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联邦大学怀尔德政府和公共事务学院国土安全和应急准备的助理教授本杰明·杨（Benjamin R. Young）发表文章指出，面对中国俄罗斯等国持续利用“爱国黑客”攻击美国的现状，美国应当倡导建立规制“爱国黑客”的国际法规范。

作者开篇指出，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内的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爱国”平民黑客作为否认自己参与对外国实体的网络攻击的挡箭牌。在法律上，爱国黑客在合法的灰色地带活动，因为他们既不是明确的平民也不是战斗人员。这种模棱两可的身份对威权政府很有用，因为它们可以将针对西方目标的网络攻击的所产生的责任转移给爱国黑客。实际上，威权政府的中央网络机构可以控制平民黑客，但如果平民黑客的行为符合国家目标，他们则选择放任。

作者认为，中国政府与网络犯罪分子之间的联系相当明确。在 2021 年 7 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告诉记者，中国国家部门“正在利用知识渊博的黑客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未经批准的网络行动”。中国分析师 Ethan Gutmann在2010 年一篇关于中国黑客文化的文章中写道：“暗示中国官员无法控制爱国黑客是可笑的。” 中国政府与国内大学和私营网络安全公司签订合同，在国外进行国家批准的网络攻击。

针对目前的现状，作者给出建议。由于网络战成为 21 世纪国际冲突的永久组成部分已成为既定事实，因此为了降低潜在平民伤亡的风险，各国需要针对爱国黑客的活动制定明确的国际规范和规则。威权政府不能隐藏在伪平民黑客的匿名背后——他们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网络冲突蔓延到现实世界，根据国际法，爱国黑客是否可以被视为各自政府的代表尚不清楚。在国际网络安全论坛和有关网络活动的多边会谈中，应先对这一问题进行澄清。

卡托研究所研究员克拉克·帕卡德（Clark Packard）发表评论指出，一个地区经济的崩溃将提高其他地区经济崩溃的概率，因此西方不应当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幸灾乐祸。

作者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正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严重打击了消费者支出，并削减了工厂的产量。同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正在推高中国进口的粮食、能源和其他商品的全球价格。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将其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至4.4%。彭博经济社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低至2%，并预计美国经济增速将自1976年以来首次超过中国。

将最近的趋势与生产力增长放缓、人口减少以及技术工人和企业家的持续人才流失等长期不利因素结合起来，就会发现中国并不是许多西方人认为的经济强国。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这导致了西方国家大量的幸灾乐祸、欢呼和公然的胜利主义。

尽管如此，作者认为希望中国经济崩溃将是非常不明智的。

首先，经济衰退会伤害很多普通人。有超过13亿的中国人将首当其冲得受到中国经济动荡的影响，低收入的美国人和世界各地不富裕的人也将受其影响。当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衰败时，他们都将被卷入这场危机中。

自1970年代末北京开始实行经济自由化以来，据估计约有8亿中国人摆脱了极度贫困。中国的大规模减贫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道主义成功故事之一。经济衰退会伤害普通中国公民。为了减轻打击，中国已经计划在今年通过财政和货币措施向其经济注入5.3万亿美元--约为其整体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一。这些措施包括增加对小企业的贷款，削减税收和行政费用，以及补贴消费者的购买。

此外，鉴于中美两国经济的高度融合，普通美国人也将面临着风险。尽管由于中美贸易战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了更高的关税，但美国人继续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费来自中国的商品。随着美国通胀率的飙升，中国在美国公司的供应链中继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的防疫政策导致的中国制造业的放缓将给美国产品的价格带来更大的上升压力，打击已经在努力应对通胀重现的美国消费者和公司。同时，美国经济在2022年第一季度出现萎缩，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预测，即使没有中国内爆的额外打击，美国的经济将在未来一年左右时间内出现衰退。中国也是美国商品和服务的一个重要外国市场，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中国经济放缓意味着对美国产品--包括汽车、电气机械、医疗设备和燃料--的需求下降，使依赖向中国出口的美国企业和工人受到伤害。

最后，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继续发展经济和提高国家的生活水平。如果经济大幅下滑从而威胁到该党对权力的掌控，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更加激进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是的，一个经济上较弱的中国将在军事开支和其他目标之间面临更艰难的权衡。但是，不能保证中国政府不会加倍强调其咄咄逼人的对外姿态，而是在其他方面进行收紧。

作者提醒到，中国与以市场为导向的西方经济体的不公平竞争，和中国对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的系统破坏构成了西方必须解决的重大挑战。但是，处理这些挑战的方法是迫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具建设性作用，而不是希望其经济崩溃。中国经济的大幅下滑可能会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严重和不可预见的后果。

德米特里·阿尔佩罗维奇(Dmitri Alperovitch)在外交事务发表了《网络现实主义案例——技术不能解决地缘政治问题》(The Case for Cyber-Realism Geopolitical Problems Don’t Have Technical Solution)的文章，他强调网络攻击问题不能仅仅视为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要上升到地缘政治的层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首先，德米特里回顾了2015年中美领导人会晤时达成关于打击网络攻击的协定，主要内容为“不支持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网络犯罪，两国政府都不进行或支持通过网络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他还梳理了协定在特朗普上台前后的进展情况，肯定特朗普上台前协定对缓解中美关系的作用，但又为该协定最终无果哀叹，将其归咎于特朗普上台后制裁中国，起诉中国网络经济黑客的举措，这也减少了中国履行该协定的动机。

德米特里列举了美国在近些年针对网络攻击做出的防御性努力和立法上的限制措施，如索尼影业遭黑客攻击事件、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2016总统大选等等，但专家指出黑客在美国的存在并非因为这些举措而罢手。

针对上述情况，德米特里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批判过去美国不把网络黑客攻击行为与地缘政治安全相联系的想法，相较于美国的防御措施，黑客行为实则为一种“不对称性”的优势(asymmetric advantage)。

具体来说，从防御系统来看，德米特里认为黑客攻击对象针对微观主体，不能够有效应对来自其他国家的黑客攻击；从制裁角度来看，专家同样不看好其作用，因为作为美国四大主要的对手，包括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并没有因为美国的制裁而停止网络攻击，最终仍然将一切的导火索归因到“网络攻击”的非地缘政治性。专家还分析了美国主动进行网络报复性攻击措施的可行性和不可行性，表明这不是根本解决途径。

其次，德米特里揭露网络攻击根本实质在于地缘政治问题，要将网络威胁视为“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开启“强硬外交模式”(hard noised diplomacy)，诸如奥巴马在2015年与中国达成的协定，从国家领导层面探寻解决途径。

在该问题上，德米特里污蔑在2010-2015年间中国政府赞助黑客窃取美国和欧盟的航空知识产权信息，指责中国是美国目前在网络空间最大的劲敌。同时德米特里预测中国网络间谍行为主要服务于中国发展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目标，他认为中国的网络攻击行为不具有毁灭性，这与中国为保持国际地位和形象息息相关。除了中国以外，德米特里还列举了俄罗斯、朝鲜以及伊朗的例子，强调地缘政治因素与网络攻击行为之间的紧密关系。

接着，德米特里承认不管是防御措施还是针对网络攻击的制裁，能够一定程度缓解美国的国家安全，然而他还是寄希望于美国与相应的国家进行正式谈判，作为不再网络攻击的交换，将与中国缓解贸易战作为筹码，承诺不再干涉俄罗斯内政外交，消除伊朗和朝鲜在核问题上的担忧。

德米特里敦促美国拜登政府在网络攻击问题上采取强硬外交，并恳请拜登政府尽快为是否愿意以打击网络攻击作为地缘政治首要目标作出回应。 

德米特里也为美国防御性措施和制裁提出相应建议：如提升网络攻击犯罪成本，制裁、起诉中国高管，制造出偷窃罪成本高昂的现象，同时也要制裁和关闭为犯罪活动提供服务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在补救性措施方面，将所有民用网络安全业务集中在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内，鼓励公共和私人对网络攻击防御措施的投资，包括补贴市政当局、非营利组织和小型企业的防御成本。

最后，德米特里将军事威胁与网络攻击相提并论，敦促美国政府需要主动为企业和公民承担责任，重视网络攻击问题，视为地缘政治问题，早日根除其害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洋战略系主任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发表了名为《美国如何在与中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文章，他分析了专业海军人员在舰队设计中根深蒂固的执念，强调美军不可过分注重高端作战平台的建设，需将目光着眼于后勤供给、普通但效用大的硬件、能力的补充以及自我反省中。

针对 “舰队设计”存在的刻板印象，詹姆斯开篇提到，专业海军人员认为作战需要将重心放在航空母舰、驱逐舰等核心硬件上，否则美国将无法在海上获得控制，从而阻碍了海上作战计划。相应地，平凡无奇的常规潜艇就需要作出牺牲，以免对主力舰产生干扰，抢走有限的造船资源。

然而，詹姆斯表明军舰的设计目的在于服务作战策略。他进一步给出建议，首先，要理清“platforms”和“capabilities”的含义，参照《美国国防部军事和相关术语字典》，得出结论：“capabilities”非指具体的武器，而指“做一件事情的能力”，且准确的释义可以消除舰队设计中的争论。

依照上述逻辑，作战的重心应该放在能力而非武器的选择上面，因为选择华而不实的武器反而会浪费资源、增加成本，詹姆斯还强调在零和博弈的环境下，海军设备的最终目的在于“促使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获得控制，最终向陆地投送力量”。他类推到，某些循环使用的普通作战平台反而能够为高级的作战平台提供支撑，促使其发挥潜能。

在作战计划上，除了对能力的重视，詹姆斯还肯定了海上补给的根本性作用。后勤保障，包括武器补给、食品供应、前期的维修和保养必不可少，切记未雨绸缪而不是亡羊补牢。

此外，詹姆斯还呼吁美国海军领导人和政府监督员对于舰队在远洋区保持作战能力进行反思和改进，尤其在干船坞、工坊和补给船上需要下功夫。 

为抵消潜在敌人对美军缺乏韧性和持久力的怀疑、应对潜在拖延战术，詹姆斯建议美军可以启动远东地区群岛防御能力，具体而言，“向敌对舰船和飞机关闭狭窄海域和天空的能力”。他进一步提到这是“有效”牵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策略。

在这一问题上，詹姆斯又结合了上述所提及的高端作战舰队和普通舰队作用的描述，他强调，便宜、耐用的小型导弹舰形成核心作战工具，而高端战斗舰队应为岛链防御提供后盾，担负哨兵职责。

詹姆斯在总结时提醒到，美军切不可以因过于痴迷高端作战平台，而沦为战略大师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口中所说的“博洛尼亚烧瓶”(bologna flasks)。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洋战略主任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发表了名为《中国对台战略不符合西方期望》(China's Taiwan Strategy Defies Western Expectations)的文章，深度解析了“系统中的系统”(systems-of-systems)之体系作战思维，强调美军在中国对此概念进行借鉴的过程中，需要自我反省、加强自身作战体系，从而更好地应对潜在的危险和战争。

霍姆斯开篇点评了兰德公司杰弗里·恩斯特洛姆所写的《体系对抗和体系破击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进行现代作战》报告，他认为，体系作战思维在美国已经拥有较长的历史并付诸实践，而中国军事战略家却擅长从美国引进战略思想并声称是自己的专利。霍姆斯还提到美国国防部在2004年发布的《体系工程指南》(DOD Systems Engineering Guide)中所强调的体系作战的重要性，没有联合统一的作战部队将会不堪一击。

接着，霍姆斯对恩斯特洛姆(Jeffrey Engstrom)的兰德报告作了批判，他表明要分清作战思维新颖性和有价值的比重，有些历经数年的概念往往更有价值，易被接受，比起新颖的概念更有研究意义。由此，霍姆斯建议从一些针对体系工程的文章中寻找答案。

他进一步引用了奥多明尼昂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研究团队的文章，其中主要包含了三点：其一，以老式蒸汽装置为例，指明了设计独立而又复杂的系统的难处；其二，关于体系工程理论的抽象性，解释了理论无法落实到实际操作的原因；其三，体系工程属于跨学科范畴，不仅仅涉及科学的领域，另外，体系工程追求环境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但在多边环境中重新改造武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霍姆斯从奥多明尼昂大学的研究成果中揭露了战争的残酷性和不确定性，认为仅仅将体系作战视为工程学范畴具有危险性，而应将环境、人文、政治、政策等因素纳入考虑范围。

他还指出，包括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在内的研究者，他们批判将体系作战简单地视为“线性模式”(linear pattern)以达到最佳性能的做法，奥多明尼昂大学研究也强调体系作战适应环境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落实到中美潜在的战争范畴，霍姆斯呼吁美国需要灵活运用“体系作战”，同时还赞赏美军信息技术、电磁辐射、GPS定位数据等内容全部交织在一起的做法。霍姆斯还预测中国解放军战略家潜在应对措施——一种通过破坏网络系统逐一击破，另一种则通过长期麻痹敌方作战系统。霍姆斯以此映射到美国对台作战策略上，与其发动大规模战争，还不如通过延长时间，依靠美国太平洋舰队和联合部队“征服”台湾。他还列举了1940年德国与法国在默兹河的“闪电战”以及美国科幻大片《太空堡垒卡拉狄加》的做法，强调体系作战被破坏成零散小部队的脆弱性。

最后，霍姆斯审视了中国借鉴“体系作战”的行为，提醒美军应以此为契机，强化自身系统，增强作战优势，以便打击潜在敌人的元系统。

亚历山大·库利（Alexander Cooley）和丹尼尔·尼克森（Daniel H. Nexon）联合发布了《国际秩序的真正危机——反自由主义兴起》的文章，其中深度剖析了当今国际自由主义秩序发展受阻的原因，同时在美国如何应对反自由主义浪潮、威权主义问题上，提供可行性建议。

亚历山大和丹尼尔开篇即奠定了全文的总基调，为当今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自由秩序受威胁表示担忧，将这一现象主要归因于两大点，一为美国内部的反自由势力抬头，其二则是外部非自由主义国家的干扰和威胁。为此，两位作者提出建议，美国需要积极主动适应这一趋势，从多方面入手以防反自由势力继续扩散。 

亚历山大和丹尼尔首先建议为不稳定的秩序持开放态度。为论证这一观点，引用了对中美新型冷战持批判态度的学者的观点，说明当今世界不再是过去冷战时期美苏两级分化的状态，世界各国联系的紧密程度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还提到，美苏冷战之后，世界各国出现“自由民主”之潮，但这只是一种假象，因为民主成分非常稀薄。以中国为例，在经济上承认了自由开放的制度，但不采纳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两位作者同时批判了一些分析学者的错误观点，他们错以为市场扩张带动的中产阶级的暴增、网络的意识形态宣传能够反向推动人们追求民主与自由。

为进一步说明反自由主义的浪潮，亚历山大和丹尼尔还回顾了21世纪之初美国布什政府所做的一系列“非自由主义”做法，如2003年入侵伊拉克，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等。他们还发现，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威权政权”比自由民主国家更有效地遏制国际市民社会（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跨国公司、经济流动，甚至互联网对其人口的影响。原因是“威权国家”反利用这些自由主义政策下的各种社会流动来提升自身的非自由影响力。

接下来，亚历山大和丹尼尔将矛头直指“威权国家”。他们强调，这些国家利用国际自由主义秩序在西方国家推进自身的媒体平台，但是反而对西方媒体进入自己的国家设置障碍。不仅如此，两位作者还提到这些“威权国家”利用西方公关服务塑造良好形象，还利用西方数字技术在安全部门加强监控、恐吓活动。此外，亚历山大和丹尼尔还提醒到，这些“威权国家”熟悉运用国际自由秩序的最终目的在于构建一个新的替代秩序，以便削弱自由主义国家的国际地位，阻碍自由价值观在世界的普及。

亚历山大和丹尼尔抨击了“要解决内部问题先解决美国与外部的贸易关系“之说法，实则为本末倒置。美国外交政策忽视美国国内的政治危机，然而最为基础和重要的是解决美国内部的问题。尽管解决存在困难性，但是作者给出意见，在政治上，有心维护自由秩序的美国官员不能因为自己的政治倾向而干扰联邦司法机构的规模和管辖权；在经济上，牺牲一定程度的开放度。 

最后亚历山大和丹尼尔用法西斯战败和苏联解体的例子来说明历史终归只是历史，起参考性作用，不能完全照搬照抄。美国在应对自由国际秩序的问题上切不可试图击败“威权国家”中国，而应先承认无法稳定在国际秩序的领导地位，审视自身条件。

保卫民主基金会的伊朗分析师卡西米内贾德(Saeed Ghasseminejad)发表了一篇名为《未来的波斯湾会是中国的吗?》的文章，文中从经济、政体等方面分析波斯湾国家与中国、美国的联系程度，预测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撤退将有利于中国在该区域的发展。

卡西米内贾德对中国和美国在波斯湾进出口石油进行数据对比。他表示，目前中国仍依赖于化石燃料，积极地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为中东国家的经济做出贡献。相反，美国从过去依赖中东的石油输出到如今石油自给自足，从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管控美国对石油的使用量。从上述现象可以发现，中国与中东波斯湾地区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而美国有逐渐退出与中东国家合作的趋势。

在政体和外交策略上，卡西米内贾德分析了中国、美国及中东一些国家的态度。他强调，中国在中东地区存在感的增强不仅出于经济目的，而且出于帮助中东发展核武器的目的。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逐渐撤退则出于国家利益，在过去，以支持阿拉伯君主立宪制而保证中东石油对美国的稳定输出，然而现在美国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也间接影响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转变。对于中东的一些国家而言，中国与其政体的相似性，加上美国特朗普执政时期主张对德黑兰采取“极限施压”的方式，这些因素的影响促进中东诸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巴林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等国开始寻求多样化的盟友，与中国积极开展合作，发展“盟友”关系。

卡西米内贾德由上述分析得出结论，预测美国在波斯湾的政策撤退反而有利于中国在世界上扩大其影响力，促进其壮大和发展。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乔·鲍尔（Joe Bauer）发表了《美国正在忽视拉丁美洲，而中国则不然》（The United States Is Ignoring Latin America. China Isn’t）的文章，其中指出美国外交呈现与拉美逐渐失去联系的现象，并提醒美国政府如果想要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切记不可忽视“拉美后院”。

鲍尔分析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存在感提升的表现，列举阿根廷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宣布正式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乌拉圭及厄瓜多尔洽谈自由贸易协定的例子，证明中国在该地区的“扩张”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除了经济上的日益密切，鲍尔还关注到政治上，存在拉丁美洲尚未与中国建交国家外交转变的趋势，正如尼加拉瓜与台湾宣布“断交”即可表明。

相比之下，鲍尔也分析了美国与拉美的关系。他用“次要地位”来形容拉美在美国政府心中的形象，还指出美国目前对于拉美的出访次数少，主要关注热点集中在移民、部分地区独裁等问题上。

鲍尔扭曲事实，将中国与拉美的发展定性为中国的“扩张”计划，认为中国“拉拢”拉美各国并以“与中国合作最有效”进行“洗脑”，此外，孔子学院在拉丁美洲的开设也促进中国软实力的植入，以莫须有的罪名指责中国在帮助拉美独裁国家控制人民思想。

鲍尔直击拉美现存弊端，过多政客关注移民、地区独裁问题，忽视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后果，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增长缓慢，政治上投票出现反当权者趋势。但鲍尔认为美国不能袖手旁观，态度不明的结果只会是引起人们的担忧和恐慌，再者中国决心填补美国在拉美的空白，美国要表明态度。正如《西半球战略框架》的议定，有望推进美国与拉美地区的外交往来。

针对美国在该地区的行动，鲍尔提出以下建议：在外交方面，美国应基于2019年台湾法案加强第三方与台湾的合作，赞赏台湾官员赖清德出席洪都拉斯希奥玛拉·卡斯特罗就职仪式；在战略方面，建议美国在2022年在该地区推进基础设施投资，推动拜登的B3W计划（“重建美好世界：满足中低收入国家巨大基础设施需求的积极倡议”），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副总统哈里斯，可以积极增加守住拉美后院的出访行动。

鲍尔在总结时再次提醒，在中美博弈中，美国切不可忽视与拉美的外交往来。

外交事务3/4月刊《美国制造的竞争对手？》一文中展开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学者约翰·伊肯贝里（G.John Ikenberry）回应了米尔斯海默现实主义学者的观点，指明后者观点的以偏概全，表明美国对华是“围交”政策，否认长期遏制中国的做法，建议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之时加强与盟友的联系，在强化自由民主国际秩序的同时也要寻求与中国的合作。

伊肯贝里回顾了米尔斯海默学者在外交事务2021年11/12月中发表的《不可避免的对抗》一文，指出米尔斯海默学者观点的漏洞。他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始终保持维护国家利益原则，不宜随意更加现行对华政策，否则会加深积怨，减少盟友与国际间的合作。

伊肯贝里从史实的角度进一步否认米尔斯海默现实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苏联解体也会促进美国为首的民主联盟瓦解，但是事实证明自由主义得到了空前的盛行，从经济到社会公平、医疗卫生等方面秩序都获得极大进步。除此以外，现实主义学者还敦促美国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施行缩紧政策，更多关注盟友的利益，伊肯贝里披露了这一观点的危险性，中国的日益崛起不宜美国进行缩紧政策。

伊肯贝里还深刻分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特点，在肯定米尔斯海默学者的对华接触政策的总结时，还补充，美国外交还包含两大特点，一是加强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关系，二是深化亚太地区的区域性组织，减少中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突显美国对华的围交政策，即接触且遏制。

伊肯贝里在点评米尔斯海默提出的紧缩政策中提到，一味在中美经贸中给施加中国更多限制条件，只会形成分裂的对抗，美国应该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自由秩序。不仅如此，伊肯贝里还从美国大众的角度分析上述观点的不可靠性，美国人会将上述观点归纳为急功近利的不道德行为。

伊肯贝里从可行性的角度对米尔斯海默建议进行反驳。长期遏制中国存在空象性，要做到政治、经济及外交上的对华长期遏制几乎不可能。伊肯贝里也考虑到美国要求盟友拒绝与中国合作的不切实际，他提到，盟友也会考虑到中国是否真正算为一种威胁。

伊肯贝里设想美国遵循米尔斯海默观点的后果，结局是失去更多的盟友，导致分裂，影响自身的国际声誉；对于中国而言，在这一过程中会继续崛起，逐渐背离美国追求的自由主义原则。伊肯贝里也从现实背景分析米尔斯海默的不可行性，当今世界正遭受着各种严峻的考验，如气候变暖、新冠疫情、网络战及核武器等，更应该强调合作而不是遏制。 

最后，伊肯贝里建议在尊重中美双方政体不统一的情况下，美国应积极应对挑战，加强自身与盟友建立的自由民主国际秩序，同时也要寻求与中国互相合作的机会。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J·内森（Andrew J. Nathan）在《美国制造的竞争对手？》一文中提出正确看待中国威胁论的观点，参照米尔斯海默学者关于中美关系的现实主义视角，表明不可忽视中国给美国造成的威胁，但过多的夸大事实不利于处理当下中国对美造成的威胁。

针对米尔斯海默关于中国崛起的分析，内森在开篇肯定地理、人口优势及国际体系结构对于中国崛起的促进作用，但否定了前者所提出的“中国可以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观点，因为中国只算作全球的大国之一，对美国造成的威胁还不能定性为“生死攸关”。

接着，内森就上述的促进因素作深入解释：其一，中国人口结构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民族危机、人口老龄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生活质量等方面；其二，地理位置并非给中国带来实际益处，无论是陆地还是海上邻国，长期以来并未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保持高度的统一，同时通过长期地与美国进行合作、与中国树敌，推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计划，防止中国在亚洲称霸“得逞”。再者，内森从地理位置的另一方面进行考量，披露中国盟友数量稀缺的缺陷，无法在世界各地部署军事力量、联络同盟，而美国盟友数量的优势却能够压制中国经济和军事方面等实力。其三，当今世界多极化不能推动中国欲在世界形成的单极化目标。

内森还从中国对美潜在威胁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对于美国的联盟现状，他赞成米尔斯海默的预测，其认为中国的不满态度有可能引发中美之间发动大规模的灾难性战争，甚至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然而，内森否认米尔斯海默描述的中国对台态度——“情绪化或扩张主义”，从法理性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拒绝上述观点，他进一步分析道，中国制止台湾独立的行为间接上促进了中国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提升台湾地区的风险程度。

内森也透过列举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如在联合国维护人权、积极推广“一带一路”倡议、遵守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等，得出中国没有称霸世界意愿的结论，反而致力于从现有的国际组织中寻求更多利己的方向。

内森在结尾提出指导性建议，既不要高估也不可低估中国对美威胁，一味地制造恐慌毫无益处，要从时局中找到应对方案，防止愈演愈热。

耶鲁法学院蔡保罗中国中心高级研究院苏珊·桑顿（Susan Thornton）在外交事务《美国制造的竞争对手?》一文中发表意见，反驳米尔斯海默关于中美之间存在新型冷战的观点，通过分析阻碍中美战争发生的屏障，得出中美终将走向相互依存局面的结论。

桑顿在开篇就约翰.米尔斯海默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进行评论，通过“接触”政策在中国对苏联的态度、中国经济及社会福利方面的贡献，否认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她进一步指责米尔斯海默的“中美新型冷战观”忽略了现实国际现状。

桑顿接着从以下三方面剖析中美冷战爆发可能性之微弱的原因。其一，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实则维护中美双边和平稳定的局面。虽然两国切磋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紧张局势，但并非结构性问题，最终都会得到化解。其二，受制于国际体系的约束，与中美利益攸关的国际组织和机构会通过自身力量尽力调节中美双方的紧张局势，以免出现“两败”“多伤”的局面。其三，当下全球化势不可挡，中美双方在全球经济方面的合作日益紧密。

除了上述分析，桑顿还解释到公众舆论和媒体的监督作用会敦促美国领导人不轻易挑战中美战争这一决策，因为吸取伊拉克之战的历史教训，美国领导人需要重视选民的情绪。再者，台湾问题始终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敏感因素，双方的军事威慑也是阻碍战争爆发的一大力量，虽然存在双方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但是概率极小。

桑顿在文章结尾预测，对于长久的中美关系而言，并非存在毁灭性的结局，而是走向互相依存、互相包容和互相和解的关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孙哲在外交事务《美国制造的竞争对手？》一文中发表观点，通过批判米尔斯海默关于中美之间必然存在不可消灭的对抗性的观点，表明中美有望寻求解决机制实现更好的合作与发展。

孙哲指责米尔斯海默的观点，认为中国想征服美国的观点不切实际，接着进一步揭露现存预测中美走向的观点，无论是“美国遏制说”还是“中国备战说”，无一不体现零和博弈思维。孙哲通过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的评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关于中美关系的公开讲话，以此反驳米尔斯海默的观点，说明中国希望维持友好长存的中美关系。

对于中国对美发展关系策略的学界观点，孙哲做了相应的梳理，他明确分析到，目前主流的观点仍然是宽松对美的政策，从国家利益出发，双方关系的破裂会导致两败俱伤；而从外交关系出发，中国一直持小心谨慎的态度，他对于中国对等制裁美国官员事件评价为“合情合理”。

针对米尔斯海默口中批评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孙哲指明其对华好处，“接触”壮大了中国的中层阶级，推动了和平谈判的思维，促进思想自由开放的局面，因此他预测到中美双方的博弈和关系恶劣只会削弱该阶层在社会的影响力。

孙哲指出，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存在漏洞，首先中国并不是在挑战美国，中国的崛起并不成为美国的威胁，也无意对美发动战争。接着，美国积极向阿富汗和伊拉克输出“民主”思想，推动四方对话机制Quad和三方防务军事联盟AUKUS的建立，都是实现美国对华战略目标的一部分。从以上两点来看，实则是美国在遏制中国的发展，中国希望与美国实现共存与合作，更好地融入世界体系当中。

孙哲还推论出米尔斯海默的逻辑谬误。从米尔斯海默给美国领导人的对华策略建议当中，可以看出无论增加常规力量还是积极谈判促成协议，都意味着双方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划界矛盾，解决问题，这与米尔斯海默在一开始认为“中美存在结构化问题”前后矛盾。

孙哲在文章的结尾提出可行性建议，借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关于中美既有竞争与合作又有对抗的观点，说明双方的关系有望朝合作大于竞争的趋势发展。

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在《美国制造的竞争对手？》一文中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安德鲁·内森（Andrew Nathan）、苏珊·桑顿(Sushan Thornton)以及孙哲关于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观点作相关回应，他强调，“接触”政策是美国的一大外交错误，导致美国亲手酿造竞争对手，而中美之间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但更多的可能倾向于国家安全竞争。

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开篇针对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进行评述，他对于其承认“接触”政策的彻底失败表示欣慰，但是反驳其理由，因为自由霸权政策终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且事实证明自由霸权施行过度导致遭受世界围攻。接着，米尔斯海默对于遏制程度的把握作出回应，“既要遏制中国的快速崛起，又要防止中国倒退成一个实力较弱的竞争者”。而在他看来，“遏制”政策确实不是最佳选项，现实中会有多数派反对，但是他认为如果一开始将“遏制”政策执行到位，现在就能够获得美国海内外人士的广泛支持。

关于伊肯伯里推崇的“接触与遏制”并行政策，米尔斯海默指出，接触与遏制并非互补的政策，且遏制政策无法获得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同意，缺乏现实意义。再者，关于美国盟友的表述，米尔斯海默认为自己始终坚持“团结盟友，保卫台湾，阻碍中国崛起”的观点。

从内森的观点而言，米尔斯海默对于中国的崛起虚张声势，制造恐慌。但他在此做了澄清，中国的势力对于美国的威胁远大于内森的估计范围，需要防范于未然。同时，对于“中国已经统治亚洲或者成为世界霸主”的表述，他也再次厘清这一表述与自己观点陈述的区别，认为中国有往这方面发展的趋势。而在台湾问题上，内森从纯现实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台湾问题是中美发展中的一大冲突，但是米尔斯海默基于民族主义观点，预测台湾问题有引发中美开战的可能性。

从竞争对手的数量上来看，米尔斯海默不支持内森观点，表明中国只有一个竞争对手，而内森高估了中国的“仁慈”程度，实则中国正在与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发展良好的外交关系，以便遏制以美国为首的阵营。在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内森认为这一问题会放缓中国经济增长。米尔斯海默表示同意，但认为人口老龄化问题普遍存在于世界多个国家，包括美国如此。最后提到经济的放缓仍然会给美国造成阻碍。

桑顿认为“接触”政策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了好处，脱离贫困，但这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言无济于事。关于中美是否会开战的问题，米尔斯海默否认桑顿对其的误解，重申中美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但是不大可能发生，而且两个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地区霸主地位的争取是战争的导火索。

孙哲强调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且不会存在安全竞争的可能性，米尔斯海默对于前者表示同意，但后者观点表示反对。因为中国在东海、南海、台湾包括印度问题上的态度表明中国想要彻底改变世界格局，而拜登政府继续沿用特朗夫时期的贸易战政策、支持保卫台湾态度足以表明美国正在执行强硬的遏制政策。从中美两国舆论而言，相较于中美关系的悲观主义，也存在乐观主义派别。但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导致中国仍意图争取“霸权”，而美国尽力遏制。

米尔斯海默最后总结到，尽管孙哲提到“接触”政策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福利，但是并未对美国有利，正是这一政策导致美国给自己制造了“绊脚石”。

日本大阪大学(Osaka University)教授高桥敬吉 (Keikichi Takahashi)在《外交学者》(The diplomat)上发表了《中美竞争并非新型冷战》一文，其中核心思想在于说明美国本身无意与中国发动冷战，维持竞争而非敌对的合作关系。

中美竞争是否成为新型冷战成为当今研究中美关系的议论焦点，高桥敬吉从拜登的印台策略表述和拜登在联合国上的发言入手，表明美国无意与中国进行战争。他还引用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的文章，其中将中国的情况与苏联相对比，指明苏联溃败归因于美国施加压力，但是中国顽强的生命力并不会重蹈“苏联”的覆辙，而且内部的问题并不会受到美国压力的影响。

高桥敬吉称，坎贝尔和沙利文在《外交事务》的表态代表了美国新政府的印太战略，这一点由二人在白宫的任职可以推定。再者，除了历史现实外，坎贝尔和伊利·拉特纳在《外交事务》也强调了美国并未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然而，许多人负面评论美国的新印太战略，定性为“鸽派”。

在从印太战略角度剖析美国对华策略动向后，作者还基于中美“竞争”这一词字面意思和特朗普在国家安全战略上对此的解释，再次阐明竞争并非完全对立而走向战争，追求一方胜于另一方。总而言之，中美追求竞争中合作，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而非敌人。

最后，高桥敬吉借用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历史学家的观点，表示美国从冷战中吸取教训，运用到中美竞争当中。然而拜登政府认为冷战中的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截然不同，这前后两方面观点都至关重要。尤其面临当今俄乌冲突，拜登政府对于美国国家实力的敏感性同样不会促使美国对华发动冷战。

保罗·希尔（Paul Heer）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为什么美国会惧怕中国崛起》（Why Americans Fear China’s Rise）一文，他强调美国自身的脆弱性促使美国人过度担忧来自中国的挑战，夸大了中国挑战的性质和范围，并提供五大论据作相应阐释。

希尔开篇就拜登政府所持的“激烈的竞争”观点做回应，他认为，所谓竞争的事态并非完全由中国自身崛起、资源禀赋等因素所致，同样要归咎于美国国内存在的问题，挥霍自身的竞争优势，导致经济、政治、军事、技术优势有所弱化，并强化了美国人的“中国威胁论”观念。

希尔还从中国威胁的具体方面展开讨论，他表示，中国确实通过“搭便车”方式实现自身的崛起和壮大，在贸易方面强化自身竞争优势。然而，希尔借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方艾文（Evan Feigenbaum）的观点表明，“抱怨不是竞争”，除了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非正规”手段外，美国自身酿造了这一场结局，由于中国天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美国自身给中国创造了机会实现发展。

就新型冠状病毒这一问题，希尔也提到尽管该病毒发源于中国，且由于中国发布信息的不及时，导致病毒呈现世界性的传播，然而美国政府自身未能及时应对公共卫生事件，这一失职只能归咎于美国自身，而非中国之过。

关于中国在美国的“影响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美国国内将其定性为“秘密、胁迫、腐败”，且认为中国的影响行动势必会颠覆美国的民主政权，然而，希尔反驳到，中国相应的影响行动是否能取得民心关键在于美国人自身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如若接受，则反映出美国又一“脆弱性”。希尔还引用克林顿政府时期国务卿助理谢淑丽（Susan Shirk）的观点强调，这一切可谓美国人的过度反应，重蹈“红色恐怖”，这一影响反而比中国的影响行动带来的危害更大。

最后，希尔分析了中美博弈是否可定性为零和博弈或者“赢者通吃”效应（winner-take-all contest）。他指出，中国在军事、科技、网络方面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想削弱美国单极格局的想法，反之，中国追求的是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形成多极化局面。从另一方面而言，美国在政权、经济模式上出现的问题使美国人产生了恐惧心理，这才是问题根源所在。

格雷戈里·D·维舍(Gregory D. Wischer)和其同事Shubham Dwivedi在《国家利益》发表了《不要对所有半导体一视同仁》（Not All Semiconductors Are Created Equal）一文。他们表示，美国虽然是半导体研发设计强国，但是过度依赖国外的芯片制造供应，这将会危及国家安全。他们建议，美国要将重心放在逻辑芯片制造商，保证逻辑芯片的稳定供应。

维舍和其同事强调，在21世纪，半导体的供应链关乎民用、军用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安全，但美国的芯片依赖国外的原材料供应、组装、测试和包装。虽然美国白宫通过《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致力于支持本土半导体开发和制造，然而在他们看来，这一切仍然未解决芯片供应链的问题，且中美战略竞争和台湾“军事冲突”等因素可能会危急美国芯片的供应安全。

维舍和其同事表示，逻辑芯片有多种用途，不仅支撑着美国的国防部、能源部门及情报部门，而且也支撑着通讯设备、互联网和高科技电子设备，关乎美国国家利益。而逻辑芯片的供应92%来自中国台湾， 8%来自韩国。为了进一步说明逻辑芯片供应的对外依赖性，他们谈到，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TSMC）和韩国三星是世界唯独制造芯片的工厂，而美国在芯片生产工具极紫外线光刻机上则完全依赖荷兰的阿斯麦公司（ASML）。

维舍和其同事对芯片供应对外依赖性强的危害进行了原因分析，从以下三方面考虑：其一，自然灾害。对于日本、台湾、韩国这样的芯片制造商而言，如果出现极端自然灾害，地震或者干旱天气，水资源和发电供应不足，影响芯片制造。其二，贸易争端。由于贸易争端，如日本限制向韩国出口芯片关键原材料——氟化氢、氟化聚酰亚胺和光刻胶，或是美国限制对华出口芯片成品，中国为此限制芯片组装、测试、包装出口服务，都会影响芯片供应链的弹性。其三，军事冲突。如果中国为了收复台湾而发动战争，那么台湾的芯片制造产业将会受到很大的打击，严重影响芯片的组装和下游依赖芯片的商品供应。

除了美国在芯片供应链上做出的努力，作者还指出，中国在“十四五计划”中追求发展自给自足、安全可控的芯片供应，而中国台湾也追求巩固芯片供应链地位，对于韩国而言，韩国政府也为其芯片制造厂提供补贴支持。

对于美国而言，美国国会和白宫尝试通过刺激芯片创造和工厂解决芯片危机，并颁布一系列法案，如《芯片法案》、《促进美国制造的半导体(FABS)法案》等。但是其不能为半导体提供相应的补贴，或者未给予逻辑芯片供应链特定的补贴帮助。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在半导体供应链问题商做出努力，但是相应的法案还未能制定具体的芯片补贴分配细则。

维舍和其同事建议，随着中美之间竞争升级，希望美国侧重考虑逻辑芯片供应链的强化问题，而不是专注于对其他芯片创新和制造的发展。

保罗·希尔（Paul Heer）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为什么美国会惧怕中国崛起》（Why Americans Fear China’s Rise）一文，他认为美国应承认自身国际地位下降的现实，同时在与中国竞争中制定新策略以重塑竞争力。

希尔指出，美国无休止地将国内问题归咎于中国威胁论，会导致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美国始终无法发现国内存在的问题；其二，夸大中国威胁程度无法维系中美关系。同时希尔预示中美关系可能走向白热化的趋势，如果美国继续将国内自身的原因归咎于中国而不进行自省，这直接影响中国减少对美国的信任，这样的后果是阻碍美国制定理智且结构化的对华政策。

对此问题，希尔认为中美双方需要互相谅解，中国切忌高估自身在双方关系中的影响力，而美国需要接受新时代中国的崛起及大国形象的塑造，并承认国内政治危机和国际声誉的侵蚀。然而，希尔强调，接受“崛起”不等于放任其发展，美国要在新一轮竞争当中继续保持自身的社会体制优势，转变传统“赢家通吃”思维，因此，拜登所提出的“重建更美好”(Building Back Better)计划将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希尔也提到，为减少国内“对华温和”的反对声音，需要从客观的角度评估中国崛起的性质，并在竞争中寻求更多对话机制和合作。希尔同时引用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的三句话，即中美关系“应该是竞争性的”（competitive it should be），“可以是合作性的”（collaborative it can be），“当必须对抗时则是对抗性的”（adversarial it must be）。但针对这一论断，希尔指出其缺陷，该对华政策无法凸显合作的必要性，且容易造成不必要的对抗。

尽管2021年11月中美领导人双边视频会晤后双方对此有不同解读，但基本的结论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充分利用各层级会晤机制和平台，加强政策对话和沟通协调”，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也指出了此类型外交的迫切性。

但希尔也披露了美国的漏洞，认为美国将新一轮的合作视为“管理竞争”（manage the competition）,而非“接触政策”的重建，这只会让美国民众继续将国内危机归咎于中国崛起。

最后，希尔利用坎贝尔与拉什·多希（Kurt Campbell and Rush Doshi）在《外交事务》上对于美国“衰落论”的驳斥进行点评，他表示，美国要在自身强大修复性的基础上与中国推进合作机制，并在新一轮的竞争中重塑竞争力。

乔治.耶恩(George Yean)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免除中国关税并非改善通胀的手段》(Removing China Tariffs Won’t Fix Inflation)的文章，他从经济、政治的角度分析到，关税的手段会加深对其他国家的产品依赖，这样会威胁到国家利益和安全，因此并不推荐通过关税缓解通胀的做法。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通过消除进口中国产品关税降低通货膨胀率，耶恩表示，从宏观经济学角度而言，无关税的自由贸易状态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是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从全球自由贸易背景下获益匪浅，而这一发展威胁了美国实体行业的崛起，潜在全球供应链危机，出现政治单极化现象。

耶恩由此过渡到特朗普执政时期通过加征关税重振美国工业的做法。在他看来，为了维护本国的贸易和工业，政府不得不通过征税的形式以牺牲民众的权利换取国家利益，而特朗普的举措出于两重考量：一是重振国内工业发展，二则是通过打响“要求美企离开中国回到美国”(hereby order business to leave China)的口号宣传中美贸易战，体现其零和博弈思维。

回到关税本身，耶恩总结到，中美贸易战并没有达到美国政府的目的，两国经济并没完全脱钩，虽然在短期内，关税似乎能够减少一国对另一国的依赖，同时促进本国经济发展，降低通胀率，但是企业往往制定的是长期计划，无法因为一个短短的贸易战就直接脱离与他国的联系。

除了经济表象之外，耶恩还建议美国政府要跳脱经济思维，考虑更为宏观的国家安全和政治因素，反思俄乌战争俄罗斯切断能源供给事件，保障日常用品和重要产品供应，与友好的国家进行经贸往来，保障经济秩序稳定和国家安定。

最后，耶恩强调，为了减少国内的通胀率而免除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做法只会加深对中国的依赖，我们需要未雨绸缪。

乔治.耶恩(George Yean)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免除中国关税并非改善通胀的手段》(Removing China Tariffs Won’t Fix Inflation)的文章，通过中美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中国政体以及美国大国战略得出结论，认为免除中国关税并非改善通胀的最佳手段。

耶恩先从贸易依存入手，从理论而言，两个国家相互依存能够促进交流、避免冲突与争端，但是事实上，如果两个国家的相互依存存在不对称性、贸易失衡，更容易引发冲突。

耶恩分析到，中美双方在贸易上相互依赖，但是双方冲突无法避免，他还抨击中国牺牲国民的福利而对美国进行“报复”的做法。耶恩建议，鉴于中国致力于“出口繁荣”的做法，而美国在双方贸易中缺乏相对优势，难以在通讯、半导体、新兴能源汽车等行业占据地位，这样会削弱本土行业的竞争力和积极性，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推行“战略式贸易政策”支持本土发展，并通过税收的方式保护本土行业和美国国民，以应对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在国际层面，美国要积极和盟友合作，一同对抗“不公平竞争”。

就中国的政党制度而言，耶恩曲解为“一党专政”，并从政治的角度切入分析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欲赶超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原因。他希望美国能警惕中国的行为举止，中国的动向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中美的发展动态。

为了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和国际自由秩序，美国必须施行大国战略，追求繁荣、民主、自由的世界景象。在这基础上，耶恩还为美国干预伊拉克、阿富汗冲突以及保卫乌克兰“合理化”。他强调，贸易仍然是影响国际地位的核心，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地与广大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上的往来，主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美国不可忽视这些发展。

耶恩还将中国置于对立面，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和贸易方式对西方国家而言是一种威胁，并建议，美国要积极利用印太战略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平台促进盟国间的贸易往来，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性，并通过“善治”关税（“good governance” tariffs）的政策促进贸易的稳定与安全。但在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事件的问题上，美国仍然要与中国保持国际上的合作。

最后耶恩总结到，为应对通货膨胀而进行关税免除是不可行的做法。与其通过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下降来缓解通货膨胀，保留税收的方式能够通过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缓解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困难。

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政治和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Nadège Rolland）发表评论指出，中国正在利用“全球南方”战略制约美国。

过去十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努力帮助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为此，习近平与中国其他领导层一起，正试图巩固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力量。然而，中国想要成为强国则需要冲破西方对于中国的遏制。

作者认为，中国正在试图建立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可能有助于结束美国的全球霸权。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正试图建立一个势力范围，为中国的权力提供一个强大的基础，同时限制美国的行动和影响。这个范围不仅包括中国周边地区，还包括整个新兴的、非西方的、基本上非民主的世界—“全球南方”。

作者认为，中国在“全球南方 ”战略中将发展中国家赋予重要的战略意义，且其“全球南方”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许多新兴经济体也参与了由中国主导的平台，例如南南人权对话；支持“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理念，支持党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愿景，并在此过程中赋予中国更多的国际话语权。西方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国的决策者。一些发展中国家对美国支持的自由民主模式感到失望，他们认为这种模式未能兑现承诺。如此一来，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最终可能会选择借用中国的国家主义、重商主义和压制性威权模式的元素。通过这种方式，南半球国家也可以帮助中国成为国际是非的仲裁者。

对此，作者指出 ，美国似乎还没有完全跟上北京“全球南方”战略的发展。在过去的十年里，历届美国政府几乎都对中国“全球南方”战略有相应的行动，但美国的战略欠缺战略性思考。比如，美国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称为掠夺性经济学，试图拼凑西方“价值驱动”的基础设施建设联盟。

最后，作者提出建议，美国不应完全根据与中国的竞争来确定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美国应确定自己的优先事项，因为美国的资源不是无限的，华盛顿也不需要处处平等参与。美国应该更加关注那些处于重要地理位置，并且拥有对未来经济和技术进步至关重要的矿产或自然资源的国家。美国还应该特别关注民主已经开始扎根的地方。

为了对抗中国的南方战略，美国仍应准备在发展中国家投入大量资源且应该寻求与其主要的亚洲和欧洲盟友分担这些投资的财政负担。但美国可能不需要斥巨资来获得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因为除了现金承诺之外，北京在发展中国家的投入主要是无形的，比如承诺给予发展中国家机会和尊重。

迈克尔· R·蓬佩奥发表评论认为，由于中国对于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力，美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作者首先指出，经济生活是每个国家的核心问题，因为经济学涉及一切。但目前新冠疫情和俄乌危机打破了目前全球经济关系。基于此，美国只能面对无法逃避的新地缘战略现实。

如果美国及其盟友在 2008 年普京“入侵”格鲁吉亚或 2014 年“入侵”乌克兰时采取行动，那么这两次“全球性灾难”则不会发生。鉴于当下，目前俄乌危机对于国际社会的影响，美国不敢对中国重蹈覆辙。因为中国与俄罗斯不同，是与美国不相上下的竞争对手。并且中国带来的挑战要大得多，因为它在地缘战略影响力、经济实力和技术进步方面与美国竞争。中国努力让西方依赖其资源、产品及其控制的供应链。如果美国不对中国的计划做出积极的反应，则美国会逐渐衰落。因此，美国必须在必须的地方与中国对抗，同时尽可能寻找与中国合作的机会。

作者认为，中国在经济、知识产权、资源、资本市场等方面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因此美国必须阻止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具体来说，必须优先考虑为不依赖中国的药品、关键部件和战略材料创建新的供应链。同时，联邦政府的现有部门应该重组，以应对美国对疑似或潜在中国供应来源的依赖。此外，美国应利用技术将世界自由国家的大量企业连接起来，以建立不包含中国公司的供应链。同时通过利用区块链等方法方法来创建不涉及中国、俄罗斯或伊朗公司的垂直供应链。不仅如此，中国目前是世界GDP第二大的国家，其不能再在世贸组织中享有是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最后，美国应该在多边和双边联盟的基础上进一步签订新的经济条约，以排除中国对世界贸易的主导。

最后，作者提出，在与中国进行竞争时，美国必须吸收前总统里根的经验。里根总统以不可动摇的信念领导着自由世界，这使得他以坚定不移的敌意走向“敌人的政权”。在我们今天和未来与中国的关系中，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个巨人给世界带来的永恒教训。我们必须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动，因为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对手，拥有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

《外交政策》高级记者迈克尔·赫什(Michael Hirsh)发表评论认为，中美“脱钩论”风靡一时，但强劲的美元和长期的企业关系使中美两国关系一如既往地相互依赖。如果美国推动脱钩走得太远、太快，美国政策就会面临危险。

作者认为，尽管在高科技和社交媒体行业，中美两国的分离尤为明显，但就中美整体商品和服务贸易而言，脱钩并不明显，而且可能性很小，甚至不太可能。从农产品到一系列制造业原材料和零部件，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依然深厚，在许多领域的经贸合作还在不断加深。总体而言，美国的贸易逆差在过去两年中大幅飙升，尤其是和那些中国出口业务转向的国家，以及墨西哥等在过去几年里受益于中国商业投资的近邻国家。英国路透社本月报道称，中国与拉美的贸易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与此同时，美国企业继续加大在华投资，且越来越直言不讳地表达继续这样做的意愿。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埃文·格林伯格（Evan Greenberg）本月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称，脱钩是“经济上的不可能”。他敦促美国企业加倍努力进入中国市场。格林伯格说，脱钩只会“助长中国最糟糕的本能”，同时削弱美国的全球竞争力。

作者进一步指出，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两国经济脱钩对两国都会是毁灭性的。贸易专家艾伦·莫里森（Allen J. Morrison）和斯图尔特·布莱克（J. Stewart Black）在即将出版的《企业中国》（Enterprise China）一书中写道：“从经济角度讲，这对中国和西方都是一种双输局面。”“虽然与核战争相互毁灭的原则不太一样，但凡是理性的人都不希望看到硬脱钩带来这样（类似核战）的结果。”

美国企业高管们认为，美中贸易的真正生命力是利润。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发言人道格·巴里（Doug Barry）说：“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赚大钱的机会呢？”美国政府主导脱钩的结果就是企业采用大量的金融花招。莫里森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高管们会私下告诉你他们赚了多少钱，中国市场有多好。但他们把这些数据隐藏在财务报告中。他们没有单独列出中国的业绩，而是称其为‘亚太’收入。他们转移利润，混淆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

作者认为，在通胀压力下，美国逐渐改变与中国脱钩的政策。拜登政府已开始稍微缓和其对北京的言论，并考虑取消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加征的部分关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5月也提到，美国不想把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或全球经济分开。拜登也开始着手解决因各种议程相互冲突而产生的问题：他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首要任务，大力推动美国经济向可再生能源方向转变转变。

作者认为，如果推动脱钩走得太远、太快，美国政策就会面临危险。专家说，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还没有明确的战略。“美国政府要想遏制与中国的技术依赖而缺乏清晰战略的话，做得不够或更有可能做得过头，都是有风险的。华盛顿可能会意外启动一种它无法预测或控制的混乱、失控的脱钩局面。”

最后作者总结道，事实证明，脱钩确实很难。

悉尼大学现代史教授，前澳大利亚情报分析师詹姆斯·柯伦（James Curran）发表评论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应当尽快用一种更综合的方法来巩固他的中国政策，重建美国在亚洲的经济信誉。

作者开篇指出，由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期中其所做的一系列行为冲击了美国和其欧洲和亚洲的盟友的战略互信，所以拜登总统正在试图恢复美国的信誉。自上任以来，拜登政府一直煞费苦心地强调其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大体上是一致的。尽管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着信任危机，但拜登政府一直表示在战略方面中国仍然是其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即“亚洲第一”战略。拜登政府不希望重蹈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覆辙。

作者认为，白宫非常清楚，其“亚洲第一”言论需要政策为后盾。然而，目前拜登政府对于亚洲地区推出的战略是不够的。正如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主任韩磊所指出的，“现在的风险在于，美国带着枪支弹药来谈判，而中国则在处理贸易的基本问题。” 目前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是重振美国在亚洲的经济信誉的一个开始，但拜登政府很难提出一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或全面和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可行替代方案。此外，印太经济框架似乎假设华盛顿的合作伙伴共享其将中国排除在区域经济和技术网络之外的目标。

最后，作者总结到，鉴于下届总统选举可能伴随着国内动荡，留给拜登重建美国在亚洲的经济信誉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乔治城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亚洲研究项目的候选人亚历克斯·斯蒂芬森（Alex Stephenson）发表评论指出中美应当合作为探索宇宙制定互惠规则从而激发合作减少冲突

随着国际空间站计划于 2030 年退役，中国很快将成为宇宙空间站的唯一运营商。中国的“天宫”空间站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完工。

作者认为，“天宫”在北京寻求太空领导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天宫”的改进体现了北京致力于缩小与美国太空计划的差距，这往往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华盛顿的分析师认为应该关注三个主要问题：中美之间正在缩小的太空研究差距、中国“修改自由国际秩序”的愿望，以及北京日益增强的太空进攻能力。

首先，凭借中国的研究能力，“天宫”和国际月球科研站是中国缩小与美国空间研究差距的最佳选择。根据2021年的白皮书，中国航天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探索外层空间，扩大人类对地球和宇宙的认识”，“问天”和“梦天”实验舱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研制的；这两个实验舱将包含二十多个实验架，为进一步探索太空创造了理想的环境。中国的国际月球科研站也将对美国的太空领导地位构成威胁，并有助于扩大两国之间的研究差距。其次，中国的太空计划是其重塑全球秩序以使其更有利于中国利益。北京将其在“天宫”、国际月球科研站和小型卫星方面的进步视为其改写外层空间行为规则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GDI)和全球安全倡议（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 GSI）为中国在美国所主张的自由国际秩序之外的愿景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最后，中国在太空领域的进步对美国尤其具有威胁性。中国国家航天局开始对支持人工智能 (AI) 的追踪卫星软件进行试验，人工智能能够控制三颗“狩猎卫星”接近并在经过 10,000 次试验后有效地捕获了一颗目标卫星，它还学会了探测和躲避其他敌对卫星的追击。像这样的中国人工智能系统的存在对于依赖卫星进行关键军事活动的美国而言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此外，天宫的机械臂附件和反卫星软件的进步有可能使美国卫星退化或无法使用。

作者认为，“天宫”等太空项目无疑对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但它们也带来了重要机遇。关于与中国的竞争如何激励美国在太空领域技术进步，正如苏联的人造卫星的发射激发了美国在冷战最激烈的时候将人类送上月球一样，这一“天宫时代”也可以激发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导地位。

最后，作者总结到，毫无疑问21世纪注定是科技进步的时代——部分归功于美国和中国的努力。一个好的开始是在太空中进行合作，中美应当合作为探索宇宙制定互惠规则从而激发合作减少冲突这是美国必须愿意接受而不再拖延的挑战。

耶鲁大学布雷迪-约翰逊大战略项目临时主任迈克尔·布雷内斯(Michael Brenes)和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国际关系高级讲师、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杰出研究员和新西兰战略研究中心国防与战略研究员范·杰克逊（Van·Jackson）发表评论指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是美国衰落加剧的真正原因。

作者指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把与中国长期竞争视为一种挑战，它将激发美国发展的潜力。多年来，华盛顿一直把中国标榜为美国军队唯一的对手和能够调动国家意志解决美国民主问题的威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灾难性入侵强化了这种传统观点。尽管这场战争与中国无关，但其促使华盛顿将中俄视为同类。正如与中国的竞争被认为是美国的复兴之路，正在进行的与俄罗斯的斗争也被认为是一场“好的战争”，因为其可以重新唤起冷战时期“对专制者发动必胜之战”的信念。正如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3月写道：“1989年的精神正在被唤醒。”华盛顿权势集团也认为，大国冲突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净利益，这种观点源于对冷战历史的曲解。在这种观点中，冷战中与苏联的竞争引发了民权立法的通过，太空军备竞赛导致了技术和信息化的创新，而冷战经济为许多美国人创造了财富并使他们能够拥有住房。这种对冷战的历史解释也是2021年战略竞争法和2022年美国竞争法的立法的基础。这两部法律都试图调动联邦资源来刺激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以准备与中国的竞争。

对此，作者指出，美国没有准备好控制大国竞争给当今民主社会带来的风险，因为其并未能看清冷战的本质。拜登政府认为大国竞争将使美国中产阶级和世界受益，然而它已经在毒害美国政治。冷战的影响比政策制定者的标准说法要复杂得多，也严峻得多。大国竞争虽然没有产生俄罗斯的普京、菲律宾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或匈牙利的维克多-欧尔班这样的领导人，但也无法控制种族民族主义、经济不平等和民主倒退。国家之间的竞争并不是促进国家内部的民主改善的一个可行的框架。相反，地缘政治竞争迫使美国以民主的名义做出不民主的让步。拜登政府急于让大家相信，作为 “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回来了。

作者评论到，如果把大国竞争理论作为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唯一理论基础，那么大国竞争将再次上演。它将无法纠正民主弱点的根源，这些弱点的根源在于经济不稳定、政治腐败和种族主义。它将使那些谴责美国国内的失败，并将其与所谓的软弱的外交政策联系起来专制领导人走上政治舞台。

最后，作者总结，鉴于目前公众对政府在美国国内进行更多投资的强烈愿望，现在是转变方向的时候了。美国人正在期待美国的外交政策与民主期望顺应公众舆论。一个真正的大国会尽最大努力解决因大流行病而加剧的未决问题：种族和经济不平等，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失控的环境恶化。地缘政治竞争不会做到这一点。

纽约亚洲协会主席、曾任澳大利亚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陆克文（Kevin·Rudd）发布评论指出，中美竞争越来越激烈，但不一定会变得更加危险。

自拜登总统上任以来，中美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拜登延续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强硬的对华政策，强调这两个大国几乎肯定会走向尖锐和危险的长期战略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危机、冲突甚至战争。相反，北京和华盛顿可能正在探索一套新的稳定措施，以限制突发的风险。

在任何特定时间评估美中关系的现状都绝非易事，因为很难区分双方为了国内政治影响发表的公开言论和各自幕后的行动。然而，尽管双方公开言论的措辞严厉且经常激烈，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双方关系趋于稳定的早期迹象，包括暂时重组旨在管理紧张局势的政治和安全对话。对于为未来全球秩序进行战略竞争的中美两国以及卷入这场战略竞争的国家来说，问题的关键是中美将追求什么样的战略竞争。

作者指出，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国际和国内一系列挑战，双方都没有意愿应对意外的危机和冲突。由于双方都需要时间来应对其国际国内的挑战，因此中美两国越来越多采取边缘政策。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着澳、印、日、美四方会谈（QUAD）、澳、美、英新安全伙伴关系（AUKUS）、日本新国防政策以及韩国新总统领导下新的外交战略等挑战。中国国内也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新冠疫情抑制国内消费等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面临着《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和其他对美国未来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的立法难以通过；总统中期选举迫在眉睫的政治不确定性对 2024 年总统竞选的影响；鉴于美国国会的强烈保护主义情绪，迄今为止无法抵消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和全球经济足迹；美国国会目前存在着的强烈保护主义情绪，加之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和全球经济足迹。

对此现状，作者提出了可管控的战略竞争（MANAGED STRATEGIC COMPETITION）这一深刻现实主义概念。当前中美都对彼此的意图有相当准确的理解，但最近几年双方一直进行战略上的混战。可管控的战略竞争可以提供更稳定、双方都同意的约束。这一概念有四个基本要素。首先，美国和中国需要对彼此的硬性战略红线建立明确、细致的理解，以减少因误判而发生冲突的风险。第二，两国的战略竞争转向提高经济和技术实力、外交政策、甚至军事能力的竞赛。这种竞争还包括对主导国际体系的意识形态斗争。第三，有管理的战略竞争应该为两国在国家利益一致的领域，比如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全球金融稳定和核扩散等领域的合作提供政治空间。最后，双方专门的内阁级官员仔细和持续地管理战略竞争关系。无论国内政治或国际局势如何动荡，双方都稳定地维护这一竞争框架。

最后，作者总结到，可管控的战略竞争可能有助于稳定在未来十年的中美关系，否则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将随着它们接近经济平等而进入最危险的阶段。目前情况下，稳定的前景可能是最有希望的。但应对中国和美国各自国内和国际挑战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北京和华盛顿都发现，管理得当的关系有助于他们度过即将到来的充满挑战的时期，他们可能会得出结论，从长远来看，可管控的战略竞争关系可能是有用的。

诚然，这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将继续下去。批评者会争辩说，可管控的战略竞争只是缓兵之计。但如果其替代方案是危机不断增加、升级的世界，那么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美国陆军军官丹尼尔·海勒（Daniel Haile）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评论指出，美国应当抓住目前与非洲建立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友好关系的机遇窗口期，在非洲国家转向中国前与非洲国家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对抗中国。如果美国继续其当前的对非政策，它势必将非洲大陆拱手让与中国”。

作者指出，中国在非洲存在着长远利益。首先，中国正在与非洲接触和投资，为“非洲世纪”做准备，非洲大陆的人口将超过 25 亿，其中 25岁以下占50% 。二是探索建设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 AfCFTA)，一个涵盖 55 个非洲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第三，中国垄断了非洲丰富的矿产资源，限制了稀土（REE）在全球销售。此外，北京正在寻求通过在中国提供教育机会来赢得非洲未来领导人和影响者的心。北京正在教育领域投资，据报道，2021年中国向非洲学生提供了12000个奖学金名额。如果过去的历史趋势是对未来的预测模型，那么在中国接受教育的未来非洲领导人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治理模式产生强烈的共鸣，并且很可能厌恶西方的治理和经济模式。当然，非洲国家应该可以自由决定他们希望遵循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

对此，作者认为，中非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对双方都有利。而且中国国有企业与非洲国家之间的看似不公平商业交易可以重新谈判，以增加非洲各方的利益。中非贸易并非像一些批评者所描述的那样是一场零和游戏。中国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增加以及中美之间冲突的加剧将为非洲国家提供选择的机会：要么保持不结盟，要么选择一方。非洲国家很难拒绝中国投资和合作。

对此，作者指出，如果美国袖手旁观，不制定对抗中国影响力的计划，那将是一场地缘经济灾难。美国需要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与非洲国家重新接触，停止依赖独裁领导人来确保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从而减缓中国影响力的上升。非洲国家将采用中国模式（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党制国家）、西方模式（资本主义经济的民主治理形式），或为每个国家量身定制的两种模式的融合。无论选择如何，华盛顿都需要成为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而不是预先强加其政治意识形态，并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对此，美国应当提出一项非洲马歇尔计划，该计划以善政、坚持人权、民主政府形式和自由市场经济、基础设施发展以及经济可持续性和人类安全方面的伙伴关系为中心。此外，华盛顿应该接受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并成为大陆自由贸易的伙伴。过去，非洲是贫困、饥荒、战争、内战、不稳定、不安全和缺乏中央权威的政府的代名词。然而，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如索马里、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亚和厄立特里亚（非洲大陆上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非洲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必须在 1990 年代之后更新其对非洲的理解。

最后，作者指出，为了减缓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必须打破陈旧的观念，重新与非洲接触，建立互利的伙伴关系。美国也没有参与对非洲大陆的殖民统治，因此美国在非洲没有承担殖民主义、经济和人类剥削以及负面社会情绪的历史包袱。因此，美国可以利用其软实力和硬实力方法来促进互利的伙伴关系，例如通过外国直接投资、经济援助倡议。

前美国陆军作战武器和总部参谋，美国国土安全EMP(电磁脉冲)工作队副主任大卫·派恩(David T.Pyne)发表文章指出，除非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否则中国不太可能先发制人地采取武装行动，但拜登很可能会对中国相关作出回应军事上的回应。

作者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可能会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窜访台湾为理由，完成对台湾的长期计划的“空中和海上封锁”的准备工作。7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乔·拜登通过电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通话，期间中方警告拜登不要干涉中国与台湾统一的计划。习近平说：“玩火者必焚，希望美方清醒认识（台湾问题）。”有关专家也警告，中国应该“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尤其是军事方面的准备”，以防止局势恶化。中国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也表示，中国军队正在进行动员，准备对台湾进行潜在的先发制人的攻击，以回应佩洛西的访问。此外，它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军事行动，称这将导致“严重的军事冲突”。它补充说，中国不担心华盛顿决定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任何升级。并非巧合的是，中国于7月30日开始在台湾海峡进行大规模的地面和海军实弹演习。佩洛西抵达台湾后，中国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8月4日至7日在台湾周边进行重要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实弹射击。

根据美国国防部关于中国军事威胁的2021 年年度报告，中国可能会尝试对台湾进行空中和海上“封锁”，并可能对台湾的反舰和地对空导弹基地等关键军事目标进行导弹袭击。美国任何打破中国“封锁”的企图都可能导致中国向美国船只和飞机开火，从而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爆发。

对此，作者指出，除非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否则中国不太可能先发制人地采取武装行动。但拜登很可能会对中国封锁台湾作出回应，比如将美国第七舰队的其余部队派往西太平洋地区，以展示类似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武力。然而，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为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潜在冲突做准备，建立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核弹道导弹部队，并将其中大部分部署在其海岸线上。因此，与核超级大国对峙的主要区别在于，拥有压倒性战区核和海军优势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这将大大增加这种僵局不会以对美国有利的方式结束的可能性。

最后，作者总结到，在中国重新控制台湾及其周边岛屿的所有可用选择中，采取“封锁战略”将是风险最小的一种。根据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最近的回忆录，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台湾基本上是不可防御的，因为它距离中国只有八十一英里，但距离美国只有八千英里。此外，鉴于美国在避免与中国发生核战争方面具有压倒一切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军事干预可能导致中国核升级的风险可能远远超过美国试图保卫台湾免受中国侵略的国家利益。

如果台湾确信美国不会打破中国的空中和海上封锁以向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它很可能会很快就统一协议与北京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帮助调解，以避免潜在的核浩劫。只要印太军事同盟体系完好无损，美国可以接受生活在一个“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