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上旬，威尔逊中心发布题为《在印太经济框架中忽视台湾的高昂代价》的文章。文章指出，华盛顿寻求发展其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但美国外交政策与其经济议程之间一直存在脱节。虽然这个计划的细节尚未公布，但台湾似乎不太可能加入由美国领导的区域经济协议。这对华盛顿和台北来说都是一个损失。

拜登政府很清楚，它对印太地区缺乏经济远见，这与它在安全方面将该地区内外志同道合的国家团结在一起的努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美国更多地参与印太地区经济战线，不仅对其自身的业务和增长至关重要，而且在战略上也对其反击中国大陆至关重要。

全球切断俄罗斯与国际经济的联系以阻止莫斯科吞并乌克兰，这可能导致北京重新考虑针对台北采取的行动，但事实仍然是，中国大陆将解放台湾视为其核心国家利益之一。简言之，台湾的安全仍然更加危险。

此外，虽然可能无法预测乌克兰冲突何时以及如何结束，但显而易见的是，国际秩序现在正面临着对当前主权和身份边界的挑战。鉴于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模糊不清，它特别脆弱。台湾是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先进半导体制造商，因此邀请台北加入由美国领导的新经济框架，不仅在经济上是明智之举，更重要的是，这将是捍卫台湾“主权”和安全的战略举措。

许多美国立法者都认识到这一点。3月30日，200多名国会议员签署了一封信，敦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商务部让台湾至少部分参与印太经济框架，认为这可以使华盛顿明确与台北结盟。这反过来表明，美国准备对中国大陆采取立场，就像进一步与台湾建立伙伴关系一样。

不让台湾加入新框架的下行风险也很明显。首先，这将导致台北内部对美国不愿采取有利于台湾的立场越来越感到沮丧，并让人们担忧华盛顿捍卫台湾的承诺。更大的风险是，中国大陆会认为华盛顿促进和保护台湾的决心充其量是不温不火的。

在国际秩序的现行规则不断变化的时候，华盛顿承诺捍卫现状和法治的必要性从未如此之高。印太经济框架是华盛顿的机会，以表明其不仅愿意与盟友密切合作，而且还强调其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包括台湾）的伙伴关系。

3月下旬，兰德公司发布题为《理解和对抗中国灰色地带策略的新框架》的报告。报告提到，为了解美国如何更好地与中国的灰色地带策略（gray zone tactics）竞争和对抗，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分析了开源材料，并与90多名美国跨机构和美国国防部参与者一起举办了一个研讨会，回答了四个相关的研究问题。

报告将中国的灰色地带策略定义为“中国政府的强制性的地缘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网络和信息行动（cyber/IO）活动，活动这些超出常规外交和经济活动，但低于动能（kinetic）军事力量的使用”。报告认为，灰色地带策略在中国的国内政策、经济政策、外交政策以及安保政策中发挥的作用愈发显著，这一趋势在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活动中尤为明显。灰色地带活动平衡了中国追求更有利的外部环境的目标，改变了有利于中国的地区现状，中国希望在美国或中国邻国的军事化反应门槛以下采取行动。

报告认为，鉴于中国在灰色地带的广泛策略以及美国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多样性，美国面临着确定优先应对哪些中国活动的问题。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根据三个不同的标准进行汇总：（1）中国的策略在多大程度上破坏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目标和利益，（2）盟国和伙伴应对和反击策略的难度，以及（3）中国使用特定策略（针对一个或多个盟国和伙伴）的程度。虽然有很多方法可以将这三个指标结合起来，但最平衡的方法可能是赋予美国的目标和利益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关注点相等的权重（各占40%）。美国应该投入大量精力帮助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对抗中国的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策略（特别是中国在目标地区或有争议地区的经济活动），并解决草根网络和信息活动。

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与主要盟友和合作伙伴进行灰色地带情景讨论，以更好地了解彼此的关切、应对和需求。国家安全委员会或美国国务院应确定一套标准，以确定中国最有问题的灰色地带策略，以通过整个政府的努力来应对。美国可以优先考虑打击中国在有争议领土上的活动，并应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国际和经济策略。美国国防部应制定类似于现有行动计划的灰色地带计划，但应专注于应对一系列升级的中国灰色地带情景。美国空军应继续在印太地区建立情报、监视和侦察基础设施，提高区域网络防御能力，以提高对领域的认识，识别和划分中国的活动，并打击中国的网络和信息战术。

3月下旬，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题为《不要偏离重返亚洲战略》的文章。文章指出，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场又回到了欧洲，要求美国优先应对俄罗斯目前构成的威胁，而不是中国有朝一日可能构成的威胁。但文章认为，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无能为力，加上欧洲国家在防务方面的投资越来越多，这给了美国一个更好的机会，让美国最终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专注中国构成的挑战。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让中国更加大胆，让北京有机会增加其影响力，从而损害美国的安全和繁荣。

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需要将俄罗斯视为其主要的地缘政治挑战，并将资源转移到欧洲。但是，美国的这种战略重定位将再次推迟重返亚洲的步伐，而此时重返亚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和可行。

乌克兰战争表明，俄罗斯军队无力发动现代战争，也没有能力从根本上威胁北约。俄罗斯未能在乌克兰建立空中优势，后勤混乱，士兵士气低迷。克服这些问题需要数年时间，并且需要对俄罗斯的军事文化和学说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俄罗斯将不得不在军队支离破碎的情况下进行这些艰难的改革。虽然很难确切知道俄罗斯在乌克兰遭受了多少伤亡，但如果俄罗斯军方试图占领基辅，它可能会遭受更大的损失。俄罗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建其物质实力，鉴于现行制裁程度，这一假设将更加严峻。乌克兰危机也迫使欧洲国家从沉睡中醒来，它们现在愿意为其防御承担更大的负担。

俄罗斯军队的耗损和疲惫以及欧洲对国防投资的增加意味着美国可以履行其对北约盟国的义务，同时将资源转移到亚洲。因此，鉴于中国的军事实力和地区野心，国防部应继续将中国视为挑战。在台湾问题上应继续保持步调，因为这是美国最难解决的问题，如果美国做对了这一点，它将有能力应对其他地区性事件。与台湾局势最相关的能力应该优先考虑，特别是远程导弹和潜艇。随着北约常规能力的提高，一旦这场危机过去，美国应该撤出在俄罗斯入侵后派往欧洲的七千名士兵，并审查其在欧洲大陆的部队态势，目前它有九万名军人驻扎在那里。

虽然普京颠覆了欧洲的安全，但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没有任何减少的迹象。中国的军费开支没有放缓的迹象，预计今年将增长7%以上。中国经济今年将增长5.5%，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和正在进行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正在将更多经济体拉入其轨道。

美国当然需要应对对欧洲安全的紧迫威胁，但它不能忽视来自中国的更严重和多层面的挑战。事实上，如果美国认定应该从亚洲转向欧洲，可能会促使中国得出结论，它获得了重塑地区秩序的机会。v

3月中旬，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题为《乌克兰战争应该减缓但不应阻止美国重返亚洲》的文章。文章指出，直到最近，两党达成了广泛的共识，认为中国—而非俄罗斯——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最大的挑战，亚洲—而非欧洲—决定了本世纪命运。拖延已久的“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战略认识到了这些现实，美国对印太地区给予了更多关注和资源。但俄罗斯对乌克兰野蛮和无端的入侵颠覆了这一做法。现在，华盛顿必须在两个地区与两个大国打交道，而中东也应继续关注。美国应该继续向亚洲进行长期转移，但要更好地平衡三个战略战区的资源和参与度。

在重返亚洲战略背后，政策制定者应该具备持久的战略逻辑。印太地区是中美竞争的主要地区，但不是唯一的战场。只有在欧洲和中东没有发生严重国家安全危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的重返亚洲战略。不能忽视俄罗斯在欧洲造成的紧急情况，也不能忽视恐怖主义威胁或伊朗核霸权。美国是一个全球大国，而不是一个地区大国。

文章认为，核心挑战是如何在三个地区分配国家安全资源，既不能削弱美国在一个地区的重要国家利益，也不能假设美国可以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这个问题在军事领域最为严重。美国需要增加国防开支，但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分配开支。在中东，正规部队应减轻精锐特种作战部队在安全合作任务中的负担。华盛顿应该将昂贵的军事装备转移到两个大国竞争领域，使用能力较差的飞机（包括无人系统）来执行反恐任务。地区外交和持续威慑可以限制伊朗的地区野心，使近年来部署到中东以威慑伊朗威胁的军事力量得以释放。在欧洲，美国应该强化盟国的新意愿，即增强它们的军事能力并阻止俄罗斯进一步侵略。这涉及到将目前驻扎在欧洲的美国军队进一步向东移动，移往波兰、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等国家。华盛顿还应该消除与盟国共享国防技术的障碍，利用在情报共享——包括与北约非成员国的情报共享——方面作出的改进。对于印太地区，华盛顿应该保留最重要的大部分军事资源。强化诸如澳英美联盟（AUKUS）之类的措施，使地区盟友有更大影响力以加强自身防御，帮助它们更好地威慑中国，并成为与中国竞争的前线。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必须采取比战争前更慢、更缓和的重返亚洲战略。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仍是一个威胁，中国对美国构成挑战，中东存在不稳定局面。增加美国部署的资源总量，并接受近期重返亚洲战略的放缓，是在日益动荡的世界中保护美国利益的唯一方法。

3月上旬，传统基金会发表题为《在印太司令部预测台湾局势一年后，我们的立场是什么？》的文章。文章指出，一年前的3月9日，印太司令部（Indo-Pacific Command）上将菲利普·戴维森（Philip Davidson）警告道，就中国大陆对台行动而言，危险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近。但这一警告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一周后，国会的一个两党团体主张将美国的国防开支削减10%。

华盛顿的许多人已经陷入了一种不幸的心态，即仅美国的经济影响力就足以阻止中国和俄罗斯的行动。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乌克兰的事实反驳了这一观点。另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比冷战时期弱了一些。现在大国竞争已经恢复，华盛顿需要更合理地操纵国家权力杠杆——包括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来对竞争对手施加有效的威慑。

文章认为，美国最需要的是一个现实的、连贯的战略，尤其是遏制中国的战略。如果没有对硬军事力量的投资，任何威慑战略都不可能成功，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尤其如此。中国是美国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对手，中国建立了一支现代化军队，削弱了美国控制和赢得发生在亚洲的冲突的能力。

文章提出，美国领导人现在需要采取行动。首先，到2025年，加大投资以将美国军事能力建设到必要水平。海军最高军官迈克尔·吉尔迪（Mike Gilday）上将最近呼吁，到2040年将现在的295艘船增加到500多艘。但文章认为这还不够快，因为危险更为紧迫。其次，美国需要能够进行建造并在战时修复受损船只的工业基础，还需要确保国家拥有维持战时经济所需的航运和资源。第三，对舰队进行训练和演习。海军需要更多的训练资源以便进行舰队级演习和作战实验。

3月上旬，兰德公司发布题为《美国应优先考虑与最有能力盟友的安全合作》的报告。报告指出，在过去十年中，美国的战略安全环境发生了转变，从重点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组织转向与俄罗斯和中国的长期全球竞争。安全合作，特别是与我们最亲密、最有能力（highly capable）盟友的合作，在追求共同国家利益上被赋予优先性。美国及其盟友认识到，在需求不断增加和资源有限的时代，必须结成联盟，并通过结合各方力量来吸引地区利益相关者。报告提出了使美国陆军更好地强调安全合作并将安全合作与盟国、合作伙伴追求的其他活动进行协调的方法，以加强美国的战略竞争和应对世界各地共同威胁的综合能力。

报告提出以下方法：第一，建立一个常设的美国盟军陆军小组，重点关注盟国与美国有共同利益的地区内较小国家和非国家带来的威胁，以制定、演练和执行针对这种威胁的应急计划。第二，考虑建立更正式的部署前培训（predeployment training）机制，以应对未来突发事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动中，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联合训练时间很少。报告建议陆军考虑与最有能力盟友接触，制定在部署之前联合和快速组建部队的计划，制定时应考虑到与突发事件相关的特定作战环境和任务。第三，确定有关作战合作（operational partnering）和变通办法的经验教训，并将其纳入与最有能力能力盟友的演习计划。第四，限制向盟国发布机密信息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报告建议陆军与国防部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和联合参谋部（Joint Staff）一起审查与亲密盟友（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等伙伴）共享的信息类别。第五，在作战和物资领域与最有能力盟友一起寻找和评估其他共同发展机会。第六，将总参谋圆桌会议（General Officer Roundtables）与军队对军队（army-to-army）的参谋人员会谈联系起来，审查这些会议的目标及其一体化机制，以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协调一致。第七，开展试点以系统地规划、协调和执行第三国与最有能力盟友的接触计划。

2月下旬，兰德公司发布题为《中俄间的错误选择》的文章。文章指出，随着乌克兰的战鼓声越来越大，一个声音出现呼吁美国保持克制，那就是对华鹰派（China hawks）的声音。国会议员表示可以向俄罗斯做出让步，一些人认为，美国对俄罗斯的任何回应都会减损美国威慑中国的能力。同样还有人警告说，不要让乌克兰的实际战争“分散”美国对其他潜在冲突的注意力，尤其是大陆对台湾采取的行动。从本质上讲，这一学派认为，美国并没有五个对手——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和恐怖主义，而只有一个对手——中国。这种思想流派围绕三个核心假设：首先，虽然俄罗斯可能是一个麻烦，但中国是唯一一个拥有军事和经济实力能够挑战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大国。其次，美国没有军事能力同时与中国和俄罗斯打交道。第三，美国应该把重点放在中国，让其欧洲盟友与俄罗斯打交道。

但文章认为这些说法似乎都站不住脚。虽然中国确实构成了更大的长期挑战，但美国不能简单地放弃俄罗斯问题，部分原因是俄罗斯自身也不会允许美国这样做。俄罗斯一再攻击美国，试图干涉美国多次选举。俄罗斯黑客（尽管可能不是政府本身）对科洛尼尔管道网络攻击（Colonial pipeline cyberattack）负有责任，该攻击使得许多东南部州几天没有汽油。俄罗斯雇佣兵袭击了叙利亚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尽管在战略上可能不方便，但俄罗斯将美国视为其主要对手，因此美国必须与之对抗。

美国也不一定缺乏同时对中国和俄罗斯做出反应的能力。诚然国防部的预算总是有限，但在冷战高峰期，美国的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今天的两倍多。如果未来美国按照两党国防战略委员会（Bipartisan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Commission）的建议增长国防预算，那么资源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此外，欧洲和印太地区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在争夺资源。在以陆地为中心的欧洲，威慑往往围绕着重型装甲部队，我们的欧洲盟友缺乏这些部队，而美国拥有这些部队，且这些部队与像印太地区这样以海上为中心的战场关系不大。此外美国的空中力量横跨两个战区，在短期内，美国的空中力量——甚至比陆地或海上部队更多——可以在战区之间快速移动，并且能够应对这两种威胁。

最后，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把中国和俄罗斯看成是独立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美国需要其欧洲盟友与中国对抗，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但也是出于军事原因。英国刚刚帮助达成了澳英美协议以增强盟军在印度洋的海军实力。法国在印太地区也保持着虽小但重要的军事存在。甚至德国最近也向该地区派遣了船只。如果美国把俄罗斯问题留给欧洲其他国家，那么还有什么能阻止欧洲其他国家把中国留给美国呢？

这是一个开创全球先例的问题：如果俄罗斯可以在欧洲逍遥法外，那么中国在亚洲也可以。如果我们袖手旁观，这将向世界其他地区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中国唯一”派（China-first-and-last-school）无疑具有一定吸引力，但不幸的是，地缘政治现实不允许这种简化主义。美国需要一个“兼而有之”的战略，而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战略。

2月中旬，美国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简称威尔逊中心）转载《国家评论》杂志发布的题为《美国在与中国的全球竞争中必须优先考虑贸易政策》的文章。文章认为，美国没有利用贸易政策对抗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反倒袖手旁观。中国已与亚洲其他15个国家一起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提出与欧盟签署《中欧全面投资协议》（CAI），最近还接待了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讨论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可能性。相比之下，美国《贸易促进权》（TPA）法案去年到期，该法案为国会谈判和审议自由贸易协定制定了适当的程序。美国花费大量精力试图说服其他国家不要与中国建立新的贸易关系或加强现有的关系，但并未提供替代方案。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BRI）利用贸易和基础设施投资来增强影响力，而美国缺乏类似的方案。尽管建立安全可靠的供应链是美国的首要任务，但许多政策制定者错误地、消极地看待自由贸易协定，导致加强美国在海外的商业利益这一目标被剥夺优先次序，损害了美国公司，美国更难实现其地缘战略目标。有一种误解认为，为发展中国家投资提供资金的联邦机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可以与“一带一路”倡议竞争，但是DFC本身不是一种战略，而是一个功能有限的工具。如果想在推进外交政策目标方面弥补这一巨大差异，我们就需要通过贸易来利用美国企业。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两党性的贸易协定，它强化了供应链，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了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增进了对签署国的劳工和环境保护，并维持了反腐败标准。但USMCA缺乏允许非签署国加入的加入条款（accession clause），文章认为这是错误的，USMCA应当惠及美墨加以外的国家，这样可以吸引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签署，让它们能够进入北美市场。这种准入还可能有助于限制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促进整个地区的反腐败工作，促进西半球的经济增长，所有这些都符合美国的利益。

在中东，建立一项全面的《亚伯拉罕协议自由贸易协定》（Abraham Accords FTA）也可能进一步推动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具有历史意义的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实现以色列与三个阿拉伯邻国——巴林、阿联酋和摩洛哥——之间的外交关系正常化，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开端。2021年，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双边贸易额接近9亿美元，预计未来10年每年的双边贸易额将超过1万亿美元，目前两国正就一项单独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深化贸易关系。美国应该加入这些谈判，或至少确保谈判成功，因为这种自由贸易协定将向其他国家证明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可以带来经济利益。

是时候在外交政策中优先考虑贸易了，因为它可以成为在国内外保护本国利益的最佳工具之一。

2月上旬，传统基金会发布题为《国会与中国竞争的努力无法挽救》的文章。文章提到，众议院正在考虑《美国竞争法案》（America COMPETES Act），这是众议院对参议院《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的回应和修订。这项耗资3180亿美元的法案表面上目的是解决中国对美国国土、经济、全球利益和价值观构成的挑战。但文章认为，该法案并没有使美国更具竞争力，更不用说应对中国的威胁了，而且它代价很高。要想出台一项切实促进国家利益的可行法案，唯一方法是重新开始。

文章认为《美国竞争法案》的糟糕之处在于：浪费能源支出。例如，要求美国政府到2030年建造30千兆瓦的海上风能，扩大原就庞大的联邦研发基础设施，建立一个新的海洋研究机构。要求非洲国家停止化石燃料的使用和开采，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它们愿望和背景的能源解决方案，然而剥夺非洲的这种能力将激起它们的不满，并阻碍美国对非洲能源危机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对私人证券出售，包括D条例（Regulation D）下的出售，实施新的报告要求，然而D条例是筹集资金的最重要手段，也是保持美国经济活力和创新的核心。该法案还提出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在政策上是错误的，因为过去十年表明，公约丝毫没有限制在太平洋地区的侵略。

文章认为，虽然《美国竞争法案》不可挽救，但也有一条出路。首先，该法案中部分提议被规则委员会（Rules Committee）否决，将在众议院进行审议。其次，参议院《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的外交关系部分有几项积极的条款，众议院《美国竞争法案》的对应部分也有几项，两院正试图达成妥协，作为更大一揽子计划的基础。

2月上旬，兰德公司发表题为《竞争的十字路口：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在中东》的报告。报告提到，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SS）和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NDS）的核心是“战略竞争”，NSS将其定义为“以‘加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为特征的国家间竞争新时代”。NSS和NDS提出这一概念是基于中国和俄罗斯削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并取得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这种战略竞争理论上是全球性的，但美国最近的竞争重点在亚洲和欧洲，因为美国资源有限，必须优先考虑自己的活动。然而报告认为，在这个新的竞争时代，外围国家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东是三个大国都感兴趣的地区，它们在中东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

报告研究了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东这样一个外围地区的战略竞争。中国在中东以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为主，俄罗斯倾向于出售武器和展示军事力量以取得影响力。两国在不同领域同时追求自身目标，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形成双管齐下的互补方式，使两国的行动能够产生比任何一国本身的行动更大的效果。中国和俄罗斯未来在中东地区也可能出现竞争和摩擦。报告还提到，美国与中国、俄罗斯有合作的可能性，但必须确保不给两国带来不适当的优势。

报告认为，美国政策制定者在中东建立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优势地位时，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方法：

尽管美国需要在中东与中国和俄罗斯积极竞争，但无需让这种竞争成为美国一切战略和行动的驱动因素。不管中国和俄罗斯如何行动，美国在中东都可以做很多事情，例如，努力解决国际争端，帮助美国公司与中东建立贸易和投资关系并在必要时提供援助。

中国和俄罗斯的某些活动有益于中东，美国可以帮助中东利用这些活动。例如，各国可以从中国资助的基础设施中受益，但这类项目条款可能不公平，美国可以与这些国家合作，审查协议条款。同样，如果中国或俄罗斯提供核电站，美国可以与受援国合作进行能源评估并帮助谈判。

美国不应打击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东的所有活动，只有当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处于危险之中时才有必要积极竞争。例如，中国在中东港口的准入协议可能会威胁到美国的航行自由，不利于保护商业航运和确保全球获取中东石油，因此美国可以调动资源，开出比中国更高的价格。

美国可能重点关注进行违背美国利益的活动的国家，例如巴林、埃及、卡塔尔、阿曼、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和阿联酋，报告认为它们是未来竞争的重要舞台，对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很重要。最近的证据表明，美国正优先考虑其中一些国家，比如促成签署以色列与阿联酋和巴林的正常化协议。

美国可以选择实施竞争战略为中国和俄罗斯制造更大成本，占用其资源和注意力，削弱其整体实力。例如制定对优质基础设施投资的地区标准，可以削弱中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优势。中东的这种竞争战略将补充已在亚洲和欧洲实施的战略。

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可在有限领域进行合作。例如，美国与伊朗就《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进行谈判时，中国可以起到帮助作用。因此今后在伊朗问题——如在核武器或核扩散问题——上可能会有进一步合作的余地。

1月中旬，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题为《加强美日协调应对台湾冲突》的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中国大陆迅速的军事现代化、美国未能现实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和中国大陆的挑战、台湾忽视自身的“防御”、日本长期以来对国防开支和态势的自我限制，台湾海峡的威慑力正在受到侵蚀。这些事态发展，加上大陆更大胆、更自信的外交政策，提高了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为了防止一场对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造成毁灭性的战争，美国和日本应紧急加强对台湾冲突的协调和准备。

报告认为，美国应该了解日本可能如何应对台湾冲突，以及在冲突期间可能向美国提供的支持类型和程度。美国和日本应该共同努力，确定日本能够帮助美国克服哪些行动挑战。然后盟国应该调整联盟关系，最大限度地提高它们快速有效地应对台湾冲突的能力。在加强日本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作用的同时，应确保不损害日本对美日联盟的支持，因为美日联盟对地区稳定至关重要；不破坏两岸关系稳定；不限制美国在台湾冲突中的行动自由。

首先，美国应与日本密切合作，增强日本防御能力。第一，整合情报、监视和侦察（ISR）能力，特别地，日本在独立的遥感和通信能力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这些能力可以在冲突期间为美军提供关键支持。作为优先事项，美国应该着手将日本纳入五眼情报共享联盟。第二，协助日本发展尖端军事能力，美国应协助日本发展远程导弹能力，还应让日本与其现有的自主水下航行器项目合作，并共同开发以促进水下自主性。第三，敦促日本增加国防开支并迅速实现其部队现代化。

其次，美国应采取措施，为美国在日本使用美军和利用日本资产提供便利，即使日本选择不直接协助美国的行动。美国应为事先磋商创造条件，并敦促日本公开声明，攻击美国在日本的资产或部队将被视为对日本的攻击。

再次，美国应该与日本协调，使日本能够更有效地支持美国的行动。第一，转变日本的指挥和控制，重新思考其在印太地区的指挥和控制组织。与驻韩美军（USFK）不同，驻日美军（USFJ）不是一个作战司令部，而是一个支持美国印太司令部（USINDOPACOM）的次级联合司令部。为了加强美日对台湾突发事件的协调，并增强它们在冲突期间迅速干预的能力，驻日美军应该成为一个联合作战的司令部。第二，专注于应对再补给挑战，美国和日本应该共同努力确保它们有足够的海运能力来支持行动，并能够在冲突期间为部队提供补给。第三，在日本部署额外的弹药和关键物资，并进行快速部署（rapid deployment）的展示。

最后，美国应该加强日本直接干预台湾“防务”的能力。第一，利用日本的西部岛屿，日本军方最近在西南地区建立了多个前哨基地，这些设施靠近台湾，有可能帮助美国的行动。第二，帮助日本对抗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报复，抵制中国的压力。第三，美国应悄悄地促进日本自卫队和台湾当局军事力量之间的沟通，确保三军在冲突期间能够轻松安全地相互沟通。

1月中旬，传统基金会发布题为《如何应对伊朗与中国日益加强的联系》的报告。报告指出，伊朗的神权独裁陷入了与美国的对抗，并正滑向中国的轨道。去年3月在德黑兰签署《中伊25年全面合作协议》和9月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突显了两个政权间政治、经济和战略关系的扩大。这些不断发展的关系加强了伊朗抵抗制裁的能力，缓解了其孤立状态，并有助于其实现地区霸权。

但伊朗需要中国胜过中国需要伊朗。报告认为，华盛顿应该利用这种不对称性，增加中国与伊朗密切联系的成本，减少联系带来的经济利益，并削减对德黑兰的潜在好处。拜登政府应密切监视中伊关系并与盟友合作，增强美国对中国和伊朗的影响力。具体地，美国应该：

第一，升级对伊朗的制裁。拜登政府不明智地拒绝了特朗普政府的“最大压力”制裁策略，放松了制裁，削弱了美国对伊朗的外交影响力。恢复“最大压力”制裁政策不仅有助于与德黑兰达成满意的核协议，而且降低伊朗支付中国进口商品的能力，增加伊朗现政权被长期受苦受难人民推翻的风险，从而削弱中国与伊朗进行贸易带来的利益。加强制裁还将削弱德黑兰的军事资金能力以及资助代理民兵和恐怖组织的能力。

第二，对中国进口伊朗石油实施制裁。拜登当选总统后，中国加大了对伊朗石油的进口。华盛顿应该对促进这种石油贸易的中国公司实施新的制裁。

第三，向中国施压并与美国盟国合作，削弱中国对伊朗的支持。拜登政府应该增加北京与德黑兰合作的成本和风险，不仅在中美关系方面，而且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中国目前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往来比与伊朗的联系更多，而且由于美国的制裁，这种不平衡可能会加剧。

1月中旬，兰德公司发布题为《美国能否在中国的“后院”发动进攻？》的报告。报告指出，拜登政府进入了执政的第二年，但它对印太地区和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的关注仍然不平衡。到目前为止，有两个小而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几乎被忽视——柬埔寨和老挝。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误判。如果美国要在柬埔寨和老挝取得进展，它将把战略竞争带入中国的“后院”，这有助于打破一种长久的说法，即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只是在印太地区做出反应并采取防御措施。加深美国与柬埔寨和老挝的接触，例如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或加强美国进入柬埔寨云壤海军基地（Ream Naval Base）的渠道，也可能扭转似乎已定的局面，即中国将主导甚至征服东南亚。与柬埔寨和老挝的合作还可以加强与邻国泰国和美国战略伙伴越南的关系，这两个国家都对中国感到担忧，包括沿湄公河修建大坝一事。

但目前为止，拜登政府与柬埔寨的互动一直效率低下，而老挝则完全脱离其关注点。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都不是民主国家，而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视共同价值观优先于共同利益。政府的优先事项之一（民主、自由和人权）是否会破坏另一个优先事项（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呢？报告认为，二者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有一个积极的范本表明拜登政府可以把目光投向国家利益，同时不完全放弃价值观。去年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访问半专制的新加坡和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访问日渐缺乏自由的印度时，两人都淡化了关于民主价值观的言论。拜登政府可以向柬埔寨和老挝强调良好治理和反腐的重要性——这是价值观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强调民主状态。

值得称道的是，拜登政府并没有完全忽视柬埔寨，去年派出两名国务院高级官员出访。去年6月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访问金边时，她讨论了美国自1991年以来向柬埔寨提供的30亿美元经济发展援助，还讨论了健康和教育伙伴关系、湄公河问题以及美国帮助清除越南战争中未爆炸的炸弹。

但这些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被消极因素所掩盖。谢尔曼批评了金边的人权和治理记录，她还提到了中国在云壤建立海军基地的计划——柬埔寨首相洪森（Hun Sen）一直否认这一计划——并敦促洪森政府抑制中国在柬埔寨的影响力。由于谢尔曼强调了价值观的重要性，这次访问可能将柬埔寨进一步推向了中国的怀抱。美国国务院顾问德雷克·切莱特（Derek Chollet）去年12月访问柬埔寨时提出了同样的话题。华盛顿当时刚刚对两名柬埔寨高级军事领导人实施制裁，指控他们涉嫌腐败。切莱特离开后，华盛顿发布了武器禁运，并禁止柬埔寨购买军民两用技术。对比美柬互动与中柬互动，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柬埔寨更喜欢与中国打交道。正如两个国家的外交声明表述的那样，它们的“兄弟情谊”仍然是“铁定的”，两国在各个方面的交流不断加深。柬埔寨是中国的坚定盟友，自COVID-19以来，洪森是唯一一位访问中国的外国领导人。

老挝更是一个盲点，拜登政府尚未派出任何高级官员。但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建设急需的基础设施，并向老挝经济中有望实现最大增长的部门进行投资。中老的客运和货运铁路线于上月完工。

显然，中国占据巨大的优势，首先是其巨大的经济影响力和邻国的优势。但这些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拜登政府可以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韩国等民主伙伴合作，共同推进柬埔寨和老挝的基础设施和投资项目，通过这些项目直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竞争。但华盛顿应首先避免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并积极寻求建立友好、富有成效的关系。任何制裁和其他惩罚性措施都会适得其反。拜登政府可以坚持其对价值观的关注，但不能通过说教和喋喋不休，而要通过重新构建和重新包装自己的言语。

无论哪种方式，无疑都会有让华盛顿畏缩的时刻，但加强与柬埔寨和老挝的接触最终只会对美中竞争产生积极影响。

1月上旬，兰德公司发布题为《美日联盟的六点“新年决心”》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高级军事领导人最近发出明确的信息：他们非常担心大陆对台湾采取行动。关于援助台湾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以及美国盟友是否会协助美国等问题，也出现了一系列辩论。日本因其在行动角度的重要性而受到广泛关注——它是美国在该地区最大的前线存在所在地，地理上是美国最接近台湾的盟友，在所有地区盟友中它拥有最有能力的武装部队。然而，由于日本自1945年以来未参加过战斗，且面临着对其自卫队的法律限制，不能期望日本会自主地支持美国领导的针对大陆的军事行动。但与此同时，日本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对中国抱有相似的战略担忧，美国也不应假设日本什么都不做。

报告认为，为与大陆在台湾问题上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好准备，美日联盟应对以下六个问题加以额外关注：

一是对复杂的事先磋商程序达成共识。一旦美国决定帮助台湾，如果美国无法进入其在日本的基地，美国的行动将极其困难。这一准入问题与1960年《美日安保条约》直接相关，该条约提到，如果美国希望将其在日本的基地用于与日本防务无关的作战行动，两国政府需进行“事先磋商”。两国应对这一程序达成共识。

二是弄清日本武装部队将采取哪些措施来支持美国的行动，以及参与程度。过去一年，日本政界人士对台湾的评论让人误以为，日本的台湾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这些事态发展并不表明日本对台湾海峡的官方姿态有任何重大变化，长期以来，日本对台湾海峡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日本法律规定，如果日本没有受到攻击，日本的参与只限于非战斗的后方支援；如果日本受到直接攻击，包括袭击美国在日本领土上的基地，日本的参与可能包括战斗和使用武力。两国应根据日本的法律对日本愿意做什么以及美国希望日本做什么达成共识。

三是应对与接收（reception）、分段运输（staging）、前送（onward movement）与整合（integration activities）相关的活动中的潜在挑战。行动支持问题与日本的后勤保障责任直接相关。在地区突发事件中美国和日本军队将产生大量流动，这又启动了接收、分段运输、前送与整合活动。盟国需要问问自己，如果发生了接收、分段运输、前送与整合活动，日本拥有哪些后勤保障能力、有哪些不足、需要哪些民用能力来改善应对措施。

四是解决武器问题。如果日本确实支持美国领导的行动，甚至仅限于日本的防务，那么最紧迫的对话之一就涉及武器。在涉及大陆的冲突中，各种射程的武器都将发挥关键作用。美日联盟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两国在日本是否有足够的精确制导武器用于各自的行动。在紧急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必须能够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来迅速补充库存，建立足够的生产线应是两国的首要任务。另一个问题是精确制导武器储存是否位于盟军需要的地方。

五是重视被动防御和基地弹性。被动防御能力经常被忽视，盟国可以问问自己，它们目前的被动防御能力是否足以抵御攻击，例如是否充分加固防御设施、是否大量使用伪装、隐藏和欺骗手段、是否在日本各地准备了替代设施或两用设施。

六是解决日本在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中的作用。非战斗人员的撤离行动极具挑战性，盟国需要明确它们是否准备提供援助。

12月下旬，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中国正在向中美洲进军》的报告。报告认为，中国正在向中美洲进军。报告提到，12月9日，尼加拉瓜断绝了与台湾的关系，转而在外交上“效忠”北京。这一决定是在洪都拉斯左翼总统候选人希奥玛拉·卡斯特罗（Xiomara Castro）当选后做出的，她承诺与北京建立正式关系。除非华盛顿采取行动对抗中国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张，否则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将受影响。此外报告提到，中国似乎在萨尔瓦多大力升级和扩建深水港口，并建立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s , SEZ），这将给予中国出口商、港口运营商、物流公司和建筑公司特权，美国的商业利益将处于不利地位。但中国海军可能会使用港口设施，引发美国更深的担忧——中国对港口的商业管理及其在萨尔瓦多的政治影响力很可能为中国海军在该国的常规性（就算不是永久性）存在敞开大门。美国军方可能不得不在一个长期不受阻碍、不被对手窥探的地区进行调整。

报告认为，通过让萨尔瓦多在中美洲北三角（即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扮演“破坏者”的角色，中国找到了一种鼓励洪都拉斯“抛弃”台湾的新方法。这种转变令华盛顿深感担忧，如果台湾的“外交伙伴”继续减少，台湾海峡的现状可能会变得面目全非，危机更有可能发生。美国现在需要说服卡斯特罗以与现任总统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Juan Orlando Hernández）同样坚定的态度对待中国。

北京在美国“后院”不断加深影响力，带来的最大风险是，它将在亚洲引发一场大火，将华盛顿和北京拖入直接对抗。美国最好是预防这场大火，而不是事后进行灭火。

12月下旬，兰德公司发布题为《拜登的东南亚政策仍有许多需要证明的地方》的报告。报告开头提出问题：随着拜登政府第一年执政结束，美国在东南亚这个至关重要的地区表现如何？报告对此的回复是：好坏参半，而且有令人担忧的趋势。

报告先分析了拜登执政一年来在东南亚地区的积极趋势。很显然，在东南亚，拜登的总体目标是将盟友和伙伴置于其外交政策中心，一些美国高级官员已经访问了东南亚地区，但最重要的也许是拜登线上出席美国-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拜登政府还收回了一些关于与中国竞争的强硬语言。这种基调的转变在整个东南亚都受到欢迎，因为即使是那些最能从美国对华强硬立场中受益的国家，如越南和菲律宾，也不希望在该地区发生战争。此外拜登政府也专注于维护南海的国际法。另一个积极的趋势是，拜登领导下的美国与东南亚关系不再仅仅关注中国，而是更广泛的国际议程。最后，尽管拜登政府将人权、自由和民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但在与东南亚伙伴（它们进行专制或半专制的治理）交谈时，其语言已经冷静下来。例如，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在新加坡的演讲将美国民主描述为有缺陷，这意味着东南亚国家和美国都必须不断改进。

但报告认为，拜登的东南亚政策仍有需改进之处。报告分析，拜登在第一年不致电任何一位东南亚领导人进行双边会谈，这令人不安。但相比之下，他却在白宫会见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领导人，以强调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同样，布林肯现在才首次访问东南亚地区，这发出另一个信号，即东南亚优先性不高，然而东盟国家对被忽视或边缘化的感觉却很敏感。最重要的是，华盛顿仍缺少印太战略，这与拜登政府一再将印太地区列为其优先战场的做法相矛盾，并在东南亚官员中播下了不安的种子。本周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演讲中，布林肯只谈到了该地区的“愿景”而不是“战略”。如果没有一个严肃的、规划好了的战略，东南亚不能确定未来对华盛顿在该地区的存在该抱有何种期待。此外，东南亚也担心区域外联盟可能会威胁到东盟中心地位，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东盟成员国加入该集团；新的澳英美联盟（AUKUS）也在东南亚受到冷遇。向东南亚派遣大使的进程也很缓慢，目前拜登政府只向该地区派遣了一名已确认的大使，这表明，东南亚仍然不是华盛顿的优先事项。最后，拜登政府仍没有区域经济或贸易政策可言。自从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后，美国一直没有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与此同时中国加入了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利用其经济实力，这非常符合东南亚需求。华盛顿似乎没有任何现实想法来对抗这一倡议——或更普遍地说是中国对亚洲国家不可避免的经济拉动。

拜登政府第一年内在东南亚做了很多正确的事情，但它应从制定明确的印太战略开始，优化与中国的竞争。

12月上旬，兰德公司发布题为《避免新一轮的政权更迭浪潮》的报告。报告指出，随着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加剧，在发展中世界的冲突可能再次成为影响力的战场。有人认为美国和中国可能会参与冷战期间常见的代理人战争（proxy warfare），有人则预见可能正有一场酝酿中的隐蔽行动（covert operations）竞赛。报告认为美国应该谨慎行事，秘密干预和代理人战争的好处很少超过其成本。报告还认为有一种冷战模式是美国应避免的，即试图诋毁、破坏甚至罢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或政府。

报告第一部分分析了冷战的经验和教训。冷战期间美国认为倾向苏联的发展中国家政权构成了威胁，发动了一系列隐蔽行动、代理人战争、经济侵略和暗杀行动。事实证明这些行为大多适得其反，隐蔽政权更迭（covert regime change）在大约百分之六十的时间里都未能实现其基本目的。

报告第二部分为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提出建议。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美国不应为代理人战争和隐蔽政权更迭做准备，而应为在发展中世界的竞争制定一个可持续的长期战略。第一个原则是认识到美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在于美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模式。第二个原则是认识到，比起短暂的隐蔽行动，塑造对美国有利的国际体系是获得长期竞争优势的更好策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是美国竞争优势的一个实用和真实的来源。美国在发展中世界竞争战略的核心应该是建立这一秩序，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第三个原则是美国可以考虑提供直接援助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目标。最后，美国应该牢记第四个原则——耐心。美国应正确设定整体环境，耐心等待，对挫折反应过度并妖魔化那些怀疑美国影响力的改革运动，将招致怨恨和反击。

随着与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竞争升温，美国不必重复冷战的悲惨遗产，对抗中国影响力的正确方法是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国长期以来享有的系统性优势，以自己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派领导人会面，并相信美国规范和价值观的长久吸引力。

12月上旬，兰德公司发布题为《与中国的“极端竞争”指南》的报告。报告提到，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在接受采访时说，他预计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对抗将采取“极端竞争（extreme competition）”形式，而不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conflict）”。报告认为，目前，美国可能有能力对抗中国的影响力，但中国的迅速崛起意味着，关于何时以及如何应对竞争的决策将消耗巨大的成本。因此报告旨在提供现实的、具有操作性的、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选择，但同时注意美国影响力的局限性。

报告第一章分析了在定位与美国的竞争时，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寻求什么。第二、三、四、五章分别分析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如何构建世界传媒新秩序、中国的军事力量、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及其影响。

第六章为美国与中国的“极端竞争”提出建议。报告首先将中国行为进行分类，作为考虑美国是否有必要做出回应以及应如何做出回应的起点。通过分析中国的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权力要素，报告将中国的行为分为良性活动（例如国际维和行动）、正常竞争（例如中国努力在国际机构中获得更大影响力）和“明显越轨”的活动。报告认为，在应对美中“极端竞争”中，美国应采取如下措施：第一，采取报复和威慑措施。第二，制定规范和规则。包括签署执行现有规范和标准的条约；在网络空间发挥领导作用，包括将其纳入国际武装冲突法，并鼓励采用优先考虑安全的技术标准；制定有利于市场经济而不是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等。第三，支持和建立全球联盟和伙伴关系。这些关系有助于促进对中国所构成威胁的共同认识，并为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替代方案。在这些关系中，美国应准备好做出妥协，甚至将领导权交给其他国家。第四，恢复美国体系的健康和活力。报告强调，应扩大组织基础设施，公开传播谴责信息，在国内和国际上诋毁中国的宣传和胁迫。

       11月26日，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题为《台湾作为民主盟友应与美国和欧洲进行更多的贸易》的报告。报告认为，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自由市场，其弹性经济为增进贸易和投资关系为美国和欧洲提供了独特的机会。欧洲方面认为，台湾确实已成为欧洲一些国家积极寻求合作的经济伙伴并且呼吁与台湾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此外，报告认为，欧盟在印太地区与台湾达成贸易协议不应寻求中国的许可。与台湾的贸易协议将向中国传递一个信息，表明欧洲致力于成为全球参与者。美国也应该在未来十年内投资建立美台自由贸易协定，在更大程度上追求和利用与台湾的互利贸易和投资机会。台湾作为民主盟友应与美国和欧洲进行更多的贸易。

11月中旬，传统基金会发布题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参与需要更大的贸易和投资》的报告。报告提到，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本周开始她的亚洲之行，将前往日本、韩国和印度，与两国的贸易利益攸关方举行高级别会议，“讨论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持久承诺，以及加强与主要盟国和合作伙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 。戴琪此次访问正值关键时刻，特别是考虑到印太许多国家质疑美国与它们进行更大自由贸易的意愿和承诺。

印太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但面临着复杂的挑战，例如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中国在制定贸易规范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该地区的总体地缘战略格局一直在变化。

美国不能为亚洲决定是否维护和捍卫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但是美国必须展示在印太地区新的领导地位，通过经济和商业接触，作为不可或缺的伙伴积极融入该地区。美国与印太地区的经济接触必不可少，但是如果没有华盛顿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领导，这种接触将是空洞的。

美国必须加强自己在印太地区的博弈，建立在可预测的贸易环境方面的领导地位。应通过消除双边贸易壁垒，强化持久的联盟关系，并通过增加可衡量的经济机会和加强经济合作，发展新生联盟。这可能意味着先发制人，（甚至是单方面地）消除贸易和投资自由的障碍。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及其印太地区的盟国做出了战略选择，捍卫了该地区的自由市场和基于规则的秩序，然而现在必须以更坚定的承诺和具体行动来加强这一选择。戴琪对印太地区三个主要国家的访问应该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务实性一步。

11月上旬，外交关系协会发布题为《大国竞争与应对全球威胁》的报告。报告指出，在新冠危机肆虐之前，有充分的理由从先前的全球危机中推断出，美国、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和欧洲主要大国在真正重要的时候，将抛开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共同以应对全球威胁。随着疫情造成的破坏增大、气候变化带来的累积成本提高等状况日益明显，美国国内的声音进一步提出这一论点，并认为，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合作应对共同挑战应完全取代地缘政治竞争。

然而报告认为，不幸的是，大国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历史以及这些问题中的利益结构并不表明，在全球问题上的共同努力可以以有意义的方式缓和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传染病等全球问题的利益结构表明，只有在极端情况下，利益才是紧密相连的。所有这些都表明，不应从合作——至少不应从信任或礼让——的角度考虑全球问题。相反，应对全球问题时，应认识到各国间的不同利益。因此，全球问题应被视为集体谈判事项，其中不信任是底线条件，对协定义务的独立核查（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of commitments）是对谈判形成的协定的必要补充。对于全球问题的决策应更多地借鉴冷战期间谈判军备控制协定的心理，而不是后冷战时期。虽然“与不信任的对手共同避免灾难”并不像合作那样有吸引力，但它是获得持续性成果的更可行的途径。

报告第二部分分析了大国在部分全球问题（传染病、核扩散、跨国恐怖主义、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等）上的合作动态。第三部分分析了历史上大国应对全球问题的三种合作模式，分别是平行处理模式（parallel processing）、杠杆合作模式（leverage cooperation）以及不信任和核查模式（distrust and verify）。

报告第四部分提出建议，认为美国大体上应该遵循“民主多边主义”的战略。第一，美国应该首先详细评估本国利益与其他大国利益的分歧，而不是共同利益。第二，美国不应把谈判当作建立信任的演练。谈判需要通过杠杆作用和施加压力来塑造。第三，大多情况下，西方国家应该寻求在与中国和俄罗斯的谈判中采取统一行动。第四，美国、主要欧洲国家和主要的非西方但也非专制国家应该达成共同协议，即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应成为共同谈判立场的一部分。第五，美国应努力在多边安排上形成更成熟的姿态。美国也应关注中国介入多边机构取得的进展。它应与大国和中等国家（主要是英国，但也包括加拿大、日本、荷兰和北欧部分国家）密切磋商，因为这些国家经常向多边机构提供重要和持续的资金。

10月下旬，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发布名为《美法应加强印太安全合作》的报告。报告指出，澳英美联盟 (AUKUS) 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启动，引起了巴黎的强烈反应。一旦巴黎情绪降温，美国和法国应该重新审视并恢复在印太地区的合作。即使美国扩大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合作，它也应以同样方式对待法国。美国应该加强与法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各届政府都承认两国有共同利益，并且已经开始尝试满足这种共同利益。面临中国崛起的战略紧迫性十分重要，两国必须加强合作。

报告分析了美法拥有的共同安全利益，指出法国在某些领域与美国有同样的愿景：第一，两国拥有共同的主权利益，都属于太平洋国家。第二，两国都优先关注海上空间和航线。第三，两国都与多个印太国家达成安全伙伴关系，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第四，两国都关注协商一致的国际法规则，尤其是海洋法规则，例如“国际法允许范围内的航行自由、行动自由”。法国每年至少两次从法国大陆向南海和台湾海峡部署船只，就表明了这一点。第五，两国对于有效对付“灰色地带胁迫”（grey-zone coercion）有共同的战术要求。“灰色地带胁迫”是指在直接冲突之外以胁迫方式使用军事或准军事部队，例如中国使用具备海军舰艇规模和能力的海岸警卫队船只来支援渔船。

报告承认，美法间扩大合作也遇到一些挑战。例如，两国在地理上关注的优先事项不同；操作限制；沟通障碍；情报共享障碍；出售军备上的竞争。

报告为美法应加强安全合作提出建议，主张关注两国在印太地区利益重合的地方，首先是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法国在西北太平洋、美国在南太平洋都应加强存在感，并协调各个地区的活动。美国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规范并增加美法联合军事演习，有选择地将法国纳入目前的多边演习日程。第二，寻找合适的法国官员加入美国印太司令部（US-INDO PACOM）。第三，完成建立国防部的数据库和规划工具，使美法和其他非五眼成员能够获得有关信息，消除区域伙伴和盟国（包括美法）之间的冲突，并最终达成联合规划。第四，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太平洋四方安全对话（QUAD）中，目前仅有三艘美国舰艇是不够的。第五，扩大和加强军事情报共享，这主要包括定期分享情报评估，而不是原始情报。

归根结底，法国作为印太地区常驻大国，是欧洲在该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存在。在过去的十年里它和美国逐渐在该地区建立军事合作。中国带来的战略挑战规模之大，需要各国全力应对，而法国必须参与其中。

10月上旬，外交关系协会发布名为《南亚大国竞争》的报告。报告指出，与冷战时期不同，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将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舞台。今天，该地区是中印两国大国竞争加剧的主要地区。另一个关键的全球竞争——美中竞争，将决定即将到来的时代。随着中国在几乎每个南亚国家和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提升，中印和美中之间的竞争在风险和机遇方面都可能对该地区产生最大的影响。

其他大国或组织，包括日本、俄罗斯和欧盟，在该地区拥有战略或经济权益，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自己对中国影响力上升表示担忧，这些因素也将发挥作用。大国将寻求保护利益，应对竞争。小国希望行使自己的权利，利用大国竞争使自己免受任何影响。大国与小国的这两种动态将共同塑造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这些竞争的结果将对南亚和印度洋以外区域的稳定与安全以及全球力量平衡产生影响，值得拜登政府的关注。美国的首要目标是防止竞争演变成冲突，同时保护自己及其盟国的利益，应采取以下步骤：

第一，帮助印度和伙伴国遏制和对抗中国日益增强的自信心。遏制中国威胁印度和该地区其他伙伴国家安全的行为，需要在三个方面做出共同努力：向中国发出明确信息，说明其威胁或破坏稳定行为的后果；提高国防能力；加强区域政治和安全伙伴关系。面对中国日益增强的自信，美国应该继续努力强化印度的整体国家安全和国防态势。这包括进一步提高其侦查和阻止中国边境军事行动的能力，通过向印度提供军事装备和情报提升印度的自卫能力。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印度洋和其他海域，应提升双边交互性（通过演习、执行防务协定、联络和定期磋商），并加强信息共享。美国还可以帮助提高印度的政治、军事、经济和信息、通信和技术系统能力，以检测和抵御攻击或不当影响和干涉。

美国和印度还应帮助该区域伙伴国家提升国家安全能力，以阻止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包括潜在的干涉和胁迫。它们还应为伙伴国家提供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以代替其他帮助北京扩大战略影响力的选择。

第二，鼓励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在美国采取措施阻止中国做出可能导致危险对抗的行动时，它也应该采取补充性措施，以和平方式化解可能的危机根源。

第三，加强危机应对和管理。华盛顿和德里为防止严重危机所做的最大努力最终可能失败，因此他们应该尽最大努力为这种情况做好准备。他们可以独立采取和合作采取预防措施。前者包括预测各种中印危机情景，提高对现状变化的检测和反应能力，审查并更新各种应急计划。在危机情况下（无论是中印还是台湾海峡危机），华盛顿和德里都需要讨论和应对彼此的期望。

第四，促进区域机构和伙伴关系的持续发展。除了深化与南亚盟国和伙伴的关系或在南亚活动之外，华盛顿还应鼓励和促进它们之间的合作——即使美国没有直接参与。例如，它可以支持澳大利亚-印度网络安全磋商或印度-日本合作发展区域基础设施。美国还应鼓励印度与美国盟国进行防务和安全合作，这种合作可以以双边方式（例如与韩国）和三边方式（例如澳大利亚-印度-法国）进行。但是，平衡中国和推动美国有关印度的其他区域性倡议的最重要新举措是“四方安全对话（QUAD）”。

第五，探索与中国的合作领域。华盛顿和德里对北京行为的广泛关注不应妨碍与北京讨论如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合作，尤其是重大全球挑战（如气候变化、卫生安全、全球金融稳定和防扩散），以及一些区域挑战。然而，对合作的期望应保持现实。此外与北京加强合作时，不应接受或忽视其恶意行为，或单方面放弃自己的利益或合作伙伴的利益。

第六，加强美国对南亚事务的管理和协调。南亚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要求美国有效地组织起来，管理和塑造该地区的发展。虽然没有必要对政府机构或作战指挥部进行大规模重组，但华盛顿应该建立新的机制，促进主要机构之间更密切的合作与协调。

最后，美国的政策、商业和学术界应该更好地了解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战略、经济和政治格局，以及中国的区域利益和意图。比如，政府和私营部门为该区域及其国家的研究提供资金，为该区域的专家和学生提供更多的访问奖学金或与他们进行交流，将该区域国家列为美国大学海外学习目的地，以及为决策者和专家提供更多前往该区域并与该区域的高级官员合作的机会。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CMSI）副教授莱尔·戈尔茨坦（Lyle J.Goldstein）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认为美国无法发展水雷技术》(China Thinks the United States Can't Handle Sea Mines)的文章。首先介绍了美军在历史上利用布雷取胜和深受水雷其害的例子，其次通过对比中美两国军事上对于水雷技术的重视程度，阐明水雷在现代军事作战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还进一步说明中国在现如今水雷方面的科研实力和进步，得出中国水雷发展不容小觑的结论。他表明，美军在应对中国水雷实力的同时需要保持“大棒政策”——“说话温和，手持大棒”以维持亚太地区的平衡。

作者首先回顾了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美国军事战略家巧妙地运用B-29远程轰炸机及水雷降落伞与磁性爆炸装置结合技术，加速了日本的投降。然而，美国海军也深受“水雷战”的迫害。波斯湾战争期间，两艘美国海军军舰“的黎波里”号(Tripoli)和“普林斯顿”号(Princeton)都受到伊拉克水雷的严重破坏。

在此文中，莱尔·戈尔茨坦(Lyle J.Goldstein)进一步介绍了目前中国军界对水雷布署的见解及在军事上运用水雷对外形成震慑力、对内与“台独”势力斗争的作用。他引用了中国《兵工科技》杂志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学院一位教授的采访，该教授通过列举美国海军军舰“塞缪尔·B·罗伯茨”号护卫舰(the frigate Samuel B)在1988年被伊朗的一枚水雷炸毁的真实案件，解释了水雷的军事地位，同时坚持潜艇是布设水雷的最理想方法，提到专门的外挂装置可达到将潜艇的水雷有效载荷增加1-2倍的效果。作者针对该教授的论述对美军的战略安全进行了简要评估，他表明，如果像青岛受访教授所说的那样，中国部署超过50个杀伤性武器，美国许多重要的军事基地和港口将面临关闭风险，该局面令人堪忧。在评估了中国对外形成的水雷威胁力之后，作者转向中国在军事上提出用水雷封锁台湾岛的例子，同样说明中国水雷的威力之大。最后，介绍了中国在水雷方面关于激光指导技术在出水攻击水雷上使用的可行性探讨的最新报道，并说明中国经验丰富的军事家认为中国水雷作战发展已到了最前沿阶段。

作者在分析了中国水雷发展态势之后，回到了美国的相关现状。在近些年的战争中，美国水雷战机不佳，无法鼓舞人心。美国海军在波斯湾战争中的一份官方历史表明，扫雷问题是美军在这场冲突中的主要缺点。当濒海战斗舰（LCS）舰型为取代老化且昂贵的专业扫雷部队时，在初期遇到的问题也不容乐观，这引起了众多水雷密切关注者的怀疑。

在文章的结尾，作者提出自己对于中美水雷实力较量的看法。他举出了美军在应对中国水雷战术实力渐长情况下升级研发进攻性水雷这一事实，以目前完成亚太地区部署水雷能力的演习支撑上述事实。他还提到，中国商贸主要以海路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水雷的威胁，最后，他表明，要维持亚太地区的平衡，美军应执行“说话温柔，手持大棒”军事政策。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莱尔·J·戈尔茨坦（Lyle J.Goldstein）发表了名为《正如阿富汗，台湾战争不会取得胜利》（Like Afghanistan, a War for Taiwan is Unwinnable）的文章，将台湾问题与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大溃败和越南西贡大逃离的历史事件相类比，认为如果美国插手干涉台湾问题发动战争，最终的结局同样是战败，作者将主要的原因归咎于民族主义的抬头和强大。

作者首先回顾了美国在阿富汗和越南战争中的历史事件，认为虽然美国的军事实力和技术都较其他两个国家更具优势，阿富汗、越南在意识形态、历史背景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但最终由于民族主义，外来势力的插手和干涉都会遭到拒绝和打败。

接着，作者引用了《华盛顿日报》的内容，其中揭露美国在台湾秘密驻军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的频繁演练，说明民族主义抬头是该地区动荡的根源。当然，除了这一原因之外，作者认为美国本身的举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列举了一系列的事实，2016年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未当选之时与蔡英文通电话，公然挑衅1972年中美建交时达成的“一个中国”共识；2018年，美国花费了2.55亿美元在台湾协会建造的类似大使馆的建筑；美国派遣高级官员到台湾销售军事器械，派军舰穿航台湾海峡等。

除此之外，作者援引了台北博物院收藏的近70万件中国古代文物和艺术品的永久收藏品、当地使用的语言与大陆福建闽南话的吻合度、1652年中国人在台湾反抗荷兰侵略，再到后来清朝统一台湾等一系列事实，再一次证明台湾是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然，从以上的文化和历史渊源，作者引出了一个疑问：台湾问题是否会同美国在阿富汗溃败一样？作者从台湾的特殊地理位置首先肯定了这一回答，美国如若发动台湾战争，必将在物力、兵力、财力上损失惨重。其次，他还表明，正如美国扶持的喀布尔政权腐败一样，台湾领导人表现出的对自卫的畏惧，以及军事上的不完善和缺乏竞争力很可能重蹈阿富汗的覆辙。

 最后，作者再次强调中国对于统一台湾的决心及民族主义的势力，承认了中国现如今的实力和地位，同时还提到美国对于保护台湾脱离中国的威胁理由是极其脆弱的，比如“维护美国信誉”或“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综上，比起西贡和阿富汗两次历史事件，美国真正发动台湾战争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可能更难以预料，极具破坏性。 

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斯中心(George Mason University's Mercatus Center)高级研究院阿尔登·阿伯特（Alden Abbott）和钟伟峰（Weifeng Zhong）共同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和欧盟不是美国科技创新的榜样》的文章（China and the EU Are No Examples for U.S. Tech Innovation）。他们认为中国、欧盟对科技巨头高度监管的反垄断举措是在自食其果，不利于其科技领域的进一步创新和经济增长，美国效仿前两者毫无意义。

首先，两位作者指出，美国近期“反科技巨头” (rein in Big Tech)运动正在如火如荼，支持者援引中国和欧盟的例子佐证自己的观点，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反对科技巨头垄断，从而促进初创企业的发展和市场竞争力。而反对者表明，客观上，初创企业由于科技巨头的力量强大不敢对其发出挑战，本身助风险投资一臂之力，而收购这类企业又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发展。作者在列举了正反两者观点，同时也分析到收购初创企业可以带来三方面的好处，一有利于公司科技创新，二有利于消费者，再者根据“市场激励人“经济学原理，原先致力于科技的小规模企业也会开始建立专门的科技部门。

作者接着将目光转向中国和欧盟。对于中国而言，中国政府为鼓励创新执行宽松的反垄断政策，兼顾宽容与严谨，以至于中国很多科技巨头，譬如滴滴和阿里巴巴，这些公司利用监管漏洞在美国证券公司筹集资金。但是在最近打击科技巨头之前，中国才开始谈及反垄断法条例的修改，比起通过反科技巨头刺激创新，更多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再者，中国逐渐将部分经济从美国撤出，压制与美国有相关利益的巨头以便于建立新红线，这一举措也有可能降低中国平台创新的速度。

除了中国之外，作者还谈及了欧盟在反科技巨头方面的动态。与中国一大不同的是，欧盟始终对“占主导地位”的科技巨头保持严格的反垄断监管措施。近年来，最直接的应证就是美国的四大赢家谷歌、亚马逊、Facebook、高通公司在欧盟被处以高额罚款。尽管该举措未能提升欧洲本土平台的影响力，但是欧盟仍在想方设法设置“预防性措施“加以监管科技巨头。

最后，作者再次强调，美国的科技发展切记不可模仿中国和欧盟反垄断法的措施，因为美国强大的创造力正是在“无允诺即可创新” (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的环境下茁壮成长。同时还指出了模仿中国和欧盟模式——高强度监管科技巨头和预防措施的后果，最终只会导致美国创新能力的止步不前和经济倒退。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洋战略系主任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发表了题为《在中美之战中，造船业可以决定胜者》（In a War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Shipbuilding Could Decide the Winner）的文章，文中作者通过分析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伯杰将军（David Berger）“重振海洋工业”的观点来说明这是掌握海权的重要因素，同时还提出中国庞大的工业基础及其迅速发展有可能给美国海权造成威胁，因此美国在海洋工业振兴方面要加以重视。

首先，作者引用了伯杰的话介绍了美国过去和现在的海军工业规模。在二战期间，美国国会通过《两洋海军法案》(Two-Ocean Navy Act)，旨在于1946年之前，美国海军的总规模扩大70%；而现在，美国海军工业处于一个缩减的状态，同时长期存在“美国海军必须部署38艘笨重的两栖运输舰”的军事教条。伯杰提出“应信任成群结队的轻型舰队”从而迅速提升美军战斗时的恢复力，这样的军事行动既可以给中国带来一定的威慑力，同时迅速恢复的能力将增强海上军事力量在行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前景。 

作者还提到著名海军战略理论家阿尔弗雷德·泰尔·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观点，他认为人口数量和政府政策性质将作为决定一个国家是否适合发展海权的重要因素，最典型的例子在于英国和法国，虽然英国作为一个岛国人口总数比法国少，但是在相关的海洋军事专业人才数量比例上却比法国高。因此人口数量的关键在于正确的人口结构。

作者还提出一个假设，如果将马汉的观点映射到此文讨论的中美之战中，中美具体分别象征着当年的英国还是法国没有一个定论，但是从伯杰的批判角度而言，如果美国继续削减海洋工业，很有可能在这一轮较量中失去主导地位。伯杰也给出了以下三点理由：其一，从立法层面，加强海军实力的建设；其二，从作战层面，恢复美军海事部门的弹性，部署弹性远征军意味着部署能够承受打击、摆脱打击并继续战斗的部队；其三，从大战略层面，使海洋工业恢复活力意味着提升造船厂和其他与国防有关的基础设施以及附属的劳动力，以便能够迅速修复或更换战损舰船。美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将找到新的后劲。

接着，作者还借用大师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反脆弱》新著作里面的“反脆弱”理论来佐证重振美国海洋工业的必要性。反脆弱意味着不仅要承受打击，同时要创造生机。因此，美国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到更轻、更简单的战斗舰艇和两栖舰艇，并且根据作战区的反馈辨别哪些有效，哪些无效，从而进行大批量生产。

最后，作者还回顾了二战时期飞机行业种类不断创新的例子来反观现如今的海洋行业，再次强调建造如同飞机一样轻便的舰艇能够快速补充战损，且快速持续地改进设计的功效。因此，重振美国海洋工业能够提升海洋话语权。

约翰·J·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外交事务》杂志2021年11/12月期刊上发表了名为《不可避免的对抗——中美以及大国政治悲剧》（The Inevitable Rivalry：America, China, and the Tragedy of Great-Power Politics）的文章，作者认为过去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是一种错误的政治外交，现在应该从现实主义逻辑出发，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遏制中国，从而让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稳固。同时，作者还指出，当前中国不可逆转的高速崛起对美国形成一定威胁，两国之间存在新型冷战趋势。

首先，作者开篇即奠定了全文的核心基调——美国的单极地位被动摇，中美可能爆发新型冷战。作者将新型冷战的出现归因于美国的“接触政策”，认为过去自由主义必胜的观念实则误导美国外交政策，在帮助中国崛起之后反而给自己带来了麻烦，动摇了美国在亚太乃至世界的霸权，这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接着，作者回顾了过去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帮助中国的历史，冷战后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是一重点，他认为，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世界上没有超国家的力量可以制衡国家称霸，因此美国如果想要坐稳世界霸权的位置，就必须遏制其他有可能的实力对手。现如今在中美关系上，中国是不容小觑的力量，注定会引发两国竞争和对抗。

其次，作者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就现实主义的观点，佐证美国向来的外交政策是与其他大国之间的结构性力量抗衡。归根结底，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必须遵循零和博弈的思维。

但是，作者进一步提出，过去的美国领导人并没有意识到“对华接触政策”实则是引火上身。现实主义要求美国放缓中国速度增长，如果过去美国没有实行帮助中国的措施，譬如中国进入世界市场、加入WTO、20世纪90年代对华技术出口、对华投资不加限制等等，那么中国现如今的实力肯定不会如此之强大。再者，如果没有美国的助推，随着市场变革和自身潜在的实力，中国在未来更晚的日子里也会崛起，但是那时候可能就不会像现在一样给美国带来如此大的威胁。

作者还比较了接触政策与现实主义政策的不同之处，过去历代美国总统、美国商界、学界以及其他的接触政策支持者希望通过帮助中国发展其经济，让其变为民主国家，控制中国，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只能从现实主义出发，拜登政府、美国国会、美国民众都会在现阶段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一大威胁，短期之内双方的抗衡愈演愈热，不会轻易消失。

最后，作者将过去的美苏冷战与中美新型冷战进行简要对比，从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DP、盟友数量、意识形态等方面切入，认为新型冷战较以往不同，更有往热战发展倾向。尽管“接触政策”的支持者仍然认为共同利益大于冲突利益，中国的一些观察者也曾致信特朗普及美国国会议会，他们认为“反对中国是美国的威胁，希望双方能够以合作取代抗衡”，但是总体看来现实主义是对美国来说最好的外交政策。

在避免开战、动用武器的问题上，作者表明，美国可以通过提醒核军备升级的可能性以及制订一些关于避免海上、军事冲突的规则，以防双方越过对方的红线。

 威廉·霍金斯（William R. Hawkins）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名为《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气候行动仍然受制于国家利益》（At COP26, Climate Action Remains Hostage to National Interests）的文章，核心观点在于指出气候问题的解决背后有国家利益在牵制。整篇文章主要对中美在能源、工业、新能源汽车及战略问题上的不同观点进行评述，同时对中美发表格拉斯哥联合宣言表示认可。

 首先，作者开篇即声称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存在诸多分歧，归因于减排目标与现实发展的冲突性，任何国家都不会以达成减排目标而减缓甚至牺牲经济发展，更不用说后疫情时代各国积极努力寻求经济复苏。

 接着，作者就印度和中国拒绝一项呼吁淘汰（phase out）燃煤发电的条款，将其改为减少（phase down）发表看法，在他看来，虽然天然气、太阳能、氢能等可持续性替代燃料正在发展，但就其安全性、可靠性、合理性层面都比不上传统化石燃料，因此许多国家才会就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议题上持反对态度，包括美国在内。

 在能源方面，作者也进一步指出化石燃料对于美国能源生产的重要性，因此在能源转型中需要保持一定的灵活度，比如欧美多国签署的《关于国际公众支持清洁能源转型的声明》中提到的“不减弱化石燃料”（unabated fossil fuels）概念，旨在不直接采用技术吸收碳排放，而是用新的计划去抵消碳排放量，保证成本效益。而在中国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明“优化能源结构、减少煤炭消费比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尊重各国国情、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因此，作者得出结论，基于中国还面临着大的能源需求，中国暂时不会减少在化石燃料上的公共服务支持。

 在发展新能源汽车方面，作者指出许多国家支持关于《加速向100%零排放汽车和货车过渡的宣言》，而中美不在其列。但是美国和中国也在大力支持新能源车，比如拜登政府在11月17日走访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时提出重视美国工业基地发展，在与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竞争时拉开较大距离，这一说法也表达了美国的决心。

 在战略层面，作者表示，为了应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即中国在能源、基础设施、交通领域等方面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合作项目，拜登政府在今年G7峰会上反复提出“重建美好世界” （Build Back Better World，3BW），可以解释为“满足中低收入国家巨大基础设施需求的积极倡议”。但是作者紧接着抛出一个问题，如果美国的3W政策是有气候政策限制，相比之下中国的一带一路没有上述限制，那么前者还是否可以与后者相竞争呢？

 为此，作者还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个概念梳理了国际法法律渊源，他强调，这一概念实则意味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分配问题，但是最终都会落实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国情”这一要素。他还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多边主义”理解成是对美国单边主义毫不掩饰的猛烈抨击。同时，在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资金支助问题上，作者指出，每年1000亿美元的承诺从2015年至今尚未兑现，而在此次气候大会上又成了热点问题，失信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更想要资金去填补对环境所造成的伤害。

最后，作者认为中美发表格拉斯哥联合宣言这一举动具有一定的意义，双方重在合作而非承诺，从美国提出现实的目标，而中国只是提出期望等等可以佐证这一观点。