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东亚中心主任贾甘纳特·潘达(Jagannath Panda)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佩洛西访台能否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Did Nancy Pelosi’s Taiwan Trip Close the Thucydides Trap?) 的文章。其中警惕到，在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访台后，印太地区各国需要致力于缓和中美双方关系，防止冲突升级、影响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潘达指出，佩洛西事件仍然处于发酵阶段，中美双方具体表态、举措值得关注。接着，潘达针对此次台海危机提出一连串问题，例如是否台湾会成为此次中美较量的牺牲品；美国当局是否会因为中国的应对措施而自我反省；长期来看印太局势会如何发展等等。

潘达回顾到，自从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积极通过AUKUS（澳英美联盟）联盟和QUAD（英、澳、日、印组成“围堵”中国的四国联盟）四方安全对话对中国采取一系列抵制措施，而中国则通过上海经合组织和金砖五国等组织寻求一席之地。在此次佩洛西访台后，中国及时、针对性地对台湾采取类似经济制裁的反制措施，同时宣布了针对美方恶劣挑衅行为的八项反制措。此外，七国集团外长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发表涉台声明，也遭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极力反驳。潘达认为，这种种的迹象表明，中国的“报复”计划才刚刚开始，这个国家的目的在于“吞噬”亚太地区。

潘达认为，尽管美国不承认“九二共识”，但是这并不妨碍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也不妨碍美国同中国维护台湾的稳定与和平。她谴责到，中国将对共识的否认与威胁台湾和平二者联系起来，实则毫无逻辑。她还扭曲事件，认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和佩洛西可谓新时代“独立女性”的代表，可以对抗中国执政党所体现的“父权制”。

潘达预测到，中国可能会在此次台海危机后变得更加“好战”，原因在于中国领导人趁此机会需要“提升公信力”，同时出于国际利益和领土主权考量。当然，这样的趋势可能会使得新的两级秩序变得非常脆弱，随时爆发战争，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潘达分析了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局势，日本针对中国解放军震慑“台独”事件发表言论；相较之下，韩国态度与之相反，韩国总统尹锡悦则是拒绝会见的态度。

潘达总结，目前中印较为稳定，譬如中印第十六轮军长级会谈近期刚刚达成“四点共识”。但是印度需要准确判断与中国的关系，一旦简单误判可能会引发危机，需要巧妙地与中国进行边境地区的合作。她还呼吁，不论对佩洛西之行的定义如何，当务之急，各国需要缓和中美双方关系，避免印太地区局势升级。

“布鲁金斯学会”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专家，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和蒙古主任何瑞恩（Ryan Hass）在《外交事务》撰文，称美国可以利用中国对于佩洛西窜访的过度反应进一步推进其在台湾地区的战略活动。

在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不合时宜地访问台湾后，中国利用这次危机进行了包括军事演习，发射弹道导弹，派遣战斗机和海军军舰越过台湾海峡中线在内的一系列活动。此外，中国还发布了关于台湾问题的第三份白皮书。

对此，作者认为，历史的经验表明，缓解台湾地区局势的时机尚未成熟。对于中国来说，佩洛西窜访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对于台湾问题进行干预的机会。而美国目前则迫切需要阻止中国改变台湾问题的现状。回顾中美外交的历史，中美外交需要国家领导人级别的直接外交以确保两国充分了解双方的担忧和要求。因此，中国领导人在其关切得到合理回应之前是不会采取措施化解紧张局势。

尽管如此，美国可以利用中国的强硬态度，中国对于佩洛西窜访的过度反应反而使美国更容易在台湾地区开展行动。比如，中国的军事行动为美国鼓励台湾两党合作加强台湾地区国防的财政和公共支持提供了机会。

此外，作者指出，中国对台湾问题的军事应对也为美国深化与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合作创造了动力。中国的军事应对为美国如何加强军事威慑提供了指导：美国和其盟友应共同努力，扩大军事准入、规划和应急准备措施，从而达到以提醒中国其自身弱点以促使中国领导人考虑过度军事行动的风险的目的。如果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做得更多，说得更少，他们将对中国的军事战略产生更大的影响。

最后，作者总结道，美国政府还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向中国政府解释美国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虽然这样做并不能让中方满意，但它能表明美国并没有完全转向支持台湾。此外，美国官员还应该强调，美国支持台湾的程度将受到中国对台湾军事压力的影响。如果中国真的想推进其和平统一的目标，它需要得到台湾的2300万人民的认同。美国官员应该向中国官员强调，军事恐吓只会促使台湾公众支持与和平统一背道而驰的领导人和政策。

弗吉尼亚大学政治系国际关系教授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发表文章指出，如果华盛顿和北京的领导人能够提高彼此对贸易和未来行为的期望，那么东亚未来几十年的和平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作者指出，贸易可能对战争起诱导而非威慑作用，并且使用军事力量甚至敌对性对抗并不总是与经济关系破裂相关。正如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经济实力是长期军事实力的基础，国际贸易对于建立经济实力基础至关重要。贸易可以产生两个主要影响。首先，通过提供廉价原材料和有利可图的市场，贸易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从而增强其资助常备军的能力。其次，对于一个依赖进口资源和出口贸易的大国而言，贸易使其更容易受到贸易制裁和禁运的影响。这种脆弱性可能促使国家领导人建立海军以保护贸易路线，甚至发动战争以确保获得重要商品和市场。然而，如果对未来贸易的预期下降并且领导人开始相信其他国家的贸易限制将开始减少他们获得关键资源和市场的机会，那么他们将预计长期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会下降。他们可能会开始相信，为了保护贸易路线、确保原材料供应和市场准入，需要采取更加果断和进取的政策。今天，中国领导人明白他们面临着类似的困境——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新兴国家的领导人也面临同样的困境。他们知道他们的外交政策需要足够温和，以维持支持贸易关系继续下去的基本信任。但他们也需要投入足够的军事力量来阻止其他国家切断这种贸易关系。商业如何影响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在过去一年中对某些事态发展特别是台湾问题上态度如此尖锐。

作者认为，消除中国在半导体问题上的疑虑可以降低中美战争的可能性。中国经济是由制成品出口驱动的，中国极度依赖原材料进口来维持经济发展——包括来自中东和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提供了世界上很大比例的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和 5G 通信系统。如果中国面临目前俄罗斯面临的全面制裁，其经济将被彻底摧毁。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否能在贸易上赶超美国取决于其是否能继续获得台湾的芯片，如果中国官员怀疑美国可能会采取措施切断中国获得台湾芯片的渠道，他们可能会确定有必要夺取台湾。因此，美国的政策直接影响了北京对未来商业环境的看法。通过向北京保证中国能够从台湾获得半导体，拜登政府可以缓和北京对未来贸易的担忧，并降低危机和战争的可能性。

最后，作者指出，当大国寻求利用经济相互依存来帮助维持和平时，它们面临着发展贸易使他国实力赶超自身和维护和平之间艰难的平衡。因此，更好的方法是推动中国等新兴大国通过终止汇率操纵、补贴和非法盗用外国技术等做法来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同时向这些国家保证，如果它们在外交政策中采取温和行动，他们将继续享受经济增长和国内稳定所需的资源和市场。大国领导人必须努力建立贸易关系使国家能够实现绝对增长，同时确保任何一方都不担心未来相对经济实力会大幅下降，从而使其容易受到外部威胁或内乱的影响。鉴于当前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再加上习近平与普京的持续结盟，建立这样的贸易关系可能会很困难。但随着大国外交回归平稳，华盛顿可以努力提醒中国，它需要美国和西方伙伴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华盛顿不会利用中国的依赖来破坏这些目标。拜登有能力向习近平保证，美国方面已经吸取了 1941 年的教训——摧毁一个国家对未来贸易的期望可能导致战争。

马修·加拉赫（Matthew Gallagher）在国家利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在“台湾之战”前应三思而后行》（America Should Think Twice Before Fighting a War Over Taiwan）的文章，其中指出，中国“征服”台湾并非能使中国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霸主，美国切忌不可过分夸张台湾的地理意义，但可以实施海上咽喉计划封锁中国经济。在频繁对中国污名化之后，他还建议美国应该从软实力赢得台湾甚至世界其他国家的信任。

加拉赫表示，如果将中国比作酒瓶，而台湾比作软木塞，不应过分夸大守卫台湾的重要性，而应审时度势，反思台湾被“侵占”后的地缘策略。而在他看来，美国本不应把台湾视为最后一道防线，虽然中国能够占领“第一岛链”，但是其他岛链的解锁还需和其他国家的配合，因此，中国欲“占领”台湾之举并未能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为应对中国的逐步扩张，加拉赫建议采取海上“咽喉”政策，封锁中国海上路线，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对外经济交流的能力，被迫只能进行国内贸易。

加拉赫预测中国在“吞并”台湾之后将迅速进行安定计划，原因有以下四点。

其一，中国目前的区域军事中心在于控制台湾，抵制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势力，但它的“专制”限制了中国结交盟友，建立海外基地的潜力；

其二，中国“侵略”台湾的做法不同于美国在印太地区与其他盟友的交流，这也能够让中国深刻理解美国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化信誉”（differentiated credibility）；

其三，随着中国“征服”台湾的事件发酵，中国对邻国的和平崛起保证也会大打折扣，反而激起这些国家建立起遏制中国的计划，这与中国的目标背道而驰；

其四，中国国内面临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经济衰退等结构性问题，因此征服台湾是打开日本和马六甲海峡海上咽喉的第一步。

加拉赫建议美国应更多发挥其软实力影响盟友，减少军事势力的展示，避免同中国一样陷入他人“阴谋多端”的评价。他表示，中国征服“台湾”更多的不是为了台湾人民的福祉，而是重视该区域的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但中国“征服”台湾之举只有在美国的干预下才能愈演愈热。

最后，加拉赫过于乐观地做出假设，美国或许可以利用其地理优势接受台湾的移民，延续台湾文化，不仅能够避免亚太地区爆发战争，同时从自身利益出发有利于软实力的发展。 

保罗.希尔（Paul Hee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中美合作仍然扑朔迷离？》（Wh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mains Elusive）的文章，其中针对“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中美国防部长双方的态度进行了简要评述，他表示，中美双方合作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仍有机会可以进一步磋商。

希尔认为，在此次的“香格里拉对话”当中，再次沿袭了中美之前的对话传统，将其定性为“聋子般”对话，互相指责，没有任何成效。美国奥斯汀国防长(Lloyd Austin)强调双方积极交流与沟通，但在涉华言论中，又频频挑战中国的底线，抹黑中国的虚假信息。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则敦促美国切忌挑战中国红线，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否定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动。

希尔表示，美国声张的“伙伴关系的力量”(the power of partnership)和“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并不真实，因为包括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希望美国不要和中国对抗到底，双方可以在印太地区追求一致的目标，共寻合作与竞争的关系。然而，美国并不采纳盟友和伙伴的关系，遵循零和博弈思维，打着“自由”和“开放”的旗号，“多边主义”的幌子排挤中国，并希望实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意识形态软着陆。

最后，希尔提出，中美双方诉求有相似之处，尽管从国际法的角度出发双方的解释各不相同，但是只要双方能够进行深度沟通与磋商，减少针锋相对，将会给双边合作带来重大的进展。

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吾之敌人的敌人》（Enemies of My Enemy）的文章，其中回顾了过去和现在的国际秩序，揭露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并渲染中国威胁论。

贝克利指出，国际秩序正在土崩瓦解，其修复方法众说纷纭，但共同点都在于通过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进行协商，实现双赢和多赢局面。但他揭露，国家间任何结盟的行为都是自身安全利益的副产品。而目前，由于中国的“好战”情结和追求霸主地位的欲望，中国邻国和其他同盟国家正在加紧贸易与投资，隐形地将中国区别化对待。贝克利预测，这有可能形成一种与中国竞争的国际秩序。

贝克利认为，历史上的国际秩序，都具有排他性，运用社会学家的“内群外群效应”（the in-group/out-group dynamic），哲学家的“萨卢斯特效应”（Sallust’s theorem），以及政治学家的“消极党派效应”（negative partisanship），揭露了唯我独尊，鄙视对手的态度。贝克利还通过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分化的例子来证明排他性。

贝克利强调，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试图推广自由秩序成为国际秩序，迎接全球化时代。尽管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自由秩序将会是国际秩序中的一个例外，因为它的门槛比较低，具有包容性，以至于自由贸易能够促进各国的深度交流，击败重要的对手，正如苏维埃的下场。

然而，自由秩序仍然具有排他性，助长民粹主义、宗教和独裁反对派，这些情绪在冷战后重新复燃。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并非带来了真正的自由，反而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气候变化，政治极端化，经济危机，金融海啸和难民危机等。虽然政治学家提出修复国际秩序的建议，寻找共同的敌人，将国家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下，但目前还缺乏一个共同的敌人。

贝克利笔锋一转，暗指中国有可能成为西方国家“共同的敌人”。他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外交已经从“温和”转向了“战狼式”外交。他还披露，不论是军事科技发展，还是经济运作，中国都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欲望”，“图谋”在亚太乃至世界获得霸主地位，还指控中国是反民主力量，控制民众的日常行为，侵犯隐私权和言论自由，对中国进行负面、消极方面的评价。

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吾之敌人的敌人》（Enemies of My Enemy）的文章，本次文章选取了关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部分进行汇编整理。在该部分，贝克利总结了反华秩序背后的根源，他指出，美国及其盟友并未真正从自由经济中获得好处，而中国却持续崛起，“制裁”西方国家，正是中国这样的“作用力”导致美国需要有“反作用力”，即需要通过联盟的方式抵制中国。 

贝克利认为，西方国家推崇的自由秩序与中国的“专制”制度互不兼容，这是直接导致西方国家结盟的原因。其次，冷战时期的世界秩序与现存的世界秩序有所不同。在过去，主要是资本主义至上，自由为后；然而现在，西方国家强调自由为先，资本主义为后。

贝克利指出，美国提出的自由秩序建立在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但这样的行为相当于“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给美国和其盟友增添负担，并抹黑中国，指责中国利用经济开放，大肆从经济、军事、思想政治上打压外国，保护本国产业，这些也是反华情绪助长的导火索。

贝克利还强调了美国拜登政府的态度，拜登在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美是专制与民主的较量，自由秩序无法包容“专制”，美国借此大肆宣传民主联盟，通过军事结盟等方式将中国排挤在外。

国际利益亚洲特约作者克里斯托弗·瓦萨洛（Christopher Vassallo）近日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鹰派经济学可以抵制中国的“胁迫”？》（On the Offensive: Why Hawkish Economics Can Deter Chinese Coercion）的文章，其中阐述了美国如何利用鹰派做法和中国做“金融切割”，用“金融战争”对中国进行“金融恐吓”，实现先发制人战略，同时还肯定了鹰派战略家在当下对美国的政治指导意义。

瓦萨洛首先回顾了中国的威慑性文化，从孙子兵法的“边打边谈”到毛泽东时期的“进攻式威慑”,如朝鲜战争、台湾海峡危机等等。目前而言，中国将这一战略从军事转化到经济领域，他认为，中国目前正在“进攻式脱钩”（offensive decoupling），目的在于构建稳定的能源供给和生产能力，以保证国家安全。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将这一举措定性为“双循环”（dual circulation），即让世界依赖中国，让中国减少对世界的依赖。

瓦萨洛进一步指出，中美经贸协议助推了中国的金融业发展。美国国会披露，中国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施行对外国企业而言会是一种束缚和制裁。

接着，瓦萨洛回顾到，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邀请苏联一起破坏中国核设施却被拒绝，而古巴导弹危机时期肯尼迪利用鹰派好战军事家莱梅传达威胁可信度、制衡苏联，上述的历史经验表明，肯尼迪的鹰派战略家利用先发制人战略帮助美国实现了创造性外交。而目前，美国没办法通过美国专家拉里·萨默斯 (Larry Summers) 提出的“金融恐怖平衡”威胁中国的胁迫，或许鹰派战略家可以为美国提供政治指导性建议。

保罗·希尔（Paul Hee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对华“接触”政策并未失败》（Engagement With China Has Not Failed）的文章，其中针对阿伦•佛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发表的新书《误解了中国》（Get China Wrong）进行了评注，他指出，美国对华“接触”政策虽然尚未成功，但不能直接定性为失败，仍然有机会成为修复中美关系的工具。

希尔认为，佛里德伯格的核心观点在于美国政治学家对于中国威胁程度的评估并未到位。佛里德伯格表示，中国想要在东亚地区建立起主导地位，排斥美国的影响力，但是这一结果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 “野心”。关于中国是否在发展同时排斥美国的问题，伊恩·伊斯顿（Ian Easton）在新书《最后的斗争：中国的全球战略内部》（The Final Struggle：Inside China's Global Strategy）中也进行了探讨，但是希尔指出，二位学者的观点并非完全具有说服力。

希尔提示，“接触”政策确实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但是，佛里德伯格夸大事实，认为美国领导者并未察觉到中国的意图，希尔反驳道，实际上并不是“接触”政策导致中美双方格局的变化，有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自身发展的瓶颈以及美国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

希尔同意佛里德伯格的说法，他指出，“接触”政策并未能达到美国最初希望的结果，中国离政治民主化越来越遥远，同时对美国产生了一定的威胁，美国不得已需要对此进行回应，但是这些举动却被认为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

佛里德伯格还就双方目前相同的四项战略进行了列举，分别是：长期对抗；经济部分“脱钩”；准备军事应对侵略；展开“话语斗争”，挑战对方意识形态。但是他揭露，双方领导人过度自信，风险在于可能忽视对方的决心。

最后，希尔提到，“接触”政策本身是一次赌注，但是还未成功未能定性为“失败”，因此，佛里德伯格的原因分析过于绝对。除了中国政权的原因，中美关系是错综复杂因素混合的结果，“接触”政策仍然有机会成为恢复双方关系的调节器。

玛丽亚·雷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软实力的平衡》（The Balance of Soft Power）的文章，她表示，中美双方通过软实力进行大国竞争，但是在其他国家看来，中美软实力并不互斥、实为包容，当然，中美双方的软实力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雷普尼科娃在开篇提到，自约瑟夫·奈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软实力”概念至今，软实力在美国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而中国发展软实力的时间滞后于美国。总体而言，任何能够提升国家影响力的因素均可定义为软实力，因此软实力很“强硬”。在发展路径上，美国致力于意识形态的输出，中国注重务实主义。在双方看来，软实力竞争是零和博弈，但是其他国家认为是双赢战略。

雷普尼科娃指出，中国在文化输出方面更加注重落实的政策，譬如通过留学基金吸引外国留学生，并提供良好的就业岗位，反之，美国通过名校光环来宣传软实力。她也披露，目前有人批评中国的做法并不是在发展软实力，而是经济诱惑。她反驳，经济发展诚然不是软实力，但是通过经济发展和支持可以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

雷普尼科娃在谈及中国时表示，中国的政党制度、“战狼”外交（“Wolf Warrior” diplomacy）使得中国在西方的影响甚微，然而，中国在全球南方大受好评，这源于中国对广大非洲地区和拉丁美洲地区在就业、基础设施及教育方面的支助。

目前，美国民主自由观念正在侵蚀，家庭生育权的剥夺和种族歧视让人们觉得美国言行不一，但美国政治学家也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强调会导致美国在中美竞争中出于劣势地位；而对于中国而言，软实力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负面声音，比如新冠疫情导致经济放缓、线下交流机会减少，中国疫苗在外国遭受置疑、教学质量有待提升，创作自由值得进一步开放等等。以上皆是雷普尼科娃在采访中收集到的观点。

最后雷普尼科娃总结到，中美双方在软实力的发展是共存模式，其他国家真正感兴趣的是具体国家提供的实质内容。

科罗拉多基督教大学教授莫凯歌（中文名，原名为Gregory J.Moore）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拜登是正确的：美国必须守卫台湾》的文章。其中表示，拜登政府在美国对台“模糊”战略的转变是正确的，有必要向中国传达“美国势必守卫台湾”的态度。

莫凯歌指出，虽然美国表面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但对台向来采取“模糊”战略。同时美国不明确支持台湾独立的想法，也是出于防止台湾独立势力抬头的因素。莫凯歌表示，虽然历史上台湾与中国有历史联系，但是情感联系不足，因此美国才会支持“台湾民族自决”。

莫凯歌称，目前美国对台政策有轻微的转变。拜登政府释放信号，大概意思是，如果台湾遭受“入侵和威胁”，美国将会守卫台湾。这一观点也在美国防长奥斯汀香格里拉对话的发言中得到验证。

莫凯歌总结了美国对台态度愈显明确的原因，分别如下：中国领导人外交政策的强硬态度，使中国对台军事“入侵”成为潜在威胁；中国加大国防支出，增强台湾海、陆、空实力，以实现脱敏“入侵”；中国势必收复“台湾”的决心。

莫凯歌还挑衅中国领导人的权威，认为加紧对台湾的军事策略是为了继续连任，不仅如此，也肆意将俄乌冲突与台湾问题相提并论，表示中国在看到俄罗斯受到制裁的情况后会有所收敛。他表示，美国需要注意中国解放军的士气，以及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可能带来的军事后勤供给的问题。

他还谈到，美国在历史上两次抵制“军事冒险主义”（military adventurism）的失败。一次是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朝鲜战争前的演讲，给人一种战略模棱两可和美国不作为的印象。另一次在伊拉克前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从美国驻伊拉克大使格拉斯皮（April Glaspie）口中试探，坚定美国不会为了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矛盾大动肝火，还会选择支持伊拉克。

为了避免历史的重演，莫凯歌提示，美国需要在台湾问题上明确自己的态度，避免中国理解错误，采取相类似的“军事冒进”措施，虽然美国无意让台湾真正实现独立，但是面对中国，美国对台“模糊政策”已经不适时，需要得到改变。

保罗·希尔（Paul Hee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新的台海危机已经来临》（The Next Taiwan Strait Crisis Has Arrived）的文章。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准备访台之前，希尔针对中美双方的态度和背后的政治较量进行了评述，认为新一轮的台海危机已经来临。

希尔指出，新的台海危机将会造成中美双方关系继续下降，这一危机本该阻止其发生。对于美国而言，佩洛西如果真正“访问”也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美国台湾问题专家谢利·瑞格(shelley rigger)也对此观点持相同态度。

希尔表示，此次危机的结果是中美双方互相指责和警告。他也列举了在此次危机中为佩洛西之举提供合理性解释的言论。比如，美国众议员罗·卡纳 （Ro Khanna）表示中国无权干涉美国政客的行程，实际上美国经常干涉中国的做法。其次，《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什·罗金（Josh Rogin）称，如果中国针对佩洛西“访问”台湾做出“侵略性”举措，则错方在中国而不在美国，他希望中国能够“冷静”思考问题。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John Kirby）则称，美方始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且美方与台湾的非正式交流并非无先例。

希尔分析，目前佩洛西自称使用“军用”飞机进行“官方”访问，因此上述滑稽的言论站不住脚，同时在台独势力猖狂的背景下，美国和中国所认为的“一个中国”政策理解各不相同。

希尔进一步指到，此次危机的原因之一在于中方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明确拒绝。正如李登辉以所谓私人名义窜访美国时，中国明确自身态度，此次危机中国也必须向美国明确其台湾“红线”。

最后，希尔建议，中美双方应该停止互相推诿，互相理解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美国不能推卸此次佩洛西窜访台湾引起的台海危机，中国也不能一味就佩洛西窜访台湾事件作无味地指责。

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东亚中心主任贾甘纳特·潘达(Jagannath Panda)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佩洛西访台能否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Did Nancy Pelosi’s Taiwan Trip Close the Thucydides Trap?) 的文章。其中警惕到，在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访台后，印太地区各国需要致力于缓和中美双方关系，防止冲突升级、影响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潘达指出，佩洛西事件仍然处于发酵阶段，中美双方具体表态、举措值得关注。接着，潘达针对此次台海危机提出一连串问题，例如是否台湾会成为此次中美较量的牺牲品；美国当局是否会因为中国的应对措施而自我反省；长期来看印太局势会如何发展等等。

潘达回顾到，自从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积极通过AUKUS（澳英美联盟）联盟和QUAD（英、澳、日、印组成“围堵”中国的四国联盟）四方安全对话对中国采取一系列抵制措施，而中国则通过上海经合组织和金砖五国等组织寻求一席之地。在此次佩洛西访台后，中国及时、针对性地对台湾采取类似经济制裁的反制措施，同时宣布了针对美方恶劣挑衅行为的八项反制措。此外，七国集团外长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发表涉台声明，也遭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极力反驳。潘达认为，这种种的迹象表明，中国的“报复”计划才刚刚开始，这个国家的目的在于“吞噬”亚太地区。

潘达认为，尽管美国不承认“九二共识”，但是这并不妨碍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也不妨碍美国同中国维护台湾的稳定与和平。她谴责到，中国将对共识的否认与威胁台湾和平二者联系起来，实则毫无逻辑。她还扭曲事件，认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和佩洛西可谓新时代“独立女性”的代表，可以对抗中国执政党所体现的“父权制”。

潘达预测到，中国可能会在此次台海危机后变得更加“好战”，原因在于中国领导人趁此机会需要“提升公信力”，同时出于国际利益和领土主权考量。当然，这样的趋势可能会使得新的两级秩序变得非常脆弱，随时爆发战争，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潘达分析了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局势，日本针对中国解放军震慑“台独”事件发表言论；相较之下，韩国态度与之相反，韩国总统尹锡悦则是拒绝会见的态度。

潘达总结，目前中印较为稳定，譬如中印第十六轮军长级会谈近期刚刚达成“四点共识”。但是印度需要准确判断与中国的关系，一旦简单误判可能会引发危机，需要巧妙地与中国进行边境地区的合作。她还呼吁，不论对佩洛西之行的定义如何，当务之急，各国需要缓和中美双方关系，避免印太地区局势升级。

卡尔·德菲尔德（Carl Delfeld）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是否虚弱到无法击退中国的“丝幕”？》（Is the U.S. Too Weak to Roll Back China’s ‘Silk Curtain’?）的文章，其中指出，中国正在实施“丝幕”（silk curtain）计划，和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铁幕演说中引用的“铁幕”(iron curtain)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也些许区别。

德菲尔德开篇通过“丝幕”这个新名词介绍中美博弈现状。他认为，目前中国希望通过“丝幕”建立欧亚大陆的帝国，并且通过支持俄罗斯使得“铁幕”深入东欧国家。当然，“丝幕”和“铁幕”的不同点在于，其更具灵活性，兼具渗透性。不仅如此，诸如台湾这样的导火索也会使得“丝幕”易燃。

德菲尔德强调，中国今非昔比，国防支出是1997年的20倍。而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目前半导体产业仍然是台湾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支柱。然而，德菲尔德警惕，曾经在台积电和三星有过多年半导体工作经验的梁孟松，如今也在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MIC）担任联合首席执行官。如果台湾失去了半导体领先地位，这对台湾而言是很大的一种打击。因此，德菲尔德指出，台湾需要增加更多国防支出应对中国大陆的遏制。

他分析，中国和俄罗斯试图通过分裂欧洲分散美国的注意力，削弱美国的势力，分别通过经济大国地位和军事大国地位统领亚欧大陆。然而，美国国内面临政治风波，加上外交危机，加剧了美国单极世界地位的不稳定性。他提出建议，修昔底德陷阱提醒美国需要警惕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通过震慑的方式避免新型冷战转化为武装冲突，比如美国可以向台湾加快军售的步伐；在必要时刻支持台湾抵御中国经济制裁；从战略上消除支持中国关键技术的供应链等等。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在即将出版的《外交事务》杂志9/10月百年刊号发表长文“中国陷阱：美国外交政策与零和竞争的危险逻辑”（The China Trap：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erilous Logic of Zero-Sum Competition），指出美国决策者出于恐惧而过度专注于对华战略竞争，已开始消耗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将带来大国冲突危险，还可能破坏美国在世界上领导地位的可持续性。

白洁曦评述，美国政客过度在乎抵制中国战略，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削弱美国国内民主的活力，影响美国的国际影响力，甚至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她分析到，美国政客此种反应的原因在于中国自身的“内政”危机，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新疆问题、香港港独问题以及领导人的任期问题。

白洁曦指出，如果美国继续按此做法，将会继续迷失方向，对于自身发展没有进行良好规划，最后两国之间的博弈遭罪的还是国内的民众。拜登政府也承认此处不足，认为需要加紧发展有替代性的国际方案，但就实际操作而言，更多还是出于抵制中国的目的，进一步加剧地缘政治冲突。

白洁曦分析两国新型冷战的“不可避免”性。虽然中美领导人都声明不希望新型冷战的发生，但是美国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立场的不同，仍然点燃了危机。危机不可避免却是尤为必要的，因为只有在冷战过后，双方才有可能遵守皆可接受的竞争规则。

白洁曦建议，美国切不可被动应对中国发展，应该有前瞻性眼光，致力于自身发展，同时关切人类命运问题，避免将每一步计划都用于与中国比较。当然，对于美国过去抵制中国的努力，也不可直接抛弃。美国可以建立在之前努力的基础上，和中国建立积极的沟通机制。她强调，遵循零和博弈思维只会带来恶行循环，不利于包容世界体系的发展。

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最近宣称：“（中美关系）被广泛描述为接触的时期已经结束了。”这种从与中国打交道的 “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战略向两党共识的转变，支持对中国采取更加对抗性的立场，现在已得到公认。例如，特朗普政府的批评者将过去与中国接触的努力描述为天真和类似于绥靖主义。但历史告诉我们，绥靖和对抗之间的错误二分法既不准确也不利于美国的战略利益。从丘吉尔到里根的历史证明了目光敏锐的鹰派人士经常利用接触战略来对付对手，并取得了巨大的效果。

虽然对中国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方法显然已经过去，但到目前为止，还不完全清楚什么会取代它。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态度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急转直下，现在华盛顿两党有一个共识，即美国必须对这个共产主义国家采取更坚定的立场。然而，对中国采取更清晰、更现实的态度——与塑造这个崛起中的大国的天真理想主义企图形成对比——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接触。

例如，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和中国从2009年至2016年每年举行一次战略和经济对话。特朗普政府起初似乎倾向于通过在2017年进行全面经济对话来继续类似的进程，但随着政府在经济问题上寻求与中国采取更多的对抗性方法，高级别对话很快就分崩离析。

传统观点似乎认为，与中国的这种结构化对话过程充其量只是浪费时间。在最坏的情况下对美国的利益适得其反。因此，这种对话进程的停止似乎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甚至是积极的发展。然而，在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最新发布的题为“重新审视接触：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取得的进展和经验教训”的报告中，我们发现，与这种传统观念相反，通过对话进程，在安全合作、宏观经济稳定、公共卫生管理、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多个领域实际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总的来说，数据根本不支持许多人对美中对话失败的看法，S&ED证明了这两个大国可以将合作、竞争和冲突的领域分割开来。

虽然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显然比奥巴马政府的态度要对抗得多，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拜登政府试图将时间倒退到2016年。相反，上任八个月以来的大量证据表明，在对华政策方面，与上届政府的延续性远远大于差异性。例如，拜登政府的高层中国顾问认为，“中国已经不再等待时机”，而且中国正在进行一场 “长期游戏”，以取代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因此，拜登政府似乎已经做出了战略计算，在可预见的未来与中国采取更具竞争力的立场。但是，永久放弃试图塑造中国的 “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战略不应意味着永久放弃高层对话。鹰派和会谈并不相互排斥，如果结合在一起，实际上相当有效。

美国政府应该通过一个经常性的结构来建立一个有效的美中接触战略，在这两个系统内持续地授予权限。接触不是安抚，而是美国既定政策目标的一个必要机制，即同时管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大国之间的合作、竞争和对抗。当然，它也应该管理对通过双边外交可以实现的期望。通过外部压力将中国的制度塑造成美国的模式，这一点几乎不可能做到。相反，关键的目标应该是为这两种模式找到一种方法来管理它们的差异，同时建立在共同目标之上。削减双边关系并不能改变中国相当大的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而只是将这种力量从美国的优势领域中移除，在这些领域中利用这种力量将是有益的。

公共政策研究智库列克星敦研究所的副主席丹-古雷（Dan Gouré）发表评论，他指出美国军队需要更聪明的作战方法来遏制中国。这种作战方法需要有明确和可操作的目标以及足够的实力来支持。

他在文中指出，中国崛起是可预见未来的首要国家安全挑战，通过威慑措施继续维持印太地区的稳定将至关重要。统筹这两方面战略需要推动美国军队的现代化和重组。

作者认为，一方面，太空现在是一个作战领域，美国的太空资产越来越受到俄罗斯和中国反卫星能力的威胁。为了应对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美国国防部计划扩大美国海军和美国空军，调整海军陆战队的方向，并建立一支具有作战潜力的太空部队。

另一方面，中国可能在未来十年内超越美国成为海军大国。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的中心主题是大国竞争的时代。虽然俄罗斯和中国都被列为大国，但步步紧逼的威胁来自中国，因为中国拥有经济、技术、人力和政治意愿，对美国和盟国构成了巨大的战略挑战，特别是在印太地区。

作者进一步指出，认为主要依靠空军和海军力量就能实现威慑的想法是错误的。美国陆军是仍在努力寻找其在未来与中国竞争中的立足点的一个军种。今天，陆军正在努力满足多个海外战场对部队的同时需求。陆军的强项是部署大型联合编队，可以进行广泛和长期的陆地作战。这是它在朝鲜半岛保持的角色，陆军在那里部署了第二步兵师和支援部队，以帮助韩国遏制来自北朝鲜的威胁。

拜登政府肯定会阐述一个新的国家安全战略，该战略在许多方面与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不同。但将不可能否认大国竞争的基本现实和中国军队的持续增长。这就需要陆军的高级领导人阐明大型陆军在印太地区威慑和作战的价值。

《国家利益》的国防编辑、曾在五角大楼担任陆军助理部长办公室采购、后勤和技术部门专家、国家电视网络主播和空中军事专家的克里斯·奥斯本（Kris·Osborn）认为，中国的导弹武库威胁着美国在整个太平洋的基地、设施和资产，美国军方必须为其在太平洋的资产提供可靠的防御。

作者指出，中国的导弹不仅是航母杀手，而且是阻止美军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对中国导弹库的大部分关注都集中在被广泛讨论的“航母杀手 ”导弹上，据称它威胁到在离岸2000多英里的范围内攻击和摧毁航母的能力，但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基地、设施和资产也有相应的、同样严重的风险。美国位于关岛、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大量关键美国监视和打击平台资产均位于中国导弹打击范围之内。此种情况现在可能为美国军方加快基地防御武器的步伐提供参考。

为了应对中国导弹对太平洋地区脆弱的美国资产的威胁，美军正在进行技术创新，同时大规模加速、快速跟踪和完善美国武器系统以便用于战争。美国还进行了测试和开发新的反无人机武器和技术，以及以雷达、火控、拦截器和其他类型的反措施（如EW、网络或激光）为形式的先进形式的空中和巡航导弹防御。美国的努力还包括对新型反无人机武器和技术的持续测试和开发，以及雷达、火控、拦截器和其他类型的对抗措施，如电子战、网络、或激光。

在2021年空军协会研讨会上讨论基地防御的重要性时，欧洲和非洲司令杰弗里·哈里根将军（Jeffrey Harrigian）最近告诉记者：“我们需要能够管理目标并跟踪我们在寻找目标和参与方面所处的位置，并从作战层面到联队层面进行沟通。” 

雷达跟踪技术的进步，再加上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命令和控制技术，将传感器数据与射手或“效应器”（effectors）联系起来，可以将不同的节点相互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网状或交织的防御系统。正是这种网络系统，再加上广泛的拦截器和反制措施，才能成功地为美国在太平洋的资产抵御中国导弹提供实质性的、可靠的防御。理想情况下，海军水面舰艇、无人机、空中传感器节点（如 F-35）、太空卫星和互连的地面雷达系统都可以立即协调威胁跟踪信息，甚至可能利用人工智能分析来确定最佳威胁响应。 

《新闻周刊》外交事务专栏作家，国防优先网站研究员丹尼尔·德佩特里斯（Daniel R. DePetris）发表评论，认为拜登-习近平峰会为中美关系的稳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美国总统拜登上一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面对面交流，是在2015年拜登任美国副总统时。近日，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此时的中美关系可以描述为比六年前更加激烈。这次视频会晤是在一个最重要的时刻举行的，因为当前中美在网络安全、贸易到战略稳定和台湾等问题上都存在竞争。在过去的几年里，中美关系停滞不前，仅仅是在一个问题上的合作迹象都会被夸大为一个重大的突破。

作者接着分析了当下中美关系紧张的原因。中美间的摩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从国际体系中的一个相对的默默无闻者转变为一个严肃的、有实力的参与者。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变得更加富有，自本世纪初以来，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2倍。过去，中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没有能力有力地追求其利益。但今时不同往日，中国当前有能力将这种财富转化为军事力量，维护其利益。

作者强调，中国是地球上第二大经济体，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是亚洲内外许多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仅在去年，日本就向中国出口了20%的商品，超过美国成为东京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现在是美国外交政策讨论的中心，并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一直处于这种地位。美国政府十分重视中国必然的崛起。拜登一贯认为，中国不仅正在追赶美国，而且如果美国政府不把国内事务处理好，中国很快就会超过美国。

作者指出，美国官员需要保持冷静，在制定政策时应当审时度势。夸大中国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不仅对美国政府充分管理美中关系没有任何帮助——事实上，还会使问题恶化，并降低世界两大经济强国之间建立有效双边关系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中国也不能幸免于外部冲击、经济萎靡或战略过度。北京正在继续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进行大量投资，并在联合国加强其外交影响力。但是，中国也面临着一些困难，所谓的 “战狼”外交和对新冠疫情援助捐款的政治化并没有让很多人喜欢上中国。在欧洲，近三分之二的欧洲人认为北京对全球事务有消极影响。

最后，作者认为在拜登与习近平会谈时，所有这些事态发展应该给他带来一定程度的信心。中国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但它并不与不断变化的世界的现实隔绝。如果美国政府不考虑当下世界形势，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

国家利益中心的国家安全研究员苏曼特拉·麦特（Sumantra Maitra）发表评论，他认为美国目前对华战略与不符合当下中国现实发展情况，美国在与中国进行对抗之前应当结合目前中国发展情况重新考虑其对华战略。

作者就美国近日对华态度发表了看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最近与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的谈话中主张缓和与中国的关系。沙利文认为，美国认识到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因此应该与中国进行有效和健康的竞争。同时美国还要开展与中国的合作，因为这样做不仅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而且符合世界的利益。然而，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表示，如果中国以武力收复台湾，美国和盟国将 “采取行动”。路透社随后报道指出：“布林肯没有说他将采取的什么样的行动，他这些言论也背离了美国长期以来的“策略模糊”政策。对此，作者指出，美国目前对于中国边界问题的呈现一种混乱的态度，这种混乱并不是美国一直主张的“策略模糊”政策，而是无知的产物。

作者紧接着指出，美国目前的对华战略与当下中国发展现状脱节。因此，美国在制定其对华政策时需要考虑以下四个关键问题。首先，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者还是“维持现状的大国”？美国制定对华战略时是否掌握了足够的信息？中国目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这意味着中国将极力维护现有国际秩序，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中起更重要的作用。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军事力量随着经济发展而增长，但是中国仍然倾向于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除非美国决心与中国进行战略对抗。然而，美国这么做的风险是，美国从“维持现状的大国”变成寻求向整个亚洲输出其意识形态的革命大国。这不仅可能疏远潜在的合作伙伴，而且还会与中国产生更大的冲突。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如果美国的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取得世界第一的地位，中美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有共存的机会。因为哪怕是中国力量最小的增长都是对目前平衡的威胁，美国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对此加以纠正。这就意味着如果有必要的话，美国会“摧毁中国的力量”。

第三个问题是美国所说的“摧毁中国在亚洲的力量”意味着什么？这是否意味着要努力使中国政府垮台？还是说通过美国在中国周围的盟友来遏制和扼杀中国的力量，而不做任何努力削弱中国力量？前者最重要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台湾地位问题，因为台湾是实现遏制中国的这一最终目标的工具。后者认为，即使台湾崩溃，亚洲更广泛的力量平衡也不会改变。因为中国仍然被日本、印度、越南和澳大利亚所包围，而且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有意愿或能力在亚洲进行扩张主义的征服战争。

最后一个问题是，美国人是否知道在台湾地区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的全部代价是什么。大多数美国人没有意识到，即使是一场小规模的核战争也会对文明造成巨大的破坏。举个例子，二十年来反恐战争的总伤亡人数，包括9/11袭击，大约是12000人死亡，几千人受伤。如果一个航母编队在全面战斗的第一个小时内被击沉，死亡人数会更多。更不用说在一个特定领域进行导弹攻击，或是核战争。美国人是否愿意冒着巨大的伤亡风险为台湾开战？

作者最后指出，目前大多数大国都知道核战争的危险，因此，正在为低于战争门槛的前现代冲突做准备。鉴于目前美国的趋势，美国并没有做好在中间地带进行冲突的准备

前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现任阿瓦盛国际（Avascent International）的高级顾问、国家利益中心中国和太平洋地区高级主任华莱士·C·格雷格森（Wallace C. Gregson）发表评论指出，目前中美重要利益在台湾地区存在重叠，因此美国应当加强对台政策明确性。美国正在进行的国防政策和战略审查也需要注意到这一点。

10月下旬，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市民大会（CNN Town Hall）中被问到，如果中国发动战争，美国军队是否会“保卫”台湾。拜登说，“正如我们的承诺，美国会保卫台湾。” 在拜登发言后不久，一位白宫官员试图澄清拜登对台湾问题的观点。他宣称总统 “没有宣布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有任何改变，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也没有改变”。对此，作者认为，白宫工作人员的发言似乎是对美国对台问题态度过时观点的无奈与妥协。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不变”被认为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事实并非如此。有消息称，美国武装部队人员在台湾协助台湾进行军事训练。这条消息造成了更多的混乱，并加深了美国对于其在台湾问题上的参与有所隐瞒的印象。这使美国的政策变得模糊不清，而这种模糊给虚假信息的传播带来可乘之机。

作者指出，如果美国要在与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战略竞争中取得胜利，并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合作，美国必须有一个清晰、简明和易于理解的政策。美国需要在战略上明确美国的立场承诺，同时说明在何种的情况下，美国将做什么来履行其义务

作者认为，美国对于台湾问题的态度依据是美国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在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宣布，美国决定承认北京政府，但这种承认“是以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种期望为基础的；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 中国目前针对台湾的政治和军事行动符合《与台湾关系法》中的 “非和平手段”。因此依据该法案，“美国将向台湾提供必要数量的国防物品和国防服务，使台湾能够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

最后，作者补充到，战略清晰并不意味着应该透露作战计划或意图。但是它意味着美国可以清楚地表明，美国为台湾提供国防服务的法律义务中包含了确保台湾地区和平的道德义务。

前国防和外交记者杰弗里·巴克（Geoffrey Barker）发表文章，分析了澳大利亚面对中美台湾紧张局势的中战略选择，认为澳大利亚应当保持和美国的联盟以震慑中国。

作者认为，前澳大利亚国防部战略与情报部副部长休·怀特在他关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和澳大利亚面临的战略选择的评估中表达出了焦虑。怀特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战争的风险“相当高”。与此同时，美中战争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代价高昂且无结果的僵局”，战争转化成核战争的可能性“相当高”，而美国获胜的可能性“非常低”。怀特论点的核心是，一场战争可能会摧毁基于规则的自由秩序。战争的代价将是“几乎无法想象的巨大”，并且可能远远高于生活在中国领导的地区新秩序下。

作者认为，怀特的分析和论证中忽略了一些基本问题，而且其他问题也含糊不清。

首先，与怀特的断言相反，澳大利亚在和美国联盟、中国政策和台湾问题辩论的关键点是平衡、避免战争和支持民主的必要性。

其次，怀特自己的立场是非常模糊的。他认为发生核战争可能性很高，美国胜利的可能性很低，战争的代价可能高于生活在中国领导的新秩序下。这些结论，与避免战争与支持民主的平衡性辩论并不相关。怀特的立场趋向于相信游戏结束了，中国赢了。因此我们都必须投降，在让出台湾并将美国的海上力量赶出该地区后，安顿下来，生活在中国领导的秩序下。

这样的逻辑出现了两个问题。这样的结果会使该地区恢复安宁、友好与和平吗？在中国主导的地区秩序下，澳大利亚及其民主邻国的生活是否可以接受，甚至可以忍受？

对此，作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非但不会感到满意，反而更有可能对外进行扩张。中国正在通过将美国的力量赶出该地区的方式来追求地区霸权。澳大利亚和它的民主邻国也会受到影响，澳大利亚的独立、主权和自由民主政治文化将被摧毁。

作者认为，避免战争需要志同道合的大国结成联盟，使冲突的成本高于侵略者愿意支付的成本，来平衡和威慑潜在的侵略者。澳大利亚与美国的联盟在避免战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联盟使澳大利亚有机会获得美国优越的军事技术。如果中国成功地在该地区取代了美国，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联盟将不可避免地崩溃。这将对澳大利亚的重要安全利益造成潜在的致命打击，使澳大利亚在面对侵略者时更加脆弱，同时还要面对可能是劣质装备的更高国防开支。

最后，作者指出，中国是一个日益强大的、拥有核武器的美国竞争者，其军事力量令人印象深刻且不断增长。但美国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方面的拥有更大的军事上的优势。因此，面对中国崛起的挑战，澳大利亚应当如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说的“轻言细语，手持大棒”，将与维持美国联盟作为管理中国挑战的政策基础。

斯科特·麦克唐纳（Scott McDonald）在《国际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之战”是中美的分水岭》的文章，他强调，美国切忌直接参与抵抗中国对于台湾的“入侵”行动，这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不相称，同时还提到，美国可以通过售卖军火和相关服务的行为协助台湾抵抗“侵略”。

麦克唐纳将矛头指向中国，将中国的相关军事行动曲解为“入侵”台湾，以此引诱美国加入这场战场，消耗美国的军事实力，吞噬美国在世界的霸主地位。由此，他警示美国不能在台湾问题上出兵，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奠定了全文的基调。

麦克唐纳预测战争的危害性，还指责中国限制民众自由，不允许台湾人民为自由而声讨“权利”。他生硬地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与俄乌战争相提并论，他表示，俄乌的前车之鉴旨在说明经济制裁会引发民愤。但麦克唐纳低估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储备和实力，认为中国如若“入侵”台湾且实施经济制裁，将会在经济上遭受巨大损失。

在中国“入侵”台湾问题上，麦克唐纳建议美国采取“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态度，他指出，虽然美国国会有声音支持美国出兵帮助台湾，但是这毫无根据，因为中国并未直接“入侵”美国，伤害美国公民利益。

麦克唐纳分别从物价短期上涨、主权自治以及地理军事扩张的角度分析美国不能出兵的理由，总结美国出兵只会毫无意义地损失美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

麦克唐纳表态，虽然美国不直接武力出兵帮助台湾，但是可以协助台湾进行抵抗“侵略”的准备工作，同时要发展好印太战略，以便于与印太地区的国家发展自由贸易，和平解决相应的争端。

麦克唐纳还抹黑中国执政党的形象，批评中国“入侵”台湾的行为，并强调美国需要抓紧时机，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促进与印太地区国家的贸易开放自由程度，并鼓吹美国政府向台湾售卖军事武器，提供军事训练服务等。

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与国家安全项目的兼职研究员瑞安·费达修克（ Ryan Fedasiuk）发布文章指出，中美两国需要合作采取AI风控措施。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戴维·萨克斯（David Sacks）发表评论认为，乌克兰战争的为中国、台湾和美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哪一方更灵活地适应新出现的情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场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冲突是否到来。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暨国际关系系主任朱志群教授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应该“支持”台湾重返世卫大会》（China Should Support Taiwan’s Return to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其中指出，中国应该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支持”台湾重返世界卫生大会。

朱志群首先回顾了台湾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以“中国台北”身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历史背景，并分析到，美国在近些年来频繁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借世卫大会炒作涉台问题。由此，中美矛盾和海峡两岸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愈演愈热。

朱志群强调，中国不能因为民进党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而以台湾不能加入世卫大会作惩罚，这样会危害台湾人民的利益。他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考量：其一，中国如果能够支持台湾重返世卫大会，此举有望改善中国在国际舞台形象，消除世界其他经济大国对中国的“恶霸”定义；其二，能够缓和海峡两岸紧张局势；其三，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中美矛盾。

朱志群指出，中国“支持”台湾重返世卫组织是一种政治策略，能够让台湾人民看到中国的诚恳态度，且能够鉴别出民进党当局是否真心为台湾人民考虑，因为如果民进党执意以“台湾”作为主权国家身份参加世卫大会，这会导致支持率有所下跌。

因此，朱志群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支持”台湾重返世卫大会的做法，实现一举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