散。考虑到印度对中国的挑衅，美国和相关大国最好能重新审视其对印度的南亚政策和对中国的方针。

学者赛义德·阿里·齐亚·贾弗里（Syed Ali Zia Jaffery）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拜登的<国家安全战略>加倍强调中美竞争关系》（Bide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oubles Down on U.S.-China Rivalry）的文章，文章指出《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充分表明了拜登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将通过国内投资、与盟国和伙伴采取一致行动以及与中国进行负责任的竞争来减轻中国的威胁。

文章指出，上月白宫发布的拜登政府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阐明了美国的核心利益、威胁以及政府实现和满足这些利益的战略。该文件认识到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打算重塑国际秩序又越发具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竞争者”，该文件也明确指出来自中国的威胁渗透到各个领域和地区，具有全球性的特征。该文件还承诺美国将采取措施以削弱中国的威胁。如果《国家安全战略》中的这一系列表述正确，那么在华盛顿和北京酝酿的争吵中，至少有两种现象会变得更加明显。

第一，盟友和伙伴关系的累积力量将塑造中美关系的未来。对美国而言，巩固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对于重构一个包容的、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至关重要。中国被称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美国将制定合作机制以阻止中国的飞速崛起。根据《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可以通过“对互操作性和联合能力发展的投资、合作态势规划以及协调的外交和经济方法”来实现与盟友和伙伴的力量整合。因此，像AUKUS（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和四方安全集团（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美国）这样的联盟和集团将被利用以使它们能够成为对抗中国的堡垒。

第二，科技领域的竞争将是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关键。这一现象对美国来说比对中国更为重要，因为后者在包括但不限于半导体的关键技术的制造方面已经遥遥领先。更重要的是，人们认为中国准备在与战争有关的技术方面取得积极的领先地位，据分析家称，中国正在应用新的物质材料以提高其性能。因此，《国家安全战略》更加强调通过军事现代化等方式应对中国带来的复杂威胁，美国将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确保中国不会在有助于提升威慑力的新兴技术领域取得决定性的领先地位。

文章指出，综合来看，这两个因素将使中美关系更加动荡不安。事实上，通过盟友、伙伴和对技术领域的积极干预来针对中国，将对美国在与中国的关系中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产生不利影响。最重要的是，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的合作将受到不信任的损害。此外，随着技术主导的军事现代化被带入华盛顿的综合威慑框架，可以预想到就军备控制进行的实质性讨论将急剧减少，这本身对中美战略稳定不是好兆头。

文章指出，缺乏对话将放大目前由误解而产生的恐惧。中美两国之间的行动-反应循环引起了许多人对中美核竞争的未来担忧。然而，《国家安全战略》中没有任何内容可以缓解这种忧虑和疑虑。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中美两国将找到更新的途径来运作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他们的力量越强大，就越难处理好未来的关系。不得不说，《国家安全战略》充分表明了拜登政府对中国的立场。

美国海岸警卫队预备队贾斯帕·坎贝尔（Jasper Campbell）中尉和美国海岸警卫队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中尉在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打破中国对台湾的封锁做好后勤准备》（Prepare the Logistics to Break a Chinese Blockade of Taiwan）的文章，该文指出，如果中国试图对台湾进行隔离，美国及其盟国必须做好迅速部署商船的准备。

文章称，中国统一台湾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其将采取何种行动仍不能确定。中国接下来的活动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况，其一是对台湾进行隔离，使其失去海上贸易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是唯一能够打破隔离并向台湾提供物资的国家。其二是武力统一台湾，在此情形下，美国及其盟国将卷入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全面冲突。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美国的航运对于维持台湾对全球物流供应链和物资的使用都是至关重要的。

文章称，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已经削弱了美国商船的影响力，目前只有125艘美国海军补给舰在服役，全球约有140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幸运的是，英国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的“贸易船”（Ships Taken Up from Trade，以下简称“STUFT”）和海湾战争中的“真诚的意愿行动”（Operation Earnest Will）为美国迅速建立和保护海军后勤企业指明了道路。在美国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潜在冲突调集资源时，可以考虑借鉴上述行动中大规模动员商船队以加强军事力量的经验教训。

文章称，对于假定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冲突，这种军民融合将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首先要确保美国与其合作伙伴之间的军事互操作性，在这一点上，美国及其盟友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其次，美国必须确保与商业承运人及其东道国签订一系列船旗国协议，以便在中国采取隔离或公开敌对行动时保护商业航运，并对可能升级的行动提供可靠的威慑。

文章称，鉴于中国航运公司的数量及其在世界航运中的主导地位，如果冲突爆发，那些对“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感兴趣的国家，如德国、法国和英国，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与美国为伍。这些国家间的相互合作将产生具有具有竞争力的国内航运业，就吨位和投资额而言，他们将与中国的优势地位相媲美。鉴于美国商业船队吨位的差距，在这样的冲突中部署可扩展的后勤解决方案必须来自盟友。这种解决方案将利用STUFT、Operation Earnest Will的优势，以迅速产生海运能力。美国必须研究并建立一个候选国家的名单，标准应包括他们与台湾的贸易关系的程度，可用的航运吨位数量，以及他们支持对抗中国敌对行动的可能性。虽然台湾的局势尚不明晰，但在冲突或近乎冲突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做好准备，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需要的地方提供食品、燃料、军械和其他后勤工作。

记者马洛里·谢尔本（Mallory Shelbourne）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站上刊登了一篇名为《加拉格尔称：大陆收复台湾的时间表引发了对五角大楼优先事项的质疑》（Accelerated Chinese Timeline to Seize Taiwan Raises Questions on Pentagon Priorities, Says Gallagher）的文章。

文章称，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前海军陆战队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指出2027年是大陆希望有能力收复台湾的年份，因此五角大楼需要加快现代化进程并为在印太地区与中国发生冲突做好准备。周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重申了统一台湾的立场。周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中国正在加快这一进程。布林肯认为，台湾海峡的航运量导致美国和全球各国更加关注中国。全球三分之一的航运经过其水域，如果台湾海峡的交通中断，世界各国都会受到影响。

此外，文章还指出加拉格尔批评了美国海军的预算，包括推进舰艇退役以及该部门最近的30年造船计划，该计划提出了如何建立未来舰队的三种选择。加拉格尔还批评了军方近年来采取的从剥离到投资的做法，并表示定向能、高超音速武器和全域联合指挥与控制计划等新技术无法在2027年之前上线。加拉格尔称，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遭受的阻碍并不会改变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相反，大陆将会从中汲取教训。美国若要使台湾成为大陆的一个棘手问题，美国自然可以保卫台湾，但也会使美国难以对台湾进行再供应。

学者瓦萨比特·班纳吉和本杰明·特卡奇（Vasabjit Banerjee，Benjamin Tkach）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名为《即将到来的中国武器热潮》（The Coming Chinese Weapons Boom）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准备主导武器市场中的低端市场以挑战美国的利益。

文章指出，美国主导着高端武器的全球市场，而俄罗斯是技术含量较低却实惠（低成本、性能好）的武器的主要供应方。这种强大的、实惠的但技术含量较低的武器有时被称为实用武器。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俄罗斯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但是由于俄乌冲突的影响，俄罗斯武器出口能力有所下降。由于美国公司通常不参与实用武器市场的竞争，俄罗斯留下的市场真空将被中国填补。

文章指出，中国在武器市场上蓄势待发。在世界最大的25家国防公司中，中国拥有6家。虽然中国目前在全球军火市场的份额为5%，远低于俄罗斯的19%，但中国拥有几个明显的优势，可以让它在实用武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如中国的武器出口方式是交易性的，不受人权或政权稳定的影响；中国是某些种类的俄罗斯军事装备的特许生产商，其在实用武器市场对客户具有吸引力；中国具有丰富的稀土资源，包括铒和钕在内的17种金属元素对制造现代国防设备至关重要；中国已经实现了产品的多样化，以复制俄罗斯的战略，生产西方高科技军备的廉价替代品。最近，除实用武器外，中国已开始向过去购买美国武器的客户出售高端武器系统。

文章指出，中国在实用武器市场上的扩张可能会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力，同时减少美国进入外国港口和基地的机会。军售帮助中国确保在海外获得军事立足之地，接受中国武器的政府也容易摆脱美国的影响。所罗门群岛在4月与中国签署安全协议仅几个月后，就在8月拒绝美国和英国海军舰艇停靠港口，这可能预示着美国的全球机动能力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文章指出，为了挫败中国在实用武器市场的野心，美国应该帮助其伙伴提高自主生产能力。美国公司不需要直接参与实用武器市场，但美国政府可以与其盟国密切合作以满足该市场的需求。美国应该改革《国际军火交易条例》（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Arms Regulations，以下简称“ITAR”）的部分内容，此条例旨在限制军事技术出口。虽然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对国家安全仍然至关重要，但美国应制定ITAR的日落参数，以促进老式武器的出口，并允许其合作伙伴生产。美国还应该建立一个申请制度，以取消ITAR对个别产品的限制。有针对性的ITAR改革可以促进武器生产国联盟的形成，使其在实用武器市场上超越中国。美国还应采取减税等激励措施让美国公司与伙伴国共同生产负担得起的优质武器。

文章指出，中国对实用武器市场的控制力不断增强，这为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精英的接触提供了条件，也帮助中国通过基地和港口设施来扩大其军事准入以及发展其国防事业。通过深化与盟友的产业合作，鼓励他们加入实用武器市场，美国不仅可以获得对中国的战略优势，还可以加强与友国的联系。

学者马卡丽娜·维达尔·伊（Macarena Vidal Liy）在西班牙《国家报》上发表了一篇《美国对中国获取其技术提出新限制》（US raises new restrictions on China's access to its technology）的文章。文章指出，美国或在半导体领域对中国获取其技术施加新的限制，以防止中国将其用于超级计算机或新型武器等战略领域。据美国媒体的高级官员透露，白宫可能在本周宣布这些措施。

文章称，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即将进一步升级。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局2016年的一份报告，如果美国失去在半导体领域的领导地位，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并损害美国的经济部门。而去年的导弹测试高超音速飞机等事件表明，中国已经在军事技术的领先领域与美国匹敌，甚至超过了美国。中国正在加速发展自己的半导体产业，在其短期和中期经济计划中，其设想成为一个创新中心，以保证其技术自主性并将产品销往国外与美国竞争。美国既不允许中国向其他国家的提供高科技技术，也不允许中国将这种技术用于最先进的武器。

文章称，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在半导体领域仍然保持着明显的优势。美国计划对其本国产品的使用加以新的限制，其目的是对中国公司施加限制，此举类似于特朗普政府三年前通过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对中国技术巨头华为施加的限制。具体而言，美国将禁止向中国公司或个人出售用于超级计算机、军事设备或用于人工智能的半导体。美国政府还计划拒绝向中国公司提供制造先进半导体的工具，这是一个由美国、德国和荷兰公司占据大部分市场的专业领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指出，如果限制措施到位，它们将是针对中国的半导体、超导体和大数据存储库行业的最严厉措施。

斯科特·布朗、罗伯特·C·布莱恩（Scott Brown , Robert C. O'Brien）在福克斯新闻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国会应努力阻止中国，而不是阻碍美国科技创新者》（Congress should try to stop China, not undermine American tech innovators）的文章，文章指出美国最好的公司来自私营部门，这些公司不像中国公司那样得到政府的支持，为了遏制中国打算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力量的野心，美国立法者应该倡导全面加强美国的政策，鼓励私营部门的创新。

文章称，国会中的一些人正在推进一项破坏美国领先科技创新者的议程，而科技是美国对中国保持优势的最后领域之一。由参议员艾米·克洛布切（Amy Klobuchar）倡导的《美国创新和选择在线法案》（The American Innovation and Choice Online Act）授予联邦反垄断机构广泛的权力，这将对美国最伟大的一些公司的发展造成阻碍。同样，《开放应用市场法案》（The Open App Markets Act）将使美国公司相对于其中国竞争对手处于结构性劣势。此外，第三项法案，即《新闻业竞争和保护法》（The Journalism Competition and Preservation Act）的修订版，旨在为新闻出版商提供反垄断法的豁免，以便他们可以合作谈判对抗谷歌和脸书。

文章称，与惩罚美国自己最好的公司的美国立法不同，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旨在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网络等全球高科技制造业超越美国。如今，全球前20名的科技公司中有5家公司的总部位于中国。如果通过反创新立法来阻碍美国的私营部门创新者，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地位将迅速增长，而美国将受到不利影响。

文章指出，美国必须保持其在技术领域的优势。正如俄乌冲突所展示的那样，美国的科技领导地位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安全有现实的影响。限制美国科技公司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并将削弱这些企业在过去三十年中所带来的繁荣。此外，国会应该通过立法，禁止抖音和微信等中国应用程序。它们收集了数百万条关于美国公民的信息，而印度已对350多个中国应用程序采取了这种行动。

美国和平研究所发布了中国-自由联系国高级研究小组题为《中国对北太平洋自由联系国的影响》的文章，文章主要阐述了北太平洋自由联系国对美国的重要意义，并针对中国在该区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为美国提出了对策。

作者指出，自由联系国对美国有重要战略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帕劳共和国和马绍尔群岛共和国达成了《自由联合协定》（COFA），这三个国家被称为自由联系国（FAS）。《自由联合协定》允许美国保持在自由联系国领土、航道以及空域的唯一且不受限制的军事准入地位，由《自由联合协定》建立的独特安全关系放大了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力量投射，从而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力量。

作者指出，通过深化与太平洋岛国的接触和影响，中国不断推进其外交政策的若干目标，其中许多目标对美国的利益相悖。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通过外交接触、人道主义援助、海外投资和增加贸易，积极努力地提高其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影响力。随着中国寻求将其影响力扩大到印度-太平洋地区，并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将武力投射到亚洲沿岸水域以外的海上大国，美国在自由联系国家领海的战略拒止权以及美国在自由联系国领土内和附近的防御设施所带来的“前沿存在”，对于限制中国的武力投射和维持印度-太平洋地区海上通道的自由和开放将变得更加重要。

文章建议美国加强与自由联系国和其他太平洋岛国的交往，以更好地应对中国愈发强硬的态度，如通过扩大教育机会、保护海洋资源、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等举措，帮助美国与自由联系国保持良好而稳定的关系，从而巩固美国在该地域的地位。除此之外，文章根据中国在自由联系国中不断增加的活动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建议。美国应向自由联系国家分配更多的外交资源，以应对中国与有外交关系的太平洋岛国经常性的工作和高层接触。美国还应加强在自由联系国的执法力量，并加强与自由联系国当局的合作，以打击与中国有关的有组织犯罪活动，识别和起诉涉及自由联系国官员的腐败行为，加强反洗钱措施。美国还应与自由联系国政府协调，向中国发出该地区不欢迎取代现有外交和安全关系或升级与美国竞争的信号，以回击中国在太平洋岛屿地区加强影响力的努力。

美国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挑战中国和俄罗斯：为了竞争，美国将不得不进行斗争抉择》（Taking on China and Russia:  To Compet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ave to Pick Its Battles）一文。作者分析了多组专家观点，并提出了美国应对中俄的一些方案。

  作者首先阐述了近期北约和美国对中俄的看法。作者指出，在2020年6月北约发布的“战略概念”中，俄罗斯并不是新战略中确定的唯一主要威胁。盟国首次表示，中国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了“系统性挑战”，其“野心”和政策挑战了该联盟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拜登政府发布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将俄罗斯列为“对自由开放的国际体系的直接威胁”，而中国是唯一有意图和力量重塑该体系的竞争对手。

  作者探究了多组专家的应对建议。一组专家认为美国可以与俄罗斯结盟以抵抗（offset）中国。这种“反向基辛格”策略欲利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传统竞争，以及莫斯科想与华盛顿平等接触的明显愿望。作者认为鉴于俄罗斯拥有强大的核实力与情报能力，并不遵守国际秩序，因此该建议是不可行的。另一组专家则提出了相反的策略—— “重复基辛格”，即寻求与中国合作联手反对俄罗斯。但作者认为这种建议仍然不可行，因为美国不可能在中国南海、台海、亚洲影响力、“人权”等问题上让步太多。还有一组专家则只关注中国而非俄罗斯。他们认为鉴于中国的实力和“野心”，美国无法将其资源和注意力分散到欧洲和印太地区。作者认为中俄是必须同时应对的持久但需区分开来的挑战，这是美国应对之难点所在。

作者指出最常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与盟友和伙伴合作，且关键在于获得新的伙伴，如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和四方安全对话等。其二是，美国必须增加自己的力量来源，包括发展半导体等高新技术，保护美国选举基础设施和加强国防工业建设等涉及科技、政治、军事多层面。此外，作者还有一种解决方案是是设定好与中俄竞争的时间段。作者提出，当务之急是将大量精力和资源集中在当前尖锐阶段的俄罗斯威胁上，同时从长远来看将两者的最大份额用于中国。

此外，作者还以柏林和老挝为例，探究美国将应该资源投入何处。冷战中，美国对柏林和老挝都投入了大量资源，在柏林取得了胜利，却在老挝折戟而归，因此现今需要了解两地的差异特质从而去判断资源的投入。针对中国，作者建议，美国应该在更大程度上质疑中国在东南亚的扩张，而不是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应该更多地致力于阻止中国在南太平洋，而不是在西非建立海军设施。

总之，作者认为，美国要用盟友合作并增强自己的力量，并调整竞争事宜的优先级，选择性的忽略一些问题和地区，将注意力资源用于重要和优先的议题上。

乔治梅森大学政治学教授卡兹（Mark N. Katz）在《国家利益》上发表题为《结束俄乌冲突的提案》文章。

文章指出，由于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表现较为糟糕，俄罗斯外交部长提出了通过谈判来结束冲突。俄外交部长提出了两个条件：其一为“充分考虑到俄罗斯联邦的利益及其安全”；其二为“为我们提供一些有助于化解紧张局势的严肃方法”。作者解读到，前者相当于俄罗斯要求西方（尤其是美国）至少接受莫斯科在乌克兰的部分领土主张以及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第二个条件似乎是要求美国和其他西方政府提出一种机制，强制乌克兰接受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结束冲突的任何协议。由于这些条件面前达成一致相距甚远，作者试图在文章中提出一些可行的提案。

其一，作为俄罗斯从 2022 年 2 月 24 日以来占领的所有乌克兰领土撤出并停止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的交换条件，西方将取消自该日起对俄罗斯实施的所有经济制裁，使得俄罗斯能恢复石油出口。随之，作为俄罗斯从 2014 年至 2022 年 2 月 23 日期间占领的所有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以及顿涅茨克东部和卢甘斯克省）撤出的交换条件，西方将取消其对俄罗斯早先占领的所有经济制裁（作者并不认为普京政府会接受此项，但作为一种未来愿景）。

其二，文章提出了乌克兰不加入北约承诺的交换条件。1）俄罗斯军队撤离俄乌边境 250 公里；2）所有俄罗斯军队从白俄罗斯撤出；3）所有俄罗斯军队从德涅斯特河沿岸（俄罗斯支持的摩尔多瓦分离主义地区到乌克兰西部）撤出；4) 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港口的海上封锁和通过港口过境的贸易。

其三，作者还希望能对“战犯”进行审判。

作者对俄乌和解不太抱乐观的预期，认为不能给予俄罗斯惩罚不能满足乌克兰的要求，而俄罗斯也不愿意放弃领土利益。因此，作者认为西方外交官应插手其中。

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傅泰林( M.Taylor Fravel)等人在《外交事务》发表题为《如何避免台湾战争：威胁、保证和有效威慑》（How to Avoid a War Over Taiwan：Threats, Assurances, and Effective Deterrence）的文章。该文对美国如何在台海保证有效的对华威慑提出建议。其本质是讨论如何在避免台海发生直接武力冲突的同时，保障美国继续实践“以台制华”的遏华战略。

他们强调，阻止对手采取被禁止的行动需要可信的威胁和可信的保证相结合。他们批评了当今美国各界将台湾地区视为一个独立国家，放弃长期存在的“战略模糊”政策，转而支持“战略清晰”的呼声。

该文讨论了美国的对华威胁必须结合威胁和保证两个要素，即既需要表明被禁行动的代价，也需要有施加这些代价的充分政治意愿。他们认为，美国要实现威慑的前提是必须阻止台湾地区宣布正式独立，必须阻止华盛顿承认台湾地区为独立国家或恢复与台湾的正式联盟，必须阻止北京对台北采取武统。

他们认为，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各方威慑力开始瓦解。从台北的威胁方面讲，台湾增强大陆军事成本的能力一直在减弱，即威胁在降低；从保证方面讲，在台湾地区受到安全威胁前不“台独”的保证正在减弱。他们同样认为北京在威胁和保证之间的平衡也变得不稳定，美国在这两个层面亦在减弱。

该文从威胁和保证层两个面向美国提出建议。在威胁层面，他们建议在采用新的军事理论和采购大量海战相关导弹之外，美国还应加强相关地区设施建设，以加强军事补给。此外，他们强调美国与盟友加强合作，进入日本和菲律宾的更多地点以进行战略准备，和与台湾地区合作增加其“弹性”。他们尤其强调加强台湾建设防空系统。同时，他们希望美国在全球外交付出更多努力，增加中国的经济外交成本。在可信的保证层面，他们指出美国的目标是确保北京和台北都明白，其目标不是分裂中国，而是“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该文建议其一需要华盛顿明示不支持“台独”，其二需要避免象征性的政治姿态冲突，而落实更多的实质性举措，如加强军队部署等。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高级研究员迈克尔·鲁宾（Michael Rubin）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发表题为《为什么美国应该在印度开设新的领事馆》（Why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Open New Consulates in India）的文章。该文为美国在印度设立新领事馆提出了五个地区作为建议选择：印控克什米尔地区、锡克教徒占主导的旁遮普地区、印度科技心脏班加罗尔、人口众多的北方邦和与西藏事务有关的喜马偕尔邦。

文章对每一地区的选择都提出了对应的理由。对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作者认为自三年前印度撤销克什米尔地区自治之后，该地区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恐怖主义问题或骚乱。再加之该地区在国际争端、旅游中心和社会重要性各方面的巨大作用，文章建议美国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夏季首府斯利那加（Srinagar）设立领事馆。旁遮普地区以锡克教徒为主，鉴于该地区和其美国侨民受到巴基斯坦“哈利斯坦”（“Khalistan”）分离主义运动影响，且美国旁遮普人在两国之间旅行的人数众多，文章建议美国在该邦首府或最大城市设立领事馆。班加罗尔（Bangalore）作为印度的高科技产业中心也被放在了建议名单当中。文章指出，印度在旧金山设立了领事馆，保持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科技中心之间的联系具有重要性。此外，由于北方邦人口逾两亿，也被文章建议设立领事馆。最后，文章指出虽然喜马偕尔邦人口不到700万，但与中国西藏毗邻，现任达赖喇嘛居住于其冬季首府。作者指出，“此处的领事馆将比在中国的任何外交职位都更适合处理西藏事务，而不会越界公开支持中国的分裂主义”。

文章指出，虽然新德里总体上与华盛顿都致力于发展关系，但对美国及其在印度地方一级的外交官仍然存在重大的不信任，这是冷战和不结盟运动的不信任的遗产。作者认为美国应该从今天开始重视印度在全球中的重要性，重新组织外交手段。

美国中东研究所（MEI）网络安全和新兴技术项目总监穆罕默德·索利曼（Mohammed Soliman）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发表题为《技术遏制是华盛顿冷战2.0战略的核心》（Tech Containment Is Core to Washington’s Cold War 2.0 Strategy）的文章。作者指出，在美国最新安全战略中提到的“决定性十年中，”华盛顿将技术视为通往全球新秩序的门户，不仅旨在管理与中国的技术脱钩，而且还对北京采取“技术遏制”战略。文章的主要论述了技术在全球中的重要性、美国技术遏制的智力基础、5G的重要作用和华盛顿的技术遏制战略。

文章指出，技术作为通往全球秩序的门户，不仅在中国崛起也在许多中等强国的对外影响力拓展上发挥重要作用。作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是由其庞大的岩土工程足迹所描绘，并且在过去二十年中，负担得起的中国技术在全球经济中越来越重要。从5G到人工智能，从无人机到太空，从自动驾驶汽车到去中心化金融，中国优先将自己转变为“高端自力更生的创新力量”，将“技术霸权”置于更广泛的全球定位中。他还指出许多中等强国正在利用技术在其势力范围和更远的地方推进其地缘战略利益。土耳其无人机在改变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军事局势等方面的成功，使安卡拉成为一个全球权力掮客，能够比法国、德国、英国甚至中国和俄罗斯更有效地塑造地缘政治结果

文章建议在美国技术遏制的智力基础方面，华盛顿应毫不含糊地将重点放在重建国内技术能力上，同时利用其对技术瓶颈的控制，对中国实施积极的技术遏制战略，并最终以有利的条件为美国领导的技术集团重新组织数字秩序。文章还提到5G是下一代互联网的主干，并提到了华为在该领域的领先性。文章认为华盛顿缺乏与华为竞争的明确替代方案。因此美国说服盟友和合作伙伴将华为排除在其5G网络之外。清洁网络倡议（CNI）成功地实现了其将华为排除在西方科技阵营之外的首要目标。例如，英国承诺到2027年将华为从其5G网络中清除

文章梳理了华盛顿的技术遏制战略，指出华盛顿，进入了其激进技术遏制战略的下一阶段。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对其出口管制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更新，以限制中国购买和制造用于军事应用的高端芯片的能力，并禁止美国公司和人员（包括绿卡持有人）帮助中国发展逻辑晶片和存储芯片的制造能力。其目的是限制中国目前获取为其军民融合战略提供动力的人工智能芯片，并阻止中国获取美国芯片设计软件和制造设备，最终减缓整个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扰乱北京的军民融合。通过利用其在半导体行业瓶颈中的主导地位，华盛顿不仅瞄准了中国的半导体，而且在这场全面的“科技冷战”中推动盟友和合作伙伴站在美国一边。

最后文章指出，华盛顿明白，其出口管制在减缓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会激励中国政府将重点转向支和建设本土半导体产业。因此美国在放慢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速度同时加大政府对国内半导体行业的补贴，巩固以美国为中心的技术联盟，以控制行业瓶颈。除了半导体，华盛顿将通过识别技术漏洞、分配财政资源以弥补不足，以及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建立全球技术联盟，保持其积极的产业政策。

    美国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中东研究员戴维·奥塔韦（David B. Ottaway）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发表题为《打破沙特-美国关系的真正代价》（The Real Cost of Breaking Saudi-U.S. Ties）一文。作者认为随着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的赫然耸现，现在不是美国冻结与沙特军事和安全合作的时机。

作者首先回顾了历史上的美国-沙特关系恶化。2001年8月下旬，时任沙特王储阿卜杜拉致函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威胁要冻结两者间政治安全合作，以要求美国制止以色列对希伯伦镇的军事入侵。在“911事件”发生后，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作者指出，小布什和阿卜杜拉行了两次会晤，双方才设计重新启动严重受损的关系。他们成立了一个由外交部长领导的常设联合委员会，并成立了六个小组委员会来处理两国关系的各个方面，从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到建立更密切的经济联系。并且在留学和石油生产方面达成了促进交流或协调的协议。

作者试图通过历史来反思今天类似的方法是否能够修补美国与沙特迅速瓦解的关系。作者认为历史上小布什行之有效的原因首先在于美国总统和沙特王储能够搁置他们较大的个人和政治仇恨。此外，2005年，美国每天进口1200万至1300万桶原油和产品以满足消费者需求，而沙特阿拉伯是美国原油供应的第一或第二大来源。沙特也是美国武器的主要购买者。

对比历史上的情况，作者比较担心现在的形势。因为拜登和沙特阿拉伯现任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没有找到类似于反恐战争的共同事业。并且在石油问题上也产生了分裂。美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的头号石油生产国。作者还指出，拜登曾表示，沙特阿拉伯将推动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0月初的会议上宣布每天减产200万桶，这将产生“后果”。具体的影响将有待观察。

综上，在两国关系僵化的情况下。作者提出面对伊朗带来的军事安全压力，美国不应该选择冻结与沙特的军事安全合作关系。美国和沙特需要一起思考怎样面对拥有核武器的伊朗的变化。

帝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洋战略系主任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发表评论认为，美国政府应当重新审视中国长期以来在外交上采取的“长城战略”。

作者指出，西方政治评论家认为中国实施“长城战略”，并且中国海军同时也将实施“长城战略”。长城是为了阻止对中国北部边境的入侵而修建的，显然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这种比喻暗示了西方政治评论家对于中国外交战略的看法：中国在外交上将满足于防御性的目的和手段。例如，在《长城与空城计》中，罗伯特·罗斯和安德鲁·内森认为，中国采取的“长城战略”来源于"通过包围领土来控制领土 "的观念。罗斯和内森说，中国的军事战略 "是一种持久的防御性抵抗"。《海上长城：中国海军进入21世纪》一书的作者伯纳德·科尔（Bernard Cole）也持相似观点，认为军事上的弱点将迫使中国处于防御状态。中国海军也不得不担心其军舰在中国领海之外的安全问题，中国海军的能力 "近岸防御的扩大化"，无法保卫中国周边地区以外的海上交通线。

对此，作者认为，参考当代中国独特的战略观，西方一直以来对于中国海洋战略中被动性的预测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在一系列政治和军事事务的著作中反映了当代中国独特的战略观。毛泽东蔑视消极防御的概念，认为消极防御是"一种虚假的防御"，而是坚持 "唯一真正的防御是积极防御"。罗斯和内森所设想的 "持久的防御性抵抗"，最多只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中国国家军事战略的核心。这既适用于海上作战，也适用于陆地作战。从毛泽东那里得到启发，中国的战略家们经常谈论 "近海主动防御"，这一战略的前提是要从美国海军手中夺取对 "第一岛链 "内水域的控制权--简单地说，就是与中国海岸线平行的一系列岛屿，从琉球经台湾到菲律宾北部。而且他们打算通过进攻手段来做到这一点。

作者指出，中国外来海上战略的目标可能是海上拒止（sea denial）。一支有意进行海上封锁的海军试图创造条件，阻止或防止对手在某一特定海区内长期活动。海上封锁通常是劣势海军国家采取的一种战略防御姿态。但所涉及的行动和战术往往是以进攻为导向的。这种方法在哲学上与毛泽东是一致的，他的著名文章《论持久战》建议使用进攻手段来实现防御目的。中国军队已经拥有或计划获得执行海防战略所需的能力。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开始了从俄罗斯购买武器的狂潮，同时大力推进自己的本土项目。其结果是：进攻性战斗力的飞跃。今天，中国的战斗序列拥有非常适合海上封锁的平台，包括先进的驱逐舰、潜艇、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海军战斗机/攻击机。如果他们明智地包装这些资产并发展必要的战术熟练度，中国人将获得信心，相信他们有能力至少让任何考虑敌对进入其沿岸水域的外国势力暂停。

作者认为，中国实施海上拒止的理由植根于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的统治取决于安全的海上通道。中国的经济福祉越来越依赖于中东石油和天然气的船运，而美国对公海自由的主张对于海上交通安全有着潜在的威胁。如果有能力自保，哪个大国会把自己的重要利益托付给外国？鉴于中美关系的反复无常，没有哪个头脑清醒的中国政治家会无限期地指望美国的善意。

最后，作者提醒美国重视中国海军实力发展。像罗斯、内森和科尔一样，美国军事官员习惯性地贬低中国的海军实力。对他们来说，美国将继续无限期地统治海洋，这几乎是一种信仰。中国战略思想和能力中令人担忧的趋势应该打消这种近乎狂妄的信心。现在是时候重新思考美国将毫不费力地支配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附近海域的假设了。中国并非注定要在海上保持防守，就像它在毛泽东时代注定要在岸上保持防守一样。如果对中国掉以轻心，美国可能有一天会发现自己被挡在东亚航道之外。

《国家利益》的国家安全记者马克·埃皮斯科波斯(Mark Episkopos)发表评论认为，在整个2020年选举周期中，中国将对特朗普前官员的制裁与对拜登的友好姿态无缝交织在一起，意图促进中美关系和解。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对外话语实践的高潮，但是事实上，中国这些行为在适得其反。

作者指出，在2020年中国正式向拜登发出贺电祝贺拜登当选之后，中国持续向拜登表达善意。“的确，我们有过一段艰难的时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谈到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的中美关系时说，“我认为两国人民在经历了这样的困难之后应该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我注意到美国媒体说这是美国历史上的新一天。我们也祝愿拜登总统在治理国家方面取得成功。拜登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多次强调团结。我想这也是中美关系现在所需的。”但与此同时，在拜登就职典礼的当天，中国外交部推出了对特朗普政府二十八名官员的定向制裁，包括即将离任的国务卿蓬佩奥和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第二天，中国主要的国家新闻机构之一的《环球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赞扬了这位新任总统。环球时报断言，拜登的 “愿景更接近美国的现实”，他比他的前任“更加理性”。它还指出，拜登继承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但仍有希望他将成功实施其政治方案。“拜登总统展示了他的勇气，尽管（团结很困难），但他仍然正视这个问题......如果美国和中国都专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停止相互争斗，两国将在现有基础上向前发展。” 对于拜登的政策，环球时报发出这样的建议。“特朗普的中国政策一直是失败的。这一点从他周三下台时对两国发展状况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中美合作的重启，更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

作者认为，这些最近的事态发展再次证实了关于美中关系长期以来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对美国政治有一个细致入微的把握。在华盛顿出现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之际，中国正在利用特朗普和特朗普时代作为陪衬，不断尝试与拜登政府实现外交重置。通过敦促拜登政府在制定其对华政策时以特朗普的失败为鉴，中国政府希望使中美和解在政治上对新政府来说更容易接受。中国国家支持的媒体不断提到 “保守势力”试图以其 “种族主义言论”和 “民粹主义”毒害中美关系，将拜登的中国政策纳入一个狭隘的党派框架，以越来越微妙的方式吸引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尖锐裂痕。其背后的信息很清楚：如果拜登想有意义地将自己与特朗普和其他“保守势力”区分开来，那么他必须放弃其前任旨在遏制和对抗中国的政策。  

尽管拜登政府缺乏为即将卸任的特朗普政府辩护的动机，但他们还是以直观的语言谴责了中国的反特朗普制裁。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米莉·霍恩（Emily Horne）说：“在就职日实施这些制裁，似乎是在试图利用党派分歧。”她补充说：“拜登总统期待着与两党领导人合作，使美国在竞争中胜过中国。 

作者指出，拜登政府仍然视中国为主要竞争者。拜登的主要国家安全人选并没有回避给中国贴上危险的军事和地缘政治竞争者的标签。退役陆军中将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此前曾因缺乏与中国有关的问题而受到批评，他在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上特别强调了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他说：“我们必须有能力使我们能够在未来对中国构成一个实质性威胁，一个实质性的威慑。”在列举了一些继续军事投资的领域之后他强调，“因此，我相信我们仍然拥有质量上的优势和对中国的竞争优势。我认为这一差距已经大大缩小，我们的目标将是确保我们在未来扩大这一差距。”奥斯汀暗示，来自中国的威胁可能超过俄罗斯的威胁，这与拜登在竞选过程中把俄罗斯作为美国的主要对手的做法有细微但明确的区别。“显然，战略将针对威胁进行排列，中国是未来最重要的威胁，因为中国正在崛起。俄罗斯也是一个威胁，但它正在衰退。正如我们最近几天在这里看到的，它仍然可以造成很大的破坏。它是一个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关注的国家，但中国是步调一致的威胁。”

最后作者强调，现在有一些早期迹象表明，中国长期寻求的与美国的外交重启可能不会出现。这对华盛顿更广泛的欧亚大战略意味着什么，特别是考虑到正在进行的朝鲜冲突和与俄罗斯迅速恶化的关系，还有待观察。

 美国国际事务、军事安全专题记者塞巴斯蒂安·罗布林（Sebastien Roblin）发表评论认为，2021年中国核力量的大幅度扩张激发了人们对中国核力量的猜测和焦虑。

作者指出，中国和扩张速度正在加快。2021年末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和安全发展》和马特·科尔达和汉斯·克里斯滕森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中《2021年中国核力量》对中国的核理论和能力进行了调查。国防部的报告中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扩张速度加快，可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27年之前拥有多达700枚可交付的核弹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打算在2030年之前拥有至少1000枚弹头，超过国防部在2020年预测的速度和规模。”同时《公报》列举了中国可能在寻求扩大其核力量的多种原因，包括“保护针对第一次打击的报复能力”，“克服对手导弹防御系统的潜在影响”，以及“在移动导弹和发射井导弹之间更好地平衡洲际弹道导弹（ICBM）力量”。此外，中国希望提高其“核准备和整体核打击能力，以应对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核武库的改进；并加强国家威望感” 

作者强调，与美国一样，中国已经签署但没有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进一步声称遵守该条约。然而，在中国罗布泊核试验场观察到的高层活动表明正在进行“零当量”试验。

这引发了对中国的“不首先使用”的核政策的怀疑，因为这种承诺当然可以被投机取巧地打破。对此，作者认为尽管目前中国的核力量在扩大，但“不首先使用”仍然指导着中国核力量的训练和组织方式：导弹和弹头分开储存，使得在短时间内（或意外）大规模发射核武器变得困难。

最后，作者总结，中国的核力量似乎将在未来十年内大大扩展。数量和质量上的增长反过来又会扩大中国在使用核威慑方面的选择，但不是每一种核威慑政策的选择都会在理论上被接受。

国际共和政体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 Institute）全球影响中心的项目助理的吉布斯·麦金利（Gibbs McKinley）在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和欧盟应当加强跨大西洋合作关系，并为以与中国竞争为目标的进一步合作进行更多投资。

作者指出，近日立陶宛展示了中国对和其有分歧的国家的“经济胁迫”。5月，立陶宛退出中国中东欧“17+1”合作。之后，立陶宛又寻求加强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最终导致北京停止进口立陶宛的商品。中国坚持，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无权获得外交承认。立陶宛打破外交惯例，允许其台湾办事处使用台湾而不是中国台北的名称，这激怒了中国政府。中国政府随后要求跨国公司切断与立陶宛的关系，否则就有可能失去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它还阻止了从欧盟进口使用立陶宛零部件的产品。作为欧盟的成员，立陶宛比它的一些邻国，特别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更有机会抵制中国的胁迫性经济政策。然而，就其本身而言，欧盟对抗中国和俄罗斯的恶性影响的能力是有限的，特别是在涉及经济工具时。欧盟通常依靠保障措施和反倾销措施作为贸易防御手段，但这些措施 "不包括中国针对立陶宛的灰色经济区"。欧盟也缺乏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协定，并且在如何最好地与中国市场打交道方面面临着内部紧张。

对此，作者认为跨大西洋共同体必须利用手头的工具共同面对这些挑战。美国和欧洲应该首先利用现有的渠道，支持立陶宛作为北约的正式盟友和一个抵制专制行为者的胁迫性政策的民主伙伴。这可以通过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来实现。该委员会成立于2021年9月，旨在“促进美国和欧盟的竞争力和繁荣以及民主、市场导向价值观的传播”。

美国已经表示愿意这样做。在美国贸易代表1月7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戴琪（Katherine Tai）大使“强调了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合作的重要性，通过各种途径，包括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解决胁迫性外交和经济行为”。然而，欧盟要对下一步负责，因为它有时会抵制将TTC作为对抗中国经济胁迫的工具的想法。中国对自己的一个成员国采取的行动应该激励欧盟撤销其早先的断言，即“《贸易协定》不是关于中国的对话”，并承认《贸易协定》是跨大西洋联盟与中国竞争的一个有效和现成的工具。

企业高管国家安全竞争力委员会（BENS）罗伯特·斯波尔丁（Robert Spalding）、约瑟夫·沃特尔（Joseph Votel）、拉蒙·马克斯（Ramon Marks）发布评论指出，企业必须停止向中国投资以防止中国控制商业大数据。

列宁曾说过：“资本家会把吊死他们的绳子卖给我们。” 无论他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这句话都恰好符合中国的情况。据报道，自2016年以来，仅苹果公司就在中国投资了2750亿美元。世界上所有的苹果手机都是中国制造的。除了1万名直接员工外，苹果公司制造产品的延伸供应链还聘用了100多万名中国工人。

作者指出，中国已经从热门投资目的地变成了危险的对手，中国对数据的控制极大威胁了西方企业。苹果和其他外国公司必须将产生于中国的数据保存在中国境内的中心，同时这些数据被禁止转移出中国。中国政府同时保留了强制将这些数据转移到国家控制的实体的法律权利。这意味着西方投资者在中国创造和汇总的数据随时可能落入中国控制之下。数据对于人工智能创造新的尖端技术至关重要。与民族国家边界内的自然资源和人口不同，数据不容易受到传统军队的保护。数据在本质上是无国界和无形的，它存储在云端和设备中，有可能从世界的任何地方被访问和操纵。通过信息的自由交流，获取数据对民主国家和市场的繁荣至关重要。中国对大数据的控制不仅能使意识形态主导技术创新，而且最终能主导人们的阅读、思考和信仰。

对此，作者进一步指出，在大数据的武装下，中国将有可能操纵、歪曲和控制互联网上任何地方的事实和现实。网络的出现加速了民主和市场的问题。区分构成现实的东西和发明的网络数据空间的能力将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混乱。中国可以影响和操纵互联网上的公众舆论，破坏民主价值和合法性。对西方的最终考验将是信息战争，而不是传统的甚至是网络战争。这种较量不能用战斗机、战斗舰和步兵来进行。民主可能在一枪不发的情况下受到损害。美国宪法第四条第4款要求联邦政府保护民主。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詹姆斯·麦迪逊强调，联邦政府的核心责任是保证五十个州的共和政体。正如在外国干涉美国选举等争议中看到的那样，对数据的控制和操纵会对民主进程构成生存威胁。为了保护民主，联邦政府将不得不建立远远超出传统军事的新型防御。保护美国免受他国基于数据的颠覆，必须是整个政府的努力。

最后作者指出，为了保护自由市场价值和治理，西方企业仅仅遵守本国可能不时实施的限制与中国做生意的法律是不够的。企业高管国家安全竞争力委员会（BENS）呼吁西方企业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如果在中国投资，要提高对知识产权风险的认识；只接受来自可信来源的资本，以避免知识产权资本和技术的风险；建立不依赖中国的弹性供应链；优先考虑与中国以外的合作伙伴进行贸易；以及认识到在中国这样的专制社会投资对品牌声誉的风险。

托马斯·麦肯（Thomas G. Mahnken）在美国海军研究所(US Naval Institute)网站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应当利用中国周边的海洋地理环境并结合使用内部和外部力量的战略来应对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威胁。

作者开篇指出，今天的美国在对当今时代最重要的挑战是美国对于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和其他地区的利益构成的威胁进行战略思考存在严重不足。战略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对于有限的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合理安排。制定战略是为了对付一个特定的对手。因此，战略的基本要素是理性和与持有不同战略目标的竞争对手的互动。根据战略的定义，任何在西太平洋和其他地区与中国竞争的战略都将是一种海洋战略，在海上采取的行动将发挥核心作用。

作者进一步指出，根据布拉德福德·李（Bradford A. Lee）四类战略理论，如果中国接受现状，对外战略的制定侧重维护中国国内和亚洲大陆的稳定，那么中国就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或国际秩序。因此，美国战略家应当思考美国的军事力量如何影响中国处理对外事务的方法、中国地缘政治取向、中国对于国际现状的态度、中国国内政治制度四个方面以达到改变中国对外战略的目标。

具体来说，美国海上战略应寻求将地理因素转化为美国的优势，利用西太平洋的地理因素来限制中国进入公海。一旦发生战争，美国的内部力量，即西太平洋部署的美军陆军和远征军部队，将利用西太平洋的海洋地理环境形成一个可以立即挑战中国军事行动的初始防御屏障。这些部队将与中国的空中优势、海上控制权和信息主导权相抗衡；延迟和拒绝中国力量投射部队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如夺取美国盟友或合作伙伴的领土，同时阻止中国将力量投射到第一岛链之外。

与此同时，美国还将动用外部力量，即空军和海军水上部队，来支持第一岛链上的内部力量。美国战斗力的压倒性优势将体现在这些外部力量中。空军和海军部队将可以自由地利用他们最大的战略属性之一—机动性，在他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挑战中国军队，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效力。在和平时期，外部力量可以通过在西太平洋的额外存在来增强内部力量。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空军和海军部队将带来增援内部部队所需的持续火力。他们也将拥有从多个方面威胁中国的能力。例如，他们将支持内部部队建立的防御屏障，并在第二岛链提供纵深防御。

此外，成功的战略必须针对中国领导人的信念。具体而言，海上施压战略将试图剥夺中国领导人认为对军事胜利至关重要的条件，包括制海权、空中优势和信息主导权。不仅如此，海上施压战略还将通过降低中国政府对其控制冲突进程和结果的能力的信心来攻击中国的战略，从而增强威慑力。海上施压战略将剥夺解放军领导人几十年来所计划的战争类型，迫使他们要么加倍投资于反介入能力，要么寻求另一种方法，如规避地面上的美国部队和武器，这将需要更多的时间，需要更远的平台，并导致一路的损失。无论哪种方式，改变解放军的理论将使中国付出金钱和时间，并使美国在与中国的持续竞争中获得动力。

灯塔全球战略公司（Beacon Global Strategies）副总裁，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指挥官特别助理埃里克·赛尔斯（Eric Sayers）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主任和亚洲事务副高级主任伊万·卡纳帕斯（Ivan Kanapathy）发表分析文章指出，美国一系列的新措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关系。

近年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迅速扩展到电信、半导体、数据安全和金融服务等技术领域。美国政府对北京经济上行动和其意图日益增长的担忧推动了对华政策的扩展，特朗普和拜登政府之间、白宫和国会之间几乎没有分歧。

对华政策扩展的结果是美国对中国施加的一系列新的限制，包括对出口、进口、直接投资和金融证券的限制。这些限制从根本上重塑了美中经济关系。过去两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跨境商务旅行因COVID-19大流行病而基本停止。由于中美两国都更加谨慎和怀疑，跨境商务旅行不太可能完全恢复到过去的水平。

在这种对与中国的经济和技术竞争采取更多防御性方法的同时，美国国会也开始进攻。体现在美国开始向对保持美国在技术、制造和国防方面的竞争优势至关重要的领域拨出新的资金。美国对华的限制与对优势领域的拨款行动的深度和广度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企业部门除了在与中国做生意方面面临越来越多的政府行动外，还必须应对不断变化的公众舆论和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审查。例如，公司在中国的供应线上的人权问题。展望未来，2022年有望延续这些趋势，这将对多个商业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全球数字政策孵化器的访问学者查尔斯·莫克（Charles Mok）发表文章，他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监控和审查模式威胁着自由、开放和安全的未来互联网。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随着冬奥会在北京拉开帷幕，中国和俄罗斯总统习近平和普京团结一致，相互支持，挑战美国和欧洲的主导地位。在他们重新建立的密切伙伴关系中，有比北约扩张和乌克兰危机，或从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更重要的利益。两国在北京发表的联合声明宣布，他们支持“互联网治理的国际化”和“各国在监管全球网络方面的平等权利”。他们承诺“深化国际信息安全方面的双边合作”，宣布支持“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技术的国际公约”，并主张更多地参与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信息和电信技术的专门机构），以解决这些问题。

在北京冬奥会上，运动员和记者不得不利用官方在指定酒店和场馆提供的Wi-Fi，以访问Twitter、YouTube或Facebook等服务，这些服务在中国都被禁止。在俄罗斯，俄罗斯当局成功地要求从苹果和谷歌的应用程序商店中删除由知名持不同政见者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创建的投票应用程序，称其包含“非法内容”。该国还进一步加强了审查工作，在2021年阻止通过Tor浏览器和其他一些虚拟私人网络服务使用加密技术，这一年被人权观察组织称为 “互联网审查制度加倍的一年”。

作者指出，这些审查和监视行为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和俄罗斯心中的互联网治理愿景更侧重于他们政权的安全，而不是他们国家内部或外部用户的安全和隐私。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已经投入巨资参与和影响全球技术标准机构。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阐明了“中国标准2035”的目标和行动。这些“中国标准”无论如何都是要成为全球标准的。同时，欧盟对中国的雄心一直保持高度警惕，最近概述了制定全球标准的“更积极的方法”，以确保其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等发展领域的领先地位。对欧洲人来说，很明显，中国在国际层面的标准制定工作是为了给中国及其公司提供竞争优势。

作者认为，国际技术标准制定和互联网治理框架是复杂而多样的。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传统上的标准制定是由私营部门和研究界主导的，而不是由国家行为者主导的。

为了应对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欧盟已经透露，他们将寻求与美国当局合作，监测新出现的标准，并通过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定期会议统一大西洋两岸的立场。显然，专制竞争的紧迫性意味着双方必须在更高的行政层面进行协调。然而，目前西方“大科技”公司与其政府之间的敌意，可能会威胁到西方政府的注意力，使其忽视在全球标准和治理舞台上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以及在各国之间合作的必要性

最后，作者认为，仅仅把欧洲和美国聚集在一起可能还不够，因为来自亚洲、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参与者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必须参与制定标准和治理，这将塑造未来的互联网及其下一代使能技术。只有这样，世界才能筑起一道堤坝，抵御来自新兴专制国家联盟的审查和监控的浪潮。西方世界必须这样做，以捍卫和确保一个自由、开放、安全和可信的未来互联网，通过更加开放和包容来支持民主和人权的原则，并将这一愿景与中国和俄罗斯提倡的治理模式区别开来，这种模式旨在以安全为幌子进行审查和监控。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地区研究所的国际关系硕士和研究员赛义德（Syed Fraz Hussain Naqvi）发表评论认为，必须在世界多级框架下分析美国“冷战 2.0”战略，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国家的视角。

 “冷战2.0”一词是在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中美竞争的背景下流行起来的，而这种观点已因中国经济崛起而被淘汰。美国冷战2.0战略认为，通过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正在挑战以美国为首的经济体系，并为其成为超级大国奠定基础。因此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威胁，因此，中美之间新的全球霸权地位竞争已经开始。

冷战2.0的功能主义

尽管与第一次冷战有相似之处，但美国冷战 2.0战略是否可行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冷战竞争是基于意识形态差异。共产主义在非殖民化国家的传播被视为对西方以自由秩序为本质资本主义的威胁。同样，西方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集团视为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各自的意识形态引发了不满情绪和恐惧，因此导致了游击队的形成和集团联盟的产生。例如，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中国的毛泽东的游击运动深受苏联共产主义理想的影响，建立了“共产主义阵营”。同样地，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加之对审查制度、篡夺自由权利和经济失灵的相同看法，形成了为美国领导与共产主义敌对的“资本主义阵营”。这是两极和新的力量平衡的开始。

然而，目前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较少。中国对外开放，从资本主义中受益匪浅。在经济方面，中国现在已经通过公私合营重组其经济结构，也没有在外交政策前景中呼应对共产主义派系的支持。美国还认为中国更像是一个地缘政治竞争对手，而不是意识形态威胁。这种非意识形态的竞争与第一次冷战的明显集团形成对比。与之相辅相成的是，中国不声称自己是任何集团的领导者，也没有文化影响力来激励其他国家加入它。同样地，由于冷战后的优先事项，形成的集团的可能性也降低了。全球焦点已从军事联盟转向经济相互依存。这使中国得以与其他国家建立经济联系。因此，很多较小的国家虽然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启发，但更多地将中国视为经济机会而不是对其安全的威胁。

其次，与苏联不同，中国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在武装冲突中主动或被动地与美国对抗。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但对美国的各种安全伙伴关系没有任何威胁相应的，中国在扩展与多个地区的经济联系时依赖某些国家。例如，在东欧，中国一直由于与俄罗斯的关系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因为前者在该地区具有历史影响力。同样在中东，由于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密切合作，中国正在获得伊拉克的石油合同和叙利亚的重建项目。

重新评估未来

上述讨论评估了冷战2.0概念中的模糊性。显然，在中美竞争之后发生第二次冷战的可能性很小。相反，冷战2.0更恰当的定义是在不同领域的“反美关系”（anti-U.S. nexus）。例如，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而俄罗斯强大的核和常规军事力量可能会给美国的军事力量带来问题。然而，由于工业基础不发达，俄罗斯经济面临挑战，使该国依赖能源和武器出口。这样一来，俄罗斯和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就有了明确的分工。

总而言之，潜在的冷战 2.0 与最初的冷战不同之处在于，集团政治已被节点政治（nexus politics）所取代，在这种政治中，中等强国正在寻求与现有大国的平等距离。例如，欧盟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并没有阻止它与中国接触。其次，中美竞争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在对抗美国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哈萨克斯坦 2022 年的动乱以及俄罗斯对此的军事反应是俄美竞争仍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的另一个反映。因此，冷战 2.0 必须在多极框架中进行分析，而不是通过关注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在多个方面面临挑战，这些方面联合起来制衡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地位。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地区研究所的国际关系硕士和研究员赛义德（Syed Fraz Hussain Naqvi）发表评论认为，必须在世界多级框架下分析美国“冷战 2.0”战略，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国家的视角。

 “冷战2.0”一词是在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中美竞争的背景下流行起来的，而这种观点已因中国经济崛起而被淘汰。美国冷战2.0战略认为，通过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正在挑战以美国为首的经济体系，并为其成为超级大国奠定基础。因此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威胁，因此，中美之间新的全球霸权地位竞争已经开始。

冷战2.0的功能主义

尽管与第一次冷战有相似之处，但美国冷战 2.0战略是否可行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冷战竞争是基于意识形态差异。共产主义在非殖民化国家的传播被视为对西方以自由秩序为本质资本主义的威胁。同样，西方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集团视为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各自的意识形态引发了不满情绪和恐惧，因此导致了游击队的形成和集团联盟的产生。例如，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中国的毛泽东的游击运动深受苏联共产主义理想的影响，建立了“共产主义阵营”。同样地，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加之对审查制度、篡夺自由权利和经济失灵的相同看法，形成了为美国领导与共产主义敌对的“资本主义阵营”。这是两极和新的力量平衡的开始。

然而，目前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较少。中国对外开放，从资本主义中受益匪浅。在经济方面，中国现在已经通过公私合营重组其经济结构，也没有在外交政策前景中呼应对共产主义派系的支持。美国还认为中国更像是一个地缘政治竞争对手，而不是意识形态威胁。这种非意识形态的竞争与第一次冷战的明显集团形成对比。与之相辅相成的是，中国不声称自己是任何集团的领导者，也没有文化影响力来激励其他国家加入它。同样地，由于冷战后的优先事项，形成的集团的可能性也降低了。全球焦点已从军事联盟转向经济相互依存。这使中国得以与其他国家建立经济联系。因此，很多较小的国家虽然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启发，但更多地将中国视为经济机会而不是对其安全的威胁。

其次，与苏联不同，中国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在武装冲突中主动或被动地与美国对抗。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但对美国的各种安全伙伴关系没有任何威胁相应的，中国在扩展与多个地区的经济联系时依赖某些国家。例如，在东欧，中国一直由于与俄罗斯的关系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因为前者在该地区具有历史影响力。同样在中东，由于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密切合作，中国正在获得伊拉克的石油合同和叙利亚的重建项目。

重新评估未来

上述讨论评估了冷战2.0概念中的模糊性。显然，在中美竞争之后发生第二次冷战的可能性很小。相反，冷战2.0更恰当的定义是在不同领域的“反美关系”（anti-U.S. nexus）。例如，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而俄罗斯强大的核和常规军事力量可能会给美国的军事力量带来问题。然而，由于工业基础不发达，俄罗斯经济面临挑战，使该国依赖能源和武器出口。这样一来，俄罗斯和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就有了明确的分工。

总而言之，潜在的冷战 2.0 与最初的冷战不同之处在于，集团政治已被节点政治（nexus politics）所取代，在这种政治中，中等强国正在寻求与现有大国的平等距离。例如，欧盟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并没有阻止它与中国接触。其次，中美竞争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在对抗美国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哈萨克斯坦 2022 年的动乱以及俄罗斯对此的军事反应是俄美竞争仍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的另一个反映。因此，冷战 2.0 必须在多极框架中进行分析，而不是通过关注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在多个方面面临挑战，这些方面联合起来制衡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地位。

美国南方司令部作战司令劳拉·理查德森将军的特别助理利兰·拉扎勒斯（Leland Lazarus）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洲项目的高级研究员瑞安·伯格（Ryan C. Berg）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应当妥善处理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军事存在。

在当下这个关键时刻，哥伦比亚被指定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后果继续在世界各地回荡，包括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上周与哥伦比亚总统伊万·杜克的会晤中，美国总统拜登赞扬了哥伦比亚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行动，并宣布美国将指定哥伦比亚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这意味着在对抗俄罗斯全球影响力的斗争中又多了一个拉美伙伴。

对此，作者指出，中国在拉美地区越来越多的活动构成对于美国和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伙伴的长期的战略威胁。拉美专家经常讨论中国在该拉美的贸易和投资，特别是在其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下运行的项目。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数据，目前已有21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包括最近签署加入，也是该集团中最大的经济体的阿根廷。

作者认为，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是利用看似无害的商业利益达到军事目的。近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在加强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军方关系。自21世纪初以来，解放军高级领导人已对该地区进行了200多次访问，与他们的同行会面。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建立了高级别防务论坛，并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军事人员提供专业军事教育。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派遣自己的军事人员到该地区接受丛林战的特殊训练。中国向包括委内瑞拉、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在内的几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出售武器、飞机、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并帮助那里的合作伙伴开发太空卫星和地面控制架构。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讲师和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前北约副秘书长罗斯·戈特莫（Rose·Gottemoeller）发表评论指出，随着俄罗斯的流氓化，美国必须与中国合作。

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几天后，俄罗斯前总统和总理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令人心寒的信息。他怒斥西方对他的国家的制裁，并暗示俄罗斯可能会撕毁它与西方的一些最重要的条约。他提到了新的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即十多年前与美国签署的核武器削减协议。他还以切断与西方国家所有外交关系为威胁，他写道："现在是在大使馆上挂上巨大挂锁的时候了。“

作者认为，世界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激怒了俄罗斯，俄罗斯可能会放弃其一贯控制和限制核武器的立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当时的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在防止核扩散、停止核试验和减少核库存方面发挥了普遍积极的作用。即使在俄罗斯的坦克辗转于乌克兰的此时，经验丰富的俄罗斯谈判代表一直在维也纳与美国和其他伙伴合作，以恢复伊朗核协议。

但是梅德韦杰夫的帖子预示着一个危险的转变。而目前普京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阻止其他人加入他与乌克兰的斗争。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采取措施调动其核力量，这让使用核武器这种不可想象的事情变得更有可能。如果普京决定使用哪怕是一件核武器，世界将进入自1945年美国轰炸广岛和长崎以来从未涉足的领域。人们只能希望，俄罗斯不会走上这条道路，而是从核边缘走回来，再次致力于围绕不扩散开展外交。然而，这将是一次缓慢的回归。当务之急是重建谈判者之间的信任。普京似乎执意要将俄罗斯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使俄罗斯进一步陷入自给自足的状态。如果普京继续执政，俄罗斯将很难回到任何谈判桌上，更不用说关于核武器的谈判了。鉴于目前的局势，俄罗斯和美国的双边谈判中恢复信心需要时间。俄罗斯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核国家，美国必须不仅用军事力量，而且要用合理的政策和思想的力量来威慑它。但总的来说，世界将不会把俄罗斯作为一个可信赖的角色来看待。

作者进一步指出，美国应当对俄罗斯的行为保持警惕，并考虑求助中国以维护核不扩散制度。乌克兰的入侵可能会结束美俄之间关于核武器的谈判。俄罗斯可能不再扮演任何负责任的国际角色，正如梅德韦杰夫威胁要退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New START）并关闭驻莫斯科的大使馆所表明的那样。就美国而言，它应该尽其所能让俄罗斯参与到军备控制的外交活动中并保持建设性贡献。但是，美国有充分的理由对俄罗斯日益无赖的行为保持警惕。由于俄罗斯充其量只是一个不太可靠的伙伴，中国在国际军控体系中的作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多年来，中国一直认为中国核俄罗斯更大的战略核武库需要它们在核不扩散和裁军讨论中起主导作用。中国自己的核武库现在也在增长，至少在NPT（《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的背景下，中国似乎倾向于发挥一些领导作用。

如果俄罗斯不参与核外交，美国和中国将不得不考虑它们这些新晋超级大国的对手如何发展更大的伙伴关系来解决全球军备控制制度中的问题。美国和中国在近期内合作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密切合作，以巩固NPT（《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制度，确保即将召开的审议大会不会失败，并与其他签署NPT（《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家合作，加强该制度。两国还应该努力维护其他军控机制，如执行全球化学武器禁令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以及监督暂停核试验并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CTBT) 生效做准备的全面禁止核试验组织。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和美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推动新的核查程序，并加快这些组织内的决策。中国和美国也可以考虑在双方能力相对相当的地方努力限制武器系统，比如在中导导弹和直接升空的反卫星武器方面。

如果中国和美国能在这些领域展示成功的合作，这将有助于其他大国感到放心，世界不会进入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自由竞争。乌克兰危机可以成为一种冲击，促使全球社会加倍努力限制此类武器。如果各国不抓住这个机会，他们就有可能迎来一场新的、可怕的军备竞赛。

美国南方司令部作战司令劳拉·理查德森将军的特别助理利兰·拉扎勒斯（Leland Lazarus）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洲项目的高级研究员瑞安·伯格（Ryan C. Berg）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应当妥善处理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军事存在。

在当下这个关键时刻，哥伦比亚被指定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后果继续在世界各地回荡，包括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上周与哥伦比亚总统伊万·杜克的会晤中，美国总统拜登赞扬了哥伦比亚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行动，并宣布美国将指定哥伦比亚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这意味着在对抗俄罗斯全球影响力的斗争中又多了一个拉美伙伴。

对此，作者指出，中国在拉美地区越来越多的活动构成对于美国和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伙伴的长期的战略威胁。拉美专家经常讨论中国在该拉美的贸易和投资，特别是在其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下运行的项目。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数据，目前已有21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包括最近签署加入，也是该集团中最大的经济体的阿根廷。

作者认为，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是利用看似无害的商业利益达到军事目的。近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在加强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军方关系。自21世纪初以来，解放军高级领导人已对该地区进行了200多次访问，与他们的同行会面。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建立了高级别防务论坛，并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军事人员提供专业军事教育。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派遣自己的军事人员到该地区接受丛林战的特殊训练。中国向包括委内瑞拉、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在内的几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出售武器、飞机、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并帮助那里的合作伙伴开发太空卫星和地面控制架构。

《危险中的共和国：美国帝国和自由主义传统》的作者大卫·亨德里克森（David C. Hendrickson）发表评论认为，中国会以另一项制裁回应美国对其实施的每一项制裁，因此美国政府应当谨慎对待对中国采取制裁的问题。

3月13日星期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出现在谈话节目中，明确表示“我们正在直接、私下地与北京沟通关于大规模逃避制裁的努力或支持俄罗斯回填制裁的行为的后果，”沙利文说“我们将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不允许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的人从这些经济制裁中为俄罗斯提供帮助。”

沙利文与中国高级特使杨洁篪会面七小时后的行动的报告称，谈话堪称“激烈”。在中方宣读的 3 月 18 日电话中，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走上正轨，重申共同原则，否认双方存在敌对意图，但交流的重要部分不和谐。拜登强调了“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的影响和后果”，并警告，他不想遭受与普京一样的制裁。习近平用一句中国古话回答说：“解铃还须系铃人。” 美国的计划是让全世界参与对俄罗斯的全面经济战争（TEWAR），不参加的人将受到制裁。这使得中国不得不假设中国会受制裁，因为中国最有能力向俄罗斯提供援助。

二十年来，华盛顿一直被“现实主义者和克制者”警告，俄罗斯和中国重新签订契约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不利。在地缘政治学中的主要观点是是防止你的对手联合起来反对你。但是美国官方拒绝了这一建议，推行了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政策，使双方都相信美国将它们视为永远的敌人。由于未能阻止他们成为永久盟友，现在美国试图将他们分开。

作者认为对于美国分离中俄的政策，让中国在俄罗斯遭遇困境时无动于衷这是最不可能的结果。中国不希望在俄乌冲突中选边站队。其官方政策是中立。作为调停者，它会承认俄罗斯的一些主张，但不一定是全部。但是中国不太可能很大程度发挥作为调停者的作用，因为它根本不受西方的信任。如果美国实施大规模制裁，中国将如何应对是无法预测的。但作者认为中国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做出相应的反应，尽管不一定是美国人认为相称的方式。在经济战的舞台上，没有确定的 “红线”。对一个人来说是适度的、相称的，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是残酷的、不寻常的

此外，在即将到来的关于制裁的“拳击比赛”中，一个角落里站着中国，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三十多年来，中国建造了一台强大的生产机器。它在亚洲及其他地区拥有与其供应链相关的商业卫星。它使美国不能没有的东西。另一个角落是美国，它拥有强大的金融实力，在过去的十年里，它在世界金融领域的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俄罗斯一直是大宗商品贸易多个领域的重要参与者，特别是在能源、金属和粮食领域。仅针对俄罗斯的全面经济战争（TEWAR）造成的破坏就足以使世界经济陷入混乱。然而，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俄罗斯是次要参与者，中国是主要参与者。它在这方面的优势比俄罗斯强大得多。它不一定会把所有的牌都摆在桌面上。它的一些旨在成为制裁的行动可能不会被这样描述，例如一家生产重要部件的工厂出于预期的强制效果以外的原因而突然关闭。然而，可以公平地打赌，对于美国实施的每一项制裁，中国都会反过来实施另一项制裁。

作者指出全面经济战争（TEWAR）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本质上不能仅限于一个国家和一个部门。它的本性是贪婪的，就像新冠疫情一样，它将扩展到所有国家和所有部门。这是美国既定政策的必然结果。没有更多的中立国，每个国家都必须选择，你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目前的态势也不会因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而停止。西方不会接受任何可以被视为认同普京使用武力的解决方案，普京也不会接受比战前现状更糟糕的结果。在新冷战的这个火热阶段，模糊不清的只是未来对抗的路线，而不是它的存在。这意味着，就所有实际目的而言，制裁都是永久性的。

作者进一步指出，拜登政府的政治顾问必须非常担心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战争有关的与中国的贸易战。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对乌克兰的承诺有哪些限制（如果有的话）。拜登政府既希望避免与俄罗斯发生战争，又希望对战争的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拜登政府会前进还是后退？很难说，因为它想做这两件事。在选举方面，拜登的团队必须对与中国全面制裁战争的后果感到不寒而栗。在外交上，它致力于做到这一点。由于目的如此混乱，可能是局势发展而不是人决定在其政策下一步走向。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大学东亚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卢金 ( Alexander Lukin)发表文章指出，美国无法通过反华制裁来恐吓中国改变对俄罗斯的立场。

作者认为中国当局在当前的俄乌局势中正面临一些问题。一方面，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密切程度达到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就北京而言，俄罗斯的重要性源于其作为原材料供应商的角色，以及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在与美国对抗的关系中，它作为地缘政治盟友的价值。王毅外长在2021年1月用著名公式表达了形势，他说中俄战略合作没有限制、没有禁区、没有上限。一年后，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声明中强调了这一政治路线。普京总统访问中国期间，北京首次明确表示支持俄罗斯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停止扩张的主张，并呼吁该组织与莫斯科一道，“摒弃意识形态化的冷战方式，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尊重其文明、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多样性，对其他国家的和平发展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

关于这场冲突如何结束以及中国应该采取的立场，专家们的意见千差万别。

从中国外交部、外交官，当然还有国家领导层的官方声明中的阐述中，中国的官方立场可以表述如下：1）中国反对军事冲突，不希望发生军事冲突，主张早日和平解决，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2）中国认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由美国的挑衅政策引发的，首先是北约的扩张；3）莫斯科的反应过度，中国不应该走这样的路；4）俄罗斯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任何解决问题的手段路线都应该考虑到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的合理关切。总体而言，北京似乎还没有形成最终立场，可能会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发生变化；然而，它的主要特征是明确的。一方面，中国维护各国领土完整的原则性做法没有改变。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分裂问题，也因为中国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者，对于其中许多国家来说，维护其领土完整问题也是他们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北京经常表示乌克兰和台湾的局势没有相似之处并非巧合因为前者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后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俄罗斯是中国在与美国对抗中非常重要的伙伴，近年来美国做了很多工作，让北京明白这场对抗是严重的，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

与美国之外的对象进行对话时，中国官员发表的言论中对于华盛顿的批评色彩则要浓厚得多。例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7日表示，美国政府决定将北约东扩，与当前乌克兰危机直接相关，解决局势的关键掌握在美国和北约手中。两天前，他曾致电要求美国审视其在乌克兰危机发展中的影响，并为缓和局势作出切实努力。3月19日，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发表类似言论，严厉批评苏联解体后北约的集团心态和存在，以及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俄罗斯实施单边制裁，他将其描述为“利用全球化作为武器”的尝试。3月14日，中国代表张军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发言，实际上同意俄罗斯的说法，强调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重要性，并呼吁在乌克兰危机中摒弃冷战思维.

因此，目前美国呼吁中国协助扼杀莫斯科的企图在北京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他们很清楚，一旦美国和北约对付完俄罗斯，他们将变本加厉地遏制孤立无援的中国。美国无法通过反华制裁来恐吓北京改变对俄罗斯的立场，因为中国认为采取反俄政策会弄巧成拙。或许，当前美国提议的精髓最好由中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刘欣在推特上所写的那样：“你能帮我打你的朋友吗，这样我以后就可以专心对付你？”

中国不会从俄罗斯的式微中获益。北京更有可能向俄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同时努力避免美国制裁的次要影响，为此它可以在银行业等更敏感的领域做出某些让步，同时说服俄罗斯尽快解决问题。然而，未来与俄罗斯的密切合作将更多地取决于纯粹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不是对世界秩序的共同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