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全球数字政策孵化器的访问学者查尔斯·莫克（Charles Mok）发表文章，他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监控和审查模式威胁着自由、开放和安全的未来互联网。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随着冬奥会在北京拉开帷幕，中国和俄罗斯总统习近平和普京团结一致，相互支持，挑战美国和欧洲的主导地位。在他们重新建立的密切伙伴关系中，有比北约扩张和乌克兰危机，或从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更重要的利益。两国在北京发表的联合声明宣布，他们支持“互联网治理的国际化”和“各国在监管全球网络方面的平等权利”。他们承诺“深化国际信息安全方面的双边合作”，宣布支持“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技术的国际公约”，并主张更多地参与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信息和电信技术的专门机构），以解决这些问题。

在北京冬奥会上，运动员和记者不得不利用官方在指定酒店和场馆提供的Wi-Fi，以访问Twitter、YouTube或Facebook等服务，这些服务在中国都被禁止。在俄罗斯，俄罗斯当局成功地要求从苹果和谷歌的应用程序商店中删除由知名持不同政见者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创建的投票应用程序，称其包含“非法内容”。该国还进一步加强了审查工作，在2021年阻止通过Tor浏览器和其他一些虚拟私人网络服务使用加密技术，这一年被人权观察组织称为 “互联网审查制度加倍的一年”。

作者指出，这些审查和监视行为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和俄罗斯心中的互联网治理愿景更侧重于他们政权的安全，而不是他们国家内部或外部用户的安全和隐私。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已经投入巨资参与和影响全球技术标准机构。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阐明了“中国标准2035”的目标和行动。这些“中国标准”无论如何都是要成为全球标准的。同时，欧盟对中国的雄心一直保持高度警惕，最近概述了制定全球标准的“更积极的方法”，以确保其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等发展领域的领先地位。对欧洲人来说，很明显，中国在国际层面的标准制定工作是为了给中国及其公司提供竞争优势。

作者认为，国际技术标准制定和互联网治理框架是复杂而多样的。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传统上的标准制定是由私营部门和研究界主导的，而不是由国家行为者主导的。

为了应对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欧盟已经透露，他们将寻求与美国当局合作，监测新出现的标准，并通过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定期会议统一大西洋两岸的立场。显然，专制竞争的紧迫性意味着双方必须在更高的行政层面进行协调。然而，目前西方“大科技”公司与其政府之间的敌意，可能会威胁到西方政府的注意力，使其忽视在全球标准和治理舞台上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以及在各国之间合作的必要性

最后，作者认为，仅仅把欧洲和美国聚集在一起可能还不够，因为来自亚洲、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参与者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必须参与制定标准和治理，这将塑造未来的互联网及其下一代使能技术。只有这样，世界才能筑起一道堤坝，抵御来自新兴专制国家联盟的审查和监控的浪潮。西方世界必须这样做，以捍卫和确保一个自由、开放、安全和可信的未来互联网，通过更加开放和包容来支持民主和人权的原则，并将这一愿景与中国和俄罗斯提倡的治理模式区别开来，这种模式旨在以安全为幌子进行审查和监控。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地区研究所的国际关系硕士和研究员赛义德（Syed Fraz Hussain Naqvi）发表评论认为，必须在世界多级框架下分析美国“冷战 2.0”战略，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国家的视角。

 “冷战2.0”一词是在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中美竞争的背景下流行起来的，而这种观点已因中国经济崛起而被淘汰。美国冷战2.0战略认为，通过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正在挑战以美国为首的经济体系，并为其成为超级大国奠定基础。因此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威胁，因此，中美之间新的全球霸权地位竞争已经开始。

冷战2.0的功能主义

尽管与第一次冷战有相似之处，但美国冷战 2.0战略是否可行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冷战竞争是基于意识形态差异。共产主义在非殖民化国家的传播被视为对西方以自由秩序为本质资本主义的威胁。同样，西方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集团视为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各自的意识形态引发了不满情绪和恐惧，因此导致了游击队的形成和集团联盟的产生。例如，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中国的毛泽东的游击运动深受苏联共产主义理想的影响，建立了“共产主义阵营”。同样地，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加之对审查制度、篡夺自由权利和经济失灵的相同看法，形成了为美国领导与共产主义敌对的“资本主义阵营”。这是两极和新的力量平衡的开始。

然而，目前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较少。中国对外开放，从资本主义中受益匪浅。在经济方面，中国现在已经通过公私合营重组其经济结构，也没有在外交政策前景中呼应对共产主义派系的支持。美国还认为中国更像是一个地缘政治竞争对手，而不是意识形态威胁。这种非意识形态的竞争与第一次冷战的明显集团形成对比。与之相辅相成的是，中国不声称自己是任何集团的领导者，也没有文化影响力来激励其他国家加入它。同样地，由于冷战后的优先事项，形成的集团的可能性也降低了。全球焦点已从军事联盟转向经济相互依存。这使中国得以与其他国家建立经济联系。因此，很多较小的国家虽然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启发，但更多地将中国视为经济机会而不是对其安全的威胁。

其次，与苏联不同，中国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在武装冲突中主动或被动地与美国对抗。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但对美国的各种安全伙伴关系没有任何威胁相应的，中国在扩展与多个地区的经济联系时依赖某些国家。例如，在东欧，中国一直由于与俄罗斯的关系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因为前者在该地区具有历史影响力。同样在中东，由于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密切合作，中国正在获得伊拉克的石油合同和叙利亚的重建项目。

重新评估未来

上述讨论评估了冷战2.0概念中的模糊性。显然，在中美竞争之后发生第二次冷战的可能性很小。相反，冷战2.0更恰当的定义是在不同领域的“反美关系”（anti-U.S. nexus）。例如，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而俄罗斯强大的核和常规军事力量可能会给美国的军事力量带来问题。然而，由于工业基础不发达，俄罗斯经济面临挑战，使该国依赖能源和武器出口。这样一来，俄罗斯和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就有了明确的分工。

总而言之，潜在的冷战 2.0 与最初的冷战不同之处在于，集团政治已被节点政治（nexus politics）所取代，在这种政治中，中等强国正在寻求与现有大国的平等距离。例如，欧盟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并没有阻止它与中国接触。其次，中美竞争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在对抗美国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哈萨克斯坦 2022 年的动乱以及俄罗斯对此的军事反应是俄美竞争仍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的另一个反映。因此，冷战 2.0 必须在多极框架中进行分析，而不是通过关注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在多个方面面临挑战，这些方面联合起来制衡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地位。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地区研究所的国际关系硕士和研究员赛义德（Syed Fraz Hussain Naqvi）发表评论认为，必须在世界多级框架下分析美国“冷战 2.0”战略，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国家的视角。

 “冷战2.0”一词是在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中美竞争的背景下流行起来的，而这种观点已因中国经济崛起而被淘汰。美国冷战2.0战略认为，通过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正在挑战以美国为首的经济体系，并为其成为超级大国奠定基础。因此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威胁，因此，中美之间新的全球霸权地位竞争已经开始。

冷战2.0的功能主义

尽管与第一次冷战有相似之处，但美国冷战 2.0战略是否可行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冷战竞争是基于意识形态差异。共产主义在非殖民化国家的传播被视为对西方以自由秩序为本质资本主义的威胁。同样，西方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集团视为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各自的意识形态引发了不满情绪和恐惧，因此导致了游击队的形成和集团联盟的产生。例如，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中国的毛泽东的游击运动深受苏联共产主义理想的影响，建立了“共产主义阵营”。同样地，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加之对审查制度、篡夺自由权利和经济失灵的相同看法，形成了为美国领导与共产主义敌对的“资本主义阵营”。这是两极和新的力量平衡的开始。

然而，目前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较少。中国对外开放，从资本主义中受益匪浅。在经济方面，中国现在已经通过公私合营重组其经济结构，也没有在外交政策前景中呼应对共产主义派系的支持。美国还认为中国更像是一个地缘政治竞争对手，而不是意识形态威胁。这种非意识形态的竞争与第一次冷战的明显集团形成对比。与之相辅相成的是，中国不声称自己是任何集团的领导者，也没有文化影响力来激励其他国家加入它。同样地，由于冷战后的优先事项，形成的集团的可能性也降低了。全球焦点已从军事联盟转向经济相互依存。这使中国得以与其他国家建立经济联系。因此，很多较小的国家虽然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启发，但更多地将中国视为经济机会而不是对其安全的威胁。

其次，与苏联不同，中国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在武装冲突中主动或被动地与美国对抗。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但对美国的各种安全伙伴关系没有任何威胁相应的，中国在扩展与多个地区的经济联系时依赖某些国家。例如，在东欧，中国一直由于与俄罗斯的关系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因为前者在该地区具有历史影响力。同样在中东，由于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密切合作，中国正在获得伊拉克的石油合同和叙利亚的重建项目。

重新评估未来

上述讨论评估了冷战2.0概念中的模糊性。显然，在中美竞争之后发生第二次冷战的可能性很小。相反，冷战2.0更恰当的定义是在不同领域的“反美关系”（anti-U.S. nexus）。例如，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而俄罗斯强大的核和常规军事力量可能会给美国的军事力量带来问题。然而，由于工业基础不发达，俄罗斯经济面临挑战，使该国依赖能源和武器出口。这样一来，俄罗斯和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就有了明确的分工。

总而言之，潜在的冷战 2.0 与最初的冷战不同之处在于，集团政治已被节点政治（nexus politics）所取代，在这种政治中，中等强国正在寻求与现有大国的平等距离。例如，欧盟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并没有阻止它与中国接触。其次，中美竞争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在对抗美国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哈萨克斯坦 2022 年的动乱以及俄罗斯对此的军事反应是俄美竞争仍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的另一个反映。因此，冷战 2.0 必须在多极框架中进行分析，而不是通过关注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在多个方面面临挑战，这些方面联合起来制衡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地位。

美国南方司令部作战司令劳拉·理查德森将军的特别助理利兰·拉扎勒斯（Leland Lazarus）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洲项目的高级研究员瑞安·伯格（Ryan C. Berg）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应当妥善处理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军事存在。

在当下这个关键时刻，哥伦比亚被指定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后果继续在世界各地回荡，包括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上周与哥伦比亚总统伊万·杜克的会晤中，美国总统拜登赞扬了哥伦比亚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行动，并宣布美国将指定哥伦比亚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这意味着在对抗俄罗斯全球影响力的斗争中又多了一个拉美伙伴。

对此，作者指出，中国在拉美地区越来越多的活动构成对于美国和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伙伴的长期的战略威胁。拉美专家经常讨论中国在该拉美的贸易和投资，特别是在其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下运行的项目。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数据，目前已有21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包括最近签署加入，也是该集团中最大的经济体的阿根廷。

作者认为，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是利用看似无害的商业利益达到军事目的。近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在加强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军方关系。自21世纪初以来，解放军高级领导人已对该地区进行了200多次访问，与他们的同行会面。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建立了高级别防务论坛，并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军事人员提供专业军事教育。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派遣自己的军事人员到该地区接受丛林战的特殊训练。中国向包括委内瑞拉、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在内的几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出售武器、飞机、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并帮助那里的合作伙伴开发太空卫星和地面控制架构。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讲师和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前北约副秘书长罗斯·戈特莫（Rose·Gottemoeller）发表评论指出，随着俄罗斯的流氓化，美国必须与中国合作。

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几天后，俄罗斯前总统和总理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令人心寒的信息。他怒斥西方对他的国家的制裁，并暗示俄罗斯可能会撕毁它与西方的一些最重要的条约。他提到了新的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即十多年前与美国签署的核武器削减协议。他还以切断与西方国家所有外交关系为威胁，他写道："现在是在大使馆上挂上巨大挂锁的时候了。“

作者认为，世界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激怒了俄罗斯，俄罗斯可能会放弃其一贯控制和限制核武器的立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当时的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在防止核扩散、停止核试验和减少核库存方面发挥了普遍积极的作用。即使在俄罗斯的坦克辗转于乌克兰的此时，经验丰富的俄罗斯谈判代表一直在维也纳与美国和其他伙伴合作，以恢复伊朗核协议。

但是梅德韦杰夫的帖子预示着一个危险的转变。而目前普京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阻止其他人加入他与乌克兰的斗争。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采取措施调动其核力量，这让使用核武器这种不可想象的事情变得更有可能。如果普京决定使用哪怕是一件核武器，世界将进入自1945年美国轰炸广岛和长崎以来从未涉足的领域。人们只能希望，俄罗斯不会走上这条道路，而是从核边缘走回来，再次致力于围绕不扩散开展外交。然而，这将是一次缓慢的回归。当务之急是重建谈判者之间的信任。普京似乎执意要将俄罗斯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使俄罗斯进一步陷入自给自足的状态。如果普京继续执政，俄罗斯将很难回到任何谈判桌上，更不用说关于核武器的谈判了。鉴于目前的局势，俄罗斯和美国的双边谈判中恢复信心需要时间。俄罗斯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核国家，美国必须不仅用军事力量，而且要用合理的政策和思想的力量来威慑它。但总的来说，世界将不会把俄罗斯作为一个可信赖的角色来看待。

作者进一步指出，美国应当对俄罗斯的行为保持警惕，并考虑求助中国以维护核不扩散制度。乌克兰的入侵可能会结束美俄之间关于核武器的谈判。俄罗斯可能不再扮演任何负责任的国际角色，正如梅德韦杰夫威胁要退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New START）并关闭驻莫斯科的大使馆所表明的那样。就美国而言，它应该尽其所能让俄罗斯参与到军备控制的外交活动中并保持建设性贡献。但是，美国有充分的理由对俄罗斯日益无赖的行为保持警惕。由于俄罗斯充其量只是一个不太可靠的伙伴，中国在国际军控体系中的作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多年来，中国一直认为中国核俄罗斯更大的战略核武库需要它们在核不扩散和裁军讨论中起主导作用。中国自己的核武库现在也在增长，至少在NPT（《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的背景下，中国似乎倾向于发挥一些领导作用。

如果俄罗斯不参与核外交，美国和中国将不得不考虑它们这些新晋超级大国的对手如何发展更大的伙伴关系来解决全球军备控制制度中的问题。美国和中国在近期内合作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密切合作，以巩固NPT（《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制度，确保即将召开的审议大会不会失败，并与其他签署NPT（《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家合作，加强该制度。两国还应该努力维护其他军控机制，如执行全球化学武器禁令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以及监督暂停核试验并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CTBT) 生效做准备的全面禁止核试验组织。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和美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推动新的核查程序，并加快这些组织内的决策。中国和美国也可以考虑在双方能力相对相当的地方努力限制武器系统，比如在中导导弹和直接升空的反卫星武器方面。

如果中国和美国能在这些领域展示成功的合作，这将有助于其他大国感到放心，世界不会进入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自由竞争。乌克兰危机可以成为一种冲击，促使全球社会加倍努力限制此类武器。如果各国不抓住这个机会，他们就有可能迎来一场新的、可怕的军备竞赛。

美国南方司令部作战司令劳拉·理查德森将军的特别助理利兰·拉扎勒斯（Leland Lazarus）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洲项目的高级研究员瑞安·伯格（Ryan C. Berg）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应当妥善处理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军事存在。

在当下这个关键时刻，哥伦比亚被指定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后果继续在世界各地回荡，包括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上周与哥伦比亚总统伊万·杜克的会晤中，美国总统拜登赞扬了哥伦比亚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行动，并宣布美国将指定哥伦比亚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这意味着在对抗俄罗斯全球影响力的斗争中又多了一个拉美伙伴。

对此，作者指出，中国在拉美地区越来越多的活动构成对于美国和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伙伴的长期的战略威胁。拉美专家经常讨论中国在该拉美的贸易和投资，特别是在其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下运行的项目。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数据，目前已有21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包括最近签署加入，也是该集团中最大的经济体的阿根廷。

作者认为，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是利用看似无害的商业利益达到军事目的。近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在加强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军方关系。自21世纪初以来，解放军高级领导人已对该地区进行了200多次访问，与他们的同行会面。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建立了高级别防务论坛，并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军事人员提供专业军事教育。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派遣自己的军事人员到该地区接受丛林战的特殊训练。中国向包括委内瑞拉、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在内的几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出售武器、飞机、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并帮助那里的合作伙伴开发太空卫星和地面控制架构。

《危险中的共和国：美国帝国和自由主义传统》的作者大卫·亨德里克森（David C. Hendrickson）发表评论认为，中国会以另一项制裁回应美国对其实施的每一项制裁，因此美国政府应当谨慎对待对中国采取制裁的问题。

3月13日星期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出现在谈话节目中，明确表示“我们正在直接、私下地与北京沟通关于大规模逃避制裁的努力或支持俄罗斯回填制裁的行为的后果，”沙利文说“我们将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不允许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的人从这些经济制裁中为俄罗斯提供帮助。”

沙利文与中国高级特使杨洁篪会面七小时后的行动的报告称，谈话堪称“激烈”。在中方宣读的 3 月 18 日电话中，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走上正轨，重申共同原则，否认双方存在敌对意图，但交流的重要部分不和谐。拜登强调了“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的影响和后果”，并警告，他不想遭受与普京一样的制裁。习近平用一句中国古话回答说：“解铃还须系铃人。” 美国的计划是让全世界参与对俄罗斯的全面经济战争（TEWAR），不参加的人将受到制裁。这使得中国不得不假设中国会受制裁，因为中国最有能力向俄罗斯提供援助。

二十年来，华盛顿一直被“现实主义者和克制者”警告，俄罗斯和中国重新签订契约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不利。在地缘政治学中的主要观点是是防止你的对手联合起来反对你。但是美国官方拒绝了这一建议，推行了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政策，使双方都相信美国将它们视为永远的敌人。由于未能阻止他们成为永久盟友，现在美国试图将他们分开。

作者认为对于美国分离中俄的政策，让中国在俄罗斯遭遇困境时无动于衷这是最不可能的结果。中国不希望在俄乌冲突中选边站队。其官方政策是中立。作为调停者，它会承认俄罗斯的一些主张，但不一定是全部。但是中国不太可能很大程度发挥作为调停者的作用，因为它根本不受西方的信任。如果美国实施大规模制裁，中国将如何应对是无法预测的。但作者认为中国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做出相应的反应，尽管不一定是美国人认为相称的方式。在经济战的舞台上，没有确定的 “红线”。对一个人来说是适度的、相称的，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是残酷的、不寻常的

此外，在即将到来的关于制裁的“拳击比赛”中，一个角落里站着中国，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三十多年来，中国建造了一台强大的生产机器。它在亚洲及其他地区拥有与其供应链相关的商业卫星。它使美国不能没有的东西。另一个角落是美国，它拥有强大的金融实力，在过去的十年里，它在世界金融领域的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俄罗斯一直是大宗商品贸易多个领域的重要参与者，特别是在能源、金属和粮食领域。仅针对俄罗斯的全面经济战争（TEWAR）造成的破坏就足以使世界经济陷入混乱。然而，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俄罗斯是次要参与者，中国是主要参与者。它在这方面的优势比俄罗斯强大得多。它不一定会把所有的牌都摆在桌面上。它的一些旨在成为制裁的行动可能不会被这样描述，例如一家生产重要部件的工厂出于预期的强制效果以外的原因而突然关闭。然而，可以公平地打赌，对于美国实施的每一项制裁，中国都会反过来实施另一项制裁。

作者指出全面经济战争（TEWAR）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本质上不能仅限于一个国家和一个部门。它的本性是贪婪的，就像新冠疫情一样，它将扩展到所有国家和所有部门。这是美国既定政策的必然结果。没有更多的中立国，每个国家都必须选择，你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目前的态势也不会因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而停止。西方不会接受任何可以被视为认同普京使用武力的解决方案，普京也不会接受比战前现状更糟糕的结果。在新冷战的这个火热阶段，模糊不清的只是未来对抗的路线，而不是它的存在。这意味着，就所有实际目的而言，制裁都是永久性的。

作者进一步指出，拜登政府的政治顾问必须非常担心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战争有关的与中国的贸易战。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对乌克兰的承诺有哪些限制（如果有的话）。拜登政府既希望避免与俄罗斯发生战争，又希望对战争的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拜登政府会前进还是后退？很难说，因为它想做这两件事。在选举方面，拜登的团队必须对与中国全面制裁战争的后果感到不寒而栗。在外交上，它致力于做到这一点。由于目的如此混乱，可能是局势发展而不是人决定在其政策下一步走向。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大学东亚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卢金 ( Alexander Lukin)发表文章指出，美国无法通过反华制裁来恐吓中国改变对俄罗斯的立场。

作者认为中国当局在当前的俄乌局势中正面临一些问题。一方面，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密切程度达到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就北京而言，俄罗斯的重要性源于其作为原材料供应商的角色，以及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在与美国对抗的关系中，它作为地缘政治盟友的价值。王毅外长在2021年1月用著名公式表达了形势，他说中俄战略合作没有限制、没有禁区、没有上限。一年后，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声明中强调了这一政治路线。普京总统访问中国期间，北京首次明确表示支持俄罗斯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停止扩张的主张，并呼吁该组织与莫斯科一道，“摒弃意识形态化的冷战方式，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尊重其文明、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多样性，对其他国家的和平发展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

关于这场冲突如何结束以及中国应该采取的立场，专家们的意见千差万别。

从中国外交部、外交官，当然还有国家领导层的官方声明中的阐述中，中国的官方立场可以表述如下：1）中国反对军事冲突，不希望发生军事冲突，主张早日和平解决，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2）中国认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由美国的挑衅政策引发的，首先是北约的扩张；3）莫斯科的反应过度，中国不应该走这样的路；4）俄罗斯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任何解决问题的手段路线都应该考虑到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的合理关切。总体而言，北京似乎还没有形成最终立场，可能会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发生变化；然而，它的主要特征是明确的。一方面，中国维护各国领土完整的原则性做法没有改变。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分裂问题，也因为中国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者，对于其中许多国家来说，维护其领土完整问题也是他们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北京经常表示乌克兰和台湾的局势没有相似之处并非巧合因为前者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后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俄罗斯是中国在与美国对抗中非常重要的伙伴，近年来美国做了很多工作，让北京明白这场对抗是严重的，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

与美国之外的对象进行对话时，中国官员发表的言论中对于华盛顿的批评色彩则要浓厚得多。例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7日表示，美国政府决定将北约东扩，与当前乌克兰危机直接相关，解决局势的关键掌握在美国和北约手中。两天前，他曾致电要求美国审视其在乌克兰危机发展中的影响，并为缓和局势作出切实努力。3月19日，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发表类似言论，严厉批评苏联解体后北约的集团心态和存在，以及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俄罗斯实施单边制裁，他将其描述为“利用全球化作为武器”的尝试。3月14日，中国代表张军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发言，实际上同意俄罗斯的说法，强调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重要性，并呼吁在乌克兰危机中摒弃冷战思维.

因此，目前美国呼吁中国协助扼杀莫斯科的企图在北京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他们很清楚，一旦美国和北约对付完俄罗斯，他们将变本加厉地遏制孤立无援的中国。美国无法通过反华制裁来恐吓北京改变对俄罗斯的立场，因为中国认为采取反俄政策会弄巧成拙。或许，当前美国提议的精髓最好由中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刘欣在推特上所写的那样：“你能帮我打你的朋友吗，这样我以后就可以专心对付你？”

中国不会从俄罗斯的式微中获益。北京更有可能向俄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同时努力避免美国制裁的次要影响，为此它可以在银行业等更敏感的领域做出某些让步，同时说服俄罗斯尽快解决问题。然而，未来与俄罗斯的密切合作将更多地取决于纯粹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不是对世界秩序的共同愿景。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怀尔德政府和公共事务学院国土安全和应急准备的助理教授本杰明·杨（Benjamin R. Young）发表文章指出，面对中国俄罗斯等国持续利用“爱国黑客”攻击美国的现状，美国应当倡导建立规制“爱国黑客”的国际法规范。

作者开篇指出，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内的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爱国”平民黑客作为否认自己参与对外国实体的网络攻击的挡箭牌。在法律上，爱国黑客在合法的灰色地带活动，因为他们既不是明确的平民也不是战斗人员。这种模棱两可的身份对威权政府很有用，因为它们可以将针对西方目标的网络攻击的所产生的责任转移给爱国黑客。实际上，威权政府的中央网络机构可以控制平民黑客，但如果平民黑客的行为符合国家目标，他们则选择放任。

作者认为，中国政府与网络犯罪分子之间的联系相当明确。在 2021 年 7 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告诉记者，中国国家部门“正在利用知识渊博的黑客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未经批准的网络行动”。中国分析师 Ethan Gutmann在2010 年一篇关于中国黑客文化的文章中写道：“暗示中国官员无法控制爱国黑客是可笑的。” 中国政府与国内大学和私营网络安全公司签订合同，在国外进行国家批准的网络攻击。

针对目前的现状，作者给出建议。由于网络战成为 21 世纪国际冲突的永久组成部分已成为既定事实，因此为了降低潜在平民伤亡的风险，各国需要针对爱国黑客的活动制定明确的国际规范和规则。威权政府不能隐藏在伪平民黑客的匿名背后——他们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网络冲突蔓延到现实世界，根据国际法，爱国黑客是否可以被视为各自政府的代表尚不清楚。在国际网络安全论坛和有关网络活动的多边会谈中，应先对这一问题进行澄清。

卡托研究所研究员克拉克·帕卡德（Clark Packard）发表评论指出，一个地区经济的崩溃将提高其他地区经济崩溃的概率，因此西方不应当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幸灾乐祸。

作者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正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严重打击了消费者支出，并削减了工厂的产量。同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正在推高中国进口的粮食、能源和其他商品的全球价格。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将其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至4.4%。彭博经济社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低至2%，并预计美国经济增速将自1976年以来首次超过中国。

将最近的趋势与生产力增长放缓、人口减少以及技术工人和企业家的持续人才流失等长期不利因素结合起来，就会发现中国并不是许多西方人认为的经济强国。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这导致了西方国家大量的幸灾乐祸、欢呼和公然的胜利主义。

尽管如此，作者认为希望中国经济崩溃将是非常不明智的。

首先，经济衰退会伤害很多普通人。有超过13亿的中国人将首当其冲得受到中国经济动荡的影响，低收入的美国人和世界各地不富裕的人也将受其影响。当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衰败时，他们都将被卷入这场危机中。

自1970年代末北京开始实行经济自由化以来，据估计约有8亿中国人摆脱了极度贫困。中国的大规模减贫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道主义成功故事之一。经济衰退会伤害普通中国公民。为了减轻打击，中国已经计划在今年通过财政和货币措施向其经济注入5.3万亿美元--约为其整体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一。这些措施包括增加对小企业的贷款，削减税收和行政费用，以及补贴消费者的购买。

此外，鉴于中美两国经济的高度融合，普通美国人也将面临着风险。尽管由于中美贸易战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了更高的关税，但美国人继续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费来自中国的商品。随着美国通胀率的飙升，中国在美国公司的供应链中继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的防疫政策导致的中国制造业的放缓将给美国产品的价格带来更大的上升压力，打击已经在努力应对通胀重现的美国消费者和公司。同时，美国经济在2022年第一季度出现萎缩，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预测，即使没有中国内爆的额外打击，美国的经济将在未来一年左右时间内出现衰退。中国也是美国商品和服务的一个重要外国市场，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中国经济放缓意味着对美国产品--包括汽车、电气机械、医疗设备和燃料--的需求下降，使依赖向中国出口的美国企业和工人受到伤害。

最后，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继续发展经济和提高国家的生活水平。如果经济大幅下滑从而威胁到该党对权力的掌控，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更加激进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是的，一个经济上较弱的中国将在军事开支和其他目标之间面临更艰难的权衡。但是，不能保证中国政府不会加倍强调其咄咄逼人的对外姿态，而是在其他方面进行收紧。

作者提醒到，中国与以市场为导向的西方经济体的不公平竞争，和中国对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的系统破坏构成了西方必须解决的重大挑战。但是，处理这些挑战的方法是迫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具建设性作用，而不是希望其经济崩溃。中国经济的大幅下滑可能会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严重和不可预见的后果。

德米特里·阿尔佩罗维奇(Dmitri Alperovitch)在外交事务发表了《网络现实主义案例——技术不能解决地缘政治问题》(The Case for Cyber-Realism Geopolitical Problems Don’t Have Technical Solution)的文章，他强调网络攻击问题不能仅仅视为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要上升到地缘政治的层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首先，德米特里回顾了2015年中美领导人会晤时达成关于打击网络攻击的协定，主要内容为“不支持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网络犯罪，两国政府都不进行或支持通过网络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他还梳理了协定在特朗普上台前后的进展情况，肯定特朗普上台前协定对缓解中美关系的作用，但又为该协定最终无果哀叹，将其归咎于特朗普上台后制裁中国，起诉中国网络经济黑客的举措，这也减少了中国履行该协定的动机。

德米特里列举了美国在近些年针对网络攻击做出的防御性努力和立法上的限制措施，如索尼影业遭黑客攻击事件、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2016总统大选等等，但专家指出黑客在美国的存在并非因为这些举措而罢手。

针对上述情况，德米特里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批判过去美国不把网络黑客攻击行为与地缘政治安全相联系的想法，相较于美国的防御措施，黑客行为实则为一种“不对称性”的优势(asymmetric advantage)。

具体来说，从防御系统来看，德米特里认为黑客攻击对象针对微观主体，不能够有效应对来自其他国家的黑客攻击；从制裁角度来看，专家同样不看好其作用，因为作为美国四大主要的对手，包括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并没有因为美国的制裁而停止网络攻击，最终仍然将一切的导火索归因到“网络攻击”的非地缘政治性。专家还分析了美国主动进行网络报复性攻击措施的可行性和不可行性，表明这不是根本解决途径。

其次，德米特里揭露网络攻击根本实质在于地缘政治问题，要将网络威胁视为“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开启“强硬外交模式”(hard noised diplomacy)，诸如奥巴马在2015年与中国达成的协定，从国家领导层面探寻解决途径。

在该问题上，德米特里污蔑在2010-2015年间中国政府赞助黑客窃取美国和欧盟的航空知识产权信息，指责中国是美国目前在网络空间最大的劲敌。同时德米特里预测中国网络间谍行为主要服务于中国发展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目标，他认为中国的网络攻击行为不具有毁灭性，这与中国为保持国际地位和形象息息相关。除了中国以外，德米特里还列举了俄罗斯、朝鲜以及伊朗的例子，强调地缘政治因素与网络攻击行为之间的紧密关系。

接着，德米特里承认不管是防御措施还是针对网络攻击的制裁，能够一定程度缓解美国的国家安全，然而他还是寄希望于美国与相应的国家进行正式谈判，作为不再网络攻击的交换，将与中国缓解贸易战作为筹码，承诺不再干涉俄罗斯内政外交，消除伊朗和朝鲜在核问题上的担忧。

德米特里敦促美国拜登政府在网络攻击问题上采取强硬外交，并恳请拜登政府尽快为是否愿意以打击网络攻击作为地缘政治首要目标作出回应。 

德米特里也为美国防御性措施和制裁提出相应建议：如提升网络攻击犯罪成本，制裁、起诉中国高管，制造出偷窃罪成本高昂的现象，同时也要制裁和关闭为犯罪活动提供服务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在补救性措施方面，将所有民用网络安全业务集中在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内，鼓励公共和私人对网络攻击防御措施的投资，包括补贴市政当局、非营利组织和小型企业的防御成本。

最后，德米特里将军事威胁与网络攻击相提并论，敦促美国政府需要主动为企业和公民承担责任，重视网络攻击问题，视为地缘政治问题，早日根除其害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洋战略系主任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发表了名为《美国如何在与中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文章，他分析了专业海军人员在舰队设计中根深蒂固的执念，强调美军不可过分注重高端作战平台的建设，需将目光着眼于后勤供给、普通但效用大的硬件、能力的补充以及自我反省中。

针对 “舰队设计”存在的刻板印象，詹姆斯开篇提到，专业海军人员认为作战需要将重心放在航空母舰、驱逐舰等核心硬件上，否则美国将无法在海上获得控制，从而阻碍了海上作战计划。相应地，平凡无奇的常规潜艇就需要作出牺牲，以免对主力舰产生干扰，抢走有限的造船资源。

然而，詹姆斯表明军舰的设计目的在于服务作战策略。他进一步给出建议，首先，要理清“platforms”和“capabilities”的含义，参照《美国国防部军事和相关术语字典》，得出结论：“capabilities”非指具体的武器，而指“做一件事情的能力”，且准确的释义可以消除舰队设计中的争论。

依照上述逻辑，作战的重心应该放在能力而非武器的选择上面，因为选择华而不实的武器反而会浪费资源、增加成本，詹姆斯还强调在零和博弈的环境下，海军设备的最终目的在于“促使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获得控制，最终向陆地投送力量”。他类推到，某些循环使用的普通作战平台反而能够为高级的作战平台提供支撑，促使其发挥潜能。

在作战计划上，除了对能力的重视，詹姆斯还肯定了海上补给的根本性作用。后勤保障，包括武器补给、食品供应、前期的维修和保养必不可少，切记未雨绸缪而不是亡羊补牢。

此外，詹姆斯还呼吁美国海军领导人和政府监督员对于舰队在远洋区保持作战能力进行反思和改进，尤其在干船坞、工坊和补给船上需要下功夫。 

为抵消潜在敌人对美军缺乏韧性和持久力的怀疑、应对潜在拖延战术，詹姆斯建议美军可以启动远东地区群岛防御能力，具体而言，“向敌对舰船和飞机关闭狭窄海域和天空的能力”。他进一步提到这是“有效”牵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策略。

在这一问题上，詹姆斯又结合了上述所提及的高端作战舰队和普通舰队作用的描述，他强调，便宜、耐用的小型导弹舰形成核心作战工具，而高端战斗舰队应为岛链防御提供后盾，担负哨兵职责。

詹姆斯在总结时提醒到，美军切不可以因过于痴迷高端作战平台，而沦为战略大师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口中所说的“博洛尼亚烧瓶”(bologna flasks)。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洋战略主任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发表了名为《中国对台战略不符合西方期望》(China's Taiwan Strategy Defies Western Expectations)的文章，深度解析了“系统中的系统”(systems-of-systems)之体系作战思维，强调美军在中国对此概念进行借鉴的过程中，需要自我反省、加强自身作战体系，从而更好地应对潜在的危险和战争。

霍姆斯开篇点评了兰德公司杰弗里·恩斯特洛姆所写的《体系对抗和体系破击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进行现代作战》报告，他认为，体系作战思维在美国已经拥有较长的历史并付诸实践，而中国军事战略家却擅长从美国引进战略思想并声称是自己的专利。霍姆斯还提到美国国防部在2004年发布的《体系工程指南》(DOD Systems Engineering Guide)中所强调的体系作战的重要性，没有联合统一的作战部队将会不堪一击。

接着，霍姆斯对恩斯特洛姆(Jeffrey Engstrom)的兰德报告作了批判，他表明要分清作战思维新颖性和有价值的比重，有些历经数年的概念往往更有价值，易被接受，比起新颖的概念更有研究意义。由此，霍姆斯建议从一些针对体系工程的文章中寻找答案。

他进一步引用了奥多明尼昂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研究团队的文章，其中主要包含了三点：其一，以老式蒸汽装置为例，指明了设计独立而又复杂的系统的难处；其二，关于体系工程理论的抽象性，解释了理论无法落实到实际操作的原因；其三，体系工程属于跨学科范畴，不仅仅涉及科学的领域，另外，体系工程追求环境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但在多边环境中重新改造武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霍姆斯从奥多明尼昂大学的研究成果中揭露了战争的残酷性和不确定性，认为仅仅将体系作战视为工程学范畴具有危险性，而应将环境、人文、政治、政策等因素纳入考虑范围。

他还指出，包括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在内的研究者，他们批判将体系作战简单地视为“线性模式”(linear pattern)以达到最佳性能的做法，奥多明尼昂大学研究也强调体系作战适应环境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落实到中美潜在的战争范畴，霍姆斯呼吁美国需要灵活运用“体系作战”，同时还赞赏美军信息技术、电磁辐射、GPS定位数据等内容全部交织在一起的做法。霍姆斯还预测中国解放军战略家潜在应对措施——一种通过破坏网络系统逐一击破，另一种则通过长期麻痹敌方作战系统。霍姆斯以此映射到美国对台作战策略上，与其发动大规模战争，还不如通过延长时间，依靠美国太平洋舰队和联合部队“征服”台湾。他还列举了1940年德国与法国在默兹河的“闪电战”以及美国科幻大片《太空堡垒卡拉狄加》的做法，强调体系作战被破坏成零散小部队的脆弱性。

最后，霍姆斯审视了中国借鉴“体系作战”的行为，提醒美军应以此为契机，强化自身系统，增强作战优势，以便打击潜在敌人的元系统。

亚历山大·库利（Alexander Cooley）和丹尼尔·尼克森（Daniel H. Nexon）联合发布了《国际秩序的真正危机——反自由主义兴起》的文章，其中深度剖析了当今国际自由主义秩序发展受阻的原因，同时在美国如何应对反自由主义浪潮、威权主义问题上，提供可行性建议。

亚历山大和丹尼尔开篇即奠定了全文的总基调，为当今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自由秩序受威胁表示担忧，将这一现象主要归因于两大点，一为美国内部的反自由势力抬头，其二则是外部非自由主义国家的干扰和威胁。为此，两位作者提出建议，美国需要积极主动适应这一趋势，从多方面入手以防反自由势力继续扩散。 

亚历山大和丹尼尔首先建议为不稳定的秩序持开放态度。为论证这一观点，引用了对中美新型冷战持批判态度的学者的观点，说明当今世界不再是过去冷战时期美苏两级分化的状态，世界各国联系的紧密程度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还提到，美苏冷战之后，世界各国出现“自由民主”之潮，但这只是一种假象，因为民主成分非常稀薄。以中国为例，在经济上承认了自由开放的制度，但不采纳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两位作者同时批判了一些分析学者的错误观点，他们错以为市场扩张带动的中产阶级的暴增、网络的意识形态宣传能够反向推动人们追求民主与自由。

为进一步说明反自由主义的浪潮，亚历山大和丹尼尔还回顾了21世纪之初美国布什政府所做的一系列“非自由主义”做法，如2003年入侵伊拉克，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等。他们还发现，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威权政权”比自由民主国家更有效地遏制国际市民社会（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跨国公司、经济流动，甚至互联网对其人口的影响。原因是“威权国家”反利用这些自由主义政策下的各种社会流动来提升自身的非自由影响力。

接下来，亚历山大和丹尼尔将矛头直指“威权国家”。他们强调，这些国家利用国际自由主义秩序在西方国家推进自身的媒体平台，但是反而对西方媒体进入自己的国家设置障碍。不仅如此，两位作者还提到这些“威权国家”利用西方公关服务塑造良好形象，还利用西方数字技术在安全部门加强监控、恐吓活动。此外，亚历山大和丹尼尔还提醒到，这些“威权国家”熟悉运用国际自由秩序的最终目的在于构建一个新的替代秩序，以便削弱自由主义国家的国际地位，阻碍自由价值观在世界的普及。

亚历山大和丹尼尔抨击了“要解决内部问题先解决美国与外部的贸易关系“之说法，实则为本末倒置。美国外交政策忽视美国国内的政治危机，然而最为基础和重要的是解决美国内部的问题。尽管解决存在困难性，但是作者给出意见，在政治上，有心维护自由秩序的美国官员不能因为自己的政治倾向而干扰联邦司法机构的规模和管辖权；在经济上，牺牲一定程度的开放度。 

最后亚历山大和丹尼尔用法西斯战败和苏联解体的例子来说明历史终归只是历史，起参考性作用，不能完全照搬照抄。美国在应对自由国际秩序的问题上切不可试图击败“威权国家”中国，而应先承认无法稳定在国际秩序的领导地位，审视自身条件。

保卫民主基金会的伊朗分析师卡西米内贾德(Saeed Ghasseminejad)发表了一篇名为《未来的波斯湾会是中国的吗?》的文章，文中从经济、政体等方面分析波斯湾国家与中国、美国的联系程度，预测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撤退将有利于中国在该区域的发展。

卡西米内贾德对中国和美国在波斯湾进出口石油进行数据对比。他表示，目前中国仍依赖于化石燃料，积极地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为中东国家的经济做出贡献。相反，美国从过去依赖中东的石油输出到如今石油自给自足，从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管控美国对石油的使用量。从上述现象可以发现，中国与中东波斯湾地区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而美国有逐渐退出与中东国家合作的趋势。

在政体和外交策略上，卡西米内贾德分析了中国、美国及中东一些国家的态度。他强调，中国在中东地区存在感的增强不仅出于经济目的，而且出于帮助中东发展核武器的目的。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逐渐撤退则出于国家利益，在过去，以支持阿拉伯君主立宪制而保证中东石油对美国的稳定输出，然而现在美国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也间接影响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转变。对于中东的一些国家而言，中国与其政体的相似性，加上美国特朗普执政时期主张对德黑兰采取“极限施压”的方式，这些因素的影响促进中东诸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巴林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等国开始寻求多样化的盟友，与中国积极开展合作，发展“盟友”关系。

卡西米内贾德由上述分析得出结论，预测美国在波斯湾的政策撤退反而有利于中国在世界上扩大其影响力，促进其壮大和发展。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乔·鲍尔（Joe Bauer）发表了《美国正在忽视拉丁美洲，而中国则不然》（The United States Is Ignoring Latin America. China Isn’t）的文章，其中指出美国外交呈现与拉美逐渐失去联系的现象，并提醒美国政府如果想要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切记不可忽视“拉美后院”。

鲍尔分析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存在感提升的表现，列举阿根廷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宣布正式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乌拉圭及厄瓜多尔洽谈自由贸易协定的例子，证明中国在该地区的“扩张”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除了经济上的日益密切，鲍尔还关注到政治上，存在拉丁美洲尚未与中国建交国家外交转变的趋势，正如尼加拉瓜与台湾宣布“断交”即可表明。

相比之下，鲍尔也分析了美国与拉美的关系。他用“次要地位”来形容拉美在美国政府心中的形象，还指出美国目前对于拉美的出访次数少，主要关注热点集中在移民、部分地区独裁等问题上。

鲍尔扭曲事实，将中国与拉美的发展定性为中国的“扩张”计划，认为中国“拉拢”拉美各国并以“与中国合作最有效”进行“洗脑”，此外，孔子学院在拉丁美洲的开设也促进中国软实力的植入，以莫须有的罪名指责中国在帮助拉美独裁国家控制人民思想。

鲍尔直击拉美现存弊端，过多政客关注移民、地区独裁问题，忽视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后果，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增长缓慢，政治上投票出现反当权者趋势。但鲍尔认为美国不能袖手旁观，态度不明的结果只会是引起人们的担忧和恐慌，再者中国决心填补美国在拉美的空白，美国要表明态度。正如《西半球战略框架》的议定，有望推进美国与拉美地区的外交往来。

针对美国在该地区的行动，鲍尔提出以下建议：在外交方面，美国应基于2019年台湾法案加强第三方与台湾的合作，赞赏台湾官员赖清德出席洪都拉斯希奥玛拉·卡斯特罗就职仪式；在战略方面，建议美国在2022年在该地区推进基础设施投资，推动拜登的B3W计划（“重建美好世界：满足中低收入国家巨大基础设施需求的积极倡议”），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副总统哈里斯，可以积极增加守住拉美后院的出访行动。

鲍尔在总结时再次提醒，在中美博弈中，美国切不可忽视与拉美的外交往来。

外交事务3/4月刊《美国制造的竞争对手？》一文中展开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学者约翰·伊肯贝里（G.John Ikenberry）回应了米尔斯海默现实主义学者的观点，指明后者观点的以偏概全，表明美国对华是“围交”政策，否认长期遏制中国的做法，建议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之时加强与盟友的联系，在强化自由民主国际秩序的同时也要寻求与中国的合作。

伊肯贝里回顾了米尔斯海默学者在外交事务2021年11/12月中发表的《不可避免的对抗》一文，指出米尔斯海默学者观点的漏洞。他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始终保持维护国家利益原则，不宜随意更加现行对华政策，否则会加深积怨，减少盟友与国际间的合作。

伊肯贝里从史实的角度进一步否认米尔斯海默现实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苏联解体也会促进美国为首的民主联盟瓦解，但是事实证明自由主义得到了空前的盛行，从经济到社会公平、医疗卫生等方面秩序都获得极大进步。除此以外，现实主义学者还敦促美国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施行缩紧政策，更多关注盟友的利益，伊肯贝里披露了这一观点的危险性，中国的日益崛起不宜美国进行缩紧政策。

伊肯贝里还深刻分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特点，在肯定米尔斯海默学者的对华接触政策的总结时，还补充，美国外交还包含两大特点，一是加强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关系，二是深化亚太地区的区域性组织，减少中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突显美国对华的围交政策，即接触且遏制。

伊肯贝里在点评米尔斯海默提出的紧缩政策中提到，一味在中美经贸中给施加中国更多限制条件，只会形成分裂的对抗，美国应该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自由秩序。不仅如此，伊肯贝里还从美国大众的角度分析上述观点的不可靠性，美国人会将上述观点归纳为急功近利的不道德行为。

伊肯贝里从可行性的角度对米尔斯海默建议进行反驳。长期遏制中国存在空象性，要做到政治、经济及外交上的对华长期遏制几乎不可能。伊肯贝里也考虑到美国要求盟友拒绝与中国合作的不切实际，他提到，盟友也会考虑到中国是否真正算为一种威胁。

伊肯贝里设想美国遵循米尔斯海默观点的后果，结局是失去更多的盟友，导致分裂，影响自身的国际声誉；对于中国而言，在这一过程中会继续崛起，逐渐背离美国追求的自由主义原则。伊肯贝里也从现实背景分析米尔斯海默的不可行性，当今世界正遭受着各种严峻的考验，如气候变暖、新冠疫情、网络战及核武器等，更应该强调合作而不是遏制。 

最后，伊肯贝里建议在尊重中美双方政体不统一的情况下，美国应积极应对挑战，加强自身与盟友建立的自由民主国际秩序，同时也要寻求与中国互相合作的机会。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J·内森（Andrew J. Nathan）在《美国制造的竞争对手？》一文中提出正确看待中国威胁论的观点，参照米尔斯海默学者关于中美关系的现实主义视角，表明不可忽视中国给美国造成的威胁，但过多的夸大事实不利于处理当下中国对美造成的威胁。

针对米尔斯海默关于中国崛起的分析，内森在开篇肯定地理、人口优势及国际体系结构对于中国崛起的促进作用，但否定了前者所提出的“中国可以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观点，因为中国只算作全球的大国之一，对美国造成的威胁还不能定性为“生死攸关”。

接着，内森就上述的促进因素作深入解释：其一，中国人口结构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民族危机、人口老龄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生活质量等方面；其二，地理位置并非给中国带来实际益处，无论是陆地还是海上邻国，长期以来并未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保持高度的统一，同时通过长期地与美国进行合作、与中国树敌，推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计划，防止中国在亚洲称霸“得逞”。再者，内森从地理位置的另一方面进行考量，披露中国盟友数量稀缺的缺陷，无法在世界各地部署军事力量、联络同盟，而美国盟友数量的优势却能够压制中国经济和军事方面等实力。其三，当今世界多极化不能推动中国欲在世界形成的单极化目标。

内森还从中国对美潜在威胁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对于美国的联盟现状，他赞成米尔斯海默的预测，其认为中国的不满态度有可能引发中美之间发动大规模的灾难性战争，甚至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然而，内森否认米尔斯海默描述的中国对台态度——“情绪化或扩张主义”，从法理性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拒绝上述观点，他进一步分析道，中国制止台湾独立的行为间接上促进了中国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提升台湾地区的风险程度。

内森也透过列举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如在联合国维护人权、积极推广“一带一路”倡议、遵守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等，得出中国没有称霸世界意愿的结论，反而致力于从现有的国际组织中寻求更多利己的方向。

内森在结尾提出指导性建议，既不要高估也不可低估中国对美威胁，一味地制造恐慌毫无益处，要从时局中找到应对方案，防止愈演愈热。

耶鲁法学院蔡保罗中国中心高级研究院苏珊·桑顿（Susan Thornton）在外交事务《美国制造的竞争对手?》一文中发表意见，反驳米尔斯海默关于中美之间存在新型冷战的观点，通过分析阻碍中美战争发生的屏障，得出中美终将走向相互依存局面的结论。

桑顿在开篇就约翰.米尔斯海默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进行评论，通过“接触”政策在中国对苏联的态度、中国经济及社会福利方面的贡献，否认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她进一步指责米尔斯海默的“中美新型冷战观”忽略了现实国际现状。

桑顿接着从以下三方面剖析中美冷战爆发可能性之微弱的原因。其一，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实则维护中美双边和平稳定的局面。虽然两国切磋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紧张局势，但并非结构性问题，最终都会得到化解。其二，受制于国际体系的约束，与中美利益攸关的国际组织和机构会通过自身力量尽力调节中美双方的紧张局势，以免出现“两败”“多伤”的局面。其三，当下全球化势不可挡，中美双方在全球经济方面的合作日益紧密。

除了上述分析，桑顿还解释到公众舆论和媒体的监督作用会敦促美国领导人不轻易挑战中美战争这一决策，因为吸取伊拉克之战的历史教训，美国领导人需要重视选民的情绪。再者，台湾问题始终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敏感因素，双方的军事威慑也是阻碍战争爆发的一大力量，虽然存在双方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但是概率极小。

桑顿在文章结尾预测，对于长久的中美关系而言，并非存在毁灭性的结局，而是走向互相依存、互相包容和互相和解的关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孙哲在外交事务《美国制造的竞争对手？》一文中发表观点，通过批判米尔斯海默关于中美之间必然存在不可消灭的对抗性的观点，表明中美有望寻求解决机制实现更好的合作与发展。

孙哲指责米尔斯海默的观点，认为中国想征服美国的观点不切实际，接着进一步揭露现存预测中美走向的观点，无论是“美国遏制说”还是“中国备战说”，无一不体现零和博弈思维。孙哲通过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的评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关于中美关系的公开讲话，以此反驳米尔斯海默的观点，说明中国希望维持友好长存的中美关系。

对于中国对美发展关系策略的学界观点，孙哲做了相应的梳理，他明确分析到，目前主流的观点仍然是宽松对美的政策，从国家利益出发，双方关系的破裂会导致两败俱伤；而从外交关系出发，中国一直持小心谨慎的态度，他对于中国对等制裁美国官员事件评价为“合情合理”。

针对米尔斯海默口中批评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孙哲指明其对华好处，“接触”壮大了中国的中层阶级，推动了和平谈判的思维，促进思想自由开放的局面，因此他预测到中美双方的博弈和关系恶劣只会削弱该阶层在社会的影响力。

孙哲指出，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存在漏洞，首先中国并不是在挑战美国，中国的崛起并不成为美国的威胁，也无意对美发动战争。接着，美国积极向阿富汗和伊拉克输出“民主”思想，推动四方对话机制Quad和三方防务军事联盟AUKUS的建立，都是实现美国对华战略目标的一部分。从以上两点来看，实则是美国在遏制中国的发展，中国希望与美国实现共存与合作，更好地融入世界体系当中。

孙哲还推论出米尔斯海默的逻辑谬误。从米尔斯海默给美国领导人的对华策略建议当中，可以看出无论增加常规力量还是积极谈判促成协议，都意味着双方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划界矛盾，解决问题，这与米尔斯海默在一开始认为“中美存在结构化问题”前后矛盾。

孙哲在文章的结尾提出可行性建议，借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关于中美既有竞争与合作又有对抗的观点，说明双方的关系有望朝合作大于竞争的趋势发展。

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在《美国制造的竞争对手？》一文中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安德鲁·内森（Andrew Nathan）、苏珊·桑顿(Sushan Thornton)以及孙哲关于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观点作相关回应，他强调，“接触”政策是美国的一大外交错误，导致美国亲手酿造竞争对手，而中美之间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但更多的可能倾向于国家安全竞争。

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开篇针对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进行评述，他对于其承认“接触”政策的彻底失败表示欣慰，但是反驳其理由，因为自由霸权政策终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且事实证明自由霸权施行过度导致遭受世界围攻。接着，米尔斯海默对于遏制程度的把握作出回应，“既要遏制中国的快速崛起，又要防止中国倒退成一个实力较弱的竞争者”。而在他看来，“遏制”政策确实不是最佳选项，现实中会有多数派反对，但是他认为如果一开始将“遏制”政策执行到位，现在就能够获得美国海内外人士的广泛支持。

关于伊肯伯里推崇的“接触与遏制”并行政策，米尔斯海默指出，接触与遏制并非互补的政策，且遏制政策无法获得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同意，缺乏现实意义。再者，关于美国盟友的表述，米尔斯海默认为自己始终坚持“团结盟友，保卫台湾，阻碍中国崛起”的观点。

从内森的观点而言，米尔斯海默对于中国的崛起虚张声势，制造恐慌。但他在此做了澄清，中国的势力对于美国的威胁远大于内森的估计范围，需要防范于未然。同时，对于“中国已经统治亚洲或者成为世界霸主”的表述，他也再次厘清这一表述与自己观点陈述的区别，认为中国有往这方面发展的趋势。而在台湾问题上，内森从纯现实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台湾问题是中美发展中的一大冲突，但是米尔斯海默基于民族主义观点，预测台湾问题有引发中美开战的可能性。

从竞争对手的数量上来看，米尔斯海默不支持内森观点，表明中国只有一个竞争对手，而内森高估了中国的“仁慈”程度，实则中国正在与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发展良好的外交关系，以便遏制以美国为首的阵营。在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内森认为这一问题会放缓中国经济增长。米尔斯海默表示同意，但认为人口老龄化问题普遍存在于世界多个国家，包括美国如此。最后提到经济的放缓仍然会给美国造成阻碍。

桑顿认为“接触”政策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了好处，脱离贫困，但这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言无济于事。关于中美是否会开战的问题，米尔斯海默否认桑顿对其的误解，重申中美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但是不大可能发生，而且两个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地区霸主地位的争取是战争的导火索。

孙哲强调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且不会存在安全竞争的可能性，米尔斯海默对于前者表示同意，但后者观点表示反对。因为中国在东海、南海、台湾包括印度问题上的态度表明中国想要彻底改变世界格局，而拜登政府继续沿用特朗夫时期的贸易战政策、支持保卫台湾态度足以表明美国正在执行强硬的遏制政策。从中美两国舆论而言，相较于中美关系的悲观主义，也存在乐观主义派别。但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导致中国仍意图争取“霸权”，而美国尽力遏制。

米尔斯海默最后总结到，尽管孙哲提到“接触”政策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福利，但是并未对美国有利，正是这一政策导致美国给自己制造了“绊脚石”。

日本大阪大学(Osaka University)教授高桥敬吉 (Keikichi Takahashi)在《外交学者》(The diplomat)上发表了《中美竞争并非新型冷战》一文，其中核心思想在于说明美国本身无意与中国发动冷战，维持竞争而非敌对的合作关系。

中美竞争是否成为新型冷战成为当今研究中美关系的议论焦点，高桥敬吉从拜登的印台策略表述和拜登在联合国上的发言入手，表明美国无意与中国进行战争。他还引用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的文章，其中将中国的情况与苏联相对比，指明苏联溃败归因于美国施加压力，但是中国顽强的生命力并不会重蹈“苏联”的覆辙，而且内部的问题并不会受到美国压力的影响。

高桥敬吉称，坎贝尔和沙利文在《外交事务》的表态代表了美国新政府的印太战略，这一点由二人在白宫的任职可以推定。再者，除了历史现实外，坎贝尔和伊利·拉特纳在《外交事务》也强调了美国并未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然而，许多人负面评论美国的新印太战略，定性为“鸽派”。

在从印太战略角度剖析美国对华策略动向后，作者还基于中美“竞争”这一词字面意思和特朗普在国家安全战略上对此的解释，再次阐明竞争并非完全对立而走向战争，追求一方胜于另一方。总而言之，中美追求竞争中合作，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而非敌人。

最后，高桥敬吉借用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历史学家的观点，表示美国从冷战中吸取教训，运用到中美竞争当中。然而拜登政府认为冷战中的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截然不同，这前后两方面观点都至关重要。尤其面临当今俄乌冲突，拜登政府对于美国国家实力的敏感性同样不会促使美国对华发动冷战。

保罗·希尔（Paul Heer）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为什么美国会惧怕中国崛起》（Why Americans Fear China’s Rise）一文，他强调美国自身的脆弱性促使美国人过度担忧来自中国的挑战，夸大了中国挑战的性质和范围，并提供五大论据作相应阐释。

希尔开篇就拜登政府所持的“激烈的竞争”观点做回应，他认为，所谓竞争的事态并非完全由中国自身崛起、资源禀赋等因素所致，同样要归咎于美国国内存在的问题，挥霍自身的竞争优势，导致经济、政治、军事、技术优势有所弱化，并强化了美国人的“中国威胁论”观念。

希尔还从中国威胁的具体方面展开讨论，他表示，中国确实通过“搭便车”方式实现自身的崛起和壮大，在贸易方面强化自身竞争优势。然而，希尔借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方艾文（Evan Feigenbaum）的观点表明，“抱怨不是竞争”，除了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非正规”手段外，美国自身酿造了这一场结局，由于中国天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美国自身给中国创造了机会实现发展。

就新型冠状病毒这一问题，希尔也提到尽管该病毒发源于中国，且由于中国发布信息的不及时，导致病毒呈现世界性的传播，然而美国政府自身未能及时应对公共卫生事件，这一失职只能归咎于美国自身，而非中国之过。

关于中国在美国的“影响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美国国内将其定性为“秘密、胁迫、腐败”，且认为中国的影响行动势必会颠覆美国的民主政权，然而，希尔反驳到，中国相应的影响行动是否能取得民心关键在于美国人自身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如若接受，则反映出美国又一“脆弱性”。希尔还引用克林顿政府时期国务卿助理谢淑丽（Susan Shirk）的观点强调，这一切可谓美国人的过度反应，重蹈“红色恐怖”，这一影响反而比中国的影响行动带来的危害更大。

最后，希尔分析了中美博弈是否可定性为零和博弈或者“赢者通吃”效应（winner-take-all contest）。他指出，中国在军事、科技、网络方面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想削弱美国单极格局的想法，反之，中国追求的是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形成多极化局面。从另一方面而言，美国在政权、经济模式上出现的问题使美国人产生了恐惧心理，这才是问题根源所在。

格雷戈里·D·维舍(Gregory D. Wischer)和其同事Shubham Dwivedi在《国家利益》发表了《不要对所有半导体一视同仁》（Not All Semiconductors Are Created Equal）一文。他们表示，美国虽然是半导体研发设计强国，但是过度依赖国外的芯片制造供应，这将会危及国家安全。他们建议，美国要将重心放在逻辑芯片制造商，保证逻辑芯片的稳定供应。

维舍和其同事强调，在21世纪，半导体的供应链关乎民用、军用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安全，但美国的芯片依赖国外的原材料供应、组装、测试和包装。虽然美国白宫通过《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致力于支持本土半导体开发和制造，然而在他们看来，这一切仍然未解决芯片供应链的问题，且中美战略竞争和台湾“军事冲突”等因素可能会危急美国芯片的供应安全。

维舍和其同事表示，逻辑芯片有多种用途，不仅支撑着美国的国防部、能源部门及情报部门，而且也支撑着通讯设备、互联网和高科技电子设备，关乎美国国家利益。而逻辑芯片的供应92%来自中国台湾， 8%来自韩国。为了进一步说明逻辑芯片供应的对外依赖性，他们谈到，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TSMC）和韩国三星是世界唯独制造芯片的工厂，而美国在芯片生产工具极紫外线光刻机上则完全依赖荷兰的阿斯麦公司（ASML）。

维舍和其同事对芯片供应对外依赖性强的危害进行了原因分析，从以下三方面考虑：其一，自然灾害。对于日本、台湾、韩国这样的芯片制造商而言，如果出现极端自然灾害，地震或者干旱天气，水资源和发电供应不足，影响芯片制造。其二，贸易争端。由于贸易争端，如日本限制向韩国出口芯片关键原材料——氟化氢、氟化聚酰亚胺和光刻胶，或是美国限制对华出口芯片成品，中国为此限制芯片组装、测试、包装出口服务，都会影响芯片供应链的弹性。其三，军事冲突。如果中国为了收复台湾而发动战争，那么台湾的芯片制造产业将会受到很大的打击，严重影响芯片的组装和下游依赖芯片的商品供应。

除了美国在芯片供应链上做出的努力，作者还指出，中国在“十四五计划”中追求发展自给自足、安全可控的芯片供应，而中国台湾也追求巩固芯片供应链地位，对于韩国而言，韩国政府也为其芯片制造厂提供补贴支持。

对于美国而言，美国国会和白宫尝试通过刺激芯片创造和工厂解决芯片危机，并颁布一系列法案，如《芯片法案》、《促进美国制造的半导体(FABS)法案》等。但是其不能为半导体提供相应的补贴，或者未给予逻辑芯片供应链特定的补贴帮助。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在半导体供应链问题商做出努力，但是相应的法案还未能制定具体的芯片补贴分配细则。

维舍和其同事建议，随着中美之间竞争升级，希望美国侧重考虑逻辑芯片供应链的强化问题，而不是专注于对其他芯片创新和制造的发展。

保罗·希尔（Paul Heer）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为什么美国会惧怕中国崛起》（Why Americans Fear China’s Rise）一文，他认为美国应承认自身国际地位下降的现实，同时在与中国竞争中制定新策略以重塑竞争力。

希尔指出，美国无休止地将国内问题归咎于中国威胁论，会导致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美国始终无法发现国内存在的问题；其二，夸大中国威胁程度无法维系中美关系。同时希尔预示中美关系可能走向白热化的趋势，如果美国继续将国内自身的原因归咎于中国而不进行自省，这直接影响中国减少对美国的信任，这样的后果是阻碍美国制定理智且结构化的对华政策。

对此问题，希尔认为中美双方需要互相谅解，中国切忌高估自身在双方关系中的影响力，而美国需要接受新时代中国的崛起及大国形象的塑造，并承认国内政治危机和国际声誉的侵蚀。然而，希尔强调，接受“崛起”不等于放任其发展，美国要在新一轮竞争当中继续保持自身的社会体制优势，转变传统“赢家通吃”思维，因此，拜登所提出的“重建更美好”(Building Back Better)计划将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希尔也提到，为减少国内“对华温和”的反对声音，需要从客观的角度评估中国崛起的性质，并在竞争中寻求更多对话机制和合作。希尔同时引用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的三句话，即中美关系“应该是竞争性的”（competitive it should be），“可以是合作性的”（collaborative it can be），“当必须对抗时则是对抗性的”（adversarial it must be）。但针对这一论断，希尔指出其缺陷，该对华政策无法凸显合作的必要性，且容易造成不必要的对抗。

尽管2021年11月中美领导人双边视频会晤后双方对此有不同解读，但基本的结论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充分利用各层级会晤机制和平台，加强政策对话和沟通协调”，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也指出了此类型外交的迫切性。

但希尔也披露了美国的漏洞，认为美国将新一轮的合作视为“管理竞争”（manage the competition）,而非“接触政策”的重建，这只会让美国民众继续将国内危机归咎于中国崛起。

最后，希尔利用坎贝尔与拉什·多希（Kurt Campbell and Rush Doshi）在《外交事务》上对于美国“衰落论”的驳斥进行点评，他表示，美国要在自身强大修复性的基础上与中国推进合作机制，并在新一轮的竞争中重塑竞争力。

乔治.耶恩(George Yean)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免除中国关税并非改善通胀的手段》(Removing China Tariffs Won’t Fix Inflation)的文章，他从经济、政治的角度分析到，关税的手段会加深对其他国家的产品依赖，这样会威胁到国家利益和安全，因此并不推荐通过关税缓解通胀的做法。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通过消除进口中国产品关税降低通货膨胀率，耶恩表示，从宏观经济学角度而言，无关税的自由贸易状态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是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从全球自由贸易背景下获益匪浅，而这一发展威胁了美国实体行业的崛起，潜在全球供应链危机，出现政治单极化现象。

耶恩由此过渡到特朗普执政时期通过加征关税重振美国工业的做法。在他看来，为了维护本国的贸易和工业，政府不得不通过征税的形式以牺牲民众的权利换取国家利益，而特朗普的举措出于两重考量：一是重振国内工业发展，二则是通过打响“要求美企离开中国回到美国”(hereby order business to leave China)的口号宣传中美贸易战，体现其零和博弈思维。

回到关税本身，耶恩总结到，中美贸易战并没有达到美国政府的目的，两国经济并没完全脱钩，虽然在短期内，关税似乎能够减少一国对另一国的依赖，同时促进本国经济发展，降低通胀率，但是企业往往制定的是长期计划，无法因为一个短短的贸易战就直接脱离与他国的联系。

除了经济表象之外，耶恩还建议美国政府要跳脱经济思维，考虑更为宏观的国家安全和政治因素，反思俄乌战争俄罗斯切断能源供给事件，保障日常用品和重要产品供应，与友好的国家进行经贸往来，保障经济秩序稳定和国家安定。

最后，耶恩强调，为了减少国内的通胀率而免除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做法只会加深对中国的依赖，我们需要未雨绸缪。

乔治.耶恩(George Yean)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免除中国关税并非改善通胀的手段》(Removing China Tariffs Won’t Fix Inflation)的文章，通过中美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中国政体以及美国大国战略得出结论，认为免除中国关税并非改善通胀的最佳手段。

耶恩先从贸易依存入手，从理论而言，两个国家相互依存能够促进交流、避免冲突与争端，但是事实上，如果两个国家的相互依存存在不对称性、贸易失衡，更容易引发冲突。

耶恩分析到，中美双方在贸易上相互依赖，但是双方冲突无法避免，他还抨击中国牺牲国民的福利而对美国进行“报复”的做法。耶恩建议，鉴于中国致力于“出口繁荣”的做法，而美国在双方贸易中缺乏相对优势，难以在通讯、半导体、新兴能源汽车等行业占据地位，这样会削弱本土行业的竞争力和积极性，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推行“战略式贸易政策”支持本土发展，并通过税收的方式保护本土行业和美国国民，以应对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在国际层面，美国要积极和盟友合作，一同对抗“不公平竞争”。

就中国的政党制度而言，耶恩曲解为“一党专政”，并从政治的角度切入分析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欲赶超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原因。他希望美国能警惕中国的行为举止，中国的动向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中美的发展动态。

为了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和国际自由秩序，美国必须施行大国战略，追求繁荣、民主、自由的世界景象。在这基础上，耶恩还为美国干预伊拉克、阿富汗冲突以及保卫乌克兰“合理化”。他强调，贸易仍然是影响国际地位的核心，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地与广大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上的往来，主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美国不可忽视这些发展。

耶恩还将中国置于对立面，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和贸易方式对西方国家而言是一种威胁，并建议，美国要积极利用印太战略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平台促进盟国间的贸易往来，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性，并通过“善治”关税（“good governance” tariffs）的政策促进贸易的稳定与安全。但在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事件的问题上，美国仍然要与中国保持国际上的合作。

最后耶恩总结到，为应对通货膨胀而进行关税免除是不可行的做法。与其通过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下降来缓解通货膨胀，保留税收的方式能够通过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缓解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困难。

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政治和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Nadège Rolland）发表评论指出，中国正在利用“全球南方”战略制约美国。

过去十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努力帮助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为此，习近平与中国其他领导层一起，正试图巩固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力量。然而，中国想要成为强国则需要冲破西方对于中国的遏制。

作者认为，中国正在试图建立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可能有助于结束美国的全球霸权。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正试图建立一个势力范围，为中国的权力提供一个强大的基础，同时限制美国的行动和影响。这个范围不仅包括中国周边地区，还包括整个新兴的、非西方的、基本上非民主的世界—“全球南方”。

作者认为，中国在“全球南方 ”战略中将发展中国家赋予重要的战略意义，且其“全球南方”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许多新兴经济体也参与了由中国主导的平台，例如南南人权对话；支持“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理念，支持党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愿景，并在此过程中赋予中国更多的国际话语权。西方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国的决策者。一些发展中国家对美国支持的自由民主模式感到失望，他们认为这种模式未能兑现承诺。如此一来，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最终可能会选择借用中国的国家主义、重商主义和压制性威权模式的元素。通过这种方式，南半球国家也可以帮助中国成为国际是非的仲裁者。

对此，作者指出 ，美国似乎还没有完全跟上北京“全球南方”战略的发展。在过去的十年里，历届美国政府几乎都对中国“全球南方”战略有相应的行动，但美国的战略欠缺战略性思考。比如，美国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称为掠夺性经济学，试图拼凑西方“价值驱动”的基础设施建设联盟。

最后，作者提出建议，美国不应完全根据与中国的竞争来确定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美国应确定自己的优先事项，因为美国的资源不是无限的，华盛顿也不需要处处平等参与。美国应该更加关注那些处于重要地理位置，并且拥有对未来经济和技术进步至关重要的矿产或自然资源的国家。美国还应该特别关注民主已经开始扎根的地方。

为了对抗中国的南方战略，美国仍应准备在发展中国家投入大量资源且应该寻求与其主要的亚洲和欧洲盟友分担这些投资的财政负担。但美国可能不需要斥巨资来获得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因为除了现金承诺之外，北京在发展中国家的投入主要是无形的，比如承诺给予发展中国家机会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