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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土陆地面积较小，资源有限，但专属经济区面积约是其陆地面积的10倍，因而海洋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丰富，海洋空间和海洋资源对日本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发展迅速，在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过程后，日本经济走向转型，政府和公众更加关注环境问题。因此日本开始重视对海洋环境的治理，海洋保护区建设迅速推进。

日本海洋保护区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旨在保护自然景观的海洋自然公园；第二类，旨在保护自然环境或生物栖息的海洋保护区；第三类，由地方政府或渔民团体设立的旨在保护和培育水生生物的受保护的水面、海岸资源开发区、共同渔业权区域、禁渔区等区域。按照设立和管理标准由高到低，日本的海洋自然公园分为三级：国立公园、国定公园以及都道府县政府自然公园。其中，国立公园设立在日本风景最优美，最具有知名度的区域。这些海洋国立公园内地形地貌复杂，为多种海洋动植物提供了栖息地，同时为日本带来了巨大的旅游收益。海洋自然公园在日本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据统计，当前日本受到保护的海草床或珊瑚礁等海洋自然生态环境，有40%—50%都处于国立公园或国定公园之中。

（一）日本参与的主要海洋环境保护国际条约

首先，日本于 1996 年批准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第192条规定，“各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第194条第1款规定“各国应在适当情形下个别或联合地采取一切符合本公约的必要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任何来源的海洋环境污染”。据此，日本海洋保护区建设是履行其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义务的重要方式。其次，《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栖息地为主要目标，日本作为2010年世界生物多样性缔约国第十次会议主办国，承诺将在2020年之前完成对其管辖的10%的沿海和海洋区域的保护。最后，日本还加入了《港口国措施协议》《拉姆萨尔公约》《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公约》以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与海洋生物保护相关的国际条约。此外，日本还是“国际珊瑚礁倡议”合作组织的发起国，该组织在珊瑚礁保护国际合作、协调和宣传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日本国内海洋保护区立法

海洋综合治理立法。从海洋治理的角度，日本海洋自然公园建设受其《海洋基本法》的调整，该法第17条强调，“为保护海洋环境以及将来可持续地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并为推进海洋资源的积极开发和利用……国家应当完善相关体制并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由此可见，《海洋基本法》赋予了日本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以促进可持续利用和开发海洋资源的职责，是日本政府推动海洋保护区建设的基础法律依据。

环境保护立法。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日本海洋自然公园建设受其《环境基本法》《生物多样性基本法》的调整。《环境基本法》是日本环境保护的框架性规定，其所确立的环境保护原则和理念贯穿于日本其他环境保护相关立法之中，具体制度的运行依赖于其他配套法律的实施。《生物多样性基本法》是根据《环境基本法》的基本原则制定的，这部法律旨在明晰政府、企业、个人等主体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不同权利和义务，是日本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的制定依据。在《环境基本法》第4条的基础上，《生物多样性基本法》第1条、第3条第2—5款均从生物多样性这一特定的角度规定“可持续利用”，重视环境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同时，《生物多样性基本法》第14、15条与自然保护区建设直接相关。

《自然公园法》。该法是海洋自然公园建设的直接依据，以《自然公园法》为基础，日本建立了包含国立公园、国定公园、都道府县自然公园在内的海洋自然公园体系。《自然公园法》第20—37条规定与自然公园的保护与利用相关，篇幅占比最大，其核心内容是自然公园的分区管控。该法第22条规定了海洋自然公园的分区管控制度。根据该条规定，日本海洋自然公园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区域，海洋特别保护区、利用管理区以及普通区域。

政府协调合作。作为一个岛国，日本国内许多事项都与海洋事务密切相关，为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日本在内阁设立了综合海洋政策本部，并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本部部长，其他内阁阁僚为成员，由综合海洋政策本部对包括海洋环境保护在内的所有涉海事项进行协调，并制定统一的海洋治理政策。

多主体参与海洋自然公园建设。首先，日本将一部分社会团体纳入海洋自然公园管理主体。《自然公园法》授权环境省和都道府县知事可以根据一般社团法人或非盈利组织的申请，指定申请者作为海洋自然公园日常事务的管理者。并且，法律禁止公园管理部门以创收为目的制定公园管理计划，海洋自然公园的运营费用主要来自政府财政补贴。其次，鼓励公民参与海洋自然公园建设。如成为志愿者、海洋自然公园指导员、作为学者或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制定海洋自然公园的管理计划等，这降低了海洋自然公园管理的人力和资金成本。最后，重视海洋自然公园管理计划。管理计划是海洋自然公园管理的重要部分，它不仅是自然公园日常管理的直接依据，也是评估自然公园管理效率的重要参考。根据《自然公园法》，海洋自然公园的管理计划由监管计划和设施计划两部分组成，每5年更新一次。

首先，日本在海洋自然公园建设中更注重开发相关海域的旅游功能，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较低。日本试图通过保护海洋自然公园内的生物资源，以其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吸引游客，从而达到可持续利用的效果。但事实上，日本海洋自然公园中海洋特别保护区、利用管理区的实际面积较小，大多数保护的自然生境处于海洋自然公园的普通区域中，主要以满足人类的审美需求为目的，内部环境经常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其次，在这些侧重于开发生态旅游活动的海洋自然公园中，管理者的管理活动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其非常重视对植物的养护，与之相比，动物保护却没有得到同等的重视。他们缺乏对生态系统性的考虑，仅仅对某些物种进行特殊保护，这就导致部分物种的数量剧增对区域内生态系统平衡造成破坏。最后，尽管日本在法律层面构建了海洋自然公园的分区管控制度，以平衡海洋保护和利用的关系，但实践中这项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生态旅游是海洋环境的利用方式之一，这种活动也会对海洋自然公园造成生态压力，在以“利用”为出发点的海洋自然公园建设中，仅仅在理论层面平衡“利用”与“保护”的关系无法真正达到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目的，海洋自然公园中严格限制人类活动的区域面积需要进一步扩大，管理者需要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放在海洋生物多样性及其栖息地的养护上。

第一，将生态保护置于海洋保护区建设的首要地位。确保生物种群的多样性和生物链的完整性，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中国应当在立法层面确立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为海洋自然公园建设的首要目标，并采取必要的配套措施以保障这一目标的实现。第二，完善海洋自然公园分区管控。在将生态保护置于海洋保护区建设首要地位的前提下，平衡养护和利用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实现和保障海洋自然公园的利用价值，是中国未来海洋自然公园建设的方向。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在海洋自然公园内划分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和缓冲区。第三，提高海洋自然公园的立法层级。当前，中国海洋自然公园的直接设立依据是《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立法层级较低，海洋自然公园与海洋特殊地理条件保护区、海洋生态保护区和海洋资源保护区同属于海洋特别保护区的下位概念，从立法的角度看，海洋自然公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需要更高层级和更具有专业性的法律文件支撑。 第四，完善涉海政府部门协调管理机制。“多头管理”是中国自然保护地建设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完善涉海政府机构间的协调管理机制，综合海洋治理符合当前的国际海洋治理趋势。第五，为多主体参与海洋自然公园建设创造条件。鼓励当地公民参与海洋自然公园建设，注重吸纳社会力量，并妥善处理利益相关者问题。第六，制定并及时更新海洋自然公园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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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是东南亚地区较为贫困的国家之一。因此，越南把发展石油工业、出口石油作为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越南在进行油气开发区块设计时，并未考虑我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以及我国的南海断续线主张。早在1973年，南越的国家石油公司邀请了27家外国石油公司对近海石油开采特许权进行投标，其招标区块有相当一部分侵入了我国南海断续线内的海域。截至2010年12月，得到越南政府授权的60余份南海油气勘探开发合同所涉及的绝大多数的开发区块都位于我国主张的南海断续线内。近年来，越方油气侵权活动有不断加快步伐之势。2017年,越南与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合作，在我国万安北21号区块内开展钻井作业。有信息显示，2019年以来越方在万安滩又开展了新的为期较长的油气勘探活动。

越南近期油气勘探开发的动向与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南海对我国的油气侵权活动是一脉相承的。首先，越南不断寻求与欧美大国石油公司展开合作，开发我国南海断续线内的油气资源，使更多的外部势力卷入到南海事务中，从而导致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势头更加明显，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我国面临多方牵制的不利局面。其次，虽然中国政府还没有在官方文件中明确指出南海断续线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但一般认为：“‘九段线’在历经60余年演变后，已经成为对历来属于中国的南海诸岛主权的宣示，并包括对在这些岛屿及其周围海域中从事渔业、航行以及包括矿藏等资源勘探开发等其他海洋活动的历史性权利”。因此，越南深入到我国南海断续线内的油气开发活动无疑侵犯了中国的海洋权益。最后，越南的上述侵权行为还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未来在南海的共同开发活动要解决“先存权”等棘手问题。

（一）内政需要：迎合越南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越南与中国历史纠葛既久，双边关系起起伏伏，历史的恩怨情仇中交织着现实的领土、海洋权益争端，导致越南国内对中国存在较为复杂的感情和较为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越南政府分别于1979年和1982年发表了“越南对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拥有主权”与“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越南领土”的白皮书，主张整个南沙群岛乃至西沙群岛均属于其“领土”。由此，越南为强化对南海的主权声索和实际控制，迎合国内民族主义需要，频繁实施越界油气侵权活动成为其中重要一环。

（二）外交考量：利用中方求和平求稳定的南海外交政策有利时机

维持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基本政策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可持续性的重要保证。然而，越方充分利用我国政府求稳定、求和谐、避免激烈对抗的心态，其越界油气作业活动往往选择在我国国内举行重大政治外交活动或中越高层交往前后，在整体友好的外交氛围中造成既成事实。针对越南的越界油气资源开发活动，我国政府从未动用军事力量进行维权，有针对性的海上维权执法活动也较为有限，且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越方视中国的“自我克制”为软弱，导致越南肆无忌惮地实施侵权活动，不断试探和触及我底线。

（三）法律原因：强化越南在南海的海洋权益主张

越南的“油气开发区块”一开始便设定了很多侵入我国南海断续线的区域，而不断地进行油气资源招标、实施具体的勘探开发活动，则更为直观地显示出越南对我国南海断续线内经济资源加以“主权性管辖”的决心与意志，以便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强化越南的主权权利主张。此外，区块开发国际化的特点也日渐突出，除少数区块由越南国家石油公司单独执行外，其余区块均为国际合作区块。各国油气公司的参与，不但使得越南的海洋权益主张得到了有限的“国际承认”，而且增加了我国维权执法的难度。因此，如果中国政府针对越界开发活动采取执法行动，这些石油公司为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有可能动用传媒力量或游说本国政府，来支持越南政府的南海主张。

（一）越南油气侵权活动侵犯我国的历史性权利

首先，我国在南海断续线内享有历史性权利，具备充分的法理基础。中国自古以来就在南海持续开展了捕鱼、航行等活动，这得到南海沿海国的长期认可。1948年我国标有断续线的«南海诸岛位置图»出版后，“包括南海周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提出异议”。特别是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14条明确指出：“本法的规定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历史性权利”。其次，历史性权利涵盖了我国开发油气资源等非生物资源的权利。我国开展海上油气开发活动的时间较晚，只能归因于科学技术，并不对权利的内容有所损益，这些油气开发活动仍可视作中国行使历史性权利的具体实践。最后，虽然历史性权利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呈现为不同的规则形式，且存在“先法”与“后法”的适用冲突，但«公约»并未排除其他已有的海洋法规则。

（二）越南油气侵权活动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

依据«公约»第74条和第83条的规定，越南有义务保持克制，尽一切努力促进临时安排的达成，避免开展“危害”或“阻碍”未来划界的活动。在司法判例中主要判断“油气开发活动是否对争议海域的物理状况造成重大和永久性的改变”，对海底地质地貌没有影响的招标活动以及对海底地质地貌影响较为有限的地震作业，在国际司法机构看来并不违法，但对海底地质地貌产生了改变的钻井活动，无论是处于勘探期的钻井，还是开发阶段的钻井，则侵犯了另一方当事国在争议海域的权益。越南相当一部分的单边勘探开发活动，已然进入钻勘探井甚至实际盈利的开发阶段。越方的这些活动，违背了«公约»第74条和第83条项下的义务，应当承当相应的国际责任。

（三）越南油气侵权活动背离“公平原则”

如果一国对他国在争议海域的单边开发活动不予以明确反对，那么亦有可能构成“权利的放弃”。实践中，多数国际司法案例并未完全否认油气开发活动成为影响划界因素的可能性，只是要求双方当事国就油气开发活动签署特殊协议或双方以很高的标准形成“默示同意”。典型的案例如美国诉加拿大的缅因湾划界案。因此，如果我国不对越南的侵权活动及时予以反对，越方的活动仍有可能构成我方“默示同意”的证据。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已有少数案例（如也门诉厄立特里亚案）认定“油气活动”可以影响划界，这也表明较高的“默示同意”标准并非完全不可达到，我国必须对越南的单边开发活动时刻保持警惕。

（一）追踪研究争议海区油气开发活动的法律论据

单边开发活动涉及多项国际法规则，目前仍存在一些有待澄清之处。国际司法判例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我国不应忽视新判例中可能出现的变动。最近的一项相关案例是科特迪瓦诉加纳的大西洋划界案。科特迪瓦诉称：加纳在双方未划界的情况下进行了单边油气开发活动，应当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对此，国际海洋法法庭却认定：加纳的行为属于在其善意主张的管辖海域行使自己的权利，并无不当。这一结论与之前的判例有较大出入，也极具争议，探讨单边越界油气开发活动相关规则的发展趋势，对我国反制越南在南海油气侵权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二）不断丰富争议海区油气开发的维权手段

其一，当越南开展单边油气开发活动之后，我国应及时发出强硬的外交抗议。其二，对于参与单边油气开发活动的他国石油公司，我国政府应予以及时制止。其三，我国应加强执法力度，充分动用各类海上执法力量，扩大巡逻范围、增加巡逻频率、优化执法模式，使越南政府充分感受到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决心。

（三）逐步放宽对争议海区油气开发的自我限制

首先，我国在南海中南部南海断续线内开展的油气开发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的要求。其次，如果我国继续保持沉默，越方并不会心存感激，而即便我国实施的油气开发活动符合国际法，越方也不会停止抗议。再次，我国应从“国家能源安全”的高度考虑南海的油气开发问题。我国应完全放开南海开发的自我限制，充分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

（四）自主开发与共同开发并举，以自主开发推动共同开发

现今越方在南海断续线内大力推动其单边主导的油气勘探开发，像极了北美油气开发第一次浪潮中依据“捕获原则”而引发的“野蛮开发”，不仅损害了中方的主权权益，而且对于地下资源、地质构造和海洋环境均可能产生破坏性影响。如果中方能够放开政策，在一定时期内采取针锋相对的有效措施，形成“相同海域，各自开发”的竞逐情势，从长远看，当对方看到其单方面开发得不偿失或难以为继，只能与中方合作才有出路时，反而会对其形成真正有效的触动，迫其转向与我寻求共同开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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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执政之后，签发名为《关于促进美国经济、安全与环境利益的海洋政策》的第13840号行政令，取代奥巴马政府的第13547号行政令，公布了美国的新海洋政策。新行政令删除了奥巴马行政令的序言中强调“海洋环境十分脆弱”、呼吁提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的能力”、“制定国家政策以确保保护、维持和恢复海洋、海岸带和五大湖生态系统的健康”的表述，而是着重强调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新行政令开篇将美国的水域视作“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参与全球竞争和保障人民福祉的基础”，强调“海洋产业雇佣了数百万美国人，并支撑强大的国民经济。”

对比特朗普政府和奥巴马政府两项关于海洋政策的行政令，可以发现13840号行政令和13547号行政令是从两个不同的出发点来界定美国的海洋利益从而利用海洋。造成这种政策取向差异的首要原因应该是两项行政令发布时的国内外背景的变化。奥巴马政府的海洋政策发布之际正值2010年4月墨西哥湾漏油事故期间。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海上漏油事故。事故发生后，奥巴马政府于7月发布行政命令，并专门成立国家海洋理事会，致力于促进海洋环境修复、保护以及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而特朗普竞选总统期间，美国社会在中下层民众失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非法移民、种族问题、贫富差距等问题上陷入分裂，民粹主义上升，美国政治日趋极化。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海洋政策专注于海洋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以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为重点，低调处理海洋保护问题。 

在海洋政策方面，特朗普更是不断推翻前任政府的政策遗产。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解除海上钻探禁令，计划从2019年起进行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油田租赁拍卖交易，在5年内开放90%的海上区块进行石油钻探，同时取消奥巴马时期只开放6%海上区块进行钻探的限制。同年3月，特朗普再次签署行政令，宣布暂停、撤销或评估多项奥巴马政府时期防止海洋、大气等环境污染、阻止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同时放松美国对多种能源的开采限制，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在这种背景下，强调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海洋资源开发的第13840号行政令应运而生。

特朗普政府第13840号行政令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开发利用海洋为美国安全与经济利益服务。新行政令在政策目的中提出要求联邦机构“改善民众获取海洋数据和信息的途径，对海洋相关事务进行有效的机构间协调，增强与海洋工业、科学技术团体以及其他海洋利益相关者的联系，以此维护并增强国家的海洋利益和其他利益”。概括而言，特朗普的新海洋政策重点强调通过政府部门、海洋相关产业、社会组织与民众之间的协调合作，发展海洋的经济功能，进而保障国家的安全利益以及其他利益。反观奥巴马政府第13547号行政命令的美国海洋新政策，更多地以生态保护为重点，旨在有效保护、管理和修复美国的海洋、海岸带和五大湖区的生态系统与自然资源，试图正确应对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等环境问题。

将13840号行政令与13547号行政令相比可见，两者的具体优先事项则有很大不同。奥巴马十项政策清单对环境变化、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程度可见一斑，而特朗普行政令的七项政策清单基本未体现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等相关内容。新行政令也大大淡化了海洋空间规划工作的重要性，而这曾是奥巴马政府极力倡导的事业。特朗普政府海洋政策中提到的“区域海洋伙伴关系”也是一大改变。由此，具体海洋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权重由奥巴马政府的联邦主导转向特朗普政府的地方主导，沿海州将在海洋政策和规划方面处于主导地位。

为实施新海洋政策中的七项任务，特朗普政府宣布新设立海洋政策委员会，取代奥巴马政府的国家海洋理事会。人员配置方面，海洋政策委员会由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和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担任联合主席。除了劳工部和卫生及人类服务部不再有代表外，海洋政策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几乎与国家海洋理事会相同。实施机制方面，2018年8月1日召开的海洋政策委员会会议设立了两个小组委员会——海洋资源管理小组委员会和海洋科学与技术小组委员会。前者负责处理与海洋管理相关的监管和政策协调事务，后者主要负责处理跨部门的研究和技术问题。新设立的海洋政策委员继续保持白宫在海洋事务方面的领导地位，但其施政的重点范围相比奥巴马政府的国家海洋理事会而言有所缩小。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的海洋政策委员会只包括海洋科学与技术小组委员会和海洋资源管理小组委员会。在政策实践方面，特朗普政府陆续推出一些举措，为海洋能源的勘探与开采松绑，推动海洋油气开采。特朗普政府还宣布取消了一些监管海上钻井作业的安全措施规定，这些规定原本旨在防止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重演。海洋政策委员会方面，2019年6月12日，该委员会开会听取了“海洋资源管理”和“海洋科学与技术”两个小组委员会的工作进展。在会议期间，能源部还提出了在“国家海洋伙伴计划”框架下开发由可再生能源驱动的海洋观测新技术的可能性。2018年11月，美国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正式发布《美国国家海洋科技发展：十年愿景》，确定了2018年至2028年间海洋科技企业的迫切研究需求和机会领域，并设立了五个目标：了解地球系统中的海洋，促进经济繁荣，确保海上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发展具有修复能力的沿海社区。可以预见，未来美国将利用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加深美国对海洋的了解以便更好地开发利用海洋。

特朗普政府海洋政策得到了渔民和其他商业团体的热烈欢迎。此前，许多渔民和商业团体对奥巴马政府的海洋政策颇有微词，认为该政策妨碍了沿海居民利用海洋从事生产活动。包括全国宪章船运营商协会、休闲渔业联盟、国家海洋产业协会和海湾经济生存队等在内的各种商业团体均发表声明，称赞特朗普的新海洋政策。特朗普政府的新海洋政策也不乏反对之声。环保主义者担心对海洋的利用会导致海洋保护工作的“倒退”，认为这一政策将会破坏奥巴马政府时期形成的良好合作关系。部分从事海洋保护和海洋规划工作的人士表示，以海洋开发利用代替海洋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使生态环境让位于军事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做法是“倒退”的表现。还有部分人士对于新出台的海洋政策持观望态度。

显然，特朗普政府的海洋政策是其“美国优先”战略思维在海洋领域的实践与体现。这一政策对全球海洋治理带来的影响不容乐观。由于全球海洋的连通性，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需要全球共同的努力，需要所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协力应对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的态势，以预防全球性生态危机，其中大国作用尤为重要。而特朗普政府的新海洋政策回避大国责任，单方面强调“美国优先”，将给全球海洋治理带来以下挑战：首先，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不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并提供公共产品，全球海洋治理将难以找到适当的替代者。其次，美国的消极示范将影响其他国家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意愿。即便其他国家愿意参与，治理的效果也将由于美国的缺位而大打折扣。最后，美国掀起的“逆全球化”浪潮使世界各国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暗流涌动，全球格局回归传统大国竞斗。另一方面，特朗普在海洋政策上仍然注重推动海洋科技的发展，先后出台或延续推进了《海洋变化：2015—2025 海洋科学十年计划》《未来十年发展规划》《美国海洋科技发展：十年愿景》等海洋科技发展规划。这些科技成果如果能在全球推广运用的话，也可以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全球海洋治理。因为海洋科技不仅能开发海洋，也能治理海洋。从全球治理的角度调整海洋科技的目的和应用，在促进人类进步与文明提升的同时，防止日新月异的技术对全球海洋环境的进一步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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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地理属性：四面环海、依海而生决定了日本“海洋国家”的定位。自古以来，海洋一直是日本对外交流的重要甚至唯一通路。海运长期占日本运输总量的99.6%，海上交通线成为日本的海上“生命线”。日本国土面积仅38万平方公里，但其宣称的海域管理面积达到447万平方公里，日本试图利用地理优势和强大的能力储备，从海洋寻找国家振兴新的突破口,全方位地挖掘“海洋国家”的优势。第二，文化属性悠久而丰富的与海共生的“海洋文化”内化为日本人的民族自觉。日本对海洋的认知与对人海关系的思考贯穿于千年文化中，神话传说中日本国家与天皇王权的“起源”与海洋渊源甚深。不仅是神话，海洋在日本文学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海洋更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正因为“捕鲸是日本传统海洋文化的一部分”，日本才执意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IWC），并重启商业捕鲸。1996年，“海之日”重新成为日本国家法定节日之一，主旨是“感谢海的恩惠，同时也祈愿海洋国家日本的繁荣”。第三，民族特质：武力扩张型海洋战略的失败促使日本转向现代化海洋外交。向海对岸拓展的“登陆”意愿、控制海上通道的“安全诉求”与尚武、崇拜强者的民族特性融合，促使日本在历史上多次进行以武力谋求海洋霸权和掠夺陆上利益的尝试。至近现代，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再次选择以武力打开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二战中，日本谋求构建“大东亚共荣圈”，其海洋野心膨胀到极点。而太平洋战争的结局宣告了日本武力扩张型海洋战略的彻底破产，这也成为日本由“强权与掠夺性外交”转向现代海洋外交的起点。

（一）目标演进：参与全球海洋治理逐步深入，服务于“政治大国”诉求

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经历了“经济中心”导向型、酝酿转型与新目标确立、“大国化”目标导向等几个阶段，其对海洋战略的谋划亦与国家战略共振。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达到战后以来的顶点，大国意识复苏进而膨胀，谋求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愿望日渐强烈。2007年，日本通过《海洋基本法》，规定“国际协调的重点是在国际秩序的确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日本的主导作用”。2013年，安倍政府出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首次确立国家战略及日本版“国家利益”，指出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的安全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强化美日同盟”频频被提及，被视为确保日本“国家利益”的目标与手段。

（二）法制保障：以立法的形式确立“海洋立国”的国家战略与全球海洋治理理念

被誉为日本“海洋宪章”的《海洋基本法》指出，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应以“海洋立国”使海洋战略以法律形式被确立为国家战略。日本还通过了《海洋建筑物安全地带设置法》，尝试以国内法拓展海洋权益。该法中关于“海洋建筑物”的定义与“安全地带”的地位、授权等规定，明显超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沿海国管辖权的范围。在东北亚海域，日本与中国、韩国、俄罗斯等邻国均存在领土主权争端。2010年“撞船事件”后日本对中国船长的非法判决以及2012年对钓鱼岛非法“国有化”的闹剧，实质上同样是日本欲以国内法解决有关问题的尝试。

（三）体制建设：成立综合海洋政策本部，统筹国家海洋事务及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合作

为改变“九龙治海”的局面，《海洋基本法》对国家的海洋管理体制做出新的安排，内阁设置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以下简称“本部”）。本部成立以来，向上向本部长即首相汇报，首相参加每年1—2次的本部大会，为国家海洋战略确定方向；本部向下与各省厅协调，每年出台国家涉海预算，并结合《海洋基本计划》发布《海洋状况与海洋政策落实情况年度报告》，实现了海洋内政、外交事务管理向统筹有序、权责明晰方向迈进。

（一）海洋“价值观”：树立国家形象，以所谓“普世价值”与“海洋国家”的身份认同扩大“朋友圈”

二战后，日本一直力求通过“价值观外交”聚合所谓海洋民主国家联盟，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所鼓吹的“钻石菱形构想”和“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可谓是对以“海洋”与“价值观”为抓手的日本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2018年，日美公布“印太战略”合作文件，确定重点合作领域为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海洋安保与防灾减灾等，并将东南亚、南亚、南太平洋等区域的“海洋国家”列为“合作对象”。日本惯以所谓“国际规则”与“法治”切入多边外交，伺机扩大影响力与玩弄大国制衡。中日钓鱼岛主权领土争端升温后，日本向美国寻求关于“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承诺，支持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的南海立场，将东海、南海局势相提并论，拉拢英国、法国等域外国家关注太平洋与东亚海洋局势，将鼓吹“中国海洋威胁”和“牵制中国”奉为外交目的。值得关注的是，“自由、开放的印太”和“海洋法治”被2018年出台的第三期日本《海洋基本计划》列为政策重点选项，预计它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日本着力推广的价值观旗帜。

（二）航道安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日本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优先选项

作为资源贫乏的岛国，对外经济联系依赖漫长的海上运输，海上通道的安全一向是日本经济安全、国家安全中最脆弱的部分。为确保“海上生命线”的安全顺畅，日本在航道数据掌握、反海盗、经营与航道沿岸国关系上最为投入，以马六甲与索马里海域最具代表性。日本长期将对沿岸国的援助作为政策抓手，“软（实力）硬（实力）兼施”，在提高航道掌控力的同时，较为成功地扭转了其二战中侵略东南亚的负面形象，获得了沿岸国的信任。在应对索马里海盗威胁方面，日本通过了《应对海盗法》，向索马里派出舰艇和飞机开展反海盗巡航，同时向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等提供反海盗资金支持，向索马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三）海洋可持续发展：占据道义高点，争夺国际话语权，引导标准制定

日本强调自身“海洋国家”定位，积极在国际合作与双边交往中宣传自身贡献，塑造“守护海洋的国家”形象。同时，日本还不时抛出自身方案，推广自身制度与标准。在2015年的亚太经合组织海洋渔业部长级会议上，日本主持“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资源的影响”工作组报告，“获各方赞赏”。2016年，日本作为G7峰会东道主积极推广国内海运排放税及排放报告制度，介绍自身应对蓝碳的“先进经验”。在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议题上，日本从“追随者”摇身一变成为“先行者”，在国际与国内层面同时发力，推出多项举措，欲利用该议题在G20大阪峰会上争夺国际引领地位、展示日本的国际协调能力、抢夺标准制定权、宣传日本形象。

（四）新疆域：起步早、重科研、稳推进、慎投入

随着全球变暖，北极航道特别是东北航道通航条件改善，近几年日本对北极议题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2013年，日本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2015年发布日本国家《北极政策》，同年开启“深化北极研究”项目，重点是北极航道常态化运行的可行性及对环境的影响。2019年5月召开的海洋本部会议上，安倍强调北极是下阶段日本海洋政策的三大重点之一。从开始关注到真正在北极议题上重点投入，日本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在深海探索方面，日本一直处于国际领先位置。

第一，政府作为：财、情、人投入并重。日本参与全球海洋治理起步早、时间长，多年的经营与不断总结经验，使日本较为熟悉全球治理的规律和国际组织的运作特点。日本在提案、协调、人才等方面深度参与，善于在双边、多边合作中宣传日本贡献、推介日本方案，也善于创造平台、扩大日本影响、把握主导权。为了显示其“经济大国”地位、实现其“政治大国”诉求，日本在大多数国际组织中承担着较高的会费。另外，日本经常在外交中打“感情牌”。在国际涉海人才培养上，日本既重视英语与学历教育，更注重人才专业化培养，如依托“日本海洋创新国际财团”项目培养涉海专业人才。在人才选拔中，相关省厅不仅及时发布国际组织详情、空缺职位信息，还在媒体上刊载在国际组织任职人士的履职心得，力图打“感情牌”以吸引高端人才。在人才输送上，日本强调领导岗位与专业职位并重，选派官员、学者、大学生分赴适合岗位。第二，官民一体：将智库纳入决策体系，产学研协同推进。二战后在日本重新寻求“海洋国家”定位的过程中，学者、智库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1世纪以来，以笹川和平财团海洋政策研究所为代表的智库“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提交了《海洋与日本——21世纪海洋政策建议书》《海洋政策大纲》《海洋基本法案概要》等多份研究成果和政策报告，它们直接构成了日本《海洋基本法》的蓝本。国家综合海洋政策本部成立后，智库、专家随即成为日本海洋决策体系的一部分。在争夺新疆域与海洋科技高地过程中，日本行为模式也呈现出产学研一体化特点。日本政府在前期提供了大量资金、技术和制度支持，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学界共同参与，为最终的“商业化”铺路。第三，注重落实：细化时间表、路线图、任务清单。2008年开始，日本每五年出台一期《海洋基本计划》，对《海洋基本法》进行细化、深化，为日本海洋事业的发展规划落实路径和制定中期发展目标。2009年以来，日本每年出台一期《年度报告》，对《海洋基本计划》目标进行再拆解以及跟进、总结。从而构成了从《海洋基本法》顶层设计，到《海洋基本计划》设定中期目标，到《年度报告》逐年落实的逻辑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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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大利对北极地区的探索历程

基于航海探险的传统和优势，意大利人早在1899年就开始了北极探索。1926年，翁贝托·诺比莱设计并驾驶飞艇从挪威出发经北冰洋前往阿拉斯加，成为首批到达北极点的人。两年后，诺比莱驾驶新设计的飞艇四次飞越北极，为意北极海洋学、气象学、地理学、地球物理学等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战结束后，意大利在北极问题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人类学家西尔维奥·扎瓦蒂。除个人行为外，意大利政府的北极活动也不断增加。1989年，意国家海洋和实验地球物理研究所多次在北极海域执行科考任务。1997年，意国家研究委员会在斯瓦尔巴德群岛的新奥尔松建立“意大利飞艇”综合科考站。另外，意国家控股的埃尼集团、芬梅卡尼卡集团等也开始进军北极。

（二）意大利出台北极战略的现实环境

除北极考察历史积淀外，意大利北极战略的出台还受到了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2007年8月，俄罗斯国家科考队在进行北极科学考察时，将一面钛合金国旗插在了北极点附近4200多米深的北冰洋海底。“插旗事件”一方面促使北极国家纷纷从地缘政治、国家安全出发制定或更新北极战略；另一方面则激发了域外国家参与北极科学考察、资源开发、航道利用以及加入北极理事会等事务的兴趣。2013年5月，意大利被接纳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意大利能够被接纳，说明其对北极事务的参与以及所做的贡献得到了北极八国的一致认可。这极大地提高了意大利政府参与北极事务的积极性。随后一段时期，其他域外国家纷纷出台北极政策文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意大利政府出台北极战略的紧迫感。

意大利政府在2015年12月出台了《意大利北极战略：国家指南》，从中可窥见意大利在北极的利益关切。第一，彰显和提升国际影响力。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意大利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都有所衰减。作为一个二流国家，意大利无力像法国、德国那样追求欧洲的领导地位，不过也努力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有所作为。因此，面对北极这一“战略新疆域”，意大利将参与相关事务视为彰显负责任国家形象、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契机。第二，认识和应对气候环境问题。气候环境问题是当前北极治理的首要议题，也是意大利北极政策的优先方向。意大利还特别强调自身所处生态环境与北极地区的相似之处，从而使其对北极气候环境的关切显得更有说服力。另外，意大利政府还关注气候环境变化对其社会造成的影响，并将与北极国家的交流合作视为重要的发展机会。第三，维持北极科研领域的优势。就意大利而言，其之所以能在北极事务中拥有一席之地，得益于早在18世纪末便开始进行北极探索，并在此后保持了一定形式的存在，在相关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开始进行北极研究和考察活动，意大利要想巩固或守住这一先发优势，必须在北极科研领域做出新的、更多的贡献。第四，抓住北极经济开发的机遇。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008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北极地区蕴藏着全球未探明石油储量的13%、未开采天然气储量的30%和全球煤炭储量的25%。这对能源匮乏，在海上油气开采方面拥有先进技术和丰富经验的意大利而言可谓一大利好消息。另外，意大利国土深入地中海腹地，是地中海航线的重要节点，也是世界航运大国之一。北极航道具备商业通航条件后，将对世界航运和贸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意大利对此也不得不察。

第一，重视北极理事会的作用。2013年被接纳为正式观察员后，意大利政府向北极理事会任命了一名专职外交代表以更好地参加北极高官会议，并多次委派科研人员参与北极理事会各工作组、任务组的工作。2016年10月，为纪念北极理事会成立20周年，意大利外交部牵头组织了“北极理事会与意大利观点”专题研讨会。同时，意大利还积极通过北极理事会加强或改善与北极八国及其他正式观察员国的友好关系，已在北极科学研究、经济开发等领域建立了一些双边工作机制。第二，在欧盟框架内开展行动。作为欧共体（欧盟前身）的创始国，意大利一直高度重视欧盟的建设和发展，在北极事务上也注意在欧盟框架内开展行动，以更好彰显其影响力。第三，加强对国内力量的整合。这首先体现在意大利政府对北极科研科考活动的大力支持。从2009年开始，意陆续在“意大利飞艇”北极考察站增加了三个综合观测平台，2016年对“探险”号科考船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升级。此外，还引导国内科研机构在北极问题上扩大影响力。其次，意大利政府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关注和参与北极问题。第四，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世界上绿色发展的先锋，意大利在北极战略中特别强调可持续发展，即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北极原住民特殊需求之间的兼容性和协同性。在这一问题上，意能源巨头埃尼集团作出了表率。具体来看，埃尼集团承认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紧密相关，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降低自身生产过程和产品对环境的影响。

《意大利北极战略：国家指南》的出台，为意大利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指北针”，有利于其在北极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受若干国内和国际因素制约，这份北极战略的贯彻落实面临着诸多障碍。第一，政党轮替变幻莫测。这使意大利很难制定并实施连贯、稳定的外交政策，无法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拿这份北极战略来说，它是在民主党人马泰奥·伦齐担任总理时制定的，因而带有多边主义和亲欧的色彩。但随着2018年3月右翼力量在大选中获胜，6月朱塞佩·孔特开始担任总理，其对北极问题的态度势必会有所调整。第二，经济发展长期低迷。 21世纪以来，意大利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2%，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更是经历了二战结束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2015年，意大利经济虽然开始复苏，但增长率仍低于欧元区平均水平，且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再次出现负增长。迫于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意大利政府势必会把注意力更多置于国内层面特别是经济增长、社会保障等领域，很难增加甚至可能削减对北极问题的投入力度。第三，地中海局势动荡不安。近年来更是愈演愈烈，这使意大利首当其冲地面临着地区冲突、恐怖主义和难民问题等的冲击。相较于北极问题，地中海局势对意大利的影响更为直接且十分棘手，因而更受意国内关注，并会更多地占用本就孱弱的外交资源。第四，北极军事化态势加剧。目前，北极已再次成为俄罗斯与美欧战略博弈的前沿，如果双方继续强化在北极的军事存在，该地区出现军事对峙乃至“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只会越来越大。意大利在北极问题上强调多边合作和可持续发展，北极军事化将对其战略目标、执行手段等产生影响。

第一，以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基础，提升北极政治互信。自1970年正式建交以来，中意各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发展顺利。2004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近年来，双方高层互访不断，政治互信增强。2019年3月，习近平主席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达成广泛共识。在此背景下，中意应基于对北极问题紧迫性和复杂性的共同认识，将之置于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之内，提升在北极问题上的政策沟通与政治互信。第二，以双边科技合作为先导，推动北极各领域务实合作。在北极问题上，中意都高度重视科技因素的基础性作用，定期开展北极考察并在斯瓦尔巴德群岛建有北极科考站。今后两国应以相关协议、委员会、论坛等为依托，注意发挥各自优势，通过联合考察、合作研发、共建实验室等形式加强北极科技交流，进而推动清洁能源、高端制造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第三，以中欧蓝色伙伴关系为指引，共促北极发展繁荣。北极问题属于海洋问题，21世纪以来，中国和欧盟不断探索和深化海洋合作。正如前文所言，意大利在北极问题上高度倚仗欧盟。未来中意可在中欧蓝色伙伴关系及其他伙伴关系框架内，就北极问题展开专题讨论与合作，调动政、商、产、学、研等多方力量促进北极发展繁荣。第四，以北极理事会等多边制度为平台，维护北极和平稳定。北极国家特别是北极大国的单边主义行径，使北极政治安全局势日趋恶化，多边治理架构遭到破坏。这不符合中意两国利益，更不符合人类共同利益。因此，中意需发挥各自影响力，确保北极大国保持克制，维护北极地区和平稳定及北极理事会等多边制度的权威。同时，作为东西方文明的杰出代表，两国应加强交流互鉴，为完善北极治理制度体系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图片来源：网易

国际海底区域，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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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步探索期

从1949年4月23日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人民海军外交的初步探索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初建的20世纪50年代，在国家“一边倒”的战略背景下，人民海军外交的主要对象是前苏联。这一阶段，双方签订援助协定、协办多所海军学校、培养海军指技人才和进行武器装备建设。后一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在中苏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人民海军重点与第三世界国家开展军事外交。中国不仅援助越南和亚非国家，而且还为第三世界国家培训海军人才。这一时期的人民海军外交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外交目标主要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二是外交对象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三是外交合作的内容主要在于提升国家海上军事实力。四是外交类型以双边外交为主。

（二）逐渐发展期

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人民海军逐步同世界各国开展交往。首先，海军进行高层互访。改革开放前，人民海军仅向苏联、越南和朝鲜派出过4个代表团。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军事交流有了突破性的崭新变化，人民海军领导人开始率团访问西方国家。其次，海军舰艇互访。1949年至1979年，人民海军一直没有走出国门。这30年里也仅有8个国家的12艘军舰来华访问。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海军实力的日益增长，我海军的对外交流也日益扩大。1985年，海军首次派舰艇编队出访南亚三国，开启了中外海军舰艇互访互动的新时代。并在1989年和1994年，分别首次访问了美国和俄罗斯。这一时期，我海军也接待多批外国海军特别是西方大国海军舰艇来访。1979年到1999年，人民海军共接待来自亚洲、欧洲等22个国家60余批次舰艇来华访问，极大地促进了中外海军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再次，建立中美海上安全磋商机制。苏联解体后，中国逐步被美国列为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主要威胁。中美海上军事关系也急剧恶化，海上危机时有发生。1996年，中美双方开始就避免发生海上意外事件进行对话，并于1997年宣布就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达成一致，“该协议将有助于双方海空力量避免发生意外事故、误解或错误判断。”并于1998年正式签署《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这一时期海军外交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外交目标逐渐转向为经济建设提供和平稳定的海上安全环境。二是外交对象逐渐转向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大国。三是外交合作的内容旨在建立改善亚太周边国家关系的信任措施。四是外交领域向非传统安全领域发展。

（三）全面推进期

进入21世纪，我国海上安全环境有了较大改善，海军实力有了较大提升。人民海军外交在多个层次多个领域、以多种形式全面展开，进入了一个全面推进的崭新时期。第一，海军高层互访和舰艇访问呈常态化发展。不仅访问频率越来越高、而且访问国家也越来越多，既有英美等西方大国，也有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等中小国家。第二，海军交流不断机制化。建立了中美海空联络机制和中日海上联络机制。这对增进两国防务安全互信、避免因误判引发海空意外事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开通海上军事热线。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海上邻国加强海上战略互信的重要举措。第三，亚丁湾、索马里护航持续进行并且参与国际合作更加频繁。包括全方位开展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和广泛进行国际多边对话安排。较具代表性的是人民海军多次派员参加西太平洋海军论坛（WPNS）年会及各项专业性工作小组会议。这一阶段，人民海军外交特征又有了新的变化：一是外交目标致力于塑造和平稳定的海上安全环境。二是外交对象呈全方位多元化发展态势。三是外交合作的内容不断趋于具体和务实。以海上军事安全合作为例，人民海军外交呈现的特点表现为：一是海上军事安全内容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仅在海上传统安全领域中有所扩展，在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合作则更为丰富。二是海上军事安全合作的海域更加广阔。不再局限在家门口或周边海域，而是向远海推进。三是海上军事安全合作的国际化现象明显。四是外交方式灵活多样。

1.必须体现国家意志，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海军是战略性、国际性和综合性军种，现代国际法赋予了军舰特殊的法律地位，使海军具有代表国家开展军事外交的功能。人民海军外交的历程表明，无论是海军高层互访、双边海上军事磋商、海军论坛等战略对话，还是对外军援、军舰互访、海军联演、反海盗护航行动，都是国家行为，它们体现了国家意志，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2.必须坚持斗争原则，讲究斗争策略。海军外交由于涉及国家的海上军事和海洋安全领域，论及的是国家的海洋核心利益和海洋重大利益，加之原有海洋安全秩序的不合理、现有海洋安全制度缺失、西方大国的插手和干预等因素的影响，就要求我们在海军外交中要坚持斗争原则，如此方可有效维护国家的海洋利益，保持海军外交的正确方向。3.必须紧密围绕军队使命和海军任务，坚持与时俱进。我海军外交要根据国家利益在海上方向安全需求的变化而变化，根据我军使命及海军任务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在新形势下，人民海军积极开展军事外交活动，不仅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还适应国家战略利益发展要求，有效维护了战略通道和海外利益安全。4.必须与部队战备训练紧密结合，坚持向常态化方向发展。海军外交大量表现为成建制的兵力行动，如舰艇出访、联合军事演习等，这是由海军军种特点所决定的。海军将这些兵力行动与部队的战备训练紧密结合，逐步把专项任务变成常态化兵力行动。5.必须与海军现代化建设相结合，为学习借鉴外军先进经验搭建桥梁。新军事变革迅猛发展，战争形态加快向信息化方向转变，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快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军队现代化建设。海军现代化建设也必须面向世界，以对外军事交流与合作为桥梁，积极借鉴各国军队特别是发达国家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有益经验。6.必须遵守并创造性运用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海军主要活动空间既然是国际性的，其对外军事交流就必须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规则。

70年来，人民海军外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续开展海军外交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深刻认识到，与世界海洋强国的相比，我在提供海洋公共产品、提升世界海洋事务话语权、培塑海洋软实力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在塑造国家海上安全环境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以搭起海上互信机制平台为重点，塑造和平稳定的周边海上安全环境。其次，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努力提供全球海洋公共安全产品。再次，以推动与后发海洋国家的多边海军外交为纽带，不断推进全球海洋安全治理体系变革。最后，以培塑中国特色海洋海军文化为抓手，持续提升海洋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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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中国在军事战略领域相互协作，彼此信任，制定并顺利落实全球和区域安全议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促进全球对和平发展与安全共同负责、建立大欧亚大陆等。双方军事技术合作不断深化，陆军、空军和海军举行联合演习。俄中两国军事技术合作的特征是联合生产军事和军民两用产品，在谈判阶段和项目实施阶段增强互信。双方定期交换军事代表团并就战略问题举行磋商。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与其他大国都没有建立这种高层次的合作。中俄在军事和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为两国进一步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而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于维护地区和全球稳定与安全至关重要。这不是要建立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军事联盟。从理论上讲，正式联盟可能导致亚太地区和欧洲亲美联盟的扩大和加强，从而使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些地区受到排挤。这不仅会影响外交政策的实施，带来安全问题，而且会造成负面经济影响。因此，军事联盟只有在美国实际侵略威胁急剧增加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俄罗斯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双方均坚持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尊重国际法律框架，这使双方能够建设性地解决全球和地区最复杂的问题。双方构建了一个具有灵活性的战略协作体系，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1）可自主决定与第三方国家的关系; （2）保持在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方面交流的强度和多样性; （3）作为一个自给自足有影响力的且不针对第三国的地缘政治权力中心，在世界舞台上活动; （4）两国能快速调整伙伴关系以实际解决任何全球或区域任务。 

中俄两国在贸易投资方面建立了成熟的政府间合作机制，拥有五个中俄政府间委员会，涵盖了经贸关系全部议程。2019年，举行了俄罗斯远东和贝加尔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合作与发展委员会会议。两国经贸合作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国有企业参与、大型项目为主，中小企业的巨大潜力还待挖掘。为提高中俄合作质量，还需要中国公司和俄罗斯公司联合进入第三国市场，共同发展工业合作。俄罗斯和中国可以分别利用自己在独联体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市场领域。在相互了解和相互交流信息的过程中，两国的咨询公司和分析中心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俄罗斯媒体、中国媒体，以及有前景的联合媒体会使两国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中俄两国应加强市场机制在促进双边经贸合作和区域合作中的作用。两国政府应积极推进贸易投资管理制度建设。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应保证遵守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以及避免双重征税的协议。有必要加强对双边贸易和投资的保护，建立公司间信息交流的互联网平台。此外，须探讨建立投资风险防范机制。以下措施也有助于推动投资：出台区域投资指南，促进金融合作创新，利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融资模式，推动各类直接投资，包括跨境兼并和收购。

俄罗斯和中国作为欧亚大国，是欧亚大陆走向“一体化”进程中的天然盟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的“转向东方”战略，增强了地缘经济的利益契合度。中俄双边关系及其战略稳定，对欧亚经济联盟（EAEU）与“一带一路”的对接以及未来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美国并不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但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其试图进入欧亚大陆某些地区，提供所谓的“金融服务”或“安全服务”。正如近年来实践所表明的那样，这些服务的质量和政治取向违背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导致美国干预地区的不稳定和冲突激化。特朗普上台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和发展美国国内优先事项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欧亚大陆事务的介入，但并没有完全消除美国与俄罗斯及中国在欧亚大陆的潜在竞争。

俄罗斯力图通过其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推动欧亚大陆一体化进程。中国完全支持“欧亚经济联盟”倡议，并与该组织在两个方向上推动合作：一是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及其成员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该协定内容涵盖海关合作和贸易便利化、知识产权、部门合作以及政府采购等。不过，经贸合作协定是非优惠性质的协定，没有规定取消关税或自动减少非关税壁垒。二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上合组织银行间联合体”等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欧亚经济联盟已与越南达成自由贸易区（FTA）协定，与印度、新加坡、韩国、蒙古、柬埔寨等国启动自由贸易区问题谈判。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深化合作，扩大开放，有助于为构建开放型全球经济提供新的动力，成为推进全球自由贸易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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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初始阶段。第一阶段时间大致是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这一阶段主要是加入社会主义阵营，重点是学习与借鉴。中国合作伙伴从建国初期的18个增加到1976年前的107个。至1978年前，除了美国外的西方大国都与中国建交，但是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美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大为改善。与此同时，中国加入了主要的国际组织。首先，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其次，世界银行恢复了中国的成员国地位， 1960年和1969，中国分别加入世界银行的IDA和IFC。

2. 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时间大致是改革开放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阶段主要是部分融入世界，重点是国家间合作。中国建交合作伙伴新增52个，特别是与世界第一大国的美国建交。另外，中国继续加入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1988年和1993年，中国分别加入世界银行下属的MIGA和ICSID。

3. 对外经济合作的成长阶段。第三阶段时间大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到现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全面融入世界经济，越来越广泛地影响全世界。这一阶段，新增12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包括2019年9月最新建交的所罗门群岛。从新中国成立到2019年，中国建交国从18个增加到180个，并且建立了110对伙伴关系。其中，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历史性的重大举措。中国不仅参与IMF、WTO等国际组织的改革，而且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对外经济合作坚持互联互通、共商共建共享等原则，深刻影响全世界。

1. 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大国。2000-2018年期间，中国GDP规模快速增长，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自此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发展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自2014年起超过10万亿美元。到目前为止，中国成为全球GDP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两个大国之一，仅次于美国。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增长态势（除个别年份外），远超过世界平均增长。1970-201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速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以上的有31个年份。

2. 发展为全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大国。根据WTO的统计数据，1950-2018年期间，中国货物贸易逐步发展，货物进口额从5.5亿美元增加到2.49万亿美元，占世界份额从0.89%增加到12.78%；货物进口额从5.8亿美元增加到2.14万亿美元，占世界份额从0.91%增加到10.75%。中国入世后，货物贸易快速发展，成为全球货物贸易大国。货物出口中，2002年、2003年、2004年分别超过英国、法国、日本，2007年、2009年分别超过美国和德国；货物进口中，2003年超过日本、英国、法国，2009年超过德国。其中，2009年至2018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持续名列世界第一，进口持续第二；2013年至2015年、2017年至2018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居全球第一。另一方面，中国也成长为服务贸易大国。根据WTO的统计数据，1982-2018年期间，中国服务出口额从24.76亿美元增加到2650.88亿美元，占世界份额从0.67%增加到4.59%；中国服务出口额从18.65亿美元增加到5205.69亿美元，占世界份额从0.46%增加到9.49%。

3. 崛起为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大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根据UNCTAD的统计数据，1980-2018年期间，中国吸收FDI从0.57亿美元增加到1390.43亿美元，占世界份额从0.1%增加到10.72%。截止到2018年末，中国吸收FDI存量达到1.63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5位，占世界份额为5.04%，仅次于美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英国、荷兰。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中国开始对外直接投资。根据UNCTAD的统计数据，1982-2018年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0.44亿美元增加到1298.3亿美元，占世界份额从0.16%增加到12.8%，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排名从第29位上升到第2位。尽管发展历史较短，但是入世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截止到2018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94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3位，占世界份额为6.26%，仅次于美国、荷兰。

4. 边干边学中掌握并运用国际规则。在对外经济合作发展历程中，中国甘当小学生，边干边学，学习和掌握国际规则，特别是WTO规则。入世前后，中国学习了WTO的规则，例如，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1998-2018年期间，中国对外发起反倾销立案274起，实施220起反倾销措施。其次，中国还积极学习IMF的规则，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等。再次，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7年、2019年，中国召开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以“引进来”为主转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将中国对外经合作推向新高峰。

5.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长和壮大。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数量不断增加。最新的2019年《财富》公布，中国企业数量达到129家，比上年增加9家，首次超过美国（121家），成为世界首位。其中，民营企业22家，以华为、恒大、吉利、美的等为代表，国际竞争力逐步增强。不仅如此，中国基础设施居于世界领军地位，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2018年共有69家企业入围工程新闻记录（ENR）的“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例如，中建、中铁、中铁建、中交建、中电建、上海建工、中国冶金科工等成为全球知名企业。

1. 对外贸易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长期以来，中国成为资源型产品、集成电路、农产品的净进口国。除了产品结构外，中国对外贸易贸易伙伴、国内地区结构也不平衡，与发达国家的双边贸易比重高，国内沿海地区要快于中西部地区。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也需要提高，贸易逆差呈现扩大的发展趋势。不仅如此，服务贸易结构也有待优化，传统的运输、旅行、建筑等服务比重较高，2018年出口结构都超过10%，旅行服务进口比重持续提高，2014年以来占服务进口比重持续超过50%。根据以上分析，中国关键零部件技术被发达国家掌控，服务贸易竞争力不足，资源严重依赖进口，这种对外经济合作方式难以提升经济效率，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优化对外贸易结构。

2. 吸收外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首先，中国每年吸收FDI超过1300亿美元，利用外资质量仍有较大的提高空间。其次，中国吸收FDI对经济作用呈现下降趋势，反映在吸收FDI流量与GDP的比值上，也反映在FDI流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值上。再次，国内各省市自治区吸收FDI呈现不平衡性。长期以来，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吸收FDI的最主要地区。2017年，中国吸收FDI前5位省市分别为江苏、北京、广东、浙江、山东，合计占全国的份额超过80%。

3. 对外投资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地区不平衡性，沿海发达地区居于领先和优势地位。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前三位省市为广东、上海、浙江，合计占全国份额达到44.44%；第4至第6位分别是山东、北京、江苏，前6位合计占比达到64.04%。更主要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并不十分理想。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风险大，面临各种挑战，除了经济上的风险外，还有其它障碍和挑战，特别是力量强大的工会组织、专业性较强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当地政局动荡等。此外，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平台数量多，种类繁多，包括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综合保税港区等，有待进一步优化整合。

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在国内形成了多维、多形式、多层次、内容丰富的发展格局，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边经济开放区——内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合作平台，从而变成点、线、面、带、区域相结合的新格局。从对外经济合作平台来看，除了经济特区之外，中国还设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边境合作区、中哈霍尔果斯边境合作中心、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岛等。从对外经济合作内容来看，不仅是货物贸易，而且包括服务贸易，以及投资、合作等。从国际来看，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形成了以新兴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中国、广大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之间相互竞争合作的格局。广大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提出了不同的诉求，中国迫切需要准确定位，做好各种预案，积极参与对外经济合作活动。

本文作者

中越陆地边界广西段边界线长600多公里，竖立界碑1000多块。沿边有防城港、崇左、百色3个地级市的东兴、防城、宁明、凭祥、龙州、大新、靖西、那坡8个县（市、区）与越南广宁、谅山、高平、河江4个省18个县市接壤。广西边境地区多属于喀斯特地貌，地形复杂，山高林密，气候炎热多雨。

（一）充分发挥“两晤机制”效能，各层级交往互动频繁

2007年广西与越南边境省建立联合工作委员会，迄今已举行10次会晤；2016年广西与越南边境四省建立党委书记新春会晤机制，迄今已举行4次会晤；2018年起“两晤”同期举办。广西与越南边境四省党委书记新春会晤联谊是中越两党两国地方交往的一项创新之举，经过双方共同努力，已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中越地方层面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展现出了极大的发展潜力。特别是同期举办新春会晤与联工委会晤，有效地实现了沟通交流的制度化，增强了沟通交流的效果，成为中越两国地方友好交往的典范，得到两党两国领导人及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和两国边境省区的一致欢迎。

近年来，广西充分利用与越南边境四省党委书记新春会晤和联合工作委员会会晤机制，以及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与越南保持高层密切往来的良好势头。2018年，广西与越南边境四省党委书记新春会晤暨联工委第九次会晤在桂林举办；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鹿心社会见出席第15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越南副总理王庭惠；自治区主席陈武成功访越。2019年，鹿心社成功访越并举行广西与越南边境四省党委书记新春会晤暨联工委第十次会晤，期间会见了越南政府总理阮春福，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国旺，越南政府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与越南工贸部部长陈俊英、边境四省党委书记等举行会谈。与此同时，越南有关国家部委、省市等多个部级团组访问广西。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以来，双方省部级以上团组互访25批，其中广西出访6批，越南来访19批。边境地区党委、政府及其部门之间开展互访225批4008人次。

（二）经贸往来密切，合作成果丰硕

越南连续20年成为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是广西企业开展“走出去”的主要市场之一，是广西企业在境外设立企业和办事机构最多的国家，也是广西在东盟的第一大承包工程市场。2014至2017年双方贸易年均增长17.4%。2018年，广西与越南进出口总额1749.4亿元人民币（约合267.39亿美元），对越贸易占广西与东盟贸易的84.9％。广西边境口岸进出口货运量418万吨，出入境人员1585万人次、增长31.6%。广西出口到越南的主要商品有：纺织品、电灯及照明装置、蔬菜、鞋靴、陶瓷产品等；从越南进口的主要商品有：耳机、水果、钛矿砂、鱼粉、红木家具等。

（三）重点合作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

1. 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201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合作保护与开发德天（板约）瀑布旅游资源的协定》生效后，广西与越南高平省成立了省级协调委员会，共同推动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进程。现双方正稳步开展合作区查验点建设工作，争取尽早建成并试运行。

2. 跨境经济合作区：广西和越南广宁省各级政府和管理部门围绕中越东兴—芒街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开展多次对接交流活动，有效地促进了双方的合作。广西始终高度重视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将之视为中越经贸合作的旗舰项目，全力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各项工作。目前，东兴—芒街跨境经济合作区中方园区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累计投资11.53亿元人民币，口岸综合服务区即将竣工，已建成13栋标准厂房，配套道路实现贯通。

3. 互联互通: 一是南宁—友谊关、南宁—东兴、南宁—龙邦高速公路已建成通车，目前已有三条高速公路抵边。越方河内—北江、河内—海防、海防—下龙—云屯高速公路已建成通车，在建的北江—友谊高速公路将于2019年通车，云屯—芒街高速公路于2019年4月开工建设。二是东兴—芒街口岸北仑河二桥2019年3月正式开通；峒中—横模口岸便道桥2018年5月投入使用，口岸桥于2018年底完工；2017年5月我方动工建设水口河二桥。三是南宁—凭祥铁路扩能改造项目于2017年开工建设，防城港—东兴铁路于2019年3月开工建设。

（四）聚焦开放，提升边境口岸升格和通关便利化水平

1. 口岸升格开放方面：一是友谊关—友谊口岸货运专用通道开通，友谊关—友谊口岸浦寨—新清通道基本建成；二是东兴—芒街口岸北仑河二桥2019年3月正式开通；三是广西与越南高平省已各自向国家申请龙邦—茶岭口岸升格为国际性口岸并扩大开放至那西—那弄通道事宜；四是爱店—峙马口岸2018年9月建成开放，目前与龙邦—茶岭、平孟—朔江等口岸同为已开放的双边性口岸；五是东兴—芒街互市点临时浮桥开通；六是弄平—弄兰互市点力争在2019年内正式开放。

2. 通关便利化方面：一是从2018年6月1日起，在友谊关—友谊口岸货运通道实施周六、周日和节假日正常通关。二是东兴口岸建成自助查验通道28条，其中入境自助查验通道16条，出境自助查验通道12条。三是双方正在磋商浦寨—新清通道作为友谊关—友谊口岸农副产品“绿色通道”实施范围。四是除东兴—芒街、浦寨—新清、弄尧—弄尧互市点维持原有通关时间外，其余互市点统一通关时间。

（五）依法稳边护边，维护边界清晰稳定

近年来，广西与越南边境四省双方地方政府和外事、公安、军警等边管部门深入宣传贯彻中越“三个法律文件”，不断完善双方联络会晤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和信息通报，合作开展界务工程建设，开展边界联合巡逻和警务合作，妥善处理各类边境事务，共同打击边境违法犯罪，保持边界的清晰稳定，维护两国边界的和平、稳定和边境地区的繁荣发展。

（六）边民交往密切，传承发扬中越传统友谊

桂越双方边境地区通过传统节日，共同举办中越边境龙舟赛、足球赛、文艺交流演出等形式多样的民间交流活动，传承友谊，促进民心相通，有力地促进了中越边境地区人民间的友谊和互信，维护了边境地区稳定和正常秩序。迄今，广西与越南已缔结国际友好城市关系18对，边境地区缔结友好村屯21对。

一是双方继续加强高层互访，发挥广西与越南边境四省党委书记新春会晤、联工委会晤等机制效能，深化互利合作，大力推动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等重点合作项目建设进程，推动双方社会经济建设长足发展。

二是双方地方政府和外事、公安、军警等边管部门继续严守中越陆界“三个法律文件”有关精神，加强对边民的宣传教育，加强沟通交流和联合巡边执法，保持边界清晰稳定，维护边境地区和谐安宁。

三是双方继续密切人文交流，弘扬传统友谊，增进边民相互了解，为夯实中越关系民意基础作出更大贡献。

本文作者

1963年6月30日，中蒙两国签订《关于两国边界的议定书》，正式划定中蒙边界，甘肃段西起塔拉音默尔特新温多尔敖包（176号界标），东至哈尔陶勒盖（194号界标），全长187公里。其后，由于国内行政区划的变动，中蒙边界甘肃段范围有所变更。1969年7月，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从内蒙古自治区划归甘肃省管辖，甘肃段边界东段延至236号界标，即呼和毛日特乌拉，全长600公里。1979年5月，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复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中蒙边界甘肃段西起177号界标哈尔欣巴润乌蒙敖包，东至184号界标那然色布斯台温多尔敖包山，边界线长65公里。1982年6月，进行了中蒙边界第一次联合检查。2001年5月至2004年12月，中蒙边界第二次联合检查后，中蒙边界甘肃段西起487号界标，东至500号界标，全长65公里，有花岗岩界标13个，其中大型界标1个，中型界标12个。

中蒙边界第二次联检后，甘肃省中蒙边界工作转入正常管理阶段。近年来，认真履行边界管理协调职责，全面完成边界线巡查、维护，指导边防及边界市、县的边界管理，培训边管人员，开展涉边宣传和处理涉边突发事件以及与蒙方进行边界会晤等任务。

1. 注重统筹规划管理。坚持把边界管理纳入全省外事工作统筹规划、统筹研究、统筹推进，每年年初结合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和全省外事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工作，及时传达学习涉边政策法规和有关会议精神，使“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管边用边、兴边富边的要求落到实处。

2. 不断完善协调机制。逐步建立由外事部门牵头，军警、边防、口岸和地方政府上下联动的协调机制，坚持每年召开甘肃省中蒙边界联系机制会议，总结阶段工作，协调解决问题，明确重点任务，凝聚思想共识，形成了互通情况、互相配合、合力共管边界工作的良好局面。

3. 加强管理制度落实。本着依法行政和依规管边的原则，甘肃省认真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国政府关于边界管理制度的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国政府关于中蒙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的协定》和《甘肃省边境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的贯彻落实，边管部门深入一线，检查督促，摸清情况，掌握底数，并制订了甘肃省边界专用车辆管理制度。

4. 开展日常工作调研。把加强管理和促进边境地区的和谐发展列入同等重要的地位，支持边界市县做好“一线”工作，注意及时解决边界管理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影响国界线清晰、界标微损等问题及时进行处理和维护。每年至少两次组织边界管理人员对边界全线进行踏查，对界桩安全、位置，逐一检查，使边界管理连续数年无差错、零事故，保证了边界的清晰和稳定。

5. 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坚持把边界管理人才队伍建设作为管边兴边的关键，积极组织涉边单位边界管理人员集中学习培训；用足用好外交部培训资源，先后选派30余人参加外交部在武汉大学、西安边海防学院等高校及省区组织的边界干部培训班，提高了管理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专业技能。

6. 组织知识宣传教育。在抓好边界知识经常性宣传教育的基础上，甘肃省先后编印《中蒙边界工作手册》，拍摄专题电视片，并组织全省边界知识竞赛，涉边单位200多名干部职工踊跃参加，掀起了学习边界知识的热潮，使广大边界干部进一步熟悉边界规章制度，进一步增强守边、护边、用边、兴边意识。完成中蒙边界甘肃段1963年历史界标陈列项目，列为文物管理。

7. 维修改造巡查道路。我们在抓好日常检查维护的基础上，先后集中对487、490和491界标上界巡查道路进行了维修改造，对500多个上山台阶和附属行车道进行了整修，并按标准要求对年度界务工程进行了现场验收，及时对个别界标巡视通道进行暴雨后的抢修，极大改善了界务管理的条件，有效提升了边界管理质量水平。

8. 规范财务管理使用。严格贯彻落实边界财务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对边界经费实施“项目制”管理，使边界经费的管理更加科学规范，盘活存量资金，将有限的经费发挥经济效益最大化。严格执行外交部《边界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和《边界日常维护经费管理细则》，严格经费的使用范围，做到专款专用，努力做到厉行节约，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收支平衡。

1. 合作开设马鬃山口岸。中蒙马鬃山—那然色布斯台口岸位于甘肃省酒泉市的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镇。西邻新疆，南接酒泉玉门市和瓜州县，东靠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旗，西北与蒙古国的戈壁阿尔泰省相连，有60公里的边境线。1992年10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中蒙马鬃山—那然色布斯台口岸作为国家一级边境贸易口岸正式对外开放。口岸共季节性开放四次，实现进出口交易额610.5万人民币。1993年8月1日，蒙古国以自然保护区为由关闭口岸。自马鬃山口岸关闭以来，我方多次通过中蒙口岸会晤、中蒙边界联委会等渠道，做蒙方工作，迄今未复通。

2. 加强与蒙友好交往。近年来，甘肃省高度重视与蒙古国地方友好交往。2016年9月，甘肃省与蒙古国戈壁阿尔泰省正式建立友好城市关系。2017年7月，邀请蒙古国大呼拉尔法律委员会主席热德那瑟德和戈壁阿尔泰省省长甘瑟勒木·桑佳访问甘肃；2017年8月，应蒙古国大呼拉尔邀请，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率甘肃省政府代表团访问了蒙古国，会见了蒙古国大呼拉尔法律委员会、外交部、戈壁阿尔泰省、南戈壁省负责人，拜会了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走访了南戈壁资源有限公司，与蒙古国甘肃企业代表进行了座谈，就地方友好交往和边界管理、马鬃山口岸复关等问题进行会晤、磋商。2019年7月，应第四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和第九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组委会邀请，蒙古国自然环境与旅游部纳·策仁巴特部长一行访问甘肃并参加了“一会一节”开幕式。酒泉市近年加强与蒙古国戈壁阿尔泰省的友好交往，注重人文交流与民间合作，邀请戈壁阿尔泰省人民歌舞团、商贸团、蒙医学术交流团等团组到酒泉市访问，组织肃北县文化交流团、农业技术交流团等团组出访蒙古戈壁阿尔泰省，通过各种民间交流，双方在文化、农业、蒙医、马头琴艺术、民族服装、旅游、商贸等方面的合作呈递增式发展态势。

3.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甘肃省非常重视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先后修建马鬃山口岸新国门、边防综合服务中心、边贸市场、外贸仓库等设施，有效改善了边境口岸地区投资环境。边境所在地马鬃山镇电力、饮水、交通、通讯等设施均有很大程度改善，省级循环经济试点园区“一园四区”基础设施逐步推进，京新高速公路、临哈铁路、桥湾-国门公路建成通车，马鬃山边界交通连接到全国道路主干网络，以往行路难的短板得以克服。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有力保障了边界管理及巡检工作，也为口岸复通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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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疆8条边界中的7条(印度边界未定)已划定了界线，解决了领土主权归属问题，边界得到了永久固化。周边形势总体趋于稳定，边界工作的重心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总的来看：一是已勘定边界发生新的领土主权争端可能性不大，但跨界河流及其开发利用方面的纠纷和争端将可能出现，妥善应对和处理跨界水问题将趋于敏感化、复杂化。二是边界管理工作将要继续依据已订相关边界管理制度、协定和边管条例等依法维护界线的清晰稳定，与周边邻国的边管部门合作将更加紧密。三是新疆边境一线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可能性不大，防范和打击走私、贩毒、偷运武器和涉恐涉暴人员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将长期存在，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任务加重。四是陆地边界将要长期肩负起国家边海外交的战略依托，承担着“稳压器”作用，也就是新疆的边界管理工作要始终保持稳定、不能出问题。五是新疆接壤的其他已定7条边界的联合检查工作将会迎来新一轮联检高峰期。六是周边邻国普遍认同“中国发展模式”，对我国的借重不断上升，在与新疆加强贸易往来的同时，希望共同开展边境合作的期望值和依赖度增强，与周边邻国的边界合作交流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七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后，精力聚焦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对新疆周边的中亚地区有所放缓，引导周边、塑造周边、经略周边的机遇难得，与周边邻国的互联互通跨界基础设施建设将不断增多。八是疆内民族、宗教问题复杂敏感，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持续不断，边界管控形势十分严峻。总之，新疆的边界工作形势十分紧迫，管理任务十分艰巨，任重道远，但大有可为。这就要紧跟形势任务，理清思路，创新工作，敢于担当，切实把边界管理工作做细做实、做大做活、做顺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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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及克什米尔地区接壤。新中国成立后，已与12个陆上邻国划定国家边界。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与印度、不丹迄今未划定边界，双方在划界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因此，西藏自治区在边界管理中面临着已定边界管理和未定边界管理两个方面。西藏自治区边民以藏族为主，其他少数民族包括：在林芝市和山南市的边境地区生活的门巴族和珞巴族人；在林芝市察隅县生活的僜巴人（僜人）；在日喀则地区定结县、聂拉木县和定日县绒辖乡边境地区生活的夏尔巴人。僜人和夏尔巴人族属未定，但在西藏自治区内享有单一民族的有关待遇。

因自然地理原因造成的交通不便、高山缺氧等困难，给边界勘查和管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考验和挑战。除了为我国与印度、不丹的边界谈判提供依据，还以此种方式承担了对未定界边境地区各种涉外事务的处理工作。对中尼、中缅已定界的边界管理除承担了日常的界务管理工作外，还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圆满地完成了中尼边界第三次联合检查、中缅边界第三次联检前内部调查工作，为确保我区边界线的清晰稳定以及边境地区的和谐安宁做出了外事边界部门应有的贡献。

1. 不断加强党对边境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西藏历来高度重视边境工作，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和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丽西藏的重要指示以及给隆子县玉麦乡群众的回信精神，坚持屯兵与安民并举、固边与兴边并重，既治理好边境又稳定好边境，大力实施以“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为主题的乡村振兴战略，加快边境地区建设，夯实守边固防基础，决不允许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西藏一寸土地从祖国分裂蚕食出去。同时，通过加快边境地区建设、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加大反蚕食斗争力度，创造于我有利的边境斗争条件。

2.实施加快边境地区发展特殊优惠政策。西藏大幅提高边民补贴，加大边境县转移支付力度。加快推进边境小康村建设，2017年至2019年7月已累计开工建设500多个边境小康村。大力实施兴边富民工程，坚持产业发展与小康村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按照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原则，着力打造以喜马拉雅横向通道为主线，以吉隆、普兰、樟木等口岸为支撑，以沟域生态经济区、河谷流域经济走廊农牧产品加工基地、百个各具特色旅游村为重点的边境村产业发展格局，实现边民就近就便、不离乡不离土实现就业、增收致富。大力改善边境地区民生事业。高度重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文化惠民。

3. 全面推进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紧紧围绕“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这条主线，推动边境地区公路、桥梁、涵洞等基础设施建设。2017 年以来，整合大量资金,重点实施新建改建边境公路、桥梁、涵洞等项目,目前全区4个边境地市21个边境县全部通公路。同时,加快通用机场及铁路建设,以拉萨贡嘎机场为中心,昌都邦达、林芝米林、阿里昆莎和日喀则和平机场为直线的五大民用机场网络已经形成。

4. 夯实边境基层基础工作。针对反分裂斗争面临着“后达赖”向“达赖后”转变重大挑战的实际，深入开展反分裂、反蚕食、反渗透斗争。加强边境地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实施边境地区党政“一把手”建设工程，落实边境乡镇干部职工生活补助政策，落实县以下机关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进一步激发了基层干部扎根边疆、奉献边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边境地区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努力把各级党组织建成反分裂、反蚕食、反渗透斗争的坚强堡垒。开展“党员干部进村入户、结对认亲交朋友”活动，狠抓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和反分裂斗争教育，强化边境地区群众爱边守边固边意识。坚持点线面结合，一线堵截、二线查控、三线联防，加强边境防控，坚决打击和遏制非法出入境活动。认真落实边境地区维稳措施，旗帜鲜明消除十四世达赖利用宗教产生的负面影响，在重要敏感节点前及时分析研判边境地区维稳形势，努力降低安全风险。在外交部的指导下积极组织我边民在中印、中不争议地区和我控制薄弱地区开展反蚕食斗争工作，加强对争议地区实际管控，坚决遏制印度、不丹对我领土的蚕食活动。

5. 推进口岸建设，推动经济合作，不断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目前，西藏根据当前国际状况以及自治区实际情况，积极开展与尼泊尔的经贸合作。正在积极推进吉隆、樟木等既有口岸的升级改造和恢复研究及重建工作；积极研究推进里孜—乃琼、陈塘—吉马塘卡、日屋—瓦隆琼果拉的口岸建设和开放工作。此外，西藏自治区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加大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力度，成功举办各类商贸展销活动，不断深化贸易合作方式。

1. 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西藏边境一线主要处于喜马拉雅山脉，海拔高，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建设起步晚、底子差，公路未成网未到边，通信网络覆盖仍不够。边境县公路等级低、“断头路”多，大雪封山期长。2. 边境地区民事力量建设明显不足。由于印度大肆向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迁入人口，近年来通过采取“前拱战术”“移民”等方式加剧对我领土蚕食，中印边界印方实控线一侧边境居民已达120万人；而我区边境地区总人口较少。同时，印度通过对我边民施以暴力等卑劣手段，压缩我活动范围以控制更多的争议地区。3. 部分边境村（居）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西藏边境地区村（居）分布在偏远山区，聚集度低，农牧业产业结构、边民收入渠道单一，土地集约经营程度低，生产要素和资源优势短期内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导致边境村落经济发展整体滞后。4. 西藏开放口岸建设起步较晚，口岸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受客观自然条件影响，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自身财政力量薄弱，口岸建设基本上依赖中央。目前，西藏自治区双边性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较少，仍只能满足边民互市贸易发展，口岸基础设施条件亟需改善。5. 生态保护与建设任务艰巨。边境地区大多处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极为脆弱，一旦破坏，难以修复。同时，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冰川融化、草地退化、冻土消融等问题突出，雪灾、风灾、水灾、旱灾、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亟需抓紧建设生态数字实时监测系统，以便做好应对措施。

1. 加快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应加快边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边境地区医院、学校、电站、自来水、通信基站等民生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边境地区边贸市场建设、升级和开放力度，以点带面拉动区域经济发展，将易地扶贫搬迁与外迁工作相结合，加大边境小康村建设力度，继续鼓励群众向边境一线搬迁。2. 加大边境地区政策倾斜和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强政策支持，在确保边民安全前提下，鼓励和支持边民前往边境前沿地带开展放牧、采集林下资源等抵边生产生活。3. 营造安全稳定的边境环境。加大边境地区治安整治力度，加强边境常态巡逻管控。在中印、中不未定地段，坚持在外交部的指导下进一步加大军地配合力度，不断实现中方在争议地区、控制薄弱区的实际存在。在中尼、中缅已定界地段，加大在通外山口、边民通道等重点地区、重点部位的巡查管控力度，严防不法分子伺机潜入潜出，严打边境非法出入境、涉枪、涉爆、涉毒、走私、涉黑等边境违法犯罪活动。4. 推动中央及兄弟省市帮助西藏加强口岸建设。5. 打造边界安全及环境智能化数字监测系统。建议由国家、西藏自治区层面联系相关科研院所建立具备定位系统的边界标志物。西藏自治区军地边防部门可据此设立相应的智能巡边方案。同时，在边界地区自然灾害多发地区建立相应的环境智能实时监测系统。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从瑞丽国门看新中国沧桑巨变，图片来源：搜狐网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中国地图，图片来源：自然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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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政府和国家的承认及旧约处理，开启两国关系新阶段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主席就在致各国政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次日，苏联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决定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并将前驻华代办从广州调达香港，以外交行动表达了与国民党彻底断绝关系的决心。

随后，中苏国际法实践最重要的领域就是处理旧约，缔结新约。对于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已缔结的条约、如何继承国民政府在国际社会所享有的权益以及同苏联开展新的外交关系等问题，新中国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一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二是要在新的外交关系基础上订立新约。苏联解体之际，中俄之间也存在国家承认和处理旧约的问题。1991年12月25日，承认俄罗斯联邦并将中国驻原苏联大使改任为驻俄罗斯大使，完成了外交关系的更替。同年12月29日，中俄通过《会议纪要》，决定履行中苏原来签订的各项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妥善处理了条约继承问题。

      （二）践行政治条约，指引两国关系发展

中苏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关系面临严峻的国际国内局势。新中国做出“一边倒”的政策选择，1950年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展开全面合作，将两国关系定位为“同盟”。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开始降温，双方从互相批判到边境对抗，同盟关系出现裂痕。1979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0年期满后并未续约，中国以此为契机提出对两国关系问题进行谈判，从而开启了中苏关系缓和的序幕。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并与邓小平进行最高级会晤。两国宣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苏联解体后，在中苏关系发展史的经验和教训指导下，中俄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政治上的高度互信、战略上的高度契合的新型大国关系典范。1992年至2001年，在中苏关系缓和的起点上，两国开始探索建立不同于中苏同盟、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两国先后从“互为友好国家”发展为“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升级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2年至2012年的10年间，中俄的战略互信不断增强，高层交往频繁，并在实践中将两国关系推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9年6月，中俄关系再度提升到“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关系”新的历史高度，刷新了中俄关系新的定位并丰富了中俄关系的内涵。

      （三）定边、稳边、兴边，推动两国关系巩固

两国在中苏时期和中俄时期分别有着7000多公里、4300多公里的陆地边界。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出现裂痕，两国边界冲突时有发生。为解决边界冲突，1964年，两国启动边界谈判，但收效甚微。1969年3月，中苏两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爆发激烈的武装冲突，标志着中苏关系彻底决裂。同年10月20日，边界谈判仍未取得任何进展，苏联向中苏边界增兵，中苏关系进入近10年的对抗期。1979年，两国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存废问题的谈判为边界谈判提供了政治基础，并促成两国取得了一定成果，即1991年双方达成《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但该协定尚未批准生效，苏联便解体。

苏联解体后，1992年中俄两国批准了1991年《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确定了已达成一致地段的中苏国界东段边界线走向。此后经过10余年的共同努力，中俄通过《中俄边界西段协定》明确了中俄西段边界线走向，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中俄蒙、中俄朝、中俄哈三国交界点的确认，签订了有关三国边界三接点条约。直到2008年10月14日，中俄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在黑瞎子岛举行，标志着中俄两国边界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

      （四）经济人文合作，助力两国关系提升

经济合作不仅是中俄双边合作的重要领域，也是中俄关系提升与发展的推动力。合作过程中两国对双边经济条约的实践，也是两国的国际法实践。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同盟关系的指导下，苏联不仅放弃依《雅尔塔协定》在中国获得的一些权益，还在经济技术上援助中国。中俄关系恶化以后，这些项目的停办及技术人员的撤回导致中国许多重要的工矿企业的瘫痪，给中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中苏仍然维持着基本贸易关系。

苏联解体后，随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纵深发展，边界安定繁荣，双边经济合作与互信不断增强，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发展都面临向“高效率、高产出、高附加”新型模式的转变，两国经贸实践的任务之一就是将政治成果转化成经济等方面的务实合作。这在国际法实践方面主要体现为双边经济条约的签署与落实实践。1992年至2018年，两国签署了约50项双边经济条约，约占中俄双边条约总数的20％。这些条约数量大，涉及面广，搭建起两国贸易、投资、能源和科技等领域合作的法律条约基础框架，其实践与落实也为不断扩展新的合作领域、提升两国经济合作水平、发展两国关系夯实了物质基础，也为中俄关系的提升提供了动力。

      （一）协同应对国际政治事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受美国等国的唆使，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仍接纳国民党伪政权为成员。为此，新中国据理力争，要求恢复中国在各国际组织内的合法席位，苏联方面也希望通过将中国拉入到多边平台中以充实社会主义力量，在各种场合为中国发声。中俄协调一致处理国际事务在实践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和平解决方面，中俄两国协调一致。第二，在反恐方面，中俄均反对美国违背国际法准则绕过联合国，以先发制人的军事手段推行反恐战争的行为，主张联合国在反恐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共同致力于落实联合国的重要反恐文件。第三，在军控和裁军方面，中俄两国不仅各自宣布单方面裁军、签署了一系列裁减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的双边条约和协定。最后，在联合国改革方面，中俄均持支持态度。

      （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制

在国际贸易机制方面，中俄积极融入现有国际贸易机制并推动改革。在国际金融机制方面，中俄以世界银行和IMF作为两国就重大国际金融货币问题表明立场的重要场所和推动国际金融机制改革完善的途径之一。在实践中，中俄不仅共同推动了世行和IMF份额和投票权改革，还加入了新兴国际金融合作和监督机构。此外，作为G20的创始成员国，中俄两国积极合作，积极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共同参与并推动世界银行和IMF的投票权及份额改革，促进机制的发展完善，提升这一新兴机制的包容性、全面性和主导性。

      （三）融入现有区域合作机制

加入APEC后，中俄两国高度重视并出席历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出了许多积极、合理的政策和倡议。在参与APEC进程中，中俄两国在改善市场准入条件方面做出了多项承诺，同时也享受到削减关税和消除非关税壁垒，相互扩大开放市场，促进商品出口、提高产品竞争力的利益和机会。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均为亚信会议的创始成员国，中国于2014-2018年接任主席国，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双方认为，亚欧会议是亚欧国家间开展政治对话、经贸合作、社会文化及其他领域交流的重要平台，主张提高亚欧会议工作效率，制定关于其未来发展的内容丰富的概念文件。此外，博鳌亚洲论坛、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等一些非官方的国际会议组织也成为中俄与其他国家协调国际地区事务的重要途径，为两国的国际法实践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四）积极搭建新兴合作平台

首先，中俄积极倡导并推动上合组织的建立、运行与完善，并在组织内一致协调、倾力合作。同时，两国还和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在强化组织法律基础、完善合作机制、加强能力建设、开展联合行动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果。其次，中俄共同推动金砖国家机制发展，积极搭建新开发银行框架。一方面，中俄在金砖国家机制内彼此支持，开展合作。另一方面，俄罗斯提议并积极推动新开发银行成立。再次，俄罗斯积极响应中国提出的筹建亚投行倡议，共同推动建立公平正义的国际金融秩序，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这不仅给中俄双边层面的合作提供了更加更广阔的空间，也给双方多边框架内的合作创造了新的平台与机遇。此外，“一带一盟”对接是搭建区域合作新平台的“中俄方案”。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中俄双方曾多次在声明中表示支持“一带一路”与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推动一体化进程。可以说，“一带一盟”及普京总统倡议的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不仅是推动欧亚区域经济合作、实现共同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尝试，可以促进区域组织、双多边一体化进程，造福欧亚大陆人民，更是对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供的“中俄方案”，将为欧亚地区合作共赢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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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法实践与两国关系相互影响又具有独立性

作为中俄关系的载体之一，两国国际法实践反映了两国关系发展动态，又与两国关系发展相互影响。一方面，中俄关系的亲疏远近对两国国际法实践情况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两国国际法实践反映并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同时，两国国际法实践也具有一定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体现在两国国际法实践虽然深受双边或多边国际关系影响，但条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双边和多边机制的建设、运行本身一旦以法律形式确立就具有一定的拘束力，就能为双方提供联系和沟通的平台。例如，《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中苏同盟关系破裂的情况下虽名存实亡，但条约条款并不会因此失效，其中时效条款更是为中苏关系的缓和提供了契机。此外，一些组织机构可以自我发展，从而扩展两国关系，作为下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俄罗斯总统普京确定上合组织2019-2020年优先发展方向和主要工作任务之一是在组织内建立上合组织成员国地区长官论坛新的合作机制。这不仅完善了上合组织的运行机制，扩展了两国在上合组织平台进行国际法实践的广度，也为提升了中俄关系与合作水平提供机遇。可见，中俄关系和国际法实践既紧密联系又相互独立运行。

（二）两国国际法实践角色有所转变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国际环境的限制，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席位或被非法占据或被剥夺，参与多边框架下的国际法实践较少，中苏之间也主要以双边实践为主。在此情况下，苏联不仅屡屡帮助中国发声，希望恢复中国在各机构的合法席位，同时也邀请中国参加其他重要多边框架活动。恢复联合国席位以后，中国独立自主地参与多边框架下国际组织事务与实践，放弃了“一边倒”的战略方针，通过联合国舞台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协助解决地区矛盾和冲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两国关系比较疏远，在双边和多边实践上也缺乏沟通协调。苏联解体以后，中俄两国重新开始协调国际问题立场，但两国国际法实践已与中国跟随苏联的情况截然不同，随着平等互利伙伴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双方在许多事务上增强互信，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以“平等互利”的姿态开展多领域合作。

新世纪以来，中国在联合国、WTO、世界卫生组织、APEC、日内瓦裁军会议等重要国际组织和众多专门性国际组织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而受国际环境和国内政策影响，俄罗斯在多边组织的参与上本来就侧重于安全方面，随着经济上走弱，更是在国际经济合作上参与感较弱，主动性不强，反应也比较迟缓，在一些重要的经济合作平台中俄罗斯的份额和投票权早已被中国超过，在立场上也追求与中国协调。这与冷战初期苏联邀请、帮助中国参与多边平台的国际法实践的情况发生了显著的角色反转。

（三）两国国际法实践兼具务实性与创新性

务实性是指中俄双边国际法实践着眼于发展两国关系及国家发展，多边框架下的国际法实践还扩展到维护地区稳定，推动区域发展，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方面。一方面，虽然中俄在国家战略上存在些许差异，但两国均面临着国际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主义的威胁，在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方面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正是从自身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肩负的特殊责任出发，通过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弘扬了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时代精神。此外，两国还在关系到国际安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其他方面展开了有效协作。

创新性一方面体现在两国国际法实践对国际法发展的推动作用。例如，在苏联的支持下，中俄两国共同参与日内瓦会议，中国在会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广泛接受并成为现代国际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国从实践中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法基本原则，丰富了国际法的内容。另一方面，中俄两国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所支撑的国际法实践也是创新性的体现。中俄在双边平台及多边框架下的国际法实践，尤其是两国共同或分别主导建立的新兴多边合作都越来越注重公平、合理、合作、共赢。这大大改善了国际法制定初期，发展中国家缺乏话语权，正当诉求没有得到充分反映的情况。

（四）两国国际法实践互补但仍不平衡

两国国际法实践显现出很强互补性。中国在资金、市场方面较有优势，俄罗斯则在能源、军事等方面有突出作用，这不仅体现在两国经贸能源等领域的实践中，也体现在二者共同引领、支撑组织或机制的运转中。此外，俄罗斯国土辽阔但人力资源较少，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两国在劳务合作方面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还签订了一些引领两国劳务合作的双边条约。同时，两国的国际法实践也存在一定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是多方面的。第一，相较于政治条约，双边经济条约实践相对不足。第二，中俄经济合作结构也不平衡。目前，中国对俄出口以机电产品为主，自俄进口主要集中在原油、煤、锯材等能源资源类产品，农产品等方面合作较为薄弱。此外，多边框架下国际法实践对两国的影响也有不平衡性。例如，数据显示，加入APEC对中俄双边的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的贸易额的影响程度大于对中国和俄罗斯进出口贸易总额以及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贸易额的影响程度。

（一）两国关系与国际法实践的展望

一方面，进入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阶段，两国在互信基础上奠定两国关系，在互补基础上提升两国关系。两国将在政治、安全、务实、人文、国际协作等方面开展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具体而言：政治方面，不断完善高层定期会晤交流机制，充分发挥元首的战略引领作用；文化方面，搭建民间沟通交流的多架桥梁，加强两国人民对彼此文化的认识与理解；经济方面，将深层次整合双方资源，统筹双方经济结构和区域发展优势，继续推进经贸、能源等传统领域合作，开展电子商务、跨境基础设施等新领域合作，丰富合作路径，充实合作内涵，形成中俄经济合作新常态与新模式，进一步实现互惠共赢。同时2019年《中俄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也重申两国在维护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强两国维护防扩散和军控、裁军领域战略互信与立场协调。

另一方面，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种更深层次的、稳固的大国关系将给两国国际法实践创造更好的条件，搭建更高的平台。未来，中俄将站在以前国际法实践成果之上，继续巩固双边国际法实践，拓展多边框架下的国际法实践。巩固双边国际法实践，首先是通过双边政治条约对目前已呈现出的不断深化和提高的高层对话机制、逐步完善的地方和各领域对话机制。其次是要推动双边经济等务实合作，落实实践中签订的一系列保障和推动经济合作的双边条约与项目。最后，在文化社会等其他方面，双边国际法实践也将主要以各领域双边条约的签署和实践为主要形式，但条约内容与实践质量将在既有基础上不断巩固提升。

（二）两国关系与国际法实践的启示

中俄关系从同盟发展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在近年来不断提升至新的高度，期间两国国际法实践的历程与特征对中俄关系和国际法实践也具有一定启示。第一，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协调符合两国利益的战略定位。中俄两国在国际法实践中扮演的角色既是战略协作伙伴，是地区安全稳定的维护者，同时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推动者。第二，坚持双多边共同实践，寻求经济合作发展新路径。一方面，中俄应高度重视双边合作与实践，寻求两国共同利益，改善内部合作实践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应推动双、多边经济合作的对接，尤其是多边框架下的双边经济合作。第三，协调国际法实践中的立场，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遭遇挑战的背景下，中俄合作的战略价值、两国国际法实践的意义尤为突出。第四，依托两国国际法实践，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俄之间高度互信的政治关系，不断提升的经济关系，多元并存的文化关系，协调相似的国际立场注定了俄罗斯是中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最重要的伙伴，中俄国际法实践历程也很好地体现了两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目前中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方面已有一定进程。

美国军舰擅闯我西沙领海 我军海空兵力警告驱离，图片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