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 R·蓬佩奥发表评论认为，由于中国对于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力，美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作者首先指出，经济生活是每个国家的核心问题，因为经济学涉及一切。但目前新冠疫情和俄乌危机打破了目前全球经济关系。基于此，美国只能面对无法逃避的新地缘战略现实。

如果美国及其盟友在 2008 年普京“入侵”格鲁吉亚或 2014 年“入侵”乌克兰时采取行动，那么这两次“全球性灾难”则不会发生。鉴于当下，目前俄乌危机对于国际社会的影响，美国不敢对中国重蹈覆辙。因为中国与俄罗斯不同，是与美国不相上下的竞争对手。并且中国带来的挑战要大得多，因为它在地缘战略影响力、经济实力和技术进步方面与美国竞争。中国努力让西方依赖其资源、产品及其控制的供应链。如果美国不对中国的计划做出积极的反应，则美国会逐渐衰落。因此，美国必须在必须的地方与中国对抗，同时尽可能寻找与中国合作的机会。

作者认为，中国在经济、知识产权、资源、资本市场等方面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因此美国必须阻止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具体来说，必须优先考虑为不依赖中国的药品、关键部件和战略材料创建新的供应链。同时，联邦政府的现有部门应该重组，以应对美国对疑似或潜在中国供应来源的依赖。此外，美国应利用技术将世界自由国家的大量企业连接起来，以建立不包含中国公司的供应链。同时通过利用区块链等方法方法来创建不涉及中国、俄罗斯或伊朗公司的垂直供应链。不仅如此，中国目前是世界GDP第二大的国家，其不能再在世贸组织中享有是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最后，美国应该在多边和双边联盟的基础上进一步签订新的经济条约，以排除中国对世界贸易的主导。

最后，作者提出，在与中国进行竞争时，美国必须吸收前总统里根的经验。里根总统以不可动摇的信念领导着自由世界，这使得他以坚定不移的敌意走向“敌人的政权”。在我们今天和未来与中国的关系中，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个巨人给世界带来的永恒教训。我们必须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动，因为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对手，拥有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

《外交政策》高级记者迈克尔·赫什(Michael Hirsh)发表评论认为，中美“脱钩论”风靡一时，但强劲的美元和长期的企业关系使中美两国关系一如既往地相互依赖。如果美国推动脱钩走得太远、太快，美国政策就会面临危险。

作者认为，尽管在高科技和社交媒体行业，中美两国的分离尤为明显，但就中美整体商品和服务贸易而言，脱钩并不明显，而且可能性很小，甚至不太可能。从农产品到一系列制造业原材料和零部件，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依然深厚，在许多领域的经贸合作还在不断加深。总体而言，美国的贸易逆差在过去两年中大幅飙升，尤其是和那些中国出口业务转向的国家，以及墨西哥等在过去几年里受益于中国商业投资的近邻国家。英国路透社本月报道称，中国与拉美的贸易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与此同时，美国企业继续加大在华投资，且越来越直言不讳地表达继续这样做的意愿。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埃文·格林伯格（Evan Greenberg）本月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称，脱钩是“经济上的不可能”。他敦促美国企业加倍努力进入中国市场。格林伯格说，脱钩只会“助长中国最糟糕的本能”，同时削弱美国的全球竞争力。

作者进一步指出，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两国经济脱钩对两国都会是毁灭性的。贸易专家艾伦·莫里森（Allen J. Morrison）和斯图尔特·布莱克（J. Stewart Black）在即将出版的《企业中国》（Enterprise China）一书中写道：“从经济角度讲，这对中国和西方都是一种双输局面。”“虽然与核战争相互毁灭的原则不太一样，但凡是理性的人都不希望看到硬脱钩带来这样（类似核战）的结果。”

美国企业高管们认为，美中贸易的真正生命力是利润。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发言人道格·巴里（Doug Barry）说：“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赚大钱的机会呢？”美国政府主导脱钩的结果就是企业采用大量的金融花招。莫里森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高管们会私下告诉你他们赚了多少钱，中国市场有多好。但他们把这些数据隐藏在财务报告中。他们没有单独列出中国的业绩，而是称其为‘亚太’收入。他们转移利润，混淆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

作者认为，在通胀压力下，美国逐渐改变与中国脱钩的政策。拜登政府已开始稍微缓和其对北京的言论，并考虑取消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加征的部分关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5月也提到，美国不想把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或全球经济分开。拜登也开始着手解决因各种议程相互冲突而产生的问题：他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首要任务，大力推动美国经济向可再生能源方向转变转变。

作者认为，如果推动脱钩走得太远、太快，美国政策就会面临危险。专家说，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还没有明确的战略。“美国政府要想遏制与中国的技术依赖而缺乏清晰战略的话，做得不够或更有可能做得过头，都是有风险的。华盛顿可能会意外启动一种它无法预测或控制的混乱、失控的脱钩局面。”

最后作者总结道，事实证明，脱钩确实很难。

悉尼大学现代史教授，前澳大利亚情报分析师詹姆斯·柯伦（James Curran）发表评论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应当尽快用一种更综合的方法来巩固他的中国政策，重建美国在亚洲的经济信誉。

作者开篇指出，由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期中其所做的一系列行为冲击了美国和其欧洲和亚洲的盟友的战略互信，所以拜登总统正在试图恢复美国的信誉。自上任以来，拜登政府一直煞费苦心地强调其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大体上是一致的。尽管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着信任危机，但拜登政府一直表示在战略方面中国仍然是其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即“亚洲第一”战略。拜登政府不希望重蹈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覆辙。

作者认为，白宫非常清楚，其“亚洲第一”言论需要政策为后盾。然而，目前拜登政府对于亚洲地区推出的战略是不够的。正如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主任韩磊所指出的，“现在的风险在于，美国带着枪支弹药来谈判，而中国则在处理贸易的基本问题。” 目前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是重振美国在亚洲的经济信誉的一个开始，但拜登政府很难提出一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或全面和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可行替代方案。此外，印太经济框架似乎假设华盛顿的合作伙伴共享其将中国排除在区域经济和技术网络之外的目标。

最后，作者总结到，鉴于下届总统选举可能伴随着国内动荡，留给拜登重建美国在亚洲的经济信誉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乔治城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亚洲研究项目的候选人亚历克斯·斯蒂芬森（Alex Stephenson）发表评论指出中美应当合作为探索宇宙制定互惠规则从而激发合作减少冲突

随着国际空间站计划于 2030 年退役，中国很快将成为宇宙空间站的唯一运营商。中国的“天宫”空间站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完工。

作者认为，“天宫”在北京寻求太空领导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天宫”的改进体现了北京致力于缩小与美国太空计划的差距，这往往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华盛顿的分析师认为应该关注三个主要问题：中美之间正在缩小的太空研究差距、中国“修改自由国际秩序”的愿望，以及北京日益增强的太空进攻能力。

首先，凭借中国的研究能力，“天宫”和国际月球科研站是中国缩小与美国空间研究差距的最佳选择。根据2021年的白皮书，中国航天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探索外层空间，扩大人类对地球和宇宙的认识”，“问天”和“梦天”实验舱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研制的；这两个实验舱将包含二十多个实验架，为进一步探索太空创造了理想的环境。中国的国际月球科研站也将对美国的太空领导地位构成威胁，并有助于扩大两国之间的研究差距。其次，中国的太空计划是其重塑全球秩序以使其更有利于中国利益。北京将其在“天宫”、国际月球科研站和小型卫星方面的进步视为其改写外层空间行为规则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GDI)和全球安全倡议（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 GSI）为中国在美国所主张的自由国际秩序之外的愿景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最后，中国在太空领域的进步对美国尤其具有威胁性。中国国家航天局开始对支持人工智能 (AI) 的追踪卫星软件进行试验，人工智能能够控制三颗“狩猎卫星”接近并在经过 10,000 次试验后有效地捕获了一颗目标卫星，它还学会了探测和躲避其他敌对卫星的追击。像这样的中国人工智能系统的存在对于依赖卫星进行关键军事活动的美国而言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此外，天宫的机械臂附件和反卫星软件的进步有可能使美国卫星退化或无法使用。

作者认为，“天宫”等太空项目无疑对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但它们也带来了重要机遇。关于与中国的竞争如何激励美国在太空领域技术进步，正如苏联的人造卫星的发射激发了美国在冷战最激烈的时候将人类送上月球一样，这一“天宫时代”也可以激发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导地位。

最后，作者总结到，毫无疑问21世纪注定是科技进步的时代——部分归功于美国和中国的努力。一个好的开始是在太空中进行合作，中美应当合作为探索宇宙制定互惠规则从而激发合作减少冲突这是美国必须愿意接受而不再拖延的挑战。

耶鲁大学布雷迪-约翰逊大战略项目临时主任迈克尔·布雷内斯(Michael Brenes)和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国际关系高级讲师、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杰出研究员和新西兰战略研究中心国防与战略研究员范·杰克逊（Van·Jackson）发表评论指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是美国衰落加剧的真正原因。

作者指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把与中国长期竞争视为一种挑战，它将激发美国发展的潜力。多年来，华盛顿一直把中国标榜为美国军队唯一的对手和能够调动国家意志解决美国民主问题的威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灾难性入侵强化了这种传统观点。尽管这场战争与中国无关，但其促使华盛顿将中俄视为同类。正如与中国的竞争被认为是美国的复兴之路，正在进行的与俄罗斯的斗争也被认为是一场“好的战争”，因为其可以重新唤起冷战时期“对专制者发动必胜之战”的信念。正如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3月写道：“1989年的精神正在被唤醒。”华盛顿权势集团也认为，大国冲突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净利益，这种观点源于对冷战历史的曲解。在这种观点中，冷战中与苏联的竞争引发了民权立法的通过，太空军备竞赛导致了技术和信息化的创新，而冷战经济为许多美国人创造了财富并使他们能够拥有住房。这种对冷战的历史解释也是2021年战略竞争法和2022年美国竞争法的立法的基础。这两部法律都试图调动联邦资源来刺激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以准备与中国的竞争。

对此，作者指出，美国没有准备好控制大国竞争给当今民主社会带来的风险，因为其并未能看清冷战的本质。拜登政府认为大国竞争将使美国中产阶级和世界受益，然而它已经在毒害美国政治。冷战的影响比政策制定者的标准说法要复杂得多，也严峻得多。大国竞争虽然没有产生俄罗斯的普京、菲律宾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或匈牙利的维克多-欧尔班这样的领导人，但也无法控制种族民族主义、经济不平等和民主倒退。国家之间的竞争并不是促进国家内部的民主改善的一个可行的框架。相反，地缘政治竞争迫使美国以民主的名义做出不民主的让步。拜登政府急于让大家相信，作为 “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回来了。

作者评论到，如果把大国竞争理论作为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唯一理论基础，那么大国竞争将再次上演。它将无法纠正民主弱点的根源，这些弱点的根源在于经济不稳定、政治腐败和种族主义。它将使那些谴责美国国内的失败，并将其与所谓的软弱的外交政策联系起来专制领导人走上政治舞台。

最后，作者总结，鉴于目前公众对政府在美国国内进行更多投资的强烈愿望，现在是转变方向的时候了。美国人正在期待美国的外交政策与民主期望顺应公众舆论。一个真正的大国会尽最大努力解决因大流行病而加剧的未决问题：种族和经济不平等，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失控的环境恶化。地缘政治竞争不会做到这一点。

纽约亚洲协会主席、曾任澳大利亚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陆克文（Kevin·Rudd）发布评论指出，中美竞争越来越激烈，但不一定会变得更加危险。

自拜登总统上任以来，中美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拜登延续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强硬的对华政策，强调这两个大国几乎肯定会走向尖锐和危险的长期战略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危机、冲突甚至战争。相反，北京和华盛顿可能正在探索一套新的稳定措施，以限制突发的风险。

在任何特定时间评估美中关系的现状都绝非易事，因为很难区分双方为了国内政治影响发表的公开言论和各自幕后的行动。然而，尽管双方公开言论的措辞严厉且经常激烈，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双方关系趋于稳定的早期迹象，包括暂时重组旨在管理紧张局势的政治和安全对话。对于为未来全球秩序进行战略竞争的中美两国以及卷入这场战略竞争的国家来说，问题的关键是中美将追求什么样的战略竞争。

作者指出，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国际和国内一系列挑战，双方都没有意愿应对意外的危机和冲突。由于双方都需要时间来应对其国际国内的挑战，因此中美两国越来越多采取边缘政策。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着澳、印、日、美四方会谈（QUAD）、澳、美、英新安全伙伴关系（AUKUS）、日本新国防政策以及韩国新总统领导下新的外交战略等挑战。中国国内也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新冠疫情抑制国内消费等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面临着《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和其他对美国未来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的立法难以通过；总统中期选举迫在眉睫的政治不确定性对 2024 年总统竞选的影响；鉴于美国国会的强烈保护主义情绪，迄今为止无法抵消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和全球经济足迹；美国国会目前存在着的强烈保护主义情绪，加之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和全球经济足迹。

对此现状，作者提出了可管控的战略竞争（MANAGED STRATEGIC COMPETITION）这一深刻现实主义概念。当前中美都对彼此的意图有相当准确的理解，但最近几年双方一直进行战略上的混战。可管控的战略竞争可以提供更稳定、双方都同意的约束。这一概念有四个基本要素。首先，美国和中国需要对彼此的硬性战略红线建立明确、细致的理解，以减少因误判而发生冲突的风险。第二，两国的战略竞争转向提高经济和技术实力、外交政策、甚至军事能力的竞赛。这种竞争还包括对主导国际体系的意识形态斗争。第三，有管理的战略竞争应该为两国在国家利益一致的领域，比如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全球金融稳定和核扩散等领域的合作提供政治空间。最后，双方专门的内阁级官员仔细和持续地管理战略竞争关系。无论国内政治或国际局势如何动荡，双方都稳定地维护这一竞争框架。

最后，作者总结到，可管控的战略竞争可能有助于稳定在未来十年的中美关系，否则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将随着它们接近经济平等而进入最危险的阶段。目前情况下，稳定的前景可能是最有希望的。但应对中国和美国各自国内和国际挑战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北京和华盛顿都发现，管理得当的关系有助于他们度过即将到来的充满挑战的时期，他们可能会得出结论，从长远来看，可管控的战略竞争关系可能是有用的。

诚然，这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将继续下去。批评者会争辩说，可管控的战略竞争只是缓兵之计。但如果其替代方案是危机不断增加、升级的世界，那么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美国陆军军官丹尼尔·海勒（Daniel Haile）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评论指出，美国应当抓住目前与非洲建立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友好关系的机遇窗口期，在非洲国家转向中国前与非洲国家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对抗中国。如果美国继续其当前的对非政策，它势必将非洲大陆拱手让与中国”。

作者指出，中国在非洲存在着长远利益。首先，中国正在与非洲接触和投资，为“非洲世纪”做准备，非洲大陆的人口将超过 25 亿，其中 25岁以下占50% 。二是探索建设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 AfCFTA)，一个涵盖 55 个非洲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第三，中国垄断了非洲丰富的矿产资源，限制了稀土（REE）在全球销售。此外，北京正在寻求通过在中国提供教育机会来赢得非洲未来领导人和影响者的心。北京正在教育领域投资，据报道，2021年中国向非洲学生提供了12000个奖学金名额。如果过去的历史趋势是对未来的预测模型，那么在中国接受教育的未来非洲领导人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治理模式产生强烈的共鸣，并且很可能厌恶西方的治理和经济模式。当然，非洲国家应该可以自由决定他们希望遵循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

对此，作者认为，中非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对双方都有利。而且中国国有企业与非洲国家之间的看似不公平商业交易可以重新谈判，以增加非洲各方的利益。中非贸易并非像一些批评者所描述的那样是一场零和游戏。中国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增加以及中美之间冲突的加剧将为非洲国家提供选择的机会：要么保持不结盟，要么选择一方。非洲国家很难拒绝中国投资和合作。

对此，作者指出，如果美国袖手旁观，不制定对抗中国影响力的计划，那将是一场地缘经济灾难。美国需要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与非洲国家重新接触，停止依赖独裁领导人来确保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从而减缓中国影响力的上升。非洲国家将采用中国模式（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党制国家）、西方模式（资本主义经济的民主治理形式），或为每个国家量身定制的两种模式的融合。无论选择如何，华盛顿都需要成为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而不是预先强加其政治意识形态，并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对此，美国应当提出一项非洲马歇尔计划，该计划以善政、坚持人权、民主政府形式和自由市场经济、基础设施发展以及经济可持续性和人类安全方面的伙伴关系为中心。此外，华盛顿应该接受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并成为大陆自由贸易的伙伴。过去，非洲是贫困、饥荒、战争、内战、不稳定、不安全和缺乏中央权威的政府的代名词。然而，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如索马里、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亚和厄立特里亚（非洲大陆上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非洲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必须在 1990 年代之后更新其对非洲的理解。

最后，作者指出，为了减缓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必须打破陈旧的观念，重新与非洲接触，建立互利的伙伴关系。美国也没有参与对非洲大陆的殖民统治，因此美国在非洲没有承担殖民主义、经济和人类剥削以及负面社会情绪的历史包袱。因此，美国可以利用其软实力和硬实力方法来促进互利的伙伴关系，例如通过外国直接投资、经济援助倡议。

前美国陆军作战武器和总部参谋，美国国土安全EMP(电磁脉冲)工作队副主任大卫·派恩(David T.Pyne)发表文章指出，除非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否则中国不太可能先发制人地采取武装行动，但拜登很可能会对中国相关作出回应军事上的回应。

作者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可能会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窜访台湾为理由，完成对台湾的长期计划的“空中和海上封锁”的准备工作。7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乔·拜登通过电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通话，期间中方警告拜登不要干涉中国与台湾统一的计划。习近平说：“玩火者必焚，希望美方清醒认识（台湾问题）。”有关专家也警告，中国应该“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尤其是军事方面的准备”，以防止局势恶化。中国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也表示，中国军队正在进行动员，准备对台湾进行潜在的先发制人的攻击，以回应佩洛西的访问。此外，它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军事行动，称这将导致“严重的军事冲突”。它补充说，中国不担心华盛顿决定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任何升级。并非巧合的是，中国于7月30日开始在台湾海峡进行大规模的地面和海军实弹演习。佩洛西抵达台湾后，中国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8月4日至7日在台湾周边进行重要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实弹射击。

根据美国国防部关于中国军事威胁的2021 年年度报告，中国可能会尝试对台湾进行空中和海上“封锁”，并可能对台湾的反舰和地对空导弹基地等关键军事目标进行导弹袭击。美国任何打破中国“封锁”的企图都可能导致中国向美国船只和飞机开火，从而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爆发。

对此，作者指出，除非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否则中国不太可能先发制人地采取武装行动。但拜登很可能会对中国封锁台湾作出回应，比如将美国第七舰队的其余部队派往西太平洋地区，以展示类似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武力。然而，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为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潜在冲突做准备，建立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核弹道导弹部队，并将其中大部分部署在其海岸线上。因此，与核超级大国对峙的主要区别在于，拥有压倒性战区核和海军优势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这将大大增加这种僵局不会以对美国有利的方式结束的可能性。

最后，作者总结到，在中国重新控制台湾及其周边岛屿的所有可用选择中，采取“封锁战略”将是风险最小的一种。根据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最近的回忆录，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台湾基本上是不可防御的，因为它距离中国只有八十一英里，但距离美国只有八千英里。此外，鉴于美国在避免与中国发生核战争方面具有压倒一切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军事干预可能导致中国核升级的风险可能远远超过美国试图保卫台湾免受中国侵略的国家利益。

如果台湾确信美国不会打破中国的空中和海上封锁以向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它很可能会很快就统一协议与北京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帮助调解，以避免潜在的核浩劫。只要印太军事同盟体系完好无损，美国可以接受生活在一个“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世界里。

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东亚中心主任贾甘纳特·潘达(Jagannath Panda)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佩洛西访台能否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Did Nancy Pelosi’s Taiwan Trip Close the Thucydides Trap?) 的文章。其中警惕到，在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访台后，印太地区各国需要致力于缓和中美双方关系，防止冲突升级、影响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潘达指出，佩洛西事件仍然处于发酵阶段，中美双方具体表态、举措值得关注。接着，潘达针对此次台海危机提出一连串问题，例如是否台湾会成为此次中美较量的牺牲品；美国当局是否会因为中国的应对措施而自我反省；长期来看印太局势会如何发展等等。

潘达回顾到，自从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积极通过AUKUS（澳英美联盟）联盟和QUAD（英、澳、日、印组成“围堵”中国的四国联盟）四方安全对话对中国采取一系列抵制措施，而中国则通过上海经合组织和金砖五国等组织寻求一席之地。在此次佩洛西访台后，中国及时、针对性地对台湾采取类似经济制裁的反制措施，同时宣布了针对美方恶劣挑衅行为的八项反制措。此外，七国集团外长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发表涉台声明，也遭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极力反驳。潘达认为，这种种的迹象表明，中国的“报复”计划才刚刚开始，这个国家的目的在于“吞噬”亚太地区。

潘达认为，尽管美国不承认“九二共识”，但是这并不妨碍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也不妨碍美国同中国维护台湾的稳定与和平。她谴责到，中国将对共识的否认与威胁台湾和平二者联系起来，实则毫无逻辑。她还扭曲事件，认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和佩洛西可谓新时代“独立女性”的代表，可以对抗中国执政党所体现的“父权制”。

潘达预测到，中国可能会在此次台海危机后变得更加“好战”，原因在于中国领导人趁此机会需要“提升公信力”，同时出于国际利益和领土主权考量。当然，这样的趋势可能会使得新的两级秩序变得非常脆弱，随时爆发战争，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潘达分析了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局势，日本针对中国解放军震慑“台独”事件发表言论；相较之下，韩国态度与之相反，韩国总统尹锡悦则是拒绝会见的态度。

潘达总结，目前中印较为稳定，譬如中印第十六轮军长级会谈近期刚刚达成“四点共识”。但是印度需要准确判断与中国的关系，一旦简单误判可能会引发危机，需要巧妙地与中国进行边境地区的合作。她还呼吁，不论对佩洛西之行的定义如何，当务之急，各国需要缓和中美双方关系，避免印太地区局势升级。

“布鲁金斯学会”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专家，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和蒙古主任何瑞恩（Ryan Hass）在《外交事务》撰文，称美国可以利用中国对于佩洛西窜访的过度反应进一步推进其在台湾地区的战略活动。

在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不合时宜地访问台湾后，中国利用这次危机进行了包括军事演习，发射弹道导弹，派遣战斗机和海军军舰越过台湾海峡中线在内的一系列活动。此外，中国还发布了关于台湾问题的第三份白皮书。

对此，作者认为，历史的经验表明，缓解台湾地区局势的时机尚未成熟。对于中国来说，佩洛西窜访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对于台湾问题进行干预的机会。而美国目前则迫切需要阻止中国改变台湾问题的现状。回顾中美外交的历史，中美外交需要国家领导人级别的直接外交以确保两国充分了解双方的担忧和要求。因此，中国领导人在其关切得到合理回应之前是不会采取措施化解紧张局势。

尽管如此，美国可以利用中国的强硬态度，中国对于佩洛西窜访的过度反应反而使美国更容易在台湾地区开展行动。比如，中国的军事行动为美国鼓励台湾两党合作加强台湾地区国防的财政和公共支持提供了机会。

此外，作者指出，中国对台湾问题的军事应对也为美国深化与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合作创造了动力。中国的军事应对为美国如何加强军事威慑提供了指导：美国和其盟友应共同努力，扩大军事准入、规划和应急准备措施，从而达到以提醒中国其自身弱点以促使中国领导人考虑过度军事行动的风险的目的。如果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做得更多，说得更少，他们将对中国的军事战略产生更大的影响。

最后，作者总结道，美国政府还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向中国政府解释美国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虽然这样做并不能让中方满意，但它能表明美国并没有完全转向支持台湾。此外，美国官员还应该强调，美国支持台湾的程度将受到中国对台湾军事压力的影响。如果中国真的想推进其和平统一的目标，它需要得到台湾的2300万人民的认同。美国官员应该向中国官员强调，军事恐吓只会促使台湾公众支持与和平统一背道而驰的领导人和政策。

弗吉尼亚大学政治系国际关系教授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发表文章指出，如果华盛顿和北京的领导人能够提高彼此对贸易和未来行为的期望，那么东亚未来几十年的和平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作者指出，贸易可能对战争起诱导而非威慑作用，并且使用军事力量甚至敌对性对抗并不总是与经济关系破裂相关。正如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经济实力是长期军事实力的基础，国际贸易对于建立经济实力基础至关重要。贸易可以产生两个主要影响。首先，通过提供廉价原材料和有利可图的市场，贸易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从而增强其资助常备军的能力。其次，对于一个依赖进口资源和出口贸易的大国而言，贸易使其更容易受到贸易制裁和禁运的影响。这种脆弱性可能促使国家领导人建立海军以保护贸易路线，甚至发动战争以确保获得重要商品和市场。然而，如果对未来贸易的预期下降并且领导人开始相信其他国家的贸易限制将开始减少他们获得关键资源和市场的机会，那么他们将预计长期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会下降。他们可能会开始相信，为了保护贸易路线、确保原材料供应和市场准入，需要采取更加果断和进取的政策。今天，中国领导人明白他们面临着类似的困境——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新兴国家的领导人也面临同样的困境。他们知道他们的外交政策需要足够温和，以维持支持贸易关系继续下去的基本信任。但他们也需要投入足够的军事力量来阻止其他国家切断这种贸易关系。商业如何影响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在过去一年中对某些事态发展特别是台湾问题上态度如此尖锐。

作者认为，消除中国在半导体问题上的疑虑可以降低中美战争的可能性。中国经济是由制成品出口驱动的，中国极度依赖原材料进口来维持经济发展——包括来自中东和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提供了世界上很大比例的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和 5G 通信系统。如果中国面临目前俄罗斯面临的全面制裁，其经济将被彻底摧毁。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否能在贸易上赶超美国取决于其是否能继续获得台湾的芯片，如果中国官员怀疑美国可能会采取措施切断中国获得台湾芯片的渠道，他们可能会确定有必要夺取台湾。因此，美国的政策直接影响了北京对未来商业环境的看法。通过向北京保证中国能够从台湾获得半导体，拜登政府可以缓和北京对未来贸易的担忧，并降低危机和战争的可能性。

最后，作者指出，当大国寻求利用经济相互依存来帮助维持和平时，它们面临着发展贸易使他国实力赶超自身和维护和平之间艰难的平衡。因此，更好的方法是推动中国等新兴大国通过终止汇率操纵、补贴和非法盗用外国技术等做法来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同时向这些国家保证，如果它们在外交政策中采取温和行动，他们将继续享受经济增长和国内稳定所需的资源和市场。大国领导人必须努力建立贸易关系使国家能够实现绝对增长，同时确保任何一方都不担心未来相对经济实力会大幅下降，从而使其容易受到外部威胁或内乱的影响。鉴于当前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再加上习近平与普京的持续结盟，建立这样的贸易关系可能会很困难。但随着大国外交回归平稳，华盛顿可以努力提醒中国，它需要美国和西方伙伴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华盛顿不会利用中国的依赖来破坏这些目标。拜登有能力向习近平保证，美国方面已经吸取了 1941 年的教训——摧毁一个国家对未来贸易的期望可能导致战争。

马修·加拉赫（Matthew Gallagher）在国家利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在“台湾之战”前应三思而后行》（America Should Think Twice Before Fighting a War Over Taiwan）的文章，其中指出，中国“征服”台湾并非能使中国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霸主，美国切忌不可过分夸张台湾的地理意义，但可以实施海上咽喉计划封锁中国经济。在频繁对中国污名化之后，他还建议美国应该从软实力赢得台湾甚至世界其他国家的信任。

加拉赫表示，如果将中国比作酒瓶，而台湾比作软木塞，不应过分夸大守卫台湾的重要性，而应审时度势，反思台湾被“侵占”后的地缘策略。而在他看来，美国本不应把台湾视为最后一道防线，虽然中国能够占领“第一岛链”，但是其他岛链的解锁还需和其他国家的配合，因此，中国欲“占领”台湾之举并未能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为应对中国的逐步扩张，加拉赫建议采取海上“咽喉”政策，封锁中国海上路线，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对外经济交流的能力，被迫只能进行国内贸易。

加拉赫预测中国在“吞并”台湾之后将迅速进行安定计划，原因有以下四点。

其一，中国目前的区域军事中心在于控制台湾，抵制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势力，但它的“专制”限制了中国结交盟友，建立海外基地的潜力；

其二，中国“侵略”台湾的做法不同于美国在印太地区与其他盟友的交流，这也能够让中国深刻理解美国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化信誉”（differentiated credibility）；

其三，随着中国“征服”台湾的事件发酵，中国对邻国的和平崛起保证也会大打折扣，反而激起这些国家建立起遏制中国的计划，这与中国的目标背道而驰；

其四，中国国内面临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经济衰退等结构性问题，因此征服台湾是打开日本和马六甲海峡海上咽喉的第一步。

加拉赫建议美国应更多发挥其软实力影响盟友，减少军事势力的展示，避免同中国一样陷入他人“阴谋多端”的评价。他表示，中国征服“台湾”更多的不是为了台湾人民的福祉，而是重视该区域的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但中国“征服”台湾之举只有在美国的干预下才能愈演愈热。

最后，加拉赫过于乐观地做出假设，美国或许可以利用其地理优势接受台湾的移民，延续台湾文化，不仅能够避免亚太地区爆发战争，同时从自身利益出发有利于软实力的发展。 

保罗.希尔（Paul Hee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中美合作仍然扑朔迷离？》（Wh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mains Elusive）的文章，其中针对“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中美国防部长双方的态度进行了简要评述，他表示，中美双方合作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仍有机会可以进一步磋商。

希尔认为，在此次的“香格里拉对话”当中，再次沿袭了中美之前的对话传统，将其定性为“聋子般”对话，互相指责，没有任何成效。美国奥斯汀国防长(Lloyd Austin)强调双方积极交流与沟通，但在涉华言论中，又频频挑战中国的底线，抹黑中国的虚假信息。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则敦促美国切忌挑战中国红线，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否定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动。

希尔表示，美国声张的“伙伴关系的力量”(the power of partnership)和“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并不真实，因为包括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希望美国不要和中国对抗到底，双方可以在印太地区追求一致的目标，共寻合作与竞争的关系。然而，美国并不采纳盟友和伙伴的关系，遵循零和博弈思维，打着“自由”和“开放”的旗号，“多边主义”的幌子排挤中国，并希望实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意识形态软着陆。

最后，希尔提出，中美双方诉求有相似之处，尽管从国际法的角度出发双方的解释各不相同，但是只要双方能够进行深度沟通与磋商，减少针锋相对，将会给双边合作带来重大的进展。

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吾之敌人的敌人》（Enemies of My Enemy）的文章，其中回顾了过去和现在的国际秩序，揭露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并渲染中国威胁论。

贝克利指出，国际秩序正在土崩瓦解，其修复方法众说纷纭，但共同点都在于通过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进行协商，实现双赢和多赢局面。但他揭露，国家间任何结盟的行为都是自身安全利益的副产品。而目前，由于中国的“好战”情结和追求霸主地位的欲望，中国邻国和其他同盟国家正在加紧贸易与投资，隐形地将中国区别化对待。贝克利预测，这有可能形成一种与中国竞争的国际秩序。

贝克利认为，历史上的国际秩序，都具有排他性，运用社会学家的“内群外群效应”（the in-group/out-group dynamic），哲学家的“萨卢斯特效应”（Sallust’s theorem），以及政治学家的“消极党派效应”（negative partisanship），揭露了唯我独尊，鄙视对手的态度。贝克利还通过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分化的例子来证明排他性。

贝克利强调，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试图推广自由秩序成为国际秩序，迎接全球化时代。尽管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自由秩序将会是国际秩序中的一个例外，因为它的门槛比较低，具有包容性，以至于自由贸易能够促进各国的深度交流，击败重要的对手，正如苏维埃的下场。

然而，自由秩序仍然具有排他性，助长民粹主义、宗教和独裁反对派，这些情绪在冷战后重新复燃。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并非带来了真正的自由，反而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气候变化，政治极端化，经济危机，金融海啸和难民危机等。虽然政治学家提出修复国际秩序的建议，寻找共同的敌人，将国家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下，但目前还缺乏一个共同的敌人。

贝克利笔锋一转，暗指中国有可能成为西方国家“共同的敌人”。他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外交已经从“温和”转向了“战狼式”外交。他还披露，不论是军事科技发展，还是经济运作，中国都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欲望”，“图谋”在亚太乃至世界获得霸主地位，还指控中国是反民主力量，控制民众的日常行为，侵犯隐私权和言论自由，对中国进行负面、消极方面的评价。

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吾之敌人的敌人》（Enemies of My Enemy）的文章，本次文章选取了关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部分进行汇编整理。在该部分，贝克利总结了反华秩序背后的根源，他指出，美国及其盟友并未真正从自由经济中获得好处，而中国却持续崛起，“制裁”西方国家，正是中国这样的“作用力”导致美国需要有“反作用力”，即需要通过联盟的方式抵制中国。 

贝克利认为，西方国家推崇的自由秩序与中国的“专制”制度互不兼容，这是直接导致西方国家结盟的原因。其次，冷战时期的世界秩序与现存的世界秩序有所不同。在过去，主要是资本主义至上，自由为后；然而现在，西方国家强调自由为先，资本主义为后。

贝克利指出，美国提出的自由秩序建立在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但这样的行为相当于“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给美国和其盟友增添负担，并抹黑中国，指责中国利用经济开放，大肆从经济、军事、思想政治上打压外国，保护本国产业，这些也是反华情绪助长的导火索。

贝克利还强调了美国拜登政府的态度，拜登在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美是专制与民主的较量，自由秩序无法包容“专制”，美国借此大肆宣传民主联盟，通过军事结盟等方式将中国排挤在外。

国际利益亚洲特约作者克里斯托弗·瓦萨洛（Christopher Vassallo）近日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鹰派经济学可以抵制中国的“胁迫”？》（On the Offensive: Why Hawkish Economics Can Deter Chinese Coercion）的文章，其中阐述了美国如何利用鹰派做法和中国做“金融切割”，用“金融战争”对中国进行“金融恐吓”，实现先发制人战略，同时还肯定了鹰派战略家在当下对美国的政治指导意义。

瓦萨洛首先回顾了中国的威慑性文化，从孙子兵法的“边打边谈”到毛泽东时期的“进攻式威慑”,如朝鲜战争、台湾海峡危机等等。目前而言，中国将这一战略从军事转化到经济领域，他认为，中国目前正在“进攻式脱钩”（offensive decoupling），目的在于构建稳定的能源供给和生产能力，以保证国家安全。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将这一举措定性为“双循环”（dual circulation），即让世界依赖中国，让中国减少对世界的依赖。

瓦萨洛进一步指出，中美经贸协议助推了中国的金融业发展。美国国会披露，中国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施行对外国企业而言会是一种束缚和制裁。

接着，瓦萨洛回顾到，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邀请苏联一起破坏中国核设施却被拒绝，而古巴导弹危机时期肯尼迪利用鹰派好战军事家莱梅传达威胁可信度、制衡苏联，上述的历史经验表明，肯尼迪的鹰派战略家利用先发制人战略帮助美国实现了创造性外交。而目前，美国没办法通过美国专家拉里·萨默斯 (Larry Summers) 提出的“金融恐怖平衡”威胁中国的胁迫，或许鹰派战略家可以为美国提供政治指导性建议。

保罗·希尔（Paul Hee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对华“接触”政策并未失败》（Engagement With China Has Not Failed）的文章，其中针对阿伦•佛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发表的新书《误解了中国》（Get China Wrong）进行了评注，他指出，美国对华“接触”政策虽然尚未成功，但不能直接定性为失败，仍然有机会成为修复中美关系的工具。

希尔认为，佛里德伯格的核心观点在于美国政治学家对于中国威胁程度的评估并未到位。佛里德伯格表示，中国想要在东亚地区建立起主导地位，排斥美国的影响力，但是这一结果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 “野心”。关于中国是否在发展同时排斥美国的问题，伊恩·伊斯顿（Ian Easton）在新书《最后的斗争：中国的全球战略内部》（The Final Struggle：Inside China's Global Strategy）中也进行了探讨，但是希尔指出，二位学者的观点并非完全具有说服力。

希尔提示，“接触”政策确实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但是，佛里德伯格夸大事实，认为美国领导者并未察觉到中国的意图，希尔反驳道，实际上并不是“接触”政策导致中美双方格局的变化，有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自身发展的瓶颈以及美国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

希尔同意佛里德伯格的说法，他指出，“接触”政策并未能达到美国最初希望的结果，中国离政治民主化越来越遥远，同时对美国产生了一定的威胁，美国不得已需要对此进行回应，但是这些举动却被认为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

佛里德伯格还就双方目前相同的四项战略进行了列举，分别是：长期对抗；经济部分“脱钩”；准备军事应对侵略；展开“话语斗争”，挑战对方意识形态。但是他揭露，双方领导人过度自信，风险在于可能忽视对方的决心。

最后，希尔提到，“接触”政策本身是一次赌注，但是还未成功未能定性为“失败”，因此，佛里德伯格的原因分析过于绝对。除了中国政权的原因，中美关系是错综复杂因素混合的结果，“接触”政策仍然有机会成为恢复双方关系的调节器。

玛丽亚·雷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软实力的平衡》（The Balance of Soft Power）的文章，她表示，中美双方通过软实力进行大国竞争，但是在其他国家看来，中美软实力并不互斥、实为包容，当然，中美双方的软实力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雷普尼科娃在开篇提到，自约瑟夫·奈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软实力”概念至今，软实力在美国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而中国发展软实力的时间滞后于美国。总体而言，任何能够提升国家影响力的因素均可定义为软实力，因此软实力很“强硬”。在发展路径上，美国致力于意识形态的输出，中国注重务实主义。在双方看来，软实力竞争是零和博弈，但是其他国家认为是双赢战略。

雷普尼科娃指出，中国在文化输出方面更加注重落实的政策，譬如通过留学基金吸引外国留学生，并提供良好的就业岗位，反之，美国通过名校光环来宣传软实力。她也披露，目前有人批评中国的做法并不是在发展软实力，而是经济诱惑。她反驳，经济发展诚然不是软实力，但是通过经济发展和支持可以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

雷普尼科娃在谈及中国时表示，中国的政党制度、“战狼”外交（“Wolf Warrior” diplomacy）使得中国在西方的影响甚微，然而，中国在全球南方大受好评，这源于中国对广大非洲地区和拉丁美洲地区在就业、基础设施及教育方面的支助。

目前，美国民主自由观念正在侵蚀，家庭生育权的剥夺和种族歧视让人们觉得美国言行不一，但美国政治学家也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强调会导致美国在中美竞争中出于劣势地位；而对于中国而言，软实力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负面声音，比如新冠疫情导致经济放缓、线下交流机会减少，中国疫苗在外国遭受置疑、教学质量有待提升，创作自由值得进一步开放等等。以上皆是雷普尼科娃在采访中收集到的观点。

最后雷普尼科娃总结到，中美双方在软实力的发展是共存模式，其他国家真正感兴趣的是具体国家提供的实质内容。

科罗拉多基督教大学教授莫凯歌（中文名，原名为Gregory J.Moore）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拜登是正确的：美国必须守卫台湾》的文章。其中表示，拜登政府在美国对台“模糊”战略的转变是正确的，有必要向中国传达“美国势必守卫台湾”的态度。

莫凯歌指出，虽然美国表面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但对台向来采取“模糊”战略。同时美国不明确支持台湾独立的想法，也是出于防止台湾独立势力抬头的因素。莫凯歌表示，虽然历史上台湾与中国有历史联系，但是情感联系不足，因此美国才会支持“台湾民族自决”。

莫凯歌称，目前美国对台政策有轻微的转变。拜登政府释放信号，大概意思是，如果台湾遭受“入侵和威胁”，美国将会守卫台湾。这一观点也在美国防长奥斯汀香格里拉对话的发言中得到验证。

莫凯歌总结了美国对台态度愈显明确的原因，分别如下：中国领导人外交政策的强硬态度，使中国对台军事“入侵”成为潜在威胁；中国加大国防支出，增强台湾海、陆、空实力，以实现脱敏“入侵”；中国势必收复“台湾”的决心。

莫凯歌还挑衅中国领导人的权威，认为加紧对台湾的军事策略是为了继续连任，不仅如此，也肆意将俄乌冲突与台湾问题相提并论，表示中国在看到俄罗斯受到制裁的情况后会有所收敛。他表示，美国需要注意中国解放军的士气，以及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可能带来的军事后勤供给的问题。

他还谈到，美国在历史上两次抵制“军事冒险主义”（military adventurism）的失败。一次是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朝鲜战争前的演讲，给人一种战略模棱两可和美国不作为的印象。另一次在伊拉克前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从美国驻伊拉克大使格拉斯皮（April Glaspie）口中试探，坚定美国不会为了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矛盾大动肝火，还会选择支持伊拉克。

为了避免历史的重演，莫凯歌提示，美国需要在台湾问题上明确自己的态度，避免中国理解错误，采取相类似的“军事冒进”措施，虽然美国无意让台湾真正实现独立，但是面对中国，美国对台“模糊政策”已经不适时，需要得到改变。

保罗·希尔（Paul Hee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新的台海危机已经来临》（The Next Taiwan Strait Crisis Has Arrived）的文章。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准备访台之前，希尔针对中美双方的态度和背后的政治较量进行了评述，认为新一轮的台海危机已经来临。

希尔指出，新的台海危机将会造成中美双方关系继续下降，这一危机本该阻止其发生。对于美国而言，佩洛西如果真正“访问”也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美国台湾问题专家谢利·瑞格(shelley rigger)也对此观点持相同态度。

希尔表示，此次危机的结果是中美双方互相指责和警告。他也列举了在此次危机中为佩洛西之举提供合理性解释的言论。比如，美国众议员罗·卡纳 （Ro Khanna）表示中国无权干涉美国政客的行程，实际上美国经常干涉中国的做法。其次，《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什·罗金（Josh Rogin）称，如果中国针对佩洛西“访问”台湾做出“侵略性”举措，则错方在中国而不在美国，他希望中国能够“冷静”思考问题。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John Kirby）则称，美方始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且美方与台湾的非正式交流并非无先例。

希尔分析，目前佩洛西自称使用“军用”飞机进行“官方”访问，因此上述滑稽的言论站不住脚，同时在台独势力猖狂的背景下，美国和中国所认为的“一个中国”政策理解各不相同。

希尔进一步指到，此次危机的原因之一在于中方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明确拒绝。正如李登辉以所谓私人名义窜访美国时，中国明确自身态度，此次危机中国也必须向美国明确其台湾“红线”。

最后，希尔建议，中美双方应该停止互相推诿，互相理解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美国不能推卸此次佩洛西窜访台湾引起的台海危机，中国也不能一味就佩洛西窜访台湾事件作无味地指责。

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东亚中心主任贾甘纳特·潘达(Jagannath Panda)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佩洛西访台能否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Did Nancy Pelosi’s Taiwan Trip Close the Thucydides Trap?) 的文章。其中警惕到，在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访台后，印太地区各国需要致力于缓和中美双方关系，防止冲突升级、影响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潘达指出，佩洛西事件仍然处于发酵阶段，中美双方具体表态、举措值得关注。接着，潘达针对此次台海危机提出一连串问题，例如是否台湾会成为此次中美较量的牺牲品；美国当局是否会因为中国的应对措施而自我反省；长期来看印太局势会如何发展等等。

潘达回顾到，自从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积极通过AUKUS（澳英美联盟）联盟和QUAD（英、澳、日、印组成“围堵”中国的四国联盟）四方安全对话对中国采取一系列抵制措施，而中国则通过上海经合组织和金砖五国等组织寻求一席之地。在此次佩洛西访台后，中国及时、针对性地对台湾采取类似经济制裁的反制措施，同时宣布了针对美方恶劣挑衅行为的八项反制措。此外，七国集团外长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发表涉台声明，也遭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极力反驳。潘达认为，这种种的迹象表明，中国的“报复”计划才刚刚开始，这个国家的目的在于“吞噬”亚太地区。

潘达认为，尽管美国不承认“九二共识”，但是这并不妨碍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也不妨碍美国同中国维护台湾的稳定与和平。她谴责到，中国将对共识的否认与威胁台湾和平二者联系起来，实则毫无逻辑。她还扭曲事件，认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和佩洛西可谓新时代“独立女性”的代表，可以对抗中国执政党所体现的“父权制”。

潘达预测到，中国可能会在此次台海危机后变得更加“好战”，原因在于中国领导人趁此机会需要“提升公信力”，同时出于国际利益和领土主权考量。当然，这样的趋势可能会使得新的两级秩序变得非常脆弱，随时爆发战争，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潘达分析了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局势，日本针对中国解放军震慑“台独”事件发表言论；相较之下，韩国态度与之相反，韩国总统尹锡悦则是拒绝会见的态度。

潘达总结，目前中印较为稳定，譬如中印第十六轮军长级会谈近期刚刚达成“四点共识”。但是印度需要准确判断与中国的关系，一旦简单误判可能会引发危机，需要巧妙地与中国进行边境地区的合作。她还呼吁，不论对佩洛西之行的定义如何，当务之急，各国需要缓和中美双方关系，避免印太地区局势升级。

卡尔·德菲尔德（Carl Delfeld）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是否虚弱到无法击退中国的“丝幕”？》（Is the U.S. Too Weak to Roll Back China’s ‘Silk Curtain’?）的文章，其中指出，中国正在实施“丝幕”（silk curtain）计划，和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铁幕演说中引用的“铁幕”(iron curtain)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也些许区别。

德菲尔德开篇通过“丝幕”这个新名词介绍中美博弈现状。他认为，目前中国希望通过“丝幕”建立欧亚大陆的帝国，并且通过支持俄罗斯使得“铁幕”深入东欧国家。当然，“丝幕”和“铁幕”的不同点在于，其更具灵活性，兼具渗透性。不仅如此，诸如台湾这样的导火索也会使得“丝幕”易燃。

德菲尔德强调，中国今非昔比，国防支出是1997年的20倍。而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目前半导体产业仍然是台湾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支柱。然而，德菲尔德警惕，曾经在台积电和三星有过多年半导体工作经验的梁孟松，如今也在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MIC）担任联合首席执行官。如果台湾失去了半导体领先地位，这对台湾而言是很大的一种打击。因此，德菲尔德指出，台湾需要增加更多国防支出应对中国大陆的遏制。

他分析，中国和俄罗斯试图通过分裂欧洲分散美国的注意力，削弱美国的势力，分别通过经济大国地位和军事大国地位统领亚欧大陆。然而，美国国内面临政治风波，加上外交危机，加剧了美国单极世界地位的不稳定性。他提出建议，修昔底德陷阱提醒美国需要警惕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通过震慑的方式避免新型冷战转化为武装冲突，比如美国可以向台湾加快军售的步伐；在必要时刻支持台湾抵御中国经济制裁；从战略上消除支持中国关键技术的供应链等等。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在即将出版的《外交事务》杂志9/10月百年刊号发表长文“中国陷阱：美国外交政策与零和竞争的危险逻辑”（The China Trap：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erilous Logic of Zero-Sum Competition），指出美国决策者出于恐惧而过度专注于对华战略竞争，已开始消耗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将带来大国冲突危险，还可能破坏美国在世界上领导地位的可持续性。

白洁曦评述，美国政客过度在乎抵制中国战略，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削弱美国国内民主的活力，影响美国的国际影响力，甚至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她分析到，美国政客此种反应的原因在于中国自身的“内政”危机，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新疆问题、香港港独问题以及领导人的任期问题。

白洁曦指出，如果美国继续按此做法，将会继续迷失方向，对于自身发展没有进行良好规划，最后两国之间的博弈遭罪的还是国内的民众。拜登政府也承认此处不足，认为需要加紧发展有替代性的国际方案，但就实际操作而言，更多还是出于抵制中国的目的，进一步加剧地缘政治冲突。

白洁曦分析两国新型冷战的“不可避免”性。虽然中美领导人都声明不希望新型冷战的发生，但是美国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立场的不同，仍然点燃了危机。危机不可避免却是尤为必要的，因为只有在冷战过后，双方才有可能遵守皆可接受的竞争规则。

白洁曦建议，美国切不可被动应对中国发展，应该有前瞻性眼光，致力于自身发展，同时关切人类命运问题，避免将每一步计划都用于与中国比较。当然，对于美国过去抵制中国的努力，也不可直接抛弃。美国可以建立在之前努力的基础上，和中国建立积极的沟通机制。她强调，遵循零和博弈思维只会带来恶行循环，不利于包容世界体系的发展。

8月14至15日，美国联邦参议员艾德·马基（Ed Markey），众议员约翰·加勒曼帝（John Garamendi）、艾伦·鲁文索（Alan Lowenthal）、唐·贝耶（Don Beyer）和阿沐阿·阿玛塔·科尔曼·罗德薇（Aumua Amata Coleman Radewagen）访台。该访问行程为美国国会议员出访印太地区的一环。期间，访问团与蔡英文、吴钊燮，及台湾立法院外交及防务委员会成员进行了会面。会晤中，访问团与台湾相关人士就美国与台湾之间的重要议题交换意见。

2022年8月8日至14日，美国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和韩国海军在夏威夷太平洋导弹靶场（PMRF）附近举行“太平洋龙”多国军事演习，联合进行了导弹预警和弹道导弹追踪演练。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参加者根据三边信息共享协议共享战术数据链信息。继6月11日美韩日三边部长级会议后，此次导弹预警和弹道导弹追踪演习进一步表明，美日韩共同致力于进一步推进三边合作，以应对朝鲜的挑战，保护共同的安全与繁荣，并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8月2日至3日，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外交委员会主席米克斯（Gregory Meeks），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野（Mark Takano），众议员戴尔本（Suzan Delbene）、克里什纳莫迪（Raja Krishnamoorthi）和安迪‧金（Andy Kim）访问台湾。该访问行程为美国国会议员出访印太地区的一环。期间，访问团与蔡英文、赖清德、苏贞昌、顾立雄等人会面，并参观了人权博物馆，与人权人士进行了圆桌讨论。会晤中，访问团与台湾相关人士就美国与台湾之间的重要议题交换意见，包括和平与安全、经济成长与贸易、新冠疫情、气候危机、人权和民主治理。

8月4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金边会见了柬埔寨首相洪森，双方讨论了美国对东盟和柬埔寨轮值主席国年的支持，以及加强双边关系的努力。布林肯对柬埔寨在卫生和卫生安全、执法合作、战俘/失踪人员核实等关键问题，以及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等区域倡议的努力表示赞赏。会晤中，布林肯要求洪森对中国在云壤海军基地的活动保持完全透明，布林肯表示，强调排他性的存在有可能损害柬埔寨的主权、地区安全和东盟团结。

8月3日至5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前往柬埔寨金边，参加东盟-美国部长级会议、第12届东亚峰会外长会和第29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中，布林肯将强调美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和印太展望的支持，并讨论COVID-19、经济合作、气候变化应对、海事问题，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美国期待在11月的美国-东盟峰会上建立美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于南海问题，美国支持南海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与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推动建立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使所有国家根据国际法尊重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权利。

8月3日，七国集团外长及欧盟高级代表就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发表声明。各方在声明中重申：致力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台湾海峡两岸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声明提到，各方对中国近期的行动表示关切，尤其是实弹演习和经济胁迫，这些举措或将导致不必要的（事态）升级。声明表示，没有理由以访问为借口在台湾海峡进行侵略性军事行动，七国集团议员出国访问是完全正常、例行公事的行为，中国所采取的过激反应可能会加剧紧张局势并破坏地区稳定。

声明呼吁，中国不要单方面以武力改变地区现状，应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海峡两岸分歧。七国集团成员各自的一个中国政策（如适用）和对台湾的基本立场并没有改变。

声明重申各方对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共同和坚定的承诺，鼓励各方保持冷静，保持克制，透明行事，并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免误解、误读、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